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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年前的一場泰源監獄獨立革命◎林樹枝

週日 2014年05月11日, 2:20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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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編按:

被認為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真正的一次武裝行動的1970年泰源監獄事件,到明(30)日剛好是34周年(本文發表於2004年),這件已鮮為人討論、功敗垂成的武裝革命,其實牽動著一頁台灣人追求獨立的動人史詩。也是政治受難者的林樹枝先生,以娓娓說來的筆調,重現當年事件的緣起緣滅,為那時的人物如鄭金河、陳良、詹天增等人,添上骨肉,繪出顏色。本報今起將連載這段不該被遺忘、應該被紀念的故事,以期「人間有真義、青史不成灰」。

所謂的泰源監獄事件,是發生在台東泰源「國防部感訓監獄」的一群受刑人,基於台獨的理想,籌畫發動革命,醞釀一段時日之後,終於在2月8日(大年初三)由江炳興等6人採取行動,殺死了一名上士班長,但因諸般條件不足,只好奪槍逃亡。他們原打算控制監獄、佔領附近電臺並發表不同語文的宣言。不久後由國民黨政權的軍方動員大批部隊予以捕獲,同年5月30日槍決其中5人,惟鄭正成倖免一死。當時亦為受刑人的施明德也被以「知情不報」再度獲罪,他當時所扮演的角色,在本文中亦有指涉,頗為耐人尋味。

泰源監獄坐落於台東縣東河鄉的北源村,是原住民阿美族的部落區域。北源村在日治時代被日本人開墾種植咖啡豆,所以原住民稱北源村為咖啡國。

1962年成立的泰源監獄,囚禁的是來自綠島新生訓導處、台北軍法處看守所,以及新店軍人監獄的政治犯。

泰源監獄分為仁監與義監,佔地各約140坪,兩棟押房的構造完全一樣,各有13間大房間、一間浴室、8間獨居房。這個監獄是屬於思想改造的監獄,因此政戰室所佔的份量很大。戒護的工作屬行政科的責任。生產科管理農場——有養豬場、農耕隊、橘子園、喬木隊、福利社。工程隊與生產科是平行的,有通訊室、醫務室,以上這些單位屬行政管理範疇。尚有政戰室主任,負責政治教育與保防安全。

泰源監獄人犯最多的時候約有1000人左右,通常都維持在6、700人之間。外役區的政治犯約有80人,農耕隊有較自由的空間,他們一早就從押區由班長帶到棄園從事整地、施肥、種菜、砍柴等工作,直至黃昏才回到押房。

砂石場的二次革命

坐落在新店的軍人監獄擁有一處砂石場,距軍人監獄有7、8公里,其名稱叫龜山砂石場。該砂石場的作業員是清一色的政治犯。砂石場的作業員與一般的外役又不相同。一般的外役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得回到押房,而砂石場的外役卻長期住在砂石場邊的工寮,因此,從外表看起來,他們也不像服刑中的囚犯,除了不能回家外,他們享有很自由的空間。

龜山砂石場的政治犯,紅(統派)、白(獨派)的比率各佔二分之一。數名獨派的政治犯常在休息時間討論台獨的問題,他們認為可利用砂石場來個「二次革命」。由於多數的台獨政治犯早就培養了一種共識——坐牢不是政治的終結,坐牢更不是理想的幻滅,乃是應落地生根,隨時隨地發展組織,進行二次革命,以完成台灣獨立為終極目標。

但自1963年開始,砂石場的人犯被分批移送到泰源監獄,由於他們有服外役的紀錄,泰源監獄也自然而然的優先採用這些人到農耕隊工作。

由於再次取得自由活動的空間,「落地生根,隨時隨地發展組織」的念頭又在數個台獨政治犯的腦海裡盤旋。

自1963年9月開始,因台獨事件判刑確定的政治犯陸陸續續被移送到泰源監獄執行。如蘇東啟案的鄭金河、陳良、詹天增、鄭正成,以及廖啟川案、柯旗化案等等。

鄭金河是雲林北港人,他是於1962年在海軍陸戰隊服役時,參加蘇東啟的台獨組織,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個性豪爽,腦筋清楚,反應靈敏,在難友心目中擁有天生的領袖氣質的鄭金河,同時並俱英雄膽識與為台灣的獨立革命犧牲奉獻的情操。

鄭金河與革命氣質

1964年3月底由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看守所移送到泰源監獄的半年後,鄭金河被調到農耕隊的養豬場當外役。利用兩年的時間熟悉監獄的內外、周遭環境後,從1966年6月,鄭金河開始草擬「泰源監獄革命」計畫。

「坐牢不是政治的終結,要落地生根,隨時隨地發展組織」,早就成為鄭金河獻身台灣獨立建國的堅決信念。因此,無論他在任何監獄執行,第一件工作就是很用心的去觀察周邊的地理環境、管理階層的調動、由其他監所移轉來的新難友的交往對象,以及被多數人所忽視的小細節。

自被調到外役區開始,鄭金河慢慢地與衛兵連的充員兵套交情拉關係,同時也與北源村的原住民建立友好關係,其他同志如農耕隊的詹天增、福利社的陳良等人,也依鄭金河的交代與原住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經過兩年多仔細的了解監獄的方位、地理環境、氣候變化等,並包括整個監獄的各部門、各科室的運作及互動關係都能瞭如指掌後,鄭金河先與同案的詹天增、陳良就二次革命的大概做過多次的討論。

二次革命計畫以外役的台獨同志為主體,押房方面找一位押區的外役負責連路的工作,該事由鄭金河自行處理,並找上同是台獨案的高金郎負責押區與外役區的交通。

鄭金河對高金郎解釋二次革命只有秘密計畫,沒有組織。同志間的連繫與合作只能有直線單層的關係,絕無橫線的多層關係。意思就是說「甲」只能和「乙」連繫,「乙」只能和「丙」直接連繫,「丙」與「丁」連繫,依此類推。但是「甲」不能與「丙」,或「乙」不能與「丁」有直接接觸的關係。

統派的政治犯是堅決的反台獨,因此,泰源監獄獨派的二次革命,當然不會有統派的政治犯參與,但為了維持表面上的和諧,獨派曾就二次革命一事知會統派。統派政治犯表示可理解、不反對、不參與、不破壞、不揭發、守中立立場。

在色彩分明的政治犯監獄的押區內,經由直線連繫的獨派政治犯,都知道了二次革命這件事,並有一部分人被安排了任務。小部分沒被知會的,若不是連繫上的技術問題,就是那個人的立場受到了懷疑。如同是因台獨案坐牢的施明德,由於他鮮少與獨派難友往來,反之,卻與統派政治犯過從甚密,因此,鄭金河特別交代不能讓他參與,甚而不能讓他知道。

既然「人」是最重要的因素,鄭金河時時提醒同志利用機會吸收原住民,並說服充員兵在舉事時加入革命行列。

原民心中的奇能異士

當外役的台獨政治犯也掌握每一個與原住民、警衛連的台籍充員兵接觸的機會。如鄭金河本人,天生俠骨,具有宋江式的英雄氣慨,喜歡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又身體魁偉,孔武有力,一隻養在山坳裡,重達2、300斤的豬,他可以不需幫手,在一、兩個鐘頭內把豬殺好,然後用單車載回整隻豬。

就憑這個能耐,他幾乎包辦了泰源監獄方圓10公里以內所有養豬戶的生意。因附近養豬人家的豬,幾乎全部賣給警衛連、監獄官兵和裡邊受刑人的伙食團。由於他從小以殺豬為業,對豬的了解比對人的了解更多,現在又是養豬欄的負責人,累積了十分豐富的知識與經驗,向原住民提供了全套飼豬知識,故能成為原住民心目中的「奇能異士」,更加上買賣之間不索回扣,付錢又爽快乾脆,自然而然成為原住民的最愛。與原住民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將來一旦有用得著他們的地方,可就方便多了!

吸收同志不遺餘力

在修車廠擔任外役的台獨志士,也利用修車之便,對官兵的服務頗獲好評,如對原住民貨物的搬運,遇天然災害時為他們載運老弱婦孺避難,或在聚會時為原住民提供便捷的交通工具等服務。在醫務室的外役,無論對官兵或原住民,也提供有效的醫療保健,使所有受惠者咸認外役的真誠服務已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曾經在軍中吸收過革命同志的鄭金河、詹天增、陳良等人也利用以前吸收同志的模式與警衛連的充員兵,甚至連長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他們利用、甚至製造機會與警衛連的官兵飲酒交誼,在閒聊中找適當機會談台灣被外來政權統治的苦難真相,以及中國國民黨的獨裁專制統治的實例。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充員兵,對他們所說的都深具同感,也自然而然慢慢的對國民黨起了很大的反感,更進而產生了一股與台獨志士同仇敵愾的心理。

關於台獨
李登輝和陳水扁都只算的上是後繼者
有多少人在她們之前為台灣獨立而犧牲生命
在檯面下散佈著台獨的種子

中國的一船人可能都不知道

在政工幹校已讀到4年級的黃聰明,因為涉嫌與日本的廖文毅台獨案有關,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他於1967年被移到泰源監獄的義監執行。當時泰源監獄警衛連長也是政工幹校畢業的,非常巧的是與黃聰明又是同學。

因此,黃聰明特別交代這位連長同學,要好好關照他那些在當外役的兄弟。因為有這層關係,使鄭金河等人與連長建立了良好的友誼。由於外役較自由,因此常有機會與連長喝酒、下棋、泡茶、聊天,偶爾也觸及敏感的政治問題。

身為囚犯與管理階層的連長就像朋友,更像兄弟般的交往,這種異常情況看在充員兵的眼裡,對這些台獨政治犯的戒心自然就減少了。

任外役成革命核心

就另一個層面來說,因為容易接近台獨外役,也容易被吸收為同志。1969年9月間,自青島東路看守所移送數十位判刑確定的政治犯到泰源監獄。其中的吳俊輝及江炳興屬台獨政治犯。江炳興是在黃埔陸軍官校4年級時,參加東北亞聯盟的台獨案,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當他被移送到泰源監獄的時候,殘刑只剩3年。

江炳興到泰源監獄沒幾天,就被一位軍校的同學發現,這位同學當時在泰源監獄擔任少校保防官。

要在泰源監獄擔任外役,需符合三個條件:

一、非無期徒刑的囚犯。

二、沒有脫逃等不良紀錄。

三、在本監執行3個月以上,經觀察品行良好者。

由於江炳興能遇上老同學,並被徵詢意願,所以他到泰源監獄未及一個禮拜,即被調到洗衣部當外役。到洗衣部當外役的江炳興,很快的與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等人接上了線,而且也成為「革命核心」。

自1969年10月開始,二次革命的準備工作加速在進行。

鄭金河到泰源監獄執行以來,經過5年的觀察,他對台東,尤其是北源村的地理形勢、監獄各科室的運作、衛兵連的交接、監方與相關單位的互動等情形已摸得十分清楚。

他已精確的估算出:自泰源監獄到台東市區的車程需兩小時。

由台東到東河鄉的隧道,其車程約40分鐘。

由隧道到泰源監獄,車程需80分鐘。監獄辦公大樓的無線電台每隔30分鐘向台北呼叫一次。

到目前為止,差不多很多困難都可克服——包括與押房的聯繫,警衛連的充員兵有15位被吸收,監獄外少數原住民朋友,共有110人要參加二次革命。另外如交通工具、武器的取得等,一切都在掌控中。唯獨,在舉事時如何使電台能正常運作,令它保持每30分鐘與台北呼叫一次,或是令它完全消音,鄭金河等數位核心還想不出什麼方法能予克服。

有人建議用炸藥將電台炸燬,但是電台被炸燬,只要超過半個小時,台北方面接不到泰源監獄的呼叫後,國防部會命令桃園龍潭的傘兵部隊到泰源監獄鎮壓,而龍潭到泰源監獄卻只需40分鐘。

核心分子之所以能獲知這些情報是由一位曾在龍潭傘兵部隊當營長,因觸犯政治案件,當時在泰源監獄執行的受刑人所透露。他並進一步說,龍潭的傘兵部隊24小時待命到各軍事要地——包括由國防部管轄的各個監獄執行必要的支援任務。

攻占電台播放宣言

既然無法制止電台每30分鐘向台北呼叫一次,鄭金河當下將舉事計畫做了些調整,就是攻佔電台,然後播放準備好的錄音帶,同時向中國國民黨及台灣人民宣布台灣要獨立建國,錄音帶需包含台語、北京語及英語,並指派江炳興負責錄製。

錄音帶內容為何,迄今仍是一團謎,經高金郎走訪當年與江炳興在革命工作較頻繁接觸的相關人士,拼湊出大概的內容:

吾等軍民一體,用扁鑽突擊國民黨的槍桿子,主要目的在向世人宣告:台灣人有權利、有能力、更有勇氣在這個美麗島上建立一個健康、富裕,尤其是進步、友好的台灣民主共和國。

台灣人忠厚被人欺,委曲求全400年,所得的教訓是:寧可與國民黨相玉碎,也不能容忍外來政權的繼續統治。所以吾等在此時此刻此地宣布台灣要獨立自主,徹底反對所有台灣的鎮壓、欺凌、蹂躪和剝削。

外來勢力主要靠特務和軍警鎮壓,我們在此要特別說明:軍警再多,多不過百姓和學生;槍砲再猛,也敵不過老百姓對貪得無饜的外來政權的怒火。

無懼10億中國人

國人先震懾於征服者的殘暴,再惑於中國10億人口的恫嚇,遲遲不敢舉起獨立的大旗。其實,10億中國人絕對無權,而且也阻止不了1500萬台灣人為求生存、謀幸福的建國努力。

今天台灣青年決定對獨裁者開砲,因為搶救台灣的時日已經不多,長痛不如短痛。但我們也懷疑,國民黨在心膽俱寒之時,反動勢力可能作困獸之鬥,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醒台灣人,防範敵人重施23年前228事變的欺騙與屠殺的伎倆,因此緊急籲請全民匯集智慧、能力,共同為及早建立一個可大可久的世界樂園之國而努力。

1500萬同胞不嫌多,3萬5000平方公里也不嫌小,因為我們有能力和條件創造出世界最高的個人所得,更有信心和決心可以發展出高貴的科技和超然的醫療技術,為世界人類而服務。

以此與包括中、日、美、蘇等世界強國及鄰近國家和平相交,積極參與並主動促進世界50億人口的福利,願世界人類亦能待我1500萬同胞以平等之道。

尤其對中國,我們堅持獨立自主的精神和意志,但友善才能建立可長可久的,相互依賴的兩岸關係。

願我列祖列宗保佑斯土永遠美好和芬芳,也保佑斯民永遠團結和幸福。﹄(資料來源:《泰源風雲》,高金郎著。)

二次革命發生背景

發生在世界各國的革命事件都有他們的時代背景、政治背景,泰源監獄獨派政治犯的二次革命亦同。最重要的原因有三次:

一、蔣介石於1967年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時,向記者宣稱台灣沒有政治犯,台灣也沒有台獨運動,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台灣人民支持國民黨。蔣介石的此一說詞一定會誤導很多民主國家。泰源革命的第一宗旨就是要戮破蔣介石的氣球。

二、中共與美國有愈來愈親近的趨勢,如果美國一旦與中國建交,一定會放棄台灣,台灣也有被出賣的可能。台灣獨立成功,可放棄對任何國家的依賴。

三、無論在日本或歐美各國,都有台灣留學生組成的台獨團體,泰源監獄的二次革命可配合海外的台獨團體在國際上做宣傳。

要在什麼時候舉事的日期仍未定案,但舉事時間已定在中什的12點半。

鄭金河及江炳興預估了未來的行動情況:

打開押房鐵門把同志放出來,與外頭的警衛連會合需15分鐘。

第一部車預定12點50分出發,第一目的地是佔領富崗電台,接著是攻佔成功輕裝師基地,然後是東防部,任務達成後在旗桿邊擺上一株綠色甘蔗葉。

第一車預定16人,其中政治犯8人,警衛連5人,原住民3人,全部輕裝裝備,以快速突擊為止。

第二部車上配備兩門迫擊砲,人員16,目標直奔輕裝師基地,如果沒有發現甘蔗葉的記號,要馬上開砲,任務完成後向台東縣警察局挺進。

第三部車是中型吉普車,坐滿6人後,直奔花蓮。行動計劃由車上兩位花蓮弟兄規劃,與隨後出發的第五部車互相接應,預計抵達花蓮已是當天夜晚,目標以警察局、軍事單位,及電台為主,配合民運辦法成立臨時政府為目的。

現成的一部小型吉普車編號第四,載運6名曾受過游擊訓練的政治犯,其中兩名在台東下車支援第二部車,另4名則直馳高雄,所到之處一律想辦法癱瘓交通。

至於什麼時候才是打開牢房鐵門的最佳時機?幾經討論決定採用調換碉堡衛兵的方式。這種方式必須連闖六道關卡才有成功的可能。

第一關:打開鐵門,讓難友儘快到大門口與友軍會合。

第二關:難友與警衛連、原住民完成整編後出發。

第三關:走出無尾路(此路只到北源村為止),突破小洞口,才能轉戰南北或海上。

第四關:佔領富崗廣播電台,並加裝強力發射器,向全世界發布台灣獨立宣言,並突擊附近成功輕裝師基地。

第五關:控制花蓮及台東。預計只要台灣獨立委員會在東台灣成立的消息傳抵台北,國民黨黨官及政府高官就會聞風逃逸。

若蔣介石等人未如預期的聞風潰逃,則繼續向第六關挺進。

第六關:運用外交手段制止國民黨相關人員使用空軍,其次要全面瓦解花蓮與台東憲警勢力,以高中以上學生作為維持治安主力,動員全部後備青年固守大武山與蘇花公路兩條要道,加派突擊隊和海上巡邏隊西進,要求在國際監督下,全島進行公民投票改組政府與國會。

施明德立場曖眛

警衛連的輔導長是台灣籍,1969年初,鄭金河在一次與他的閒聊中曾問及:如果有一天發生非常事件,國民黨政府要將台獨的政治犯消滅的時候,他的立場會偏向誰?

「手臂是向內彎,同樣是番薯仔,那有殺自家人這個道理?」這是輔導長對鄭金河的回答。

聽輔導長如此回答,鄭金河至感安慰,由此證明他多年籌畫、建立關係所付出的心血,終於有了成果。

1970年初,義監已經有人按捺不住,頻頻要人傳話給鄭金河,要鄭金河儘快舉事。這個人就是施明德。

60年代的台獨武裝革命
雖然以失敗收場
但是這些人追求台灣自主的精神
仍然讓人緬懷

施明德雖名義上是因台獨案被判刑,但由於他與統派政治犯過從甚密,其友好情形已超越與獨派同志的交往,所以獨派政治犯咸認他立場曖昧而與他保持適當的距離,因此才令鄭金河等人認為二次革命茲事體大,不能讓他參與,甚至不能讓他知道。

另外一個原因是——施明德自失去自由那天開始,無時無刻不在想離開監獄之法,由於他善於偽裝,尤其是裝病技巧,無人能出其右。

在泰源監獄服刑時,明明身強體健,他也要一天到晚打報告看病,說他腰椎受傷,看病的次數多了以後,就申請住病舍,病舍住久了以後就申請到花蓮住院治療,因為他裝得太出神入化,配以水準以上的演技,因此監獄的保防官、監獄官、監獄長、科長、醫官等都在他精湛的演技下,將他視已病入膏肓,不得延醫,致令他得能一而再的到花蓮就診。

至於到花蓮看病有何好處?別人去看病除了真正的醫病以外,還有什麼好處,他人就不得而知了,至於施明德的好處是有目共睹的,最起碼,兩次的花蓮之行讓他增加了一個女兒。

施明德坐牢期間充塞於他心中的只有「自由」這兩個字,只要能自由,用什麼方法都行,付任何代價也甘願。為了要自由,他拜託外役探尋偷渡離境的路子,甚至託人買船,然後也期待監獄那天會暴動好讓他藉機脫逃。

泰源監獄革命的核心,除了因施明德與統派交往過密,立場曖昧而將他排除於革命陣營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乃由於他動機不良。難友們是基於民族大愛而從事二次革命,他施明德卻是在找尋脫逃的良機,以發揮其一貫信仰的—「抗拒苦難,難!難!難!承受誘惑,易!易!易!」

雖多數獨派中人都獲知不讓施明德知道二次革命這件事,卻仍有少數人不知情。詹天增就是其中之一。約舉事的三個月前,放映電影時,詹天增與施明德毗鄰而坐,兩人閒聊中詹天增以為施明德一定知道二次革命,且也被分派了任務(因為施的同案都有參與),所以就很自然的談到目前正在進行中的革命大事。

自施明德獲悉有二次革命這件事以後,就時常託人傳話或帶紙條給鄭金河。他找鄭金河的用意並不是表達他有參加的意願,而是要當上將總指揮,要領導整個革命工作(好像要身先士卒,報效台灣)。對施明德的為人處世、辦事能力、品格操守、行為動機已有深刻印象的領導核心及諸難友,誓死也不應允,施明德在無法得逞的情形下,竟向鄭金河等人以重話威脅:

「…若不讓我擔任總指揮、總領導人的話,大家走著瞧,你們也甭想會成功,到時候大家就來個同歸於盡!…」

這幾句話用意至明,如果不由他擔任上將總指揮的話,則他不惜向監方密告檢舉。向同志們威脅的當兒,他也確實做了一部分,雖沒有直接向監方密告,卻對革命同志帶來很大的傷害。眼看無望爭得領導權,這在施明德的邏輯觀念裡就是那句「不是同志,就是敵人」,既然是敵人,他就利用獨派真正的敵人來打擊獨派。

打擊之法就是向統派散播謠言,說獨派的革命若成功,會將統派的政治犯一個個處死,這些無中生有的挑撥言詞,聽在統派政治犯的耳中當然會心中恐慌,擔心那一天真的會被處死,因此,在統派集團裡流傳一種聲音—為了保命,為求自保,應該向監方檢舉獨派的二次革命。

依鄭金河的盤算,整個革命計劃的準備工作仍需再半年的時間才告完成,如計劃由泰源至台東的馬路邊要設置十個以上的水果攤供原住民賣甘蔗,其作用一方面是通風報信,二方面是控制交通。這個計劃僅完成了百分之二十,其他未完成的零星工作仍不少。如此重大、艱鉅的工作,不是壞在敵人手上,卻是來自窩裡反,頗令鄭金河等人覺得意外,亦覺得痛心。

原本風平浪靜卻不意中跑出一個攪局的程咬金,跑出一個要奪權的老大。領導核心面臨內憂外患—統派虎視眈眈,隨時有密告的可能,情勢發展至此,似乎在逼革命志士及早舉事。

領導核心做了一番審慎的評估—

由於準備未妥,時機未熟,貿然舉事,只是白白犧牲。

如果再拖延的話,有可能會讓國民黨來個甕中捉鱉,結果都是一樣。

或許現在舉事的成功機率不大,但總算各佔百分之五十,若不舉事而坐以待斃,其結果一定是一百比零。「已經沒有退路了,只要盡心盡力,歷史會記住我們。」

鄭金河、江炳興、陳良、詹天增、謝東榮、鄭正成等領導幹部,決定1970年2月8日中什,也就是監方仍在放春節假期的時候舉事。

2月8日(農曆元月初三)上什11點是囚犯的中餐時間,也是警衛連交接班的時間,8組衛兵由一個老芋仔班長帶隊,其中兩組接大門口的班,6個人換碉堡的崗哨。這8個充員兵都是已被吸收為同志的革命志士。

除了負責碉堡的衛兵有發給子彈,其他崗硝的衛兵只背著一支卡賓槍而已。交接退班的衛兵有兩位被吸收,他們退班後一個把槍交給鄭金河,另一個交給詹天增。

老芋仔班長任務完畢在返回衛兵連的途中,被由路邊樹林跑出來的鄭金河與詹天增碰上,鄭金河用來自汽車修理廠、陳良以鋸片製成的刀子向老芋仔的身體刺下去,因沒中要害,詹天增再補上一刀,並將他推到路邊。

雖連續被刺了兩刀,老芋仔不但沒死,甚至還能大聲呼喊:

「救命!救命!殺人哦!……」

這時候有一位陳少校行經附近,聽到救命聲音後,即快步朝聲響的方向前去。當他趕到數十公尺外的現場,呈現在他眼前的景象是—

老芋仔全身是血的倒在路旁。

鄭金河、詹天增、陳良、江炳興、謝東榮、鄭正成站在路中央。6個人當中兩位有槍,陳良、江炳興、謝東榮等3人的手中各握著一把刀,只有鄭正成手無寸鐵。

看到這幕景象的陳少校,拔腿就往監獄辦公室的方向,上氣不接下氣的跑過去,一面跑一面喊:

「殺人哦!殺人哦!……」

鄭金河舉槍向他射擊,可能該槍久未使用,所以子彈被卡住了。他當即迅速的換上詹天增手中的槍,然後朝陳少校射擊,但陳少校命不該絕,這一槍並沒打中。

雖是寒冬的氣候,陳少校卻是滿身大汗,氣喘如牛的跑到警衛連的當時,正好是警衛連用餐的時間,3、40位官兵聽到室外的呼喊聲也顧不得吃飯,全部的官兵一齊往外跑以一明究竟。

代理連長的輔導長站在最前面,鄭金河原本有意吸收這位輔導長,但又顧及政工出身容易動搖意志,因此改以攤牌策略,就是請他避開起義的時間,不巧的是直到2月8日上什10點
多,鄭金河仍未找到他的行蹤,而11點又是起義的時間。由於時間上的無法配合,以致必須
在這種敵對的局面下面對面。

雖說已經是處於敵對的立場,但因為輔導長曾經向鄭金河說過手臂不外彎這句話,而鄭金河也曾不止一次的對他暗示有一天將會起義這件事。因此首先開口的鄭金河請輔導長讓開,讓他們衝進押房將同志帶走,但輔導長的回答卻是斬釘截鐵的不可能。他說:

「槍聲及救命聲已經傳遍整座監獄,連圍牆外頭都聽到了,押區絕對加強了戒備在等候各位,你們前去不是在自投羅網,白白送死?」

「再說我身為輔導長,又是代理連長的職務,我能在眾目睽睽下放你們進去嗎?如這麼做我不是在自找死路嗎?反正都會死,與其明知以後會死,不如你現在就打死我……」

現場雖有三、四十名充員兵,但由於他們都是在用餐中跑出來,個個都是兩手空空,對鄭金河等六人而言也是無可奈何,第二是充員兵當中有一部分已被吸收為同志,第三是輔導長並沒有下令對他們六人要有什麼舉動,因此,鄭金河等六個台獨志士得能從容的離開泰源監獄。

起義不成的大逃亡

離開泰源監獄後,他們六位先到一處本來是原住民打獵落腳的茅屋待下商量。鄭金河表示,如果越過中央山脈到西部,按地理位置應該是嘉義縣,也就是他與陳良、謝東榮的家鄉;但江炳興認為應該到東部海邊,伺機上漁船逃往國外,他對押區內的同志仍抱以樂觀的期待,認為監獄內的弟兄說不定會在晚上行動,需他們配合。再說,六個彪形大漢拿著兩支長槍,剃著和尚頭,非軍非民非學生,在光天化日下能夠到何處?所以六壯士決定留待晚上看個究竟再說。

六個人的心情同樣悲憤,但是所考慮的問題不一定相同,就在等待天黑的時光,六個人做了簡單的安排,萬一情況有變,只好分頭求發展,以創造未來共同的命運。

當他們摸黑趕到豬欄對面山上的路上時,只看到高聳的監獄圍牆裡外,探照燈穿梭交織不停,那些燈光是高踞圍牆上的碉堡由內向外照射出來的。但不遠處的眷村,平常還算熱鬧,現在卻只是一堆黑影而已。這種情景該也是意料中事,但也難免會感到心情沉重。鄭金河表示應該再摸回豬欄看看,那裡放有一袋花生,各人帶一包在身上,可以延長在高山野地求生存的體力。

在朦朧的月光下,六個人的身影陸續出現在地瓜園的那一頭,然後以半圓型,間隔二、三十公尺的距離,半蹲半跑的通過那塊約有八十公尺長的地瓜園,豬欄就在距地瓜園不到三十公尺的香蕉林裡。

原本期待可以拿到花生的鄭金河等六人發現,鄭金河原來休息的小木屋已被拆得枝木不留,更甭說什麼花生了,連花生殼也見不到。

面對這種情況,江炳興仍不死心,他認為應該到眷村看看,起義不成,如果能弄到一套軍服穿在身上,再弄個假證件,逃亡不是方便多了?何況從橘子園到眷村的路很筆直。於是六人往眷村方向行去。

路邊民房門窗緊閉

豈料抵達眷村一看,整個村落除了馬路旁的路燈依舊明亮外,路邊兩旁民房的門窗緊閉,不要說看到行人,連平時亂跑亂叫的貓狗也不見一隻,猶如遭受大劫難後的孤寂死城一般。往監獄的方向看去,觸目所及除了加強的崗哨外,還有穿梭不停的軍車,經驗告訴他們,已調集他處的部隊來增援了。

情況很明朗,在泰源已不可能有作為,六個人於是走回頭,但就在他們要涉水渡河時,忽然由道路兩旁射出兩道強烈的照射燈光,把河面照得如同白晝,六個人立刻躍身入河,子彈聲也凌空劃過。過河後,他們發現每個人的褲管都溼了,但已不管那麼多了,為了降低被發現的風險,六個人決定分成三隊,各自往不定的目標邁進。

事情發展到這步田地,也是曾預估過的,所以也不必怨天尤人了!鄭金河叫大家不可逗留,於是往熟悉的方向前進,步行中鄭金河說:

「不論發生任何情況,也要保留體力和生命來為今天和台灣的歷史做見證。」

江炳興和鄭正成是第二路,向來不多言的江炳興突然衝口而出的說道:

「歷史會記載,2月8日是台灣人對抗蔣獨裁過程中最黑暗的一天。」

第二路的目的地是台東太麻里,難友中有人與該處一家果園的主人是親戚,只要能到那裡,先待在果園內的農具房一段時日,待風平浪靜後,伺機買條漁船潛逃國外,並非完全沒有機會。

第一路的鄭金河與謝東榮決定往西走,他們已不敢奢望能夠搭乘火車或汽車,只祈求能徒步翻越中央山脈,回北港老家一趟,探望11歲的兒子鄭建國。如果無法回家,也可以到學校外面見他一面,然後在台灣山區打游擊,直到推翻蔣政權為止。

第三路的陳良與詹天增的目的地是花蓮。他們希望經由山路行抵花蓮後再做下一步的計畫。

再回頭看泰源監獄

僅發出一聲槍響的泰源監獄革命事件爆發後,2月8日下什,整個監獄的眷村風聲鶴唳,包括在部落裡與監獄有直接關係的家庭,不論男女老幼,全部被強迫住到監獄的大圍牆內邊和警衛連的營房裡。然後集合原住民以威迫利誘,凡是膽敢幫忙藏匿或包庇者,將以通匪重罪處刑,如果能幫忙抓到逃犯,就會發給獎金。通緝獎金也不斷提高,由5萬新台幣增加到20萬,創台灣400年歷史的天價紀錄。

為了緝拿六壯士,國民黨動員了一師的野戰部隊,尚有警總、調查局、憲兵、警察以及原住民青年,自關山的那頭與泰源這邊做全面包抄及地毯式的搜索,台東縣也因此全縣戒嚴。

在押區方面:

自從槍聲響過,整個押區立即進入嚴密警戒的狀態,所有外役——包括菜圃、廚房、汽車修理廠、工程隊、醫務室、福利社、橘子園、洗衣工廠……統統被趕入押房,且由監獄官親自清點人數,這種做法在泰源監獄是前所未見。所有政治犯大家都心裡有數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押區內待命,要參加起義的台獨政治犯也知道起義已經失敗。

警備總司令部的副司令劉玉章第二天抵達泰源監獄,他對泰源監獄所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把監獄四周50公尺以內的橘子林全部砍光,理由是橘子樹會成為敵人行動的掩護。

再入天牢

逃亡中的六壯士是曉宿夜行。沒有寢具,沒有食物,他們睡的是山洞或原住民使用過的柴寮及工寮,口渴則飲用山溪水或樹葉上的露水,肚餓則採野生蔬果或盜挖原住民種的地瓜果腹。

所有參加緝拿逃犯的野戰部隊、警總、憲警等全由原住民青年帶隊。六壯士逃亡的可能路線,當然瞞不過這批原住民青年。因此,鄭正成、詹天增、陳良、謝東榮、江炳興等五位在逃亡了四至七天後陸續被抓。

情治人員喬裝原住民

2月23日,鄭金河逃亡到花蓮與台東交界的霜雪山。當天晚上他在又飢又渴的情形下,自他藏匿的山洞走出來,希望能覓得飲水或什麼食物。走了約二十公尺許,看到微弱的燭光自不遠處的工寮中射出來,他走近工寮往內看,一個原住民青年正在煮著香味撲鼻,令人垂涎的食物,已經多天沒進食的鄭金河,當即請原住民分給他一點食物,毫不吝嗇的原住民不僅招待他飲食,還拿酒與他共飲。但想不到平常酒量頗好的鄭金河喝了三五口就感覺天旋地轉,頭暉目眩,待警覺到是怎麼一回事時,已被原住民用槍柄擊昏,醒來時發現全身已被粗鐵絲綑縛在一部吉普車內。原來這個原住民是國民黨的情治單位潛伏在山地的工作人員。

鄭金河被捕,結束了六壯士的逃亡行程。他們被抓到以後,所有人的手掌心全被鐵線貫穿,整個身體都被鐵線綑得牢牢的。他們先被集中到台東縣警察局,等詹天增和鄭金河被押到泰源某處石頭縫中起回兩支槍以後,又集體被送往安坑軍人監獄。

在送往軍人監獄前,六壯士遭沒人性的特務施以七天七夜的各種酷刑,他們的手腳腫得像籃球那麼大,臉部腫得完全遮蓋了眼睛,成為沒有視覺障礙的目盲人。

人已被逮到,還有什麼可刑求的呢?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要報復。報復六壯士使他們晚上得加班,報復星期假日也得往山上跑。刑求的第二個理由是要追查錄音帶是誰製作的?該卷擬向全世界宣布台灣獨立的錄音帶,以三種語言錄製而成,是情治人員在搜索江炳興的工作場所時不意中發現的。每一個被問及錄音帶製作者是誰的時候,六個人都承認是他錄製的,儘管已經有人承擔,情治人員卻是無論如何也不相信該錄音帶是六人當中任何一位錄製的,因為六人當中除了江炳興擁有大學的學力外,另五人不是初中就僅是國小畢業,不可能錄製如此高水準的錄音帶。萬般不信也無可奈何,因為六壯士對錄音帶的答覆,自始至終沒有變。

只講「利害」,不談「原則」是中國人的特性。由泰源革命事件的核心人物被捕後,辦案人員追查錄音帶來源及根本沒問到參與的總人數的態度上,即將這種特性表露無遺。無論官位大小,他們但求在職時平安無事,一旦發生了什麼大小事,每一個人立即築起一道保護自己不受累的高牆,基於這些特性,所以對六壯士的偵訊才草草了事。在監獄方面也一樣,相關人員擔心事情擴大的話,一定會丟掉好多頂烏紗帽,因此事件後泰源監獄只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補強工作,及隔離了數位受嫌疑的台獨政治犯。外役當然取消了,以往很少上鎖的中門也上了鎖,碉堡增多了,牢房外的巡邏更密集。大圍牆外的武力裝備加強了數倍,所有警衛一概全副武裝,且真槍實彈。廚房用菜刀被以鐵鏈鏈在大桌上,以防再次發生革命事件時,拿菜刀當武器。

被列為嫌犯的,仁監有劉漢卿、莊寬裕、張啟堂、林振賢、謝發忠,義監有柯旗化、施明德、張茂鍾等人被隔離於獨居房。

六壯士被移送到安坑的軍人監獄僅一個禮拜就接到起訴書,只有鄭正成被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三項——陰謀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之罪名起訴,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江炳興等五位則以唯一死刑的第二條第一項起訴。

不知情下被要脅同行

鄭正成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待遇?這該感謝鄭金河。

無論在警備總部或軍法處,當鄭金河被問及有關鄭正成在此次行動中所扮演的是什麼角色時,鄭金河總是反覆強調鄭正成是受害者,鄭正成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他們五人用武器脅迫與他們同行,鄭正成是在無力反抗下才不得不與他們一起逃亡,嚴格地說,鄭正成是人質而非同志。

在軍人監獄等待判決的那段期間,鄭金河利用種種管道傳話給其他同志,要大家能救一個算一個,希望最少要救一個活命為這段歷史做見證,同時也為台獨留下火種。

鄭金河所表現的那種至真至善的革命情操,世界各國有被公認的革命領袖也好,革命英雄也好,哪一位能與之相比?

類似這種事件,若發生在中國人的身上,其結果就完全不同。由以下所舉例證,當可證實

軍事政變未果事敗被捕

泰源監獄革命事件發生前不久,高砲部隊有二十多個中級軍官擬發動軍事政變,結果事敗被捕。都是被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的四人,判刑的結果是兩名死刑,兩名無期徒刑。本案的案頭名叫馬志堅,他所提的上訴理由是質問法官,為什麼觸犯同一條例的鍾盈春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理由是「因為子女成群,生活貧困以致不滿政府,情有可諒……?」

四位被告除了有檢察官為他們提出職權上訴外,當事人也委由律師聲請覆判。一段日子後,四位上訴人都得到發回更審的佳音。再由國防部覆判局重新判決的結果——原判處無期徒刑的改判處死刑,原判處死刑的維持原判。

由這個例子即能看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大大不同處。在諸多台獨案中,多數的被告總是想盡辦法要為同案的人脫罪或承擔所有的罪責,他們希望能保存實力,將損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如台獨運動的先驅者蘇東啟先生,當他被判處死刑時,仍不忘鼓勵眾同志能救一個算一個,救兩個算一雙。像鄭金河、陳良、詹天增、江炳興、謝東榮,當他們的肉體遭受到只有在食人無數的惡獸身上才有可能發生的毒刑,他們仍然以救活鄭正成的生命而彼此鼓勵,他們希望為歷史留一個活見證。

1970年3月底判決:

鄭金河、謝東榮、詹天增、江炳興、陳良,各判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費用外,沒收之。

鄭正成,判處有期徒刑16年,褫奪公權10年。

被判處死刑的泰源五義士,自被逮捕的那天開始,一直到執行死刑時,他們身上的腳鐐、手銬未曾離身,因此五位義士計畫在被槍決以前要用手銬當武器,一人換一命。可惜五義士的共同心願無法達成。可能是執行槍決的前一天晚餐的食物裡被摻入安眠藥,所以當5月30日這天的清晨,五位義士被扛出押房的時候,同感天昏地暗,天旋地轉,渾身乏力,但五位義士並沒有在這最後的時刻被擊垮,他們仍然強振精神,踏著勇敢、堅定的腳步,走向他們生命的最後旅程。

五義士走上最後旅程

被帶到安坑的槍決場以後,法醫要為他們注射麻藥,但五個人同時勇敢的拒絕,因此,五位從容赴義的泰源義士被排成一排,他們的背後五位劊子手舉槍待命。

當第一聲槍響,「台灣獨立萬歲,台灣人萬歲」的口號同時由五位身中子彈的義士口中大聲喊出。劊子手在五個人的身上已經射擊了25粒子彈,仍無法停止他們的呼喊,一直到七乘五,總共射擊了35發子彈,才使得陳良以外的四位義士的叫聲停止,並緩緩倒下。而身體要害已連中七槍的陳良,仍然挺立高呼台灣獨立萬歲,台灣人萬歲,劊子手又補上兩發子彈,陳良的氣息猶存,只是呼喊的聲音轉弱而已,子彈已經用完的劊子手,只得以槍尾刺刀往陳良的脖子刺了一刀,才令陳良的氣息完全斷絕而緩緩倒下,多麼強韌的生命力!身中九槍仍不倒下,這是否表示陳良死得很不甘心,因為未起事就宣告失敗,不甘心的又何止陳良呢?

革命事件不成功便成仁

泰源五義士壯烈犧牲時的平均年齡僅33歲。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世界各地不知發生了多少革命事件,姑不論發生於什麼年代或發生於何地,其成功與失敗的機率是各佔百分之五十,就是所謂的不成功便成仁。但是泰源監
獄革命,從開始策劃至展開行動,革命核心不但不敢抱以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甚至連百分之一的機率亦不敢奢望。

難道他們是頭殼壞去,否則為什麼成功率連百分之一也無法達到的工作,也會有人要做?更何況又是一件需以寶貴的生命為代價的事!其道理何在呢?又凸顯了什麼意義呢?

第一: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代表台灣人要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的意願,不會受到時空的限制,只要有機會,願意繼續為台灣的獨立建國獻身。

第二:蔣介石政權一再對國際媒體宣示,台灣根本不存在台灣獨立這件事。泰源監獄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戳破蔣介石的謊言,另個目的是要配合當時人在海外,享有國際知名度的彭明敏教授在國際上有發言的空間。這好像是點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第三:五位義士雖早就抱著視死如歸的覺悟,但於行動前並沒有針對個人的任何約束或規定什麼人需擔負什麼責任。但事情的演變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所有事情,任何責任,五位義士是爭先恐後要承擔,甚至連情治單位所要羅織的任何罪名,五位義士也願承受。

台灣建國革命終極目標

不約而同的,五位烈士都一致認為應該保護有機會活下去的人,以延續台獨的種子,使活著的同志繼續從事台獨活動,不達目的不休止。

因此,顯現在五位烈士身上的,可用簡單的八個字予形容,即:

大愛、大仁、大智、大勇。

「寧可死於戰場,不能死於刑場」,是所有參與革命的台獨志士的終極目標。但綜觀整個革命的演變過程與結果,與終極目標相距何止萬里?即連五烈士所抱以「死守台東,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也不投降……」的心願亦成幻影,可想而知,五烈士當是在非常遺憾下離開他們心愛的鄉土。

造成這種結果是誰促成?誰該負責?

依鄭金河的計劃,整個革命的準備工作還需要半年以上的準備時間才告成熟,如與被吸收的充員兵之間的溝通、感情的培養,台灣人意識的灌輸與加強……及泰源至台東之間連絡站的設立也僅完成了五分之一……其他未按計劃完成的工作也為數不少。但又為什麼將這麼重大又艱鉅的革命工作要在如此匆促下進行?

若不是忽然間跑出一個要奪取領導權,要當上將總指揮的施明德,若不是領導核心面臨內憂外患—統派政治犯受到施明德的挑撥而生被消滅的危機意識,隨時有密告的可能,怎麼可能在諸事未臻成熟時匆忙舉事?

革命真相驚天地泣鬼神由於施明德的攪局、恐嚇,甚至已向統派政治犯提出「善意的警告」,致使領導核心不得不就舉事時機的適當性重做評估:

若按原來計劃,待半年後,所有該準備的武器、車輛、通訊器材……該設立的連絡站、連絡員……及對充員兵的心理建設等工作均告完成時再舉事的話,統派政治犯可能會按捺不住而向監方告密,這種情況當然是讓國民黨(新聞、網站)當局來個甕中捉鱉,其結果是平白犧牲。

若提前半年舉事,則由於該準備的未準備好,該計劃的未臻完善,參與人員的心理亦未有充分準備的情形下,其結果也是平白犧牲。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放手一搏。

「已經沒有退路了!」

就是只能進不能退!

於是決定於1970年2月8日中什舉事。

泰源監獄革命就是在如此這般的情況下,才導致未舉事就要宣告失敗的結果。

誰是「失敗結果」的罪魁禍首?

泰源監獄革命發生距今已34年,這件驚天地、泣鬼神的監獄革命真相,也被埋沒了整整34個年頭,為使受難者的親朋得到安慰,為使數十條(除五烈士外,尚有數十位台籍軍官及士兵亦遭株連槍決)英靈得能安息,我們是否應還給歷史一個原貌?

(全文完)

此文原發表於:Jun 6 01:43:22 2004
原連結已失效:https://tw.news.yahoo.com/040604/46/p8l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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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灣獨立建國一定成功!!

  2. 出頭天、做主儂!^^
    台灣獨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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