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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傳真】 權力面前的知識分子

週日 2014年05月11日, 11:20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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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07

◎王丹

馮友蘭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中共建政以後,他試圖改造自己,順應新政權的需要,成為知識分子向中共交心的典範。這樣的與政權的關心,代價是什麼呢?就是對自我的放棄,包括對自己的知識的放棄。1951年11月,馮友蘭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印度總統普拉薩德介紹他的學術貢獻的時候,曾經提到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和《貞元六書》。這本屬正常,但是沒想到中國外交部得知後立即致電代表團,說這個介紹有問題,馮友蘭應當於適當的時機予以更正。結果12月馮友蘭再次出訪印度,到達加爾各答演講,題為「新中國的哲學」,演講中,就專門應外交部的要求說:「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這樣的自我批評雖然不是自願的,是壓力下的結果,但是一個學者,如此全盤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當然也有馮友蘭自己主觀上的動機。如果是在屈辱中求生存,我們或許還可以理解,但是即使不自我批評,生存也沒有問題的馮友蘭,其實在屈辱中,要追求的不僅僅是生存,而是被政權接受,被當做自己人。這樣的屈辱,某種程度上講,也是自找的。

還有一些知識分子的自我批評,則完全是趨炎附勢,為了個人名利出賣自己的良心,例如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中國很多的知識分子,是把自己的榮譽建立在為帝王師上面的,當做是自己最大的成就。翦伯贊就很在乎自己與毛澤東的關係。1950年到1951年,他曾發表了兩篇註釋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古代社會」部分的文章,提出著名的「讓步政策」,成為典型的御用文人。「使得史學界正式進入毛澤東時代。」但是毛澤東並未領情,後來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革命,還專門挑出翦伯贊來進行批評,使得他成為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代表,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有一次他被要求寫檢查,寫了幾次都不被黨組織接受,再三要求他重寫。絕望之下,他選擇了自殺,這樣的一個悲劇,卻留下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結尾,那就是他的遺言。他最後留下的字條交代了自己為什麼選擇自殺這條道路:「我實在是交不出來,走了這條絕路。」然後居然寫了三遍「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對於一個迫害他至死的人,他居然臨死的遺言還對其三呼萬歲,這不能不讓後人對他的同情大打折扣。

馮友蘭,翦伯贊,其實都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時之選。論教養,論學識,都是後輩學人的模範。但是他們一生的悲劇,源於他們與政權的關係。儒家文化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很喜歡利用權力去實踐自己的理念和主張,從孔子開始就是如此。立意也許不錯,但是你要利用權力,權力者並非傻子,難道甘心被你利用嗎?權力自然也會反過來要求知識分子交出投名狀,這就是放棄:放棄自己的知識,放棄自己的良知,放棄自己的尊嚴。而且,權力一旦不再需要知識做為掩飾,接著就是吞噬掉投靠他的知識分子。

有權力並非壞事,畢竟很多事情要靠權力解決。但是要如何處理好與權力的關係,這是很多知識分子要去面對,要去處理的問題,至今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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