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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這樣想你:鄭南榕的故事◎胡慧玲

週二 2014年04月08日, 4:33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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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雜誌社收到高檢處發來的第一張「鄭南榕涉嫌叛亂」的傳票。那天是星期六,開完編輯會議後,鄭南榕找我和鄭肇基吃飯,商討後事。他問我們對雜誌社有什麼打算,鄭肇基先問他對官司有什麼打算,鄭南榕硬生生的講了一句英語:“over my dead body!”

那是一頓最難受的午餐,三個人沒有再說半句話。我們坐在餐廳臨窗的桌子,午後的冬陽穿過人行道上的白千層樹,細細碎碎打在身旁的玻璃窗。塵世乍見亮麗,這個人,就這樣斬釘截鐵和死亡訂了約期。

◎ 胡慧玲

「行動思想家」

「我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下決心很慢,一旦下了決心,就很堅定,不會改變。」

「從工學院重考哲學系,我花了兩年的時間思考、下決心。選擇讀工學院的時候,是因為我單純的認為一個人先要有謀生的立足點,才能有其他方面的追求。下決定重考哲學系,則是我想清楚了:我是第一流的思想家,為什麼要做第三流的工程師?」

「套用殷海光的術語,我是一個行動思想家。思想家分兩種,一種是言論思想家,只能坐而言。殷海光就是這樣,他運打電話都不會,對科學儀器非常陌生。另一種是行動思想家,願意起而行。主張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人,對封閉社會很重要,經由他們的努力,才可以打開社會的封閉性,讓大家知道自己有多元選擇的權利和機會。」

「妳問我,有誰稱得上是行動思想家?近代史上許多獨裁國家裏,都有這種人物,像蘇聯的沙卡諾夫,一個人對抗那麼龐大的統治機器;還有,臺灣的邱義仁,也是一個行動思想家。」

這是三月上旬鄭南榕和我的一段對話。三月十二日,是《自由時代周刊》創刊五週年紀念日,因為我是雜誌社最資深的編輯,鄭南榕囑我寫一篇「自由時代五週年史」的文章,刊登在雜誌上。那時候,鄭南榕已經四十幾天沒有回家了,全天候駐在雜誌社等待拘提。辦公室內外的防禦工事也一道道構築起來,鐵門、鐵窗加鐵絲網,大型照明設備、手電筒……,還有總編輯辦公室桌子底下三桶汽油和一支打火機。在那種凝重、悲壯又無奈的氣氛裏,我彷彿看見鄭南榕正一步一步,慢慢的、堅決的走向死亡。我知道,這篇文章,無論如何我是寫不出來了。但是我仍然與他約好,禮拜天雜誌社人比較少的時候,我要對他做個「官式訪問」。那天的訪問,就在叢書部辦公室,從下午五點,談到深夜十一點。

我與鄭南榕認識十年,共事五年,在雜誌社一起面對數不盡的難題困境,一起面臨一波波接踵而來的危疑震撼,一起度過二千天的艱辛歲月,這麼長久的共事經驗,彼此幾乎只要揚個眉、眨個眼、做個手勢,就知道對方的意思;再複雜的問題,通常只要兩三句話,馬上就有共識,我真要寫一篇〈自由時代五週年史〉,根本無須對他做什麼訪問。但是,在那個大多數人仍然以不信、嘲諷、玩笑、鄙視或不解的態度看待他「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抓得到我的屍體」的宣言時,我卻深深確信他的死志。我認為,不管是對他、對我、或對其他了解或不了解他、喜歡或不喜歡他、贊成或不贊成他的人,有些藏在內心深處的話,我要鄭南榕自己親口講出來,就算是他最後一次對生命的信仰和死亡的告白吧。

鄭南榕紀念館(民權東路雜誌社原址)/攝影:關魚鄭南榕紀念館(民權東路雜誌社原址)/攝影:關魚

二二八帶給我終生困擾

鄭南榕出生於一九四七年的臺北城內,二二八大屠殺之後。他在他第一次求職履歷表上寫著:「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事件帶給我終生的困擾。因為我是個混血兒,父親是日據時代來臺的福州人,母親是基隆人,二二八事件後,我們是在鄰居的保護下,才在臺灣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浪潮裏,免於受害。」

後來他之所以強烈主張臺灣獨立,並且不惜以身殉之,也和二二八事件有關。

他說:「我在大學時代就有臺灣應該獨立的想法,那時候我認為,第一、臺灣要走上民主政治的話,一定要先破除國民黨的統治神話;臺灣只有獨立,才可能真正民主化,才可能真正回歸人民主權。第二、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國與臺灣兩地經濟、文化、法治、生活水平相差太遠,強行合併,悲劇自然發生。現在,這種情況再度發生於海峽兩岸,只有臺灣獨立,才可以避免另一次二二八事件。」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鄭南榕坐完將近八個月「違反選罷法」的政治牢,才出獄,他就開始大肆聯絡政治上的朋友見面。依人情之需,大家都是帶著久別重逢、寒暄敘舊的心情前來探望。我深刻記得,在鄭南榕住宅的閣樓,大夥話說不到幾句,話題還停留在問候他的獄中生活,只見鄭南榕臉色愈來愈鐵青,他沈著聲說:「你們知道今年是什麼日子嗎?」大家相看一眼,不知道這傢伙莫名其妙發什麼火,停了一會兒,只聽得他生氣的說:「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

那時候,「二二八」這個字眼還是個絕對的禁忌,是一輩臺灣人不願意提及那場屠殺,年輕人更不曉得四十年前臺灣發生過什麼樣的悲劇。鄭南榕「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話才出口,我看到葉菊蘭臉上的神情由乍見夫婿的欣喜迅速轉為悲戚。一九八六年五月,鄭南榕搞了抗議戒嚴三十九週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同年六月二日,鄭南榕被國民黨以荒謬的「有逃亡之虞」,關到臺北土城看守所,而甫出獄,才離開那個政治風暴現場,他似乎迫不及待要去奔赴另一個更險惡的政治風暴。

沒多久,他邀集陳永興、李勝雄等志同道合的人士,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要求公布歷史真相,平反冤屈,訂定二二八和平日。他們在臺灣各地舉辦演講、遊行、悼祭亡魂。被蓄意遺忘或強迫空白或扭曲誤解的歷史創傷,四十年來第一次正式的、公開的攤在陽光下檢視、治療。老一輩的臺灣鄉親先是畏畏縮縮,接著是疑信參半,而後是淚流滿面的加入悼祭亡魂的行列。他們不再蝸居在暗房和盤纏心頭四十年的恐怖噩夢糾葛不清,大家終於有機會在眾人面前,不再害怕、不再恐懼,把靈魂深處的悲憤和冤屈陳述出來,自我療傷,相濡以沫,一步步走出歷史的陰影,也試圖經由各種努力,避免另一次的歷史悲劇。

在臺灣鄉親老淚縱橫、淚眼婆娑的景象裏,鄭南榕內心「造成終生困擾的二二八事件」到底自我紓解到什麼程度,我不得而知,但是他又迅速朝著同一個軌跡,去強力實踐他的政治信仰。

1987台南市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遊行/攝影:邱萬興1987台南市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遊行/攝影:邱萬興

「我是福州臺灣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鄭南榕在臺北市金華國中操場一場公開演講中,同著臺下成千上萬的群眾,清楚、明確而堅決的說出:「我主張臺灣獨立!」這是臺灣現代史上石破天驚的宣示。

之後沒多久,有一位鄭南榕的老友,一位福州籍的王老先生給我見面。他憂心忡忡的問我:「鄭南榕到底在搞什麼?他為什麼要主張臺灣獨立?他再這樣硬幹下去,國民黨絕對不會放過他的。」王老先生說,前不久他已經找鄭南榕談過,勸他不要這樣傻,「你這麼一個外省人,提著頭去搞革命事業,就算以後臺灣真的獨立了,也沒你的份,又何必呢?」我問他鄭南榕作何回答,王老先生搖搖頭,很難過的說:「鄭南榕只寫了『鐘鼎山林,各有天性』八個字給我,就拒絕討論了。」

王老先生再三拜託我回去勸告鄭南榕,不要做這種徒勞無功的傻事,他說:「我們福州也曾經出過一個革命烈士林覺民,他為了理想犧牲生命,結果又怎麼樣?家破人亡,福份無緣。妳回去好好勸勸南榕吧!」在王老先生的哀勸聲中,我默默離開王宅。

在返回雜誌社的途中,我一個人沿著人聲喧嘩的街道慢慢走,晚春的微風輕輕拂面,一輪火紅豔麗的夕陽,正貼著遠處玻璃帷幕大樓,緩緩下降。我怎麼會去勸鄭南榕呢?這種事情,鄭南榕如果會聽人勸,鄭南榕就不是鄭南榕了。但是,我還是忍不住想起鄭南榕的妻子,那個奇情女子葉菊蘭,以及他們聰慧過人的小女兒鄭竹悔,想起中學國文課本上讀過的〈與妻訣別書〉,上面寫著「意映卿卿如晤……」亂世兒女,情緣難償。一邊走,一邊想,這條路竟是這麼舉步維艱。

在最後一次的訪問中,我問鄭南榕,許多人,就是所謂的外省人第一代、第二代,不管是在中國出生或在此地出生,在臺灣至少也住了四十年,他們彷彿不願意,或不能解開自己心頭的「臺灣結」和「外省結」。你的身分證籍貫欄上寫著你是「福建省林森縣」,依一般的說法,你也是所謂的「外省人第二代」,你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鄭南榕說:「三、四歲的時候,我就有這樣的疑惑,我弄不清楚自己是什麼人,不管是生活方式或語言習慣,我們都是一個臺灣化的家庭,可是整個社會當我是外省人。」我再追問:「到底你認為你是臺灣人,還是外省人?」鄭南榕抽了兩口菸,深深看我一眼,緩緩的說:「我是福州臺灣人。」

「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臺灣獨立。」「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臺灣獨立。」

一流主義者

鄭南榕的父親鄭木森先生,憑著「福州人三把刀」的剃頭功夫,在宜蘭開了美容院,養家活口,鄭南榕出生於臺北,成長於宜蘭鄉下,以第一名成績考上宜蘭初中,畢業後,赴臺北就讀建國中學。在那一輩的宜蘭鄉親眼中,鄭南榕是一個「很會讀冊」的「宜蘭狀元」。

建國中學畢業後,他考上成功大學工學院。那年暑假,他大量閱讀文史哲方面的書籍,發現自己對哲學性、思想性的探索極有興趣,開始考慮改讀哲學系。他在成大休學、復學,花了兩年的時間思考、下決心,終於重考,考上輔大哲學系,第二年轉臺大哲學系,後來因為拒修「國父思想」課程,放棄了畢業證書。

整個大學時代是鄭南榕的人生觀定型期。他研讀胡適、殷海光、李敖的著作,精修邏輯分析、近代當代哲學分析,他說:「我是個一流主義者,我對人生的不清不楚,深覺痛苦。」

大二那年,鄭南榕初識殷海光,他說:「我每天從臺大走到師大吃飯,經過教授宿舍區,看到殷海光家門前有人站崗。」那時候的殷海光家像個超級瘟疫區,等閒人不敢靠近,鄭南榕既不是他的門生弟子,也不是他的親朋好友,竟然貿然登門造訪,每個星期固定到殷宅找殷海光談話,直到有一天,殷海光對他說:「不要再來了,這樣對你不好,你要好好把握自己。」才結束了這段奇異的「殷鄭對談記」。

鄭南榕說:「整個六0年代,臺灣社會瀰慢著『大學生的放棄論』的風氣,大學生對這塊土地不抱任何希望,放棄任何責任,只想讀好書,出國放洋,一去不回。到了七0年代,殷海光一死,李敖被抓,這種情況更加惡化了。」離開臺大校園時的鄭南榕,卻自覺是個煥然一新的人,他回憶說:「我完全告別童騃的無知,我強烈感受到臺灣不公不義的現象,也明確下定了本土化思想的決心!」

預官退伍後,鄭南榕和相戀多年的葉菊蘭結婚,並進入企業界工作。行動思想家怎麼一開始就投入資本主義的洪流?他說:「那時候私人企業的發展空間比較大,我要解決生活問題,並尋找抵抗的據點。」往後幾年,他先後在紡織公司做外銷業務,又自行創業,進口保健食品,後來又想辦雜誌,於是先從事文具、書刊的經銷,統統沒做成功,「因為沒錢、沒經驗。」鄭南榕乾脆俐落的回答。但是他還是一心一意要辦雜誌,理由是:「像我這種思想訓練深厚的人,辦雜誌是實踐信仰最適當的方式。」

年輕時的葉菊蘭與鄭南榕年輕時的葉菊蘭與鄭南榕

獨特的出場方式

一九八一年,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完,他開始幫《深耕》雜誌、《政治家》雜誌寫稿。他常常跑到立法院旁聽,一坐就是一整天,「我要試試自己的能力,我把立法院當做我觀察政治、研判新聞、報導寫作的教室。」,鄭南榕很得意的說:「有的國會記者早上遲到了,中午喝酒來晚了,都要來跟我借筆記。」

那時,我曾經到他賃居的斗室,親眼目睹他土法煉鋼的浩大工程。為了一篇小小的訪問稿,他動用了兩架錄音機同步錄音,他強調,「更重要的訪問,我用三臺錄音機,萬無一失!」那時,葉菊蘭一旁挪愉:「鄭南榕這種搞法,一點成本概念都沒有。」我抬眼望望那個可稱為家徒四壁的陋室,書桌牆上掛著一張裱好的法律顧問證書。為了寫這些稿子,他竟然還聘洪貴參律師當他的法律顧問。那次造訪鄭宅的經驗,深深震撼了我。鄭南榕,這傢伙!

往後兩三年,我經常看見鄭南榕身著短褲、腳趿涼鞋的身影,出現在各種黨外場合。在美麗島事件後的恐怖遺緒裏,黨外圈子講究的是「出身」、「血統」和「淵源」,鄭南榕獨特的出場方式,毋寧是個異數,當然要招人物議。當時有個朋友對我如此形容鄭南榕:「最近黨外出現了一個幽靈,神出鬼沒的,老是黑著一張臉,皺著眉、抿著嘴,有時半天不說一句話,有時又突然冒出一句大家都聽不懂的話!」

漢子對漢子的相惜知遇

一九八三年年底選舉完,鄭南榕下決心要自己辦雜誌,他的解釋是:「我替許榮淑辦雜誌辦得很失望,《深耕》的經營亂七八糟,我應該自己辦,比較有看頭。」

八四年年初,鄭南榕開始積極籌辦雜誌,他去問鄧維禎的意見。鄧維禎介紹他認識李敖。

我始終很難形容他和李敖的關係,鄭南榕對李敖一直懷有類似「啟蒙業師」的尊敬,更敬仰李敖「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李敖對這個素不相識的小老弟,依我的理解,應該是「老弟有志若此,為兄相助,義不容辭」的態度。在雜誌草創階段,李敖對鄭南榕的幫忙,早已超過「俠義之風」的程度。尤其每次雜誌社遇難,李敖總是親臨現場,他那種體貼、細膩又堅定的援手,令我縈懷難忘。他為鄭南榕破了很多例,為鄭南榕做了許多原本他不太可能做的事。即使到後來,兩個人對臺灣前途的看法,越來越南轅北轍,話不投機,我卻相信他們依然維繫著某種靈犀相通的感情。其實,李敖和鄭南榕兩個人之間,並沒有世俗所謂的「私誼」可言,兩人都過著某種型態的清教徒生活,不習慣用飲酒作樂聊天的方式建立交情。他們兩人的感情,就我女性觀點的角度來看,或許屬於那種「漢子對漢子」、「英雄惜英雄」的境界吧。

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自述他籌備雜誌的準備,現實考慮上,第一,找許多人做「人頭」當發行人,做停刊時的備胎之用。第二,四處借錢,籌措資金。第三,標會、借錢買房子,以免被侵犯。至於心理準備上,他說:「被抓、被殺都不怕,簡而言之,就是說一路奮鬥到底。」鄭南榕開始向「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目標邁進。

鄭南榕臺大沒有畢業,依出版法規定,不能擔任發行人,他首先就找我丈夫林世煜和我,借大學畢業證書去申請發行人執照。當時我們為了雜誌的命名,還很嚴肅的開會討論,彷彿為一個新生嬰兒的遠景做第一步的規畫。討論定案:林世煜是《自由時代》,我是《先鋒時代》。後來我曾對他唸了幾句:「他媽的,鄭南榕,我這張臺大歷史系的畢業證書,唯一的用途,就是當你的發行人!」鄭南榕聽了,「呵,呵,呵!」開心大笑,眼睛亮亮的,帶著「這是給妳光榮」的意味。是的,從今而後,這是我生命裏的光榮印記,我甚至一廂情願的認為,這也是臺大歷史系的光榮印記。

《自由時代周刊》創刊五年多以來,其間的驚濤駭浪和危疑震撼,有目共睹,無庸再提。我最常遇到的是別人的疑問:「鄭南榕那個人怪裏怪氣的,極難相處,妳怎麼和他共事那麼久?」

我相信,一個人初識鄭南榕,很容易在五分鐘之內發現他所有的缺點,這些缺點包括他脾氣剛烈、愛憎分明、推論跳躍、不愛講話時就一旁猛抽菸、當面給人難堪……但是,他稟賦的那些珍貴、罕有的特質,諸如聰明、強韌、勇敢、無私、堅定、可靠、眼光遠大……,卻是相處越久,感受越深。

所以,我的回答往往是:「鄭南榕太好相處了。有一種失傳已久、世人早已遺忘的東西,叫做『誠信』,鄭南榕堅持用世人日感陌生的誠信之道待人,別人當然覺得異樣、突兀和失措,如果你也能以誠信之道回報,鄭南榕簡直太好相處了。」

當廉價的讚美、隨口的阿諛,流水般從世人嘴巴傾洩出來時,鄭南榕的直言無諱,根本就像一隻烏鴉;當虛矯的禮儀、華麗的身段蔚為時尚、風行社會時,鄭南榕的言行一致,當然招人嫌惡;當這個時代習慣說謊話不臉紅、習慣先放狠話後當烏龜、習慣把承諾當水中月鏡中花,鄭南榕的堅持原則,簡直令人不能忍受。許多人因而發現自己的虛幻、欺瞞、懦弱、小器,而深感不悅。

曾經有一次,我為了同事工作情況欠佳而生氣,氣得關在辦公室發抖。鄭南榕敲門走了進來,輕輕的說:「有什麼好氣的?妳要待屬下如手足。」對員工如手足、如骨肉,拙於言辭的他,的確也在親身實踐這個信念。報禁開放前,報社老闆大多數把記者當狗看的時候,他堅持雜誌社的記者要有交際費津貼,他說:「我不要雜誌社的記者被人當乞丐。」後來雜誌社同事在外舉止大方、出手闊綽,還被報界記者奉為「阿哥」。

他自己卻不講究衣著,常常有人問我:「鄭南榕是不是只有一件西裝?冬天穿那件,夏天也穿那件!」雜誌社賺錢的時候,他忙著招攬人才,添購設備,許多員工配有專車,他依然走路上班,搭計程車洽公。雜誌社設有員工無息貸款,許多同事可以「先享受、後付款」,貸款買房子、車子、音響、旅遊、上進修班。會計主管邱小姐經常對我抱怨:「鄭南榕這個『有應公』,也不管有沒有錢,貸款單子一直批下來。」我卻從來沒聽鄭南榕說過一句要炒股票、換別墅或買豪華轎車。財務出現赤字時,鄭南榕堅持要借錢發年終獎金,各種運動來募款時,他有捐必獻。我曾對邱小姐開玩笑,雜誌社內最艱辛的職務就是會計主管,還要身兼「印鈔機」。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雜誌社收到高檢處發來的第一張「鄭南榕涉嫌叛亂」的傳票。那天是星期六,開完編輯會議後,鄭南榕找我和鄭肇基吃飯,商討後事。他問我們對雜誌社有什麼打算,鄭肇基先問他對官司有什麼打算,鄭南榕硬生生的講了一句英語:“over my dead body!”

那是一頓最難受的午餐,三個人沒有再說半句話。我們坐在餐廳臨窗的桌子,午後的冬陽穿過人行道上的白千層樹,細細碎碎打在身旁的玻璃窗。塵世乍見亮麗,這個人,就這樣斬釘截鐵和死亡訂了約期。

飯後,我們走路回雜誌社,那是我和鄭南榕最後一次走在陽光下。回到雜誌社,我對他說:「官司的部分,你自己做決定,雜誌社的部分,我們盡全力撐下去就是。」

從一月二十一日他說了over my dead body,到四月七日他以一具全焦的屍體向世人宣示他高潔不屈的靈魂,之間兩個多月的時間,我們再也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從來沒問過他打算如何誓死抵抗,我也從來沒有試圖去說服、改變他的想法。鄭南榕這樣的人,這樣的決定,如果我曾經以為可以企圖改變,不僅枉費我們相知一場,恐怕也是對他的人格的一種不敬吧。

照片:鄭南榕基金會照片:鄭南榕基金會

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劇

二月初,編完春節合刊號的雜誌,有一天半夜,我從惡夢中驚醒。我夢見鄭南榕在警察的團捕拘提中,仰天大笑,飲彈自殺。醒來之後,全身發抖,上吐下瀉。

我決定春節的十天年假,每天都去雜誌社陪他。在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劇裹,我能做的,恐怕只是盡量減少些許遺憾吧。在往後的兩個月,他經常有事沒事就走進我的辦公室,有時我埋首工作,沒有理會,他就坐在旁邊,抽完菸後,慢慢走出去;有時我會擡頭問他有什麼事,他就隨口問了些不相干的事情,抽完菸又走出去了。當死亡正以可以目測的速度在日益逼近的時刻,我們都強烈感受到時間不多了,應該講些什麼話。可是又覺得,不管講什麼,彷佛都是多餘的。在他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七十一天裏,除了三月上旬我刻意安排的「官式訪問」,我們不再有深入的交談。我沒有勇氣去想像那七十一天裏,他內心在生死邊緣掙扎、衝撞、折騰的巨大痛楚。

我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上午九點,當警察前來強行拘提時,他迅速走入總編輯室,反鎖房門,全身澆滿汽油,點燃打火機的那一剎那,鄭南榕的心情,必然是充滿平安和喜樂的。

鄭南榕自焚後的時代雜誌社/攝影:邱萬興鄭南榕自焚後的時代雜誌社/攝影:邱萬興

胡慧玲,1995,《我喜歡這樣想你》,玉山社胡慧玲,1995,《我喜歡這樣想你》,玉山社

來源:http://vanishingpoint.logdown.com/posts/175892/cheng-nan-jungs-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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