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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鳳凰網:學者揭秘台灣黑道:地方“議長”几乎都有黑道背景

週一 2014年05月05日, 5:18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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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05171732
  鐘永豐

  原標題:鐘永豐:黑道社會學——有機知識分子的成長之路

  1990年我回到(台灣地區)美濃,從事環境保護、文化保存、青年培訓、農村調查及音樂創作等地方運動。十年后,我進入南台灣的縣級“政府”工作,陸續在高雄縣、台南縣及嘉義縣擔任“水利局長”、“縣長機要秘書”及“文化局長”。在這些地方工作,不管在野在朝,都得跟兩種人發生密切關係。對這兩種人的理解,對我來说非常關鍵。

  這兩種人,一個是黑道,另一個是台大人,這兩種人也是目前對全台灣影響最深的兩種人。1988年蔣經國過世后,當“總統”的,一定是台大畢業的,當“部長”的也大都非他們不可。但離開台北,几乎每個地方“議會”的“議長”都有黑道背景。

  我坐在裏面,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假設坐在“議長”席上的“議長”不是黑道出身,他該怎麼辦?答案是,永遠擺不平,因為黑道或非知識分子思考模式的人,是非台北地區的社會主流。

  重新理解所謂的黑道

  我曾經碰過一次鎮長選舉,兩個主要候選人,一個是地方上的黑道大哥,一個是驕傲的台大人,他們都來爭取我們的支持。那時我們的選擇對后面的地方運動發展,將有關鍵性的影響。

  我沒有選擇台大人,為什麼?在多年的工作關係裏,我觀察農村地區出身的台大人,尤其出身一般的小農家庭、小康家庭或貧農家庭的台大人,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特質:在他們從小到大的成長環境裏,都是以他們為家庭、家族甚至村子的中心,也就是说整個社會繞着他們轉。因此,他們看待事情,特別沒有辦法用同理心,或設身處地地站在他者角度。這不是因為念了台大就會變成自我中心主義,而是源於台灣社會對升學主義的集體崇拜。

  那麼我們為什麼重新理解黑道?1997年,當局宣佈一年內動工興建美濃水庫。那時我透過一些朋友得知,台南、嘉義一帶的黑道,也就是台灣所謂的縱貫綫黑道,已經要准備進入美濃了。進到美濃做什麼?當然是着眼於水庫工程的龐大砂石利益。

  我們開始想,萬一黑道進來怎麼辦?那就已經不是運動成敗的問題,而是身家性命的問題了。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縱貫綫的黑道跟地方上的黑道結合,這在南部的砂石業裏,是經常發生的事。那時我開始覺得必須要團結地方黑道,把黑道拉到我們這一邊,讓黑道不跟當權者結合,不跟外面更大的黑道結合,才有辦法把地方工作穩住。

  這是一次很關鍵的拜會:我打電話給鎮民代表會主席,想拜訪他。據聞他在南台灣黑道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問,你要來幹什麼?我跟他说,主席,我們回來這麼久,一直都還沒有拜會你,沒有別的事情。去到那邊,才發現他對我們這種讀書人很客氣,聊了天才發現我們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第一,我們有親戚關係,反正在那種鄉下小地方,關係怎麼拉都會有,所以其實也不意外;第二,我們同一個國小;第三,他僅僅大我三歲。他講了很多自己的故事,他说他當年國中打架沒有畢業,后來被家人強迫去念士官學校,第一次從外面回家時,從公車站下來,不敢走馬路回家,而是走田埂路回家,多走了四五倍的距離。

  我問,為什麼好好的馬路不走,要走田埂路?他说,沒有面子回家。他说他不喜歡念書,那種士官學校是大家看不起的,所以怕在路上被人看到。那時候我心裏面被重重打了一拳。我發現當年他們是在升學制度裏,被我們踩下去的人;他們的淪落跟我們的攀升有關係,我們不是絶緣的兩種個體。

  接着,我開始想我所成長的美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為什麼會讓一個不喜歡念書的年輕人,有這麼大的羞愧、羞恥和自我否定?我當時把這個黑道跟我連在一起看,以社會學的方式,把黑道和我這兩種原來沒有社會關係的人,還原到很具體的社會過程和脈絡裏。

  那一刻我開始體會到,其實也沒有黑道,不過就是人嘛!不過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動能裏,因為不一樣的順服程度,導致他們社會角色和身份不同而已。還原到社會脈絡中,我們的關係是非常深厚的;聽他講如何變成黑道的過程,其實也理解到自己了。

  黑道的三個階段

  那次之后,我開始對黑道産生興趣,不是因為他們作為黑道,而是他們的故事其實是有我的故事和社會的故事在裏面。

  綜合台灣現代黑道的歷程,他們有幾個階段:首先是他們必須要好勇鬥狠,讓各路人馬騰出存在的空間;

  第二個階段是吸收兄弟,同時要與勢力更強的黑道形成一定的侍從關係,學習排解或處理地盤和利益衝突,還有訓練跟白道打交道的手法,才有辦法變成一個角頭大哥;這也是社會學修煉的一種。因此,熬過第二階段的黑道,在社會上大概都能生存下來,在黑道裏有一定地位,跟警察、政治人物都有一定的共生關係,知道什麼事情干到什麼地步,才是警察所容許的範圍,若侵犯界線,又應該用什麼方式處理等等。黑道在第二個階段,就技術面和道義面,業已整建好他們的生存方法論。

  黑道其實不是在社會生存的邊緣人,也從來不是。我剛就任“文化局長”時,去“議會”報到,“議員”根本不鳥我,因為我對他們無利也無害,但當有一個人進到“議會”,一定會立刻産生波動,這個人就是“警察局長”。“警察局長”去“議會”報到的第一天,首先要把“議會”裏面的勢力摸清一遍,“議長”通常是這個縣市裏面的黑道大哥,所以最重要的是把“議長”穩住。

  同時,地方這些小黑道,也一定要來跟“警察局長”打招呼,通常是透過代理他們的“議員”,兩邊的關係很快就合諧了。

  黑道在第二個階段之后,他們有時會想進入社會主流。有兩種舉動,一是開公司,把自己的事業合法化,二就是參與政治,就是報紙上寫的“黑道漂白”。

  但當他們一入政治圈,與主流價值、輿論及品位打交道,卻發現不安、自卑和恐懼無所不在。有些黑道意識到知識分子的作用,就進入質變的第三階段。

  那次回鄉和伙伴討論鎮長選舉,我覺得這個地方的黑道,已經到了第三個階段,開始渴望跟知識分子合作了。我的觀點是,台大人若當選,他即世界,不需要任何人參與討論。但是另一個候選人,已經懂得要跟地方知識分子合作了,將來的可能性最大。后來,我們決定支持這個黑道,后續發展也證明沒錯。

  我念了兩年社會學研究所之后,回鄉擔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的組織幹部,第一個發現是,“社會”不是一個限於某時某地的東西。如果在一個固定的工作關係中,社會了不起只是一些片面。

  我們透過報紙、電視、書本或網絡去想象社會,但我們自己在社會中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怎麼樣的存在,通常很模糊。想象的社會和真實的社會不見得有關係,並非否定社會學裏討論的社會;真正的社會,是在人與人的串連過程中,包括跨地域、跨階級、跨性別、跨年齡,展現動態的立體,這跟我們以靜態觀察出的社會,其實並不相同。

  如何成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

  1990-1994年我待在美濃時,最興味盎然的一件事,就是到處聽人講話。語言表現一個人的知識面、精神面和人際關係。從一個人的語言,我們讀到社會關係的交會,讀到他的認同、社會關係中的位置,還有讀到他在社會關係裏的理解,以及對自身的評價和詮釋。比如一個老婦人、一個樁腳、一個地方代表、一個地方士紳階級、一個地方剛回去的年輕人、一個老農民,他會去怎麼看事情,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分析,用什麼觀點來講,都是很精彩的社會劇本閲讀。那幾年的社會調查或串門子,語言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延伸到我后來的文學與音樂創作。

  通過語言,慢慢聯繫社會學和文學,對於我的運動方法與寫作,影響在於:社會學的知識如何變成社會的語言,又如何從社會的語言提煉文學與社會學。因此,進行社會學論述與文學寫作時,會有多元和多層的對話想象:寫一個公共政策的文字給農人時要怎麼寫,給一般市民要怎麼寫,要说服記者、政治人物又該怎麼寫?只有把社會學觀察和對社會公義的堅持,通過有對話想象的語言傳達出去,才會産生社會對話。

  社會運動如果沒有對話,是不可能産生的,只能變成一種專制,真正的運動要能産生,便來自對話的有效性。

  換句話说,要下鄉成為社會運動的組織工作者,不只是把自己知識分子化而已,還必須把自己有機化。所謂有機化,就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不是服務於某一個社群,某一個階級,而是為了促進社會整體的進步。因此,知識分子必須讓自己有機化,讓自己自由,知道不同的利益之間要怎麼對話、串連。

  在運動過程中,要能有機化,首先必須看到自己本身或社會組織內部的問題,這牽涉到組織和領導的關係。簡單说,作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他在組織裏面的領導工作,不是努力影響運動決策來領導運動,而是透過自己作為有機知識分子的媒介,讓一個好的領導體制能夠出來;並透過這個領導體制,讓社會力量形成,對話能夠擴散,對抗能夠有效。

  我覺得這是知識分子在社會運動場域裏面非常關鍵的角色:知識分子的有機化與公共化,才能抑制形式民主的弊病,實現更好的有機民主。

  總結我的下鄉經驗,最重要的,是讓我努力成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能把自我客觀化,不以本質論看待社會中任何角色。我們通常喜歡強調主體,強調個性,強調情緒不能被忽視。但是當你越堅持己見,不斷強調自己主體性,其實是把自己權利化,不再與人有對話性,自我不斷萎縮和空洞,沒有辦法形成更大的自我。對一個知識分子而言,唯有把自我客觀化、有機化,才有可能把自己當作變化生成的媒介和工具。

http://news.sina.com 2014年04月29日 04:50 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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