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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民族大屠殺」是蔣介石佔領、竊取台灣計劃的戰術規劃

週五 2014年02月28日, 10:01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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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據悉是「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台籍半山人士」黃朝琴、謝南光、遊彌堅、謝掙強、連震東、柯台山等人提供必須屠殺的台灣菁英名單、致使「台灣人民」無人領導依「聯合國憲章」的「民族自決」獨立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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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45年10月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 : 「台籍半山人士」李萬居、連震東、黃朝琴

「台灣調查委員會」 :
1 .蔣介石偽造1943年12月1 中美英開羅(新聞公報)為開羅宣言,決定戰後把日本所竊取的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 收復台灣得到了國際確認。

2 .1944 年 3 月, 蔣介石下令在中央設計局之下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 作為佔領、竊取台灣的籌備機構。 4 月17 日(正值《馬關條約》簽訂49 週年) , 在重慶正式成立, 以陳儀為主任委員。

3 .台灣調查委員會組織章程中明確規定其任務為: 一、蒐集有關台灣資料; 二、調查台灣實際狀況; 三、研究有關台灣問題的意見及方案;四、編輯有關台灣的資料刊物。 主委陳儀本人也強調“調查設計”是最主要的任務。

4 .1944 年, 台灣調查委員會分類編輯了台灣狀況的書籍, 分為行政制度、財政金融、貿易、交通、教育、衛生、戶政、社會、事業、警察制度、農業、林業、礦業等13 種。到1945 年3 月, 已編成19 種資料, 四十多萬字。

5 .竊台人員訓練 : 訓練台灣行政、警察、銀行、教育等乾部、專業人員 ,1944 年8 月17 日, 蔣介石指示中央設計局秘書處,收復台灣的準備工作“應從訓練與儲備幹部著手”, 要統籌訓練“所需黨務與行政之高級及中級幹部”, 並要注意選拔在教育界、工程界的台灣籍專門人才, 具體訓練辦法由台灣調查委員會擬辦。

6 .輿論宣傳 : 密派政工人員到台灣從事宣傳破壞, 預先控制輿論。以防止將來國際上採取所謂的民主投票方式把台灣分離出去

7 .成立各種研究會, 推動成立了台灣重建協會。

8 .《台灣接管計劃綱要草案》: 如何具體接管、接管之原則及台灣地方行政機構的體制和設置是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最為重要的問題, 也是佔領、竊取台灣準備工作的核心。

9 .半山台籍人士參與 : 1944 年7 月21 日, 台灣調查委員會邀請了許多在重慶的台籍人士參加座談會,黃朝琴、謝南光、遊彌堅、謝掙強、連震東、柯台山等紛紛發表意見,陳儀親自主持。

10 .《台灣接管計劃綱要》: 1945年3 月14 日, 由蔣介石修正核定《台灣接管計劃綱要》,包括通則、內政、外交、軍事、財政、金融、工礦商業、教育文化、交通、農業、社會、糧食、司法、水利、衛生、土地16 部分, 對收復台灣的各項工作作了全面規劃, 成為接管台灣的綱領。

11 .在《台灣接管計劃綱要》的原則指導下, 台灣調查委員會還制定了具體各項接收規定。

12 .1945 年8 月15 日,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收復台灣終於進入實施階段。 8 月27 日, 蔣介石正式任命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 以原台灣調查委員會為基礎, 從各地抽調幹部、台籍人士參加, 會同軍隊組成了台灣接收班子。 9 月 1 日,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臨時辦事處在重慶成立, 10 月25 日,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在台北成立。這樣, 台灣調查委員會完成使命, 1945 年10 月29 日, 經蔣介石核准, 台灣調查委員會宣告結束。

國共串通偽造開羅宣言欺世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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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台灣調查委員會述論

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策略、準備工作及台灣光復後實行的制度, 學術界已有諸多論述, 而關於台灣光復前設立的一個重要機構——台灣調查委員會, 研究似未見充分, 專文論述也很少, 有些方面還未涉及。本文擬對台灣調查委員會設立情況、工作狀況、成效及缺陷作較為全面、詳細的論述, 並以台灣調查委員會為例,評析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準備工作及對台政策之得失。

一 設立背景及經過

1943 年11 月, 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發表《開羅宣言》, 決定戰後把日本所竊取的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 收復台灣得到了國際確認。開羅會議後, 南太平洋戰局順利推進, 收復台灣已成定局, 這就要求國民政府復台策略從外交上爭取盟國支持轉向著手進行光復台灣的各項準備工作, 以保證戰後接收順利進行。在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之前, 國民政府關於台灣的工作機構並不多。 1941 年2 月10 日, 一些台灣抗日團體在重慶正式成立統一的“台灣革命同盟會”, 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直屬台灣黨部籌備處的領導。

台灣黨部籌備處成立於1940 年6 月, 1943 年3 月15日, 正式成立中央直屬台灣黨部。
台灣黨部成立後, 曾編印資料,編制對日、對台宣傳文件和宣傳單, 並在各地建立秘密工作站, 收集情報。
此外, 早在1938 年, 國民黨中央即在中央統計局內設立台灣組, 附設各專門訓練組培養對台幹部, 並有專人規劃台灣事宜。 1943 年秋, 台灣組曾派人到東南沿海前線蒐集台灣資料, 研究日據臺情。

當時, 一些部門也要求進行複台準備工作, 設立相應機構。如國民參政會, 自其成立以來就十分重視台灣問題。 1940 年 4 月一屆五次大會到1945 年7 月四屆一次大會, 均分別有多位參政員連署提出台灣复省、建軍、建政、培育人才等議案。

在 1942 年 10 月三屆一次大會上, 陳霆銳等提“請政府加強培植法律人才以備將來收復失地及割讓地之用案”。即便在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不久的1944 年9 月三屆三次大會上, 還有代表提出“請中央設立台灣軍政機構, 加強準備收復工作並速定台灣施政大計案”。這些提案通過後都送至政府“切實籌劃”。

1943 年 11 月, 台灣革命同盟會在重慶召開第三屆代表大會, 曾向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建議, 於適當時期成立台灣省政府, 擴編台灣義勇隊。
在大陸省份中, 福建省因為和台灣地理關係密切, 福建省臨時參議會也極為關切復台問題,一些參議員紛紛提案要求省政府迅做準備。

隨著國民政府著手準備收復失地, 中央設計局的任務重心也相應轉向收復失地的調查研究和規劃設計工作。 1944 年 3 月, 蔣介石下令在中央設計局之下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 作為收復台灣的籌備機構。 4 月17 日(正值《馬關條約》簽訂49 週年) , 在重慶正式成立, 以陳儀為主任委員。之所以選擇陳儀, 一是由於他與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熊式輝派系相同, 同為日本陸大出身, 且兩人在台灣問題方面主張相同①;

二是由於陳儀早年留學日本, 曾任福建省主席, 1935 年去過台灣, 而且他平常比較留心台灣情況和蒐集有關台灣資料。

台灣調查委員會的設立可謂簡陋, 在熊式輝的幫助下, 在中央設計局附近的棗子嵐埡彝園撥給一所空房作為會址。
除陳儀為主任委員外, 沈仲九、王芸生、錢宗起、週一鄂、夏濤聲為委員。台灣調查委員會組織章程中明確規定其任務為: 一、蒐集有關台灣資料; 二、調查台灣實際狀況; 三、研究有關台灣問題的意見及方案;四、編輯有關台灣的資料刊物。 陳儀本人也強調“調查設計”是最主要的任務。

在人員任、聘用方面, 除任用中央設計局所屬人員外, 還聘請各相關係統人員(如外交部、財政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等) 及台籍人士和專家。台灣調查委員會在台籍人士利用上比較開明, 盡量吸收各派人士參加, 如李友邦、謝南光、李萬居、黃朝琴、林嘯鯤、劉啟光、宋斐如、遊彌堅、丘念台等人。他們有的是大陸台胞抗日團體領導人, 如李友邦、謝南光等; 有的在政府機構任職, 如游彌堅在財政部、黃朝琴在外交部; 有的則是知識分子, 如丘念台曾任中山大學教授, 李萬居為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這些都是台灣收復籌備中不可缺少的人才。最初的委員中, 許多人與陳儀關係密切, 如錢宗起是陳儀的主任秘書, 夏濤聲也是陳的秘書, 沈仲九、週一鶚是陳儀的好友。

在台灣調查委員會主要工作期間(1944 年4 月—1945 年 4月) , 派任和聘任的人員有近五十名(不包括最初委員六人) , 人員包含範圍也比較廣泛。派任人員主要以中央設計局屬員為主, 約佔百分之四十, 聘任人員達到百分之六十, 而台籍人士在所有人員中佔了四分之一。

二 台灣調查委員會開展之工作

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後, 即著手開展各項工作。本文擬從五個方面論述。

(一) 蒐集材料, 分類編輯台灣概況, 分類翻譯台灣法令, 繪製地圖

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初, 各項資料極為缺乏, 而“實地調查因交通太不便, 無從著手”(陳儀語)。台灣收復前, 在大陸學界已興起一股對台研究的熱潮, 涉及台灣地理、行政區劃、經濟概況、與琉球的關係等。中央統計局台灣組也蒐集了一些資料, 如徐子為奉命到沿海前線工作, 利用職務之便出入敵占區, 蒐集了許多情報送至重慶, 並與潘公昭合作, 寫成了《台灣縱覽》。 台灣黨部出版過《台灣問題叢書》, 編印過“台灣問題參考資料”。 但這些仍遠遠不夠。所以最初台灣調查委員會只好以編譯日文資料為主, 包括日本殖民政府編訂的台灣地方資料、志書、法令、調查報告、地圖等, 以及在台灣的日本人所寫的關於台灣情況的書籍。

在1944 年4 月17 日成立時第一次委員會議上, 台灣調查委員會就重點討論了蒐集資料方案。 之後, 它發動了廣泛的渠道進行蒐集, 包括: 請中央設計局各處、組、室供給; 請台灣黨部、台灣義勇隊向回國的台胞收集資料; 向各大學、圖書館、研究所、調查統計局等專門機構收集資料; 借閱國際問題研究所關於日本及台灣的書籍; 向福建省政府商借; 製表分函各地調查台胞狀況; 請外交部駐歐美各使領館蒐集; 請駐美大使館拍攝了五部台灣資料片; 收集台灣最新的官報、報紙等。
1944 年11 月, 台灣調查委員會派人繪製了五萬分之一及二十萬分之一的琉球地圖, 並調查選取了十萬分之一的台灣地圖, 介紹給軍令部翻印。 12 月24 日, 又編印了百萬分之一的台灣地圖,分送各機關參考。

1944 年, 台灣調查委員會分類編輯了台灣狀況的書籍, 分為行政制度、財政金融、貿易、交通、教育、衛生、戶政、社會、事業、警察制度、農業、林業、礦業等13 種(到1945 年3 月, 已編成19 種資料, 四十多萬字)。並分類翻譯了台灣法令, 分民政、財政金融、司法、農林漁牧、工商交通、教育六大類, 約五十萬字。這些都交中央訓練團陸續出版印發。 這些資料涉及廣泛, 內容也比較詳細。例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財政》一書, 下分歲計、租稅、專賣三大章,其中歲計下分台灣總督府特別會計、公債、彩票、地方財政, 租稅下分地稅、所得稅、礦區稅、銀行捲髮行稅、登記稅、砂糖消費稅、紡織品消費稅、骨牌稅、酒精稅、出口稅、臨時利得稅、印花稅、關稅、噸稅等14 項, 專賣又包括鴉片、食鹽、樟腦、煙草、酒精專賣。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工業》, 分製茶業、釀酒業、碾米業、紡織業等22 項專門介紹。又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林野法規輯要》, 詳細介紹了日本在台灣頒布的39 條森林法令和捕獵法規。

(二) 訓練台灣行政、警察、銀行、教育等乾部、專業人員

收復台灣, 除事先的調查準備工作外, 專門人員的訓練極為重要。 1944 年3 月15 日, 行政院秘書長張厲生向蔣介石匯報時, 也重點提到“訓練儲備辦理台灣之各項人才, 尤以警察及小學教員為重要”,“行政及技術人才亦宜及早準備”。陳儀也認為, 接管、人員必須專業化。 但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初的情況是:“要人無人,要錢無錢”。1944 年8 月17 日, 蔣介石指示中央設計局秘書處,收復台灣的準備工作“應從訓練與儲備幹部著手”, 要統籌訓練“所需黨務與行政之高級及中級幹部”, 並要注意選拔在教育界、工程界的台灣籍專門人才, 具體訓練辦法由台灣調查委員會擬辦。 當時, 只有1942 年9 月5 日台灣黨部籌備處在江西泰和開辦了黨務幹部訓練班, 僅有學員 60 名。 無論從數量上還是人員配置上都遠遠不夠。

1944 年8 月24 日, 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周一鶚出席了中央秘書處主辦的東北台灣幹部人員訓練辦法商談會, 會商擬訂了訓練辦法要點呈報蔣介石批准。 9 月 21 日, 台灣調查委員會第六次委員會議正式確定訓練台灣行政幹部及警察幹部。

1 .台灣行政行政幹部訓練班幹部培訓一直是台灣調查委員會工作重點之一。 1944 年 7 月21 日, 台灣調查委員會由陳儀主持召開座談會。會上一些台灣人士對培訓人才發表了看法。遊彌堅、謝掙強、柯台山等認為: 要加緊訓練大批行政、工業、教育人才, 在福建或廣東訓練軍事人才和政工人員, 秘密派往台灣或在盟軍登陸後進駐台灣。

經過充分討論醞釀, 1944 年9 月, 國民政府通過了東北及台灣黨政幹部訓練辦法草案, 決定在中央訓練團內設台灣黨政幹部訓練班(後改名為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 隨後, 陳儀派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黃朝琴負責物色教官、編配課程。黃朝琴提出“學員應注意台灣現在一切制度及設施之研究”,“注意國內製度與台灣制度之比較”, 設立共同講授科目, 包括黨義黨史、台灣歷史、台灣地理、台灣行政組織、台灣教育制度、日語, 建議學員分為民政組、財政組、司法組(不專設黨務組和教育組) 學習, 分別訂立了各組應開課程及內容概要。此外還制定了學員畢業論文寫作規定。黃朝琴還向陳儀建議了台訓班蒐集教材和參考資料及聘請教授的辦法。

這樣, 1944 年,“中央訓練團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學員招選辦法”和“各機關選送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學員注意事項”出台。陳儀任台訓班主任, 週一鶚任副主任, 錢宗起兼任學員資格甄審委員會委員。錢宗起、夏濤聲、何孝怡、宋斐如等人兼任台訓班導師, 還聘請當時國內一些著名專家如趙乃仲、趙連芳等為各組導師。 台灣調查委員會所編印的刊物也全部送至台訓班印行參考。 12 月 25日, 台訓班第一期開課, 到1945 年4 月20 日結業, 招收各機關在職人員, 經考試合格錄取120 名, 分為民政、財政金融、工商交通、農林漁牧、教育、司法六組訓練, 為期4 個月, 訓練期滿後仍回原機關工作, 聽候調遣。陳儀對台訓班極為重視, 不僅自兼班主任, 還親自對學員講課, 與學員個別談話。

第一期畢業後,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故第二期招訓終止。

2 .台灣警察幹部訓練班和四聯總處台灣銀行人員調訓班

1944 年9 月1 日, 蔣介石指示台灣調查委員會與中央警官學校會商辦理台灣警察幹部之訓練。隨後, 台灣調查委員會派專任專門委員胡福相負責會辦事宜, 在中央警官學校開辦台灣警察幹部講習班, 由胡福相兼任講習班主任, 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錢宗起、夏濤聲、專任專門委員何孝怡及專任專員康宣、林忠等皆受聘為講師。 10 月2 日開始授課至10 月22 日畢業。 1945 年 3 月 15 日,又在福建長汀開辦第二次訓練班, 訓練台灣警察高級幹部。經過這兩次培訓, 共訓練了各級警務人員九百多名。

另外, 台灣調查委員會還開辦了台灣銀行人員調訓班, 招考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四十多名④, 以培訓儲備“接管台灣各銀行之總分行所需之上中級業務人員”。台灣調查委員會謝南光、林忠擔任調訓班講師。

3 .教育人才之訓練

復台教育人才問題早已受到各方關注。福建省臨時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即有人提出“擬請政府迅在閩南設立特種師範學校, 培植台灣小學師資”。在台灣調查委員會1944 年7 月27 日會議中, 謝掙強等人也建議盡快培訓教育人才。台灣調查委員會對台灣教育狀況進行了詳細調查。之前, 陳儀在 1944 年 5 月 10 日致教育部長陳立夫的信中提到:“收復以後很困難的工作是教育。”台灣學校多, 但收復後肯定師資缺乏。他認為教育準備工作包括師範學校的教員中高學校的行政人員小學教員和國語國文歷史教材, 希望教育部早作準備。在5 月15 日致陳立夫的信中, 他又重申急需的幾種教育人才, 預計要250 人左右, 並且建議培訓師資的學校設在重慶。陳立夫收到陳儀信後, 即命各主管部門研究籌劃, 擬定在國立海疆學校設科培植人員, 並另行編輯國語、國文和歷史教材。

(三) 其他調查及輿論宣傳

1944 年下半年, 盟軍開始頻繁轟炸台灣各地的軍事目標和重要城市, 沉重打擊日軍的同時, 台灣民眾也遭受了很大損失。台灣調查委員會著手調查了台灣從1994 年10 月12 日到1945 年5 月15 日被炸損失情況。統計了每天盟軍所出動的飛機數量、型號、轟炸目標、日軍及平民之損失(死傷人數、房屋設施和工廠船塢港口的損壞等)。這些調查統計對政府了解踞台日軍情況, 正確估計接收前台灣實情, 預先制定適合的台灣救濟及恢復計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45 年6 月8 日, 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任職的美國人約翰·厄爾·貝克(John E. Baker) 致函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處長凱石(Benjam inH. Kizer) , 建議未來台灣恢復計劃中, 美國提供技術及經濟援助, 中美合作進行資源開發。此函後轉至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 善後救濟總署要求台灣調查委員會對台灣經濟情況進行調查, 評估中美建立類似開發公司的合作機構及利用美國投資進行長期經濟建設的可能性。 台灣調查委員會研究後決定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密切聯繫進行救濟工作, 並在經濟恢復上配合國際復員計劃。

為使台胞了解當前形勢, 鼓動更多人投入到抗日復台及建設台灣中去, 增強向心力, 保證台灣順利接收, 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初就開始了輿論宣傳準備。 1944 年 7 月 21 日會議中, 討論了“爭取民心”的問題, 大家一致認為要加強宣傳,“應派人至台灣深入宣傳”, 增強台胞愛國心和向心力, 以防止將來國際上採取所謂的民主投票方式把台灣分離出去;“必須將祖國對收復的種種基本綱要或原則等以各種方法向台人宣傳, 使之安心”; 要密派政工人員到台灣從事宣傳破壞, 預先控制輿論。由於台灣革命同盟會和台灣黨部已在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前開展了一些宣傳工作, 積累了經驗, 台灣調查委員會就召開座談會, 聽取這些機構人員的意見。加上許多台灣調查委員會人員兼任這些機構的宣傳負責人, 台灣調查委員會通過他們加強與其他機構的聯繫, 加強對台輿論宣傳, 調查台胞意見, 編印對台宣傳資料, 散發宣傳單, 請台籍人士用台語向台灣廣播。

(四) 成立各種研究會, 推動成立了台灣重建協會

在台灣調查委員會之下, 還成立了一些專項研究會, 專門研究台灣具體問題以及具體接管計劃。這些研究會成立時間雖短, 但都較好發揮了參謀作用。1945 年2 月24 日, 台灣土地問題研究會成立。參加人員除台灣調查委員會專員以上人員外(錢宗起、夏濤聲等8 人) , 還包括地政署、中央設計局土地組的人員和立法委員。到 1945 年 5 月 19日, 共召開12 次會議, 廣泛討論了台灣土地現狀, 並依據國民政府政策和台灣接管計劃擬定了具體實行方法。
1945 年2 月27 日,“為研究台灣收復後行政之劃分”, 台灣調查委員會又成立了台灣行政區劃(域) 研究會。 由台灣調查委員會人員、中央設計局主管組人員、主管部門人員及一些台籍人士、有關專家組成。 1945 年4 月20 日結束, 共舉行了4 次會議, 討論了行政區劃各項問題, 擬訂了區劃具體方案。研究會討論了是否設立“行政督察專員制度”、“鄉鎮區域之劃分”、“台灣保甲制度”、“縣市區域之劃分”4 個問題。各級機構組織方面, 又研討了省政府、縣市政府與鄉鎮保甲的組織及各級民意機關的設立問題。以林忠為主, 擬定了新的台灣市縣名稱和劃分。台灣光復後到 1950 年基本上都採用了這種劃分辦法。

1945 年3 月6 日, 台灣調查委員會又成立了台灣公營事業研究會, 負責研究台灣接管後的公營事業的管理和發展。 ④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 1945 年8 月, 在台灣調查委員會的推動下,“台灣重建協會”成立, 著重探討台灣重建中的各項問題。 8月 25 日。出版了《台灣重建協會成立大會特刊》。在特刊上, 許多人士、專家就台灣重建中的政治、工業、教育、財政金融、地政、農業各項問題發表了看法, 提出了許多有用的建議。

(五) 規劃未來台灣行政體制, 擬定接管計劃及接收辦法

毫無疑問, 如何具體接管、接管之原則及台灣地方行政機構的體制和設置是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最為重要的問題, 也是接管台灣準備工作的核心。台灣調查委員會未成立時, 陳儀和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熊式輝即交換過接收後台灣的政治制度問題, 兩人都主張應有特殊的組織以應付特殊的環境。當時, 曾有人主張將來治理台灣要全盤改變日本統治時的製度, 推行國內通告的一切法令規章。 ① 所以, 對於未來台灣體制起初有很多不同意見。

台灣調查委員會一成立, 即召開多次委員會討論起草《台灣接管計劃綱要草案》。據台灣調查委員會1944 年4 月—1945 年4 月工作大事記, 從1944 年5 月12 日第二次委員會議推定人員起草綱要開始, 6 月13 日、7 月13 日、7 月14 日、7 月21 日、8 月11 日、10 月27 日多次召開委員會座談會商討起草事宜, 尤以7 月13日、21 日兩次座談會最具代表性。

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初, 中央設計局專門設立了一個討論組。討論綱要的起草原則問題, 討論後向台灣調查委員會提出書面意見。後者對此意見初步研究後, 於7 月13 日召開有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和中央設計局討論組成員參加的座談會。對於光復後台灣地位, 有三種態度:
一是看作特殊區, 如蒙古、西藏、新疆等;
二是視同各省;
三是折中, 既不與蒙古等一樣, 也不與各省完全一樣。
設計局討論組認為“台灣收復以後, 不能與各省採取同一辦法, 但應逐漸與各省趨於一致”。而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沈仲九則主張“應當作內地一省看待”,“初收復時, 一切設施不能與各省完全一樣,但希望與內地不同之時間, 盡量縮短”。林忠等人也主張應視為內地一省。在這點上台灣調查委員會成員與討論組有分歧。但總體上, 一開始主張不把台灣特殊對待或承認台灣即使收復後與各省不同, 也應盡快一致這些看法在台灣調查委員會中還佔有相當比例。

1944 年7 月21 日, 台灣調查委員會邀請了許多在重慶的台籍人士參加座談會, 陳儀親自主持。黃朝琴、謝南光、遊彌堅、謝掙強、連震東、柯台山等紛紛發表意見。由於陳儀和台籍人士的參加,這次座談會與上次明顯不同。台籍人士一致認為: 台灣在政治經濟文化風土習慣方面均不同與大陸, 所以“將來台灣省的製度, 必須以單行法規定, 不必與各省強同”; 應該保存台灣優良的製度設施,採用寬鬆的經濟政策, 比別省享有更大的自治權; 要擴大台灣省長官的權限, 提高省政府的職權。與會人士還強調, 台灣設立特別省制“可以說是我們台灣同志一致的要求”。經過這次討論, 加上陳儀的有力支持, 台灣調查委員會意見終於趨於一致, 在10 月27日擬定了台灣省接管計劃綱要草案16 項82 條, 呈報蔣介石。

1945年3 月14 日, 由蔣介石修正核定為《台灣接管計劃綱要》(此綱要一直到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時, 才最終由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包括通則、內政、外交、軍事、財政、金融、工礦商業、教育文化、交通、農業、社會、糧食、司法、水利、衛生、土地16 部分, 對收復台灣的各項工作作了全面規劃, 成為接管台灣的綱領。綱要基本上接受了台籍人士和陳儀的意見。

台灣調查委員會在綱要中寫明:“接管後之政府以委託行使之方式賦以較大之權力”,“接管後之政治設施, 當注重強化行政機關, 增強工作效率”, 這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的建立確定了原則。在台灣設立特別省制的意見得到蔣介石的讚同。 1945 年 9月20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組織條例》公佈實施。台灣調查委員會正是這種特殊體制的最主要的設計者。

在《台灣接管計劃綱要》的原則指導下, 台灣調查委員會還制定了具體各項接收規定。 1945 年8 月15 日, 台灣調查委員會討論修正並通過了台灣地政、金融、警政、教育接管計劃草案。 在設計接收大綱同時也制訂了一些機構的接收辦法。如軍事部門中陸海空軍, 行政部門中包括中央機關管轄的如外交駐台機關、財政部駐台機構及台灣大學、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以及把省政機構中分為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交通等部門, 均設計具體接收辦法。

隨著日軍不斷敗退, 台灣收復漸趨臨近, 復台準備工作也逐漸趨於統一完善。 1945 年4 月7 日, 蔣介石批准台灣調查委員會關於收復台灣準備事宜, 由台灣調查委員會和黨政軍各機關主管人員每月開一次聯席會議, 會商事宜。這表明國民政府開始統一實施複台各項準備工作, 以確保接收台灣的總體調度。而隨著復台臨近, 許多人士也認識到有必要設立一個總的接收機構進行統一準備、領導復台工作。

1945 年5 月, 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代表台灣黨部出席的謝東閔向大會提交3 項議案, 其中有“擬請中央統一加強對台工作之領導案”, 經大會決議通過交政府辦理。
在1945 年7 月的國民參政會四屆一次大會上, 又有一些參政員提交關於台灣問題的提案。其中李薦廷等 6 人提出設立“台灣接收委員會”,“準備交替時期處理一切政務”,“統轄軍政, 辦理全面之接收事宜”。因為“台灣接收事務之內容, 備極廣泛而復雜”,涉及各個方面, 應早進行詳密準備。而台灣調查委員會“顧名思義,非一執行機構, 不足以應付實際接收之場面, 故應擴充成為接收委員會, 或歸納於接收委員會之機構內, 始得發揮更大之效用”。凡有關台灣的機構和團體, 如台灣革命同盟會台灣工作組行政幹部訓練班警官訓練班等都應“全部收歸台灣接收委員會統轄, 以收統一辦理之實效”。林學淵等人也提出“統一台灣軍政機構”等提案。這兩個提案都被通過。

1945 年8 月15 日,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收復台灣終於進入實施階段。 8 月27 日, 蔣介石正式任命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 以原台灣調查委員會為基礎, 從各地抽調幹部、台籍人士參加, 會同軍隊組成了台灣接收班子。 9 月 1 日,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臨時辦事處在重慶成立, 10 月25 日,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在台北成立。這樣, 台灣調查委員會完成使命, 1945 年10 月29 日, 經蔣介石核准, 台灣調查委員會宣告結束。

三 台灣調查委員會工作評估

台灣調查委員會成立於1944 年4 月17 日, 1945 年10 月29日結束。從它的成立和活動來看, 國民政府在台灣收復問題上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 堅決反對台灣分離和受國際“託管”, 堅持了民族立場。台灣調查委員會(包括一些對台機構) 為台灣收復及接管作了大量情況調查輿論宣傳組織準備等工作。這些工作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利益, 順應了台灣同胞和全國人民的要求, 對保證接收台灣工作的順利完成實現台灣的回歸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台灣調查委員會在“要人無人, 要錢無錢”的情況下組成, 克服了諸多困難。雖先後任用、聘任了許多委員, 但實際上, 駐會委員只有沈仲九、週一鶚兩人, 經常在委員會辦公的也只有胡福相、何孝怡等約十人。辦公人員雖然不多, 但正如陳儀所說“以少數人做多數的事”, 表現了很高的辦事效率, 完成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 使國民政府能夠正確、有效地統籌復台工作。 《台灣接管計劃綱要》(包括各種具體接收方案) 的製定, 表明了中國收復台灣的信心, 安定了台胞的情緒, 促進了接收準備工作迅速展開。台灣社會在接收初期的安定和行政機構的穩定, 與台灣調查委員會的有效工作是分不開的。

台灣調查委員會培養了一批台灣事務的骨幹, 這些行政警務銀行教育等方面的人員對最初的台灣恢復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雖然有限的人員並不能滿足台灣接收所需, 但畢竟有了一個基礎。除了培訓人員外, 台灣調查委員會尤其是陳儀也鼓勵各方推薦、邀約人才, 並向福建省借調人員。台灣接收班子也是以台灣調查委員會為基礎。而且, 它的許多成員在台灣光復前後相繼擔任了許多重要職務, 在接收台灣工作及以後的台灣建設、管理上發揮了作用。如葛敬恩後任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 並任台灣省前進指揮所主任, 最先率領人員飛抵台灣。週一鶚任民政處處長, 是台灣行政接收方面的“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正式光復後, 台灣調查委員會人士也陸續擔任一些重要職務。如胡福相為警務處長, 黃朝琴是第一任台北市長, 李友邦任長官公署參事, 林忠任台灣廣播電台台長, 李萬居任台灣新生報社社長, 宋斐如為教育處副處長, 劉啟光任長官公署參事後任新竹縣縣長, 丘念台後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遊彌堅任省府委員兼台北市長。台訓專業組的主任導師趙連芳也為長官公署農林處處長。台訓班學員也往往派任比別人更高的職務, 如連震東任台北縣長, 連謀為高雄市長。

但是, 台灣調查委員會工作也存在一些問題, 這在台灣光復後尤為明顯, 特別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 是導致台灣二·二八起義的一個原因。有些雖然是國民政府政治腐敗、經濟凋敝等客觀原因造成的, 並非台灣調查委員會自身的問題, 但在有的問題上, 台灣調查委員會存在著明顯的失誤和缺憾。

在培訓人員時, 許多人是由機構推薦或憑個人關係。而台灣調查委員會只重辦事能力, 忽視個人品質, 對人員在台灣接收過程中的行為督導不夠。陳儀認為“用人勿疑, 疑人勿用”, 更使有些人無所顧忌, 徇私舞弊, 貪污瀆職, 引起台胞不滿。如台訓班有兩個學員因接管時有不法行為, 先後被送交法院查辦。連謀是台訓班畢業, 任高雄市長時因官聲不好被免職。委員夏聲濤也是在任上肆意妄為, 為台胞所痛恨。而兼任專門委員陸桂祥在任台北縣長時更是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大貪污案。

台灣調查委員會雖已認識到任用台籍人士的重要性, 聘用或者任用了他們, 在製訂具體政策時也充分徵詢他們的意見。但是這並不夠。台灣調查委員會顯然忽視了在實際台灣治理中更要任用台灣本地人。收復後在台灣沒有做到充分調動更多的台胞的積極性, 未能在重要崗位上多多起用台灣人(省府委員幾乎都不是台灣本地人) , 只讓他們擔任各層副職。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被排斥在中、高級職務之外, 在同樣職務中又實行差別待遇。台灣調查委員會未向國民政府反映任用台灣本地人的重要, 也沒有製訂出對台胞真正的優待措施。

台灣調查委員會對接收後困難估計不足, 對國民黨制度的腐敗更是認識不到。雖事先擬訂了許多具體接收辦法, 但未充分考慮制訂出一套嚴格有效的製度來。比如對行政人員如何管理, 對警察特務如何約束, 未有成文規定。後來台灣警察特務橫行不法, 軍警矛盾積怨甚深, 一些工作人員行為不檢, 又未有成文制度加以公正制裁, 致使台胞“深切反感”。

在製定台灣行政體制中, 陳儀和台灣調查委員會許多人士都已看到國民黨在大陸實行的行政體制的弊端, 認識到台灣的獨特性, 也看到了台灣日本總督府的行政高效率(1944 年7 月21 日座談會上黃朝琴的發言即為代表。以後製定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制度, 確實也異於大陸而類似於日本在台總督府的一些行政體制)。

葛敬恩在台灣省參議會一屆一次大會上所作的《台灣省施政總報告》上, 也強調各省省制不能充分發揮行政效能, 並表達了一種美好願望:“如果我們台灣的製度, 在行政效率的表現上比內地的省制好, 說不定內地的省制也會跟著我們改良的。 ”可見, 在製定行政體制時, 台灣調查委員會最重視的是行政效率, 認為權力之統一、效率之提高就可使治理台灣取得良效。這種一相情願的做法無疑是錯誤的。它不僅忽略了台灣民主制度的建設(沒有意識到國民黨的腐敗已無可救藥) , 更重要的是, 忽視了全面了解台灣人民的心態。

從台灣調查委員會中的台籍人士看, 他們大部分離開台灣時間較久(黃朝琴28 年、李友邦21 年、遊彌堅21 年、丘念台50年、李萬居 21 年……)。所以, 他們也不是很了解台灣的實際情況, 對於台灣人民當時的心理, 尤其是台灣殖民地歷史所造成的台灣人民在心理上的特殊感受, 他們並未真正了解。台灣民眾對作為日本統治象徵的總督府有深刻的厭惡, 對任何與大陸省制不同的做法更有敏感(被視為與祖國大陸不平等的待遇)。
要管理台灣就必須深刻研究這些特殊心態, 以加強台胞向心傾向, 在這一點上台灣調查委員會犯了明顯錯誤, 最後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後來, 台胞把長官公署稱之為“新總督府”, 認為這種特殊制度使台灣一切政治經濟設施皆異於國內各省, 儼然為化外之地,“台民實未解殖民地之倒懸, 幾疑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民眾莫不寒心”。從而掀起了取消行政長官公署制的浪潮。這不能不說是陳儀和台灣調查委員會的悲哀。

(作者駱威, 1973 年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劉兵)

國民政府台灣調查委員會述論 駱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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