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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何在四小龍敬陪末座?◎郭正亮

週四 2014年03月06日, 10:24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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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台韓競爭優勢逆轉,主因是韓國產業升級贏過台灣,包括技術研發、產業多元化、經營品牌。


圖片來源:EPA

台灣各界最近為經濟指標每下愈況,越來越感到焦慮,但意外的是,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管中閔和交通部長葉匡時,卻和馬英九的評估完全相反。

2月20日,管中閔坦言:「我早就不認為還有亞洲四小龍」,並指出新加坡國民所得已經超過台灣一倍以上,韓國是G20高峰會成員之一,部分企業已經追上甚至超過日本,「眼中早就沒有台灣」。至於香港「掛在中國大陸這隻巨龍背上,飛起來時也看不見台灣」。他感慨說:「台灣要自己看見自己面臨的困境」。

管中閔對台灣經濟的憂心,也得到葉匡時共鳴。2月28日葉部長表示,桃園航空城是台灣未來50年最重要的開發計劃,因應未來串聯歐洲、中東、兩岸、亞太物流和客運,是台灣能否經濟升級的最大關鍵,總計要征收3200公頃土地,遷走4萬民眾,「如果沒做成,台灣就bye-bye了」,危機意識同樣溢於言表。

意外的是,馬英九並不以為然,仍對台灣經濟充滿信心。去年10月4日,馬在接見「國家品質獎」得獎企業時,表示「過去5年全球經濟不景氣,台灣經濟成長率近3%,位居亞洲四小龍第二,僅次於新加坡」。至於台灣未來經濟如何?馬樂觀表示:「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評比,台灣競爭力在亞洲只落後香港和新加坡」,幾乎看不到馬的危機感。

馬英九的片面理解,顯然不符合現實。即使如馬所言,台灣在《2013年IMD世界競爭力報告》排名11名,優於主要貿易對手韓國22名、中國大陸21名,但投資環境評比與實際投資活動卻不成比例:2013年台灣民間投資占GDP比只有16%,不及韓國25%與中國48%。

台灣主計總處在2012年連續九度下修經濟成長率預測,早已被輿論戲稱為「九降風」,2013年又三度下調。台灣不但面臨經濟下修趨勢,GDP成長率更落後全球平均。2011年以前,台灣經濟成長率總能高於全球平均,如今全球平均經濟成長率來到3.5%,台灣卻陷入保2或保3窘境,顯見台灣經濟已經陷入相對遲滯。

事實上,台灣經濟成長相對落後,早在進入21世紀就開始展現。根據2003年日本貿易振興會針對8個亞洲國家調查,台灣不但投資環境評比排名最後,企業經營情況也是敬陪末座。萬事達國際組織在同一時間,也針對跨國企業經理人進行調查,發現企業經理人在投資所在地的創業能力,台灣排名也是倒數第二。

2000年,台灣內部投資達到台幣1.55兆元高峰,隨後就急速下滑。2001-2003年,國內每年平均投資幾乎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固定資本形成嚴重落後韓港星,自然導致產業升級趨緩、企業創新降低、失業率開始攀升。

台灣經濟為何會在2000年之後,越來越落後韓國?最常聽到的解釋有二:一是台灣在中國大陸經濟迅猛崛起的2000-2010年黃金十年,剛好遭遇8年政權輪替(2000-2008),民進黨政府無能處理兩岸關係,導致台灣無法把握兩岸商機;二是韓國大力推動全球FTA佈局,爭取更多關稅減讓,消除更多貿易障礙,導致出口結構有七成與韓國高度重疊的台灣,遭到空前打擊。

2000-2002年,台灣不論是出口成長率、GNP成長率、人均GNP成長率,都落後其他亞洲三小龍。馬政府常指控民進黨政府處理兩岸關係失當,海基、海協兩會長期中斷聯繫,導致兩岸政策不確定性陡增;其次是不能及時推動兩岸三通,導致台灣難以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進而衍生出投資環境惡化,民間投資意願降低,企業選擇出走等現象。

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2月28日在北京演講時,也呼應上述說法。他指出台灣在1975-95年期間,平均經濟成長率維持8.3%,高居亞洲四小龍之首,1990年代初期,台灣經濟原本領先韓國,但進入21世紀之後已被超越,主因是政治干預經濟,導致台灣無法充分利用大陸龐大市場的機遇與動力。

不過,這種把台灣經濟遲滯歸咎到兩岸陷入僵局的解釋,恐怕大有問題。即使在民進黨執政期間(2000-2008),一度導致兩會交流中斷,但兩岸經貿不但未曾受阻,反而更加蓬勃發展。例如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比例,就在2007年達到出口總額40%最高峰,甚至高過2008年之後的國民黨執政時期。即使比較韓國,韓國出口到中國比例,直到2013年也不過占出口總額24%,民進黨執政顯然並未導致林毅夫所說的「台灣無法充分利用大陸龐大市場的機遇與動力」。

更重要的是,韓國經濟追上並超過台灣,並非始於民進黨執政之後,而是早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就開始出現領先趨勢,甚至還早於韓國展開全球FTA佈局之前。1993年韓國出口只有台灣95.7%,但1994年就超過台灣,2007年已經高達台灣1.5倍,即使在國民黨2008年執政之後,不但兩會恢復協商,兩岸三通也已落實,台韓出口差距仍然繼續拉大,2012年韓國出口已是台灣1.8倍。

如果抽離兩岸因素和FTA因素,更能看出看韓國出口競爭力的明顯提升。以台韓均無FTA的日本為例,1993年韓國產品占日本進口比例是台灣1.21倍,2012年增加到1.79倍。另以台灣長期具有競爭優勢的美國為例,1993年韓國產品占美國進口比例,只有台灣68%,但早在韓美FTA生效之前的2010年,韓國就超過台灣成為1.36倍。

換句話說,台韓競爭優勢逆轉,主因是韓國產業升級贏過台灣,包括技術研發、產業多元化、經營品牌。1999年韓國研發投資已經高達GDP2.8%,不但遠超過台灣1.9%,甚至比美國2.7%還高。韓國出口競爭力領先台灣,近十年廣泛簽署FTA得到的關稅減讓,其實只是錦上添花,早在爭取到更佳貿易條件之前,韓國已先強化產業體質,準備好全球擴張的升級條件。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新加坡。新加坡除了早已確立國際自由港地位之外,政府也強力推動跨國公司投資設廠,使新加坡成為許多國際大廠(如蘋果、惠普、IBM、Seagate等)的亞太營運中心,藉由技術移轉提升產業競爭力。更重要的是,為了克服本身地小人稠限制,新加坡還推動「填海造陸」和「人口倍增」計劃,引進大批技術移民,同時為了擴大內需市場,決定開放設置觀光賭場,提升本身的國際旅遊條件。此外,還在美國打擊國際洗錢導致瑞士飽受壓力之際,遊說中東和東南亞大戶移轉到新加坡,使新加坡迅速躍居國際私人財富管理中心。

台灣科技實力不如韓國,國際化程度不如新加坡,作為中國門戶地位又不如香港,至今仍然沉迷於低附加價值的電子代工產業,不重研發和品牌經營,政府管制多如牛毛,推動FTA又瞻前顧後,如此缺乏產業轉型方向、缺乏全球自由化魄力,落到四小龍之末,豈有任何意外?

管中閔是古典自由派,主張台灣對內減少管制、對外自由開放,尤其是加快推動ECFA和FTA佈局,擴大自由經濟示範區。但這些自由化措施,恐怕並不足以挽回產業升級落後的真正劣勢。

郭正亮(Julian Kuo),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曾任台灣《中國時報》評論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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