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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瞎扯的台灣史!清廷海禁,反叛者處斬立決!

週日 2014年05月11日, 8:16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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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潘智仁:
看官 請注意這段文字
《貨物入官,家産盡給告發之人》

清廷敕諭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地督撫,
嚴厲禁止商民船隻私自出海,一旦有人“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家産盡給告發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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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禁海令略論 全文:

劉惠君 2009年06月23日 10:11

中國的禁海政策始於明朝。由於政治需要,從朱元璋起,除允許部分國家或部族通過“朝貢”方式進行貿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直至明末,這種禁阻私人從事海外貿易的政策時緊時松,但始終不曾撤銷。清朝始建,由於鄭成功等人雄踞海上,進行反清復明鬥爭,清朝無力海上制勝,於是承繼了明朝的禁海令,進一步申嚴海禁,以封鎖沿海水陸交通聯繫來遏制鄭成功等反清力量。另外,限制民眾出海外遷也成為清朝禁海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順治四年(1647年)七月,清政府頒布《廣東平定恩詔》,明確規定“廣東近海,凡係飄洋私船照舊嚴禁。”自此,清代的禁海令率先在廣東實行。順治十三年六月,清廷禁海令從廣東一隅全面擴展開來。清廷敕諭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地督撫,嚴厲禁止商民船隻私自出海,一旦有人“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家産盡給告發之人。其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緝者,俱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者,皆論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船隻及可泊船舟之處,嚴敕防守,“不許片帆入口,一賊登岸”(《清世祖實錄》卷102,順治十三年六月癸巳)。但順治帝的這一敕諭實行了五年多,並未能徹底割斷海內外聯繫,沿海各地對鄭成功等“糧、餉、油、鐵、桅船之物,靡不接濟”(江日升:《台灣外記》卷5)。因此,從順治十八年(1661年)起,清政府又採納鄭成功叛將黃梧建議,推行遷界令,它是禁海政策的擴大和補充。為了孤立鄭成功,清政府將江、浙、閩、粵、山東、直隸六省沿海居民內徙,要求必須在10-15日內遷離海邊30-50里,寸板不許入海,界外房屋村舍一律拆毀焚燒,以暴力製造出一個無人居住區作為隔離帶。“至是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墻,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阮聞錫:《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對於近海島嶼也同樣堅壁清野,不留人跡。“(順治)十八年十二月,令定海總兵牟大寅率兵巡海,見島嶼而木城草屋者,悉焚燬搜斬。”(《李之芳傳》,載于《清史列傳》卷6)同時,清廷又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出境貿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官吏庇縱者同罪。“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以誤出墻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中華書局1985年)清廷以全副力量禁海、遷界,其中廣東等地“凡三遷而界始定”,“功令既嚴,奉行者惟恐後期,於是四省瀕海之民,老弱轉死溝壑,少壯者流離四方。”(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禁海、遷界給六省特別是江、浙、閩、粵四省的沿海居民帶來了巨大災難。

沿海居民世代依海而居,以出海捕撈和貿易為生。禁海令一齣,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計,而遷界令一齣,更剝奪了他們的生存基礎。“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又盡失海上魚蜃之利”(錢儀吉:《姚啟聖傳》,載于《碑傳集》卷十五),大量人口流離失所,“謀生無策,丐食無門,賣身無所,輾轉待斃,慘不堪言”(陳鴻、陳邦賢:《莆變小乘》),“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僅粵東八郡死亡人數就達數十萬。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寫道:“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軍攻取台灣,實現了全國統一。在此形勢下,康熙帝于次年諭令各省,認為海氛廓清,先前所定海禁處分條例可盡行停止,海禁遂開。然而,康熙雖然認為“船隻出海,有裨民生”(《康熙起居注》第一冊,第588頁。中華書局版),開海可使“窮民易於資生”(《康熙起居注》第一冊,第592頁),但這一政策並未維持下去,他出於政治考慮,仍長期以“海禁不可輕開”為念(《清聖祖實錄》卷77,康熙十七年九月丙寅),並且一直擔心南方漢人與海外相通,所以後又一再“詔如順治十八年例,遷界守邊”(《鄭芝龍傳》,《清史列傳》卷80),概不批准任何請求放寬海禁的奏請,對海船出洋嚴加限制,其律令且逐年嚴密,不許民間建造雙桅以上海船,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和運載違禁貨物出洋貿易者皆處斬梟示,全家發邊衛充軍。後雖允許打造雙桅船,但卻有著種種限制,民間使用的漁船商船,嚴格限制在五百石以下。

海禁重開後,深受海禁之苦的沿海人民紛紛出國謀生,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居留南洋。清政府因擔心漢人出洋日多會危及統治,並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清聖祖實錄》卷270,第16頁)。於是,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再頒南洋禁海令,規定內地商船不準到南洋呂宋(今菲律賓)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等處貿易,南洋華僑必須回國,澳門夷船不得載華人出洋。同時加強海路限令,嚴令沿海炮臺攔截前往船隻,水師各營巡查,禁止民人私出外境。禁航令頒布後,東南沿海民生凋敝。福建士紳藍鼎元道:“閩粵人稠地狹,田園不足耕,望洋謀生十居五六。……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遊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竊劫為非之患。既禁之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沿海居民,富者貧,窮者困。”(藍鼎元:《鹿州全集》,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直到雍正初年,福建、廣東等省才又陸續開禁,但清廷同時下諭稱,貿易外洋者多係不安本分之人,嗣後外出應定期限,若逾期不回者,是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之後不許再回內地。

與禁海政策相一致,清朝亦長期限制海外貿易,並對外國人嚴加防範。尤其在乾隆年間,由於擔心“民俗易囂,洋商雜處,必致滋事”,懼怕外國人支援漢人反抗清朝的活動,因而清廷一再嚴申“華夷之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還正式發佈諭令,僅限廣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國船隻僅在廣州停泊、交易,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之前。

禁海令是清政府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社會基礎和封建專制日益加強的反映,它通過一種自我封閉和摧殘,最終導致閉關鎖國。統治者從以農為本的思路出發,對工商業充滿了恐懼,亦很少考慮沿海居民出海貿易的需求。清朝正值世界貿易迅猛發展時期,而禁海令則嚴重隔阻了中外之間的商品、文化交流以及國內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嚴重破壞了沿海經濟,也造成了民眾長期生活在一種閉目塞聽、孤陋寡聞的狀態之中,為近代中國貧窮落後埋下了悲慘的禍根,其教訓是極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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