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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是為了向荒謬說不◎沈清楷

週二 2014年04月08日, 11:09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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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的死,若能喚起咱台灣人被壓制、被奴役的靈魂,他在天之靈必然深感安慰,因為那樣他就不會白白犧牲。」(《自由時代》第 272 期,1989年04月16日)

1989年4月7日上午9點5分,警方大軍壓境,以火攻堅企圖拘提。在警方重重包圍下,鄭南榕 在自囚71天後,在雜誌社燃起早準備好的三桶汽油,為了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自焚明志。在雜誌社的編輯室裡,鄭南榕以生命最後的意志,忍受著烈火的焚燒;焦黑的身軀依然挺立,堅定地傳達著「即使死亡,也要反抗到最後一刻」的訊息。他以激烈痛苦的死亡方式,向長期禁錮台灣人民於獨裁統治的國民黨發出怒吼,鞭笞所有麻木的虛無心靈,呼喚台灣人集體的覺醒,真實去面對自己身處的荒謬。儘管鄭南榕的肉體生命劃下悲壯的句點,焚而不毀的卻是他面對不義政權誓死不屈的反抗精神,以燎原之姿,持續燃亮台灣人的心。

鄭南榕殉道之前,台灣甫於1987年解嚴, 人民理應有集會結社、組織政黨、言論出版等自由;然而儘管黨禁、報禁隨著戒嚴而解除,刑法100條 卻仍尾大不掉。根據刑法 100 條第一項規定:「『意圖』破壞國體,顛覆政府」,便可依叛亂罪逮捕。亦即,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下,只要是對國家前途提出改革意見者,或與當權者持不同國家想像者,國民黨皆能夠片面宣稱其「意圖」顛覆政府,便逕自將之以「思想犯」逮捕之。

在這個背景之下,當然沒有人敢在島內公然主張台灣獨立,台獨聯盟在海外也被國民黨打成叛亂組織,由此更顯見鄭南榕1987年4月18日在金華國中公開演講時,意氣風發地說出「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是多麼的難能可貴!他踐行康德所說的「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 以脫離自我蒙昧的狀態。之後,《自由時代》雜誌也不斷地談論「獨立」,鼓吹台灣人民脫離內在與外在的被殖民、被奴役狀態。1988年11月10日,《自由時代》雜誌 第254期出版許世楷〈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指出儘管人民應可以享受言論自由,暢談國家可能的未來,國民黨卻仍然可依刑法100條內亂罪針對人民之「意圖」起訴。為此,高檢處於1989年1月21日向雜誌總編輯鄭南榕發出「涉嫌叛亂」的傳票;鄭南榕則公開回應:「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

即使在鄭南榕自焚過世之後,國民黨依然不放棄抹黑,因為擔心鄭南榕精神不死,繼續延燒整個台灣。實際上國民黨早就知道鄭南榕可能自焚,因此警方才事先密謀在拘提時以火攻堅。然而,當鄭南榕自焚明志時,警方卻捏造「鄭南榕先向警察投擲汽油彈」的劇本, 扭曲鄭南榕的弟弟鄭肇基的證言,反過來說自己的親兄弟曾投擲汽油彈,並藉由媒體散播不實消息, 將主張非暴力的鄭南榕抹黑為「暴力份子」。此外,配合國民黨演出的主流媒體,也刻意將惡意的揣測當作事實報導,言之鑿鑿地繪聲繪影。出版社焚燒之際,帶著鄭南榕女兒鄭竹梅離開的邱美緣,聽到鄭南榕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們全部先離開」; 媒體卻竟指稱鄭南榕要同仁與他同歸於盡。為了加強塑造一個向警方投擲汽油彈的暴力鄭南榕,媒體且將討論焦點轉移到「幾枚(汽油彈)」,反過來鞏固自己捏造的事實。

當然,把鄭南榕打成「怪人」、「神經病」、「狂徒」,也是獨裁政權抹黑異己的一貫宣傳手法,進而讓人對鄭南榕心生畏懼,而不願意理解真相,讓輿論再次導向一種羅生門的簡單邏輯,製造出「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相對論式的犬儒,降低這個事件的衝擊性。直到鄭南榕自焚後兩天,侯友宜才於4月9 日對外說明,「所有錄影帶沒有鄭南榕投擲汽油彈的鏡頭。」 如此的抹黑、扭曲事實,對於追求真相的人而言,並不會因此讓整個事件過去,只是再度凸顯獨裁政權惡意的政治操作。在519鄭南榕出殯當天,他的好友詹益樺鑽進封鎖線的蛇籠 ,在總統府前面展演了一次鄭南榕自焚,延續著鄭南榕對國民黨這不義政權的控訴。

鄭南榕畢生的兩大宏願:「言論自由」與「台灣獨立」,仍是後繼者未竟的志業。

● 言論自由的危機

2012年,親中資本家旺旺集團蔡衍明擁有中視、中國時報、中天電視台等無線、有線媒體,早已在媒體擁有巨大影響力。後來旺中集團計畫併購中嘉系統台等,更益形成一股媒體壟斷之勢。 在部份民意代表、學者與大學生表達反對旺中集團併購中嘉系統台之際,旺中集團透過旗下媒體,將矛頭指向反對者,除了捏造中研院學者黃國昌走路工事件、將清大學生陳為廷的個人轉貼新聞當作媒體焦點進行攻擊,更以所屬的不同新聞頻道,對個人進行 24 小時連續媒體公審。此舉在台灣引爆眾怒,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民眾、學生、教授、社運團體,所有對台灣前途不安的人,皆擔心獨裁幽靈藉由資本壟斷媒體重新出現,使得原本就已遭受到政治或商業「置入性行銷」 腐蝕的媒體,體質更加脆弱。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台灣的親中資本家,為了利益而自願或被迫配合中國,已經令人對中國因素充滿疑慮;當這政商關係滲透到大眾媒體時,台灣的言論自由與媒體自主性更讓人憂心。

在1980年代,鄭南榕儘管面對黨國體制對媒體的箝制,仍堅定地追求「100%的言論自由」;不料如此宏願,在民主化二十多年之後,反而再次遭遇前所未有的打擊。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形式上雖已民主化,然而過程中卻未落實轉型正義,媒體也未達成公共化、社會化。在此情況下,言論自由並無法受到實質保障。現今台灣除了媒體集中化愈來越嚴重,鄭南榕曾提醒的「要台灣好,要真正的民主,祇有言論先能夠自由」 的諍言也依然有效。當台灣主流媒體迴避討論重大公共議題的義務,轉而將社會新聞操作為娛樂化、瑣碎化、弱智化時,表面上似乎言論多元,然而國際事件、重大公共政策、弱勢議題卻益顯被漠視與孤立,缺乏廣度、深度、批判性,也凸顯了表面民主,內部實則隱含著集體的封閉以及正義的危機。

一旦媒體遭財團壟斷而成了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的傳聲筒,資本家便可以挾持媒體以要脅當權者,或與之共謀獲取最大的商業利益;還是反過來,政治力刻意操作讓少數媒體壟斷,讓它變成政治宣傳工具,不管任何一種可能,都將使媒體喪失做為第四權,執行它監督政府的重要責任。幸虧台灣公民意識的抬頭,即使主流媒體無知或惡意的操作,我們總是能夠透過第一線的公民團體報導得知不同的聲音。但公民運動的自力救濟所提供的訊息,以及被大眾周知的廣度,卻無法與資本家所掌控的主流媒體所形成的龐大力量相互抗衡。制度上的不周全,導致台灣隨時面臨民主的危機。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應放棄任何公民運動所發起的可能集結與對不義體制的反抗。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意指「國家必須以最大限度容忍異議」。如此主張必須放在「保護弱勢」的脈絡來理解:言論自由是任一個民主國家最基本,因此絕不容侵犯的權利典型;而言論自由也只有在具體實踐時,才會是真自由。一個民族的強弱是以其對弱者的保護來作評價,因而言論自由應是對弱勢者的基本保障,是人民表達反抗的最基本權利 (right)。換言之,100% 言論自由所賦予的對象是弱勢的人民;它是民主體制賦予人民用來對抗權勢者與國家機器的武器。並且,此項權利必須是民主國家不可侵犯的核心基本價值。民主社會無法避免權力 (power) 大小的差異;民主社會甚至往往更可能因政商權力結合的自由,而透過權力集中以打壓異己,變成獨裁的溫床。如果沒有言論自由讓人民或是弱勢者表達自己的不滿,那麼人民的聲音被漠視時,就是這個社會苦難的開始。

進一步說,言論自由的賦予對象不是當權者、公務員或代表公權力的人或團體;他們之所以不能肆無忌憚地使用100%言論自由,是因用他們的言語帶有權力,一旦濫用就會轉變為對人民的暴力。也就是說,當權者的100%言論自由,會變成對弱勢者的控制與戕害。比如刑法140條的「侮辱公務員公署罪」,或是141條「『意圖』侮辱公署 …」等,便應廢除,因為公權力不僅不應該對言論自由以「侮辱」來理解處置,或者由公權力片面裁定何謂合理質疑,更無權審查其「意圖」。侮辱的問題不存在公權力與個人之間,而僅存在權利平等的兩造之間。此外,以背後權力大小衡量侮辱的強度,弱勢者因為無法使用較高級的影射,而常會用許多主觀情緒用語,甚至用髒話來表達憤怒。換句話說,無權力的人民可以使用100%言論自由(包含髒話)去質疑、批判當權者;而權勢者或公權力執行者對無權力者使用任何可能的語言暴力,則應全面禁止。

● 從「集體意志」到「為承認而奮鬥」

鄭南榕不僅為了抗議國民黨的不義統治、為了言論自由而死,也為台灣獨立建國的理想而殉道。對鄭南榕而言,「獨立,是台灣的唯一活路」。 鄭南榕跟許多人一樣,不是民進黨員,不是廣義的台派,是更具有信念的獨派人士。而「台灣獨立的前提,主觀方面必須台灣人民形成要求獨立的集體意志,客觀方面必須世界上其他國家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是個島國,對國際貿易依賴很深,所以,一定要得到國際上的承認,才能重返國際政治舞台,進而積極活躍於國際經濟舞台。」

到現在,台灣有許多人一直不願意面對台灣不是一個「被承認」的主權國家的事實。1971年聯合國2758條文驅逐蔣介石政權的中國代表權時,台灣因為蔣政權的占領,以及偽善的漢賊不兩立,讓台灣漸漸成為國際孤兒。當有人自滿地宣稱自己是實質上 (de facto) 的主權國家時,實際上,但在國際上從未聽過台灣以其集體意志發出聲音,要求國際承認。中國崛起後,從連戰總統大選失敗,尋求中國的加持,開始以互不否認對方說謊的九二共識,去製造一個看似模稜兩可的「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前途自決的問題,也更加因中國與台灣的所謂「現實」利益所延擱。當人們習慣用現實來解決一切,卻不知現實總是一種既得利益者的反動修辭、保守功利主義者拒絕改變的藉口時,盲目接受這種「現實」說,將導致台灣人民在現實中不斷耽擱並弱化自己的意志,放棄希望,最後只能以他人的意志為意志,被迫進入他律的邏輯,忘記自己實為屈從,而自我感覺良好。

鄭南榕與許多主張台灣獨立的前輩則洞悉,這是意志優先於現實的問題,而不是現實優於意志的問題。不決定或許是一種(廣義的)決定,然而跟隨現實的不決定,更可能是「被決定」。如果我們不願意表達自己的集體意志,又如何能夠要其他國家來承認台灣呢?即使最後不幸「被統一」,在民主的台灣,人民都需要清楚地表達自己的集體意志,而非被模糊掉,然後半推半就下被併吞。台灣國家集體意志的凝聚,絕不能滿足於刻意被操作的所謂「中立客觀第三者」的政治修辭所模糊:亦即,假借「藍綠惡鬥」(實則忽略兩者不對稱的強弱差異)之名來迴避歷史與結構性的不義,將「歷史共業」(亦即將有罪、無罪皆除罪)當作和稀泥的藉口。事實上,國家問題不是一種本省、外省(至多只是「外省權貴」)的省籍問題,亦非台灣民族主義是否成為「霸權」的問題(質疑台灣民族主義為「霸權」,實則是忽略了它只是為了對抗強勢的中國民族主義,因而產生弱勢者自我集結的策略性主張),而是有沒有意願共同生活在台灣,努力去解決彼此間的誤解以及被操作的虛假矛盾,也就是鄭南榕說的「結」的問題。

● 剩下就是我們的事 ─ 不斷反抗的必要

「希望今後猶豫顧盼的會因而挺起腰幹,冷漠自私的會因而醒悟,意念蒙蔽的會轉為清明」(黃爾璇)。 許多民主前輩的殷切盼望,也是我們的想望。但可惜的是,某些世代短暫的奮起,卻因無法延續而終歸於無形。在人的歷史中,只要沒有經驗的傳承,我們就可能重新墮入野蠻。因為人性無法進化、智慧無法遺傳,下一代便總是一而再地必須如嬰兒般從頭學起。唯有在記憶的延續、正常制度(言論自由的環境、法律的公正、正常國家人格)的傳承下,才能避免因無知所造成的苦難永恆重複。現今台灣,自主的公民社會運動帶來蓬勃的反抗,這些行動思想家正在凝聚這股對抗不義的集體意識,由下而上地,在權力的幽暗處,在每次微型抵抗中,形塑著台灣的未來被建構的方向。

我們這些獨裁陰影下的倖存者、對權力永不停止質疑的反抗者,只能在無數悲劇事件中建構出仍然懷抱希望的自我。難道我們也只能永恆重複著追憶過去嗎?如果幸運,我們能在這個反覆的重覆中,反省著如何從當下的困境,找到存在的可能,藉著不斷的創造,去反抗那個人性中無以名之,也不知為何而來的惡。

反抗伴隨著一種警醒:因為獨裁幽靈隨時會在我們脆弱的時候,擴大我們的恐懼,敗德地考驗我們的人性,讓人不知不覺地成為共犯:藉由對事物相對化,使人怯於使用自己的理智,反而轉向尋求日常瑣碎的歡樂感作為慰藉,間接加深我們對公共事務的冷漠,癱瘓反抗惡的意志,以為自己善良地,對所有不對的事,妥協再妥協。這時,獨裁幽靈將張開雙臂歡迎我們,讓人覺得溫暖。而缺乏膽量的我們,可能因為覺得不安,反而產生了一種過人的「道德勇氣」,反過來質疑周遭的人,不理解自己妥協是一種策略、世故、機智,是一種具有深刻的圓融智慧,凝神聚氣慢慢提升到一種自滿的高度,在脆弱中自我標榜、睥睨一切,最後歡欣鼓舞地看著自己焚燒自己的良心。

任何反抗的人,無法不去面對周遭的人隨時可能會與不義妥協並成其共犯,最終變成狂暴的弱者。當然,當獨裁者扮演吹笛者的角色,會利用反抗之名帶著一群人走向覆亡,也只有不斷地回到反抗「不義」的初衷,才不會讓反抗變得盲目。也因為我們也警覺著:抵抗無知、拒絕軟弱,常常會是道德修養論中的一種口號,僅剩下只有思辯而沒有行動,讓反抗弔詭地變成用來掩飾懦弱的修辭。反抗還包含一種人性的寬容,只有在瞭解他人的無知,體會別人的脆弱,反抗才會變得更具體。這個態度不是為了顯示自己的高度,是因為我們都是從無知走過,在脆弱中掙扎出一點面對自己的勇氣。一種根植於自覺與體諒的反抗,才能幫我們抵擋隨時襲來的虛無,向荒謬說不。

……【註】本文為2013年蔡瑞月基金會舉辦的論壇文章,獻給鄭南榕的文章(註解就不貼上去),在4/7紀念鄭南榕之際,欣喜看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所帶來的公民覺醒而且持續著。

2014年4月7日 4:12

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notes/chingkai-shen/%E5%8F%8D%E6%8A%97%E6%98%AF%E7%82%BA%E4%BA%86%E5%90%91%E8%8D%92%E8%AC%AC%E8%AA%AA%E4%B8%8D%E6%B2%88%E6%B8%85%E6%A5%B7/62919075715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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