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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台灣豬!」台商會引爆中國反共工潮?◎新新聞

週四 2014年05月15日, 12:49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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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期新新聞於4月24日發行

2014年04月23日17:08

本新聞由新新聞提供

撰文/陳志柔

台灣寶成集團旗下的東莞裕元鞋廠,自四月五日起陸續發生罷工,至今十餘天尚未平息。這是近年來中國最大規模的工潮之一,它恰恰體現了當前中國變局的軌跡。

具體而言,裕元罷工事件有三個重要意義:首先,這個抗爭訴求具有普遍性與感染力,這一波下來,舉國皆知,已預告下波工潮即將星火燎原;其次,台商資本家憑藉權貴關係,結盟地方政府的營利模式,顯然已罩不住,以往嘗到的甜頭,也將加倍奉還;最後,習李政府面臨經濟衰退與人民抗爭,左支右絀之際,更加仰賴暴力鎮壓,如此極可能會給政敵可乘之機。

一旦遍地工潮,抗議對象就不是老闆,而是老共了。

引爆點,社保基數縮水

東莞裕元鞋廠罷工的抗爭議題,源於社保繳存基數低於工人實領工資、繳存年數不足,且絕大多數工人未繳存住房公積金。其中,最核心的是養老保險;例如,二○一三年以後,一般員工的養老保險基數,都以一二年東莞社會平均工資一八一○人民幣計算,但絕大多數工人的收入都高於此數。由於基數縮水,大大影響了未來養老金數額。

另外,裕元住房公積金只有課長級以上的管理人員才加入,而且只以最低工資標準做為繳存基數。更重要的是,裕元員工全員加入社保是在○八年《勞動合同法》頒布後,○八年以前,只有班長級以上管理人員加入社保。且社保五險(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並非一步到位,其中繳費比例最高的養老保險,直到晚近幾年才開始,東莞養老保險的企業繳費比率,是工資基數的一四%。

一四年的勞動法規明確規定對養老保險基數的計算方式,裕元未按照工人實領薪資申報繳納,明顯理虧違法。就繳存年數而言,工人自己會以本身任職年資計算,結果都發現投保「年數不足」。尤其裕元的工人很多都已累積十餘年的工齡,多數人並未一開始就加入社保,如今當然要回溯既往,爭取權益。

資方搬出法令辯解稱,企業為工人依法購買社保,是○八年《勞動合同法》才明文規定;社保變成「強制險」則是一一年《社會保險法》及一三年《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規定》頒布後才具體成立。《勞動合同法》實施以前的社保,企業是否有義務幫工人回溯「補繳」,法律及政府並無明確規定,所以才引發現在的爭議。

地方政府攤派社保名額給廠商

在住房公積金方面,一二年東莞繳存住房公積金的總人數,僅占應繳人數的二○%,直到去年,對於私營與外資企業是否強制推行繳存住房公積金,東莞政府也還沒有強制規定。

不過,法律條文的詮釋與辯解,僅是問題的側面;畢竟,這是在中國,法律如何被執行才是重點。同樣的《勞動合同法》與《社會保險法》在不同地區、不同企業,面對不同身分者,就會有不同的執行模式。

例如,長三角多是足額繳納社保,珠三角的東莞普遍不足額繳納,深圳的大廠(包括富士康)也是足額繳納。在同一地區,企業的屬性(國營、私營、外資)決定了它們是否替工人繳納社保,本地私營企業少有繳納。最後,同一企業內,不同身分職級者(如:市民、工人、班組長)也有社保差別待遇,生產線上的農民工,備受歧視。

從一九九○年代台商大舉西進以來,台商資本家在中國就是靠政商互惠,用關係喬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習於逐層建立人脈,在禮尚往來、觥籌交錯之間,互相解決彼此的困難。以社保為例,○八年以前,東莞地方政府攤派若干名額給裕元,裕元就接受辦理。社保覆蓋率是地方政府下給企業的指標,雖然逐年提升,但也是互相喬出來的;畢竟,社保覆蓋率愈低,愈節省企業成本。

國際買主會加速撤出中國

過往二十餘年來,在一片欣欣向榮的工業發展與城市開發中,地方政府與台商資本家互相照顧、互蒙其利。利益被犧牲的群體,是在城市討生活的農民工,及在台商企業任職的台幹、中幹。但近年來,勞動力短缺,勞動及福利政策也架構完成,地方政府與資本家已無法合力壓住工人維權的浪潮。

裕元資方面對數萬人罷工的最理性反應,應是認錯認賠,及早復工,沒必要申辯社保缺失源自於地方政府的法規架構。畢竟,比諸過往從低廉勞動力及房地產獲得的暴利,支付工人社保及公積金,實屬九牛一毛,早該做了。

尤其工人的社保支出,是愛迪達(Adidas)、耐克(Nike)等國際買主願意買單的成本項目,其實不會傷害裕元的長久獲利。但可以預見的是,國際買主會放棄早年要求裕元向中國內地遷移的決策,加快撤出中國的速度,擴大撤出的規模,將生產線移往東南亞各國。

台商成中國民族主義洩憤對象

中國地方政府會是這次工潮最大的擔心受怕者,它也將概括承受接下來遍地工潮的動盪風險。從一九九○年代第一代農民工進城以來,如今累積了二十餘年的工齡,他們受制於城鄉二元體制的身分歧視,無法在城市生根落戶,又受到勞動體制的階級壓迫,辛苦一、二十年,仍無法看到安頓餘生的積累與有尊嚴的願景,他們憂心不平、憤恨燥鬱。

他們看到裕元工人集體維權罷工,即使警察暴力壓制又拘捕工人,但抗爭勝利的成果是甜美誘人的,抗爭的訴求誰不感同身受?抗爭的經驗與場景此刻已經透過手機穿越廠區,觸動人心。

除了抗爭議題與群眾心理,成功的集體抗爭,必須仰賴動員過程及策略談判,也就是那一小撮領導者的串連與判斷。近年來,台資企業的罷工抗爭急遽增加,這些抗爭領導者多是廠內的資深陸幹,他們或憂心不滿自身貢獻二十餘年的處境,或曾要求更好的待遇卻遭拒,因此往往成為集體抗爭有力的領導者。

另外,珠三角在地耕耘的勞工NGO(非政府組織),如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廣東番禺打工族等,在本次裕元罷工過程中也組成罷工援助小組,利用QQ(即時通訊軟體)與微博(網路交流平台),有效地提供法律建議與行動呼籲,促使工人透過集體談判,能得到最大的權益保障。

台資企業面臨中國工人的集體抗爭,必須承受中國民族主義的憤恨情緒。在這一波裕元罷工抗爭中,出現不少諸如「打倒台灣佬剝削者!打倒大陸走狗漢奸」的標語,台灣幹部置身其中,五味雜陳,只想回家。對於其他台商而言,如果工人們也群起效尤發動抗爭,要求回溯正確基數的養老保險金,甚至住房公積金,那增加的成本恐怕是難以承受之重。

台商西移內遷省不了成本

其實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多數並沒有遵照國家法令,要求企業如實繳付員工社保金。部分台商遷往內陸省分,企求減少勞動成本與社保支出,卻發現內陸省分缺乏穩定合格的勞工,農忙季節工人就不見人影;且在地農民仰賴本地關係,他們更敢抗爭要求,到最後,內遷台商也沒有省到什麼成本。

台商在中國,好日子不再來,處境更加艱辛。中國政府面對即將滿潮湧現的農民工大規模抗爭,要社保、要養老、要買房,能鎮得住、挺得過嗎?(本文作者為中研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中國學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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