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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最惡劣的年代,還是最美好的年代?──初探從《賽德克巴萊》到《KANO》中的殖民反思

週六 2014年03月15日, 9:27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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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曉林 Mar 14, 2014

近期課綱微調的議題炒得轟轟烈烈,在尚未上映前,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國片《KANO》也被熱烈地討論。有人從預告片中質疑本片是否過於親日媚日,把被殖民的一九三零年代再現得過於美好,也不少人將本片與導演馬志翔、監製魏德聖的另一部日治時期歷史電影作品《賽德克巴萊》相互比較其中的殖民歷史,尤其是片中如何再現日治時期的形象,更是觀眾關注的焦點。

首先,《賽德克巴萊》號稱是國片史上成本最高,離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接近的一部史詩電影。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觀眾心理已經有譜的故事:課本裡都會提的「霧社事件」。《賽德克巴萊》中描寫了在一九三零年代,原住民如何被日本殖民者剝削與欺壓,在按耐不住憤慨之下集體出草反抗日本政府,但最終賽德克族仍不敵現代化的日軍,全軍覆沒,卻也留下了這段既是悲傷也是傳奇的歷史。主角莫那魯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便是「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在片中展示了文明卑劣的一面,也看到被稱為野蠻、尚未開化的文明當中,那種連殖民者都敬佩的情操。

同樣是魏德聖的製作團隊,並且由在《賽德克巴萊》中飾演第二男主角的馬志翔擔任導演,《KANO》的歷史背景同樣在日治時期的三零年代,講述著卻是一個較少為人知的傳奇: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如何在魔鬼教練近藤兵太郎的帶領下,奇蹟似地進軍甲子園、榮獲全日本第二名,並且贏得全場五萬餘名觀眾大喊「英雄戰場,天下嘉農」的事蹟。

片中設計了一個精緻的插敘手法,安排了被相當看好的北海道投手錠者博美今昔交錯地回想當年令他始終無法忘懷的一場比賽。不只是來自殖民地的嘉農隊,來自北海道的錠者也被賦予為家鄉榮耀的使命,被長輩拍肩鼓勵道:「把獎盃帶回北海道吧!」有趣的是,北海道的先住民是文化與大和民族相當不同的蝦夷人(或稱愛奴人),直到德川幕府時代才被劃入日本國土,並被實行歧視政策,甚至可以說北海道為大和民族最初的「殖民地」之一。


蝦夷人,攝於1904年。(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來自最北端、同樣邊陲地帶的錠者,在球場上被來自南方的吳明捷之球技震撼並感到畏懼,後來果真在球場上輸給了嘉農隊。電影中穿插著錠者在多年後以軍官的身份來到了嘉義市後,儘管仍以帶有殖民者之眼的凝視臺灣,但仍前往嘉農隊當年練習的球場,一面回想著自己當年是如何傲氣凌人,不願意承認失敗,最後卻仍被對手堅毅的運動家精神所感動的往事。

《KANO》除了講述嘉農隊令人敬佩的運動家精神之外,還刻化了一九三零年代臺灣的那個「美好年代」:片中畫面盡是嘉南平原金黃色的稻田、熱鬧歡騰的嘉義市區,以及八田與一歷時超過十年所興建的嘉南大圳終於完工時,那種造福農民、讓全市民讚嘆的情境,水庫洩洪的那一刻,似乎象徵了臺灣即將進入了新的時代。

乍看之下,這兩部電影描寫在相近的年代,對於殖民時期非常不一樣的描寫與省思。一部講得是族群衝突下的悲劇,另一部講的是打破族群隔閡而一同攜手邁向夢想的勵志故事,然而我在兩部電影當中所描寫的都貼近史實,日本人在臺灣一面剝削與歧視漢人與原住民,另一方面卻也無可厚非地建設了臺灣的主要產業,影響至今;臺灣的殖民時代,究竟是最惡劣的年代,還是最美好的年代?是希望的春天,還是絕望的冬天?

先從這兩部電影中的日本人角色談起。《KANO》中嘉農隊的領導者與教育者,近藤兵太郎與濱田次箕,都被描繪為正向的日本人,他們與嘉農隊的孩子們之間沒有芥蒂,反而如父親般地教育與照顧這些不同族群背景的孩子。嘉農隊中的日本人成員,也在尖酸刻薄的日本記者問起,「野蠻的高砂族聽得懂日語嗎?你們(日本人)與他們之間可以正常溝通嗎?」時,展現出他們與其他民族球員之間真摯的情誼。而《賽德克巴萊》除了奴役原住民的日本官員之外,較有戲份的小島源治,是個對待原住民族良善的日本長官,他在片中哽咽地向鐵木瓦里斯喊著:「難道我對你們不好嗎?」顯露出他不同於其他的殖民者,但因妻小被殺的憤怒而煽動原住民間的部落衝突,小島的角色在電影中仍然偏向負面幾分。


(左起)濱田次箕、吳明捷、陳耕元、拓弘山、蘇正生、藍德和、劉蒼麟、小里初雄、福島又男、羅保農、川原信男、崎山敏雄、里正一
(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回顧本世紀,在這個認同混淆、民族主義又再度被點燃的年代,我們經常將特例延伸至整體、個人延伸至國族,近藤、濱田、小島,以及種族歧視的記者,都是日本人,但他們彼此之間卻又是多麼不同,難以相提並論。在我們講述到殖民歷史的時候,往往渲染般地將「日本人」全部規劃為同一個群體,彷彿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邪惡的殖民者,但同時是否也遺忘了在歷史上更多的是同族群的人相互殘差?難道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邪惡的,而台灣人卻完全沒有任何加害同胞的人嗎?

無可否認地,面對殖民仍然有批判的必要。我們無法否認日本人在殖民期間掠奪資源、歧視台灣人的事實,但我們也不可否認當時儘管是為了殖民母國的利益,殖民政府的政策與建設仍然造福至今。但是或許我們可以去思考是,是否在討論歷史與當代社會時,為何總是將「民族」掛在嘴邊?

我想起了有一回在海外旅行遇到故鄉人,聊著聊著就討論到了臺灣的電影。當時那位女士表示,《賽德克巴萊》反而讓她覺得似乎導演有意將原住民的獵殺無辜刻化得比日本殖民者來得更加殘忍。而我認為這部電影要表達的,並不是賽德克人比原住民殘忍,而是那是人性,只要是人,不分種族,都有邪惡的一面。儘管如此,我也深信即便人心都有罪惡、恐懼與憤怒,同樣有些信念與價值是所有人類皆普世共享的,如同嘉農隊中不分漢人、日本人與原住民,也能一併經歷艱困、享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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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曉林
作者目前就讀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雙主修社會學系。在著迷於西方文化與文學之餘,也開始關注屬於自己的土地以及她周遭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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