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 2014年05月25日, 3:43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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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那群滯台中華民國難民從一個封建社會逃難到已經進入工業化社會的台灣，卻用他們的教育告訴台灣人，是外省人（台灣沒有外省人，只有中國難民）讓台灣人有飯吃，且帶來經濟奇蹟，更在各大公共建設上抹去日本貢獻，全都攬成自己功勞，利用教育讓番仔這個名稱一直存活在我這代人的腦子思想中，且媒體與教育醜化原住民的種種新聞，產生社會對於原住民的誤解，一直到80年代，原住民歷經十多年的正名抗爭，才改為原住民稱號，且恢復原住民姓氏。外省人的洗腦教育下，台灣平埔族變成了漢人，原住民變成了沒受過教化的番族，而連連戰亂，帶著破銅爛鐵逃難到台灣的中華民國難民，搶奪國家資產，利用語言、文字、文化教育提高他們的地位，塑造高級外省人的優越姿態（其實就只是封建社會底下一群貪生怕死逃難到台灣難民），歧視原本生活在台灣的族群，228屠殺大量的台灣菁英，利用土地改革霸佔台灣人資產，而這群滯台中國人早期更利用各種暴力與非法手段掌控台灣媒體、土地、經濟、產業的大部分主導權，且透過制度，讓我們納稅養這群雜碎一直到死，就算配偶過世，還可以領一半薪資，將國家資源耗盡。台灣人我們覺醒了嗎？？我們還要繼續忍受這群所謂的高級外省人統治我們嗎？？一個只敢用滯台中國人組成的政權，我們都有權力推翻，讓台灣邁向一個正常的國家。忍無可忍，就無需在忍。

以下文章是因為北捷殺人事件而慢慢被大家討論的湯英伸，中華民國史上最年輕的死刑犯，也讓大家好好想想這社會到底病到什麼程度！

湯英伸出庭時和父親湯保富的互動情景。（蔡明德提供）
湯英伸畢竟年少，看到爸爸很高興，但是爸爸的眼神因悲傷而顯得黯澹。英伸被槍決後，爸爸握著還有英伸體溫的十字架，喃喃說：「耶穌是他受刑時唯一的親人。」
如果槍下得以留人，湯英伸今年四十六歲。他在解嚴前兩個月被槍決，解嚴後臺灣社會在思想上逐漸開放、多元化，國人得以重新思考族群問題與社會層層累累的大不公大不義，也許最終會諒解湯英伸；也許有仍然活著的湯英伸，才能給予我們社會自我救贖的機會。但是，一顆子彈剝奪了這一切的可能。十九歲被處決的湯英伸是我們永恆的失落和痛。

阮ㄟ心情故事 【原住民少年死囚湯英伸 】 王光毅 2005.07.25

※ 在我的手頭上有一張我國最年輕死刑犯，台灣原住民少年湯英伸眉清目秀、手上卻載上手銬的遺照。可是我不忍心將這張照片貼在我的心情故事集。因為我認為站在法理上，湯是罪有應得；但另一方面也該一起接受審判的，也是我們整個畸形扭曲的社會。

台灣有群原住民。事實上台灣的原住民是經過好幾千年與大自然調適、蛻變、孕育出一種與天協調、自給自足的文化。當我們這些所謂的「文明人」思維還滯留在封建又鬥爭的循環，台灣的原住民們老早就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平等分工、樂天知命的互助世界。可是這群原住民卻沒有享受到老牌住客應有的尊重。漢人來台灣拓殖時、他們險些被滅族，後來日本人來台灣時、又遭到了 ﹝圖為湯英伸美麗故鄉阿里山雲海﹞
屠殺過一回，再後來當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進行白色恐怖統治初期、他們一些頭目與長老們也未能倖免於難。阿里山過去叫做「吳鳳鄉」，這由來是依據漢人拓殖史者上死於非命的吳鳳來命名。而且甚至在從前，這群住在阿里山上的原住民原始族群也被冠上一個奇怪漢姓「曹」族﹝現在則還原為COU音唸鄒、意思是人或人類。﹞原住民在歷經一次次外來強勢文明的摧殘、剝削、及改造欺凌後，幾乎原始精神已消耗殆盡….。而本故事主角原住民少年湯英伸即是台灣阿里山鄒族人。

湯英伸天性是一個活潑開朗樂觀的少年。在受完小學教育後因家鄉﹝阿里山特富野部落﹞沒有國中，因此爸爸湯保富特地安排他去天主教嘉義輔仁中學初中部唸書。而乖巧的湯英伸也沒讓人失望，唸完初中、再加上因原住民血統加分關係他同時考上了「嘉義工專」與「嘉義師專」這兩所學校，湯英伸選擇了嘉義師專，因為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希望有朝一日能夠以老師的身分光榮的回鄉服務。可是這個選擇卻導致往後一場震驚全國的悲劇發生…因在那時「嘉師」是一所管教非常嚴厲且必須強制住校的五專。而學校的訓育工作，是由一群軍隊所派過來的軍訓教官來主導的。可是這群軍官心態上並不是來輔導學生的，反而是抱持著一種近乎挑剔的戒嚴管制心態來「控制」著學生們。一到三年級時、湯英伸是個校園裡頗受好評的學生。雖然功課不可能是頂級人物、但因為爽朗個性、與生俱來的歌喉、與十項全能的體育傑出表現，讓他在同學間人緣不錯。但當他升上三年級時，擔任衛生所護士母親因公騎車滑落山谷導致下肢癱瘓讓他情緒生變。

到了四年級時，家裡接到學校通知說湯英伸已被校方留校察看。湯父到校一問，原來盡是些如爬牆外出、單車雙載、衣服沒繡名牌、抽煙﹝後來證實這是從不吸煙的他代人受過﹞等問題。為了怕兒子若再被記一小過就必須被遭到被退學的命運。於是將他辦理休學，讓他先回山上靜靜自己的思緒。可是回到家裡的湯英伸內心深深對父母親感到愧疚。在自責、懊惱情緒下在在都令他坐立難安。也讓他興起「想打工幫家賺錢裡」的念頭，不久他即在茶几留下敘述自己到台北找工作請父母安心的便條，人就消失不見。隨後著急的湯保富在兒子房間雜物堆中發現有張台北「天祥西餐廳」徵人廣告，便依此線索循線北上到了台北之後才發現就根本無這家餐廳，原來這是家掛羊頭賣狗肉的隱藏在都市中的地下幫傭介紹所！非但如此，這家地下職業介紹所也不願透露他兒子的真正去向，讓湯父懷著一顆憂慮的心情黯然回到阿里山。

之前早一步來到這裡的湯英伸被介紹所介紹到一家洗衣店當雜工，而且老闆以先代付三千五佰元介紹費給介紹所為由，強行扣留他的身分證。湯英伸就這樣待在這個既悶且熱、每天需被強制工作十七小時以上的惡劣受騙環境下工作忍受沒幾天就想要離開，老闆夫婦非但不准，還拿出手中那張湯英伸身分證揚言說是他欠錢未還、老闆還對他動粗甚至夫妻倆還一起罵他是個「只會破壞生意的番仔」！有一天內心十分鬱悶湯英伸下工後喝點酒後便上床睡覺。孰料，老闆竟然在半夜毫不客氣地將他從床上拉下來強要他「加班」。湯不服，兩人遂扭打成一團、後來就連老闆娘也加入戰局。在天生力氣與酒精未退雙重作用下，湯英伸竟然迷迷糊糊的失手打死了老闆娘夫妻！同時在一旁，有個老闆兩歲大的女兒見狀嚇得哭鬧不已，此刻已失去理智的湯英伸順便一口氣也將她活活舉起來摔死在地上！等到這樁一家三口慘遭自己毒手殺害後，酒精也稍退了、湯英伸自己也被眼前不可置信的景象給震驚的呆若木雞！接下來，他就在台北街頭上向著遊魂般失魂落魄地漫無目標一人獨自漫走，幾個小時後，在親人陪同下湯英伸向警方自首。途中， 湯英伸噓噓地抽泣起來。他努力抑制抽搐，抬起滿是淚水的臉，問說：『哥哥，我們能不能先回家，看爸爸，媽媽…好不好？』隨後他在警局裡做完了筆錄，全案以「強盜殺人」罪名移送地檢署。隔日在獄中湯英伸在獄中寫下了一字一淚、近乎訣別的家書。他並在獄中夜半偷偷地割腕試圖自戕，但沒有成功。

一個工作才九天的原住民師範生竟然犯下了滅門血案轟動了全國。而媒體也紛紛以標題「泯滅人性」、或是「引狼入室的悲劇」來描述這個案情。﹝但日後隨著與論轉變，媒體竟也開始呼籲當局應當考慮法外施恩…。﹞這樁引人注目洗衣店的滅門血案法院很快的審理，一審湯英伸獲判死刑。後來該案二審時獲得人權律師董良駿的聲援自願擔任該案辯護律師。同時該案亦獲得「人間雜誌」主編、作家陳映真的高度關懷。就這樣董律師、一審時辯護羅律師、陳映真、原住民詩人莫那能、民歌創曲家丘晨、作家黃春明一夥人，大家都擠在人間雜誌社小小的辦公室裡討論能為湯英伸爭取生機的一切可能。雙眼失明的原住民詩人莫那能感慨說道，十三年前自己也曾經應徵工作被騙受害，但沒想到十三年後相同的悲劇也發生在湯英伸的身上。「請問這幾年下來我們的社會到底在作什麼？」他問道。同時律師們再次仔細審視該案卷宗後更確認湯英伸符合自首減刑條件。﹝事實上該案是在湯英伸自首後才警方才知道的。﹞可惜法官們的焦點一直放在一家三口命案、尤其是女娃娃也未能倖免這上面。法官詢問湯英伸有沒有意見。湯英伸虛弱的表示，他罪有應得，願意接受國法制裁！當二審合議庭辯論終結，董律師作最後精采的答辯時反問法官：『這是一個病態社會，湯英伸犯罪固然不該，可是我們能不能給這個剛滿十八歲，沒有前科的少年一個機會…..？』整個法庭陷入嚴肅地沉寂。稍後法官宣布休庭擇期宣判。回到辦公室後的法官似乎想到什麼一樣，連忙緊急連絡被告的母校嘉義師專詢問有關湯英伸平日在校表現如何？沒想到校方訓導人員回覆給法官的冷酷答覆卻是該學生係大小過不斷的留校查看中問題學生！就這樣把湯英伸二審時最後一絲機會給泯滅掉了。二審宣判，被告仍然維持死刑。全案並移送最高法院作書面終審。

二審宣判死刑的消息激怒了嘉義師專的學生們。因為(他)她們不敢相信平日樂心公益、合群講義氣的善良同學湯英伸，母校竟然是這樣扯他後腿，連那位真正抽煙的同學也挺身而出，公然表示菸是他抽的、是他沒有處理好煙蒂離開寢室，教官就闖進來見狀記了湯英伸一大過，但事後湯英伸也沒有申訴。同學們均表示「即使湯英伸現休學中但仍然算是嘉師學生一份子啊！」、整個學生團隊瀰漫著一股史無前例的山雨欲來的憤怒情緒、讓平日強硬壓霸的校方膽戰心驚！﹝這時三審死刑定讞判決已經下來。﹞但在社會上也行成一股難得一見的強大「槍下留人」與論壓力。大家都希望總統能給予司法救濟最後一個特赦管道。因為大家都認為站在法理上，湯英伸固然是罪有應得；但另一方面也該檢討的，是我們這整個畸形扭曲的變態社會。甚至是教育問題。另外就是我們的原住民政策、以及長久以來以大漢人沙文主義下對原住民所採取的漠視、甚至是歧視、與有形無形的莫須有排斥，不給他們一個合理的生存空間等等。這些呼籲也驚動了總統府，在李登輝副總統的道德勸說下，向來殺人不眨眼的總統蔣經國竟也遲疑起來而下令暫緩執行槍決！讓原本準備收屍、感動萬分的湯爸爸、湯媽媽熱淚盈眶地用小的不能再小的聲音對外界說：『謝謝你們…』 ； 但就在這時候，除了原有關懷湯案的作家陳映真、人權律師董良駿這些人外。就連一些當時「黨外」政治人士及社運領袖也紛紛加入聲援湯英伸的行列。也“意外的”觸犯了蔣經國的忌諱。隨著死刑執行令的批准下來，削瘦蒼白疲憊、我國最年輕死刑犯十八歲的湯英伸帶著手銬腳鐐由默默由法警押解下步入了台北監獄刑場。他拒絕了法醫臨終前為他施打麻醉藥。因為他說自己罪有應得、所以必須接這個刑痛….隨後當槍聲響起，湯英伸痛苦的倒地，那個原本緊握在他手中的天主教十字架也隨之因痛苦用力而扭曲變形。湯英伸終於償還在人間所欠下來的債。

當天傍晚，湯英深的妹妹捧著哥哥的骨灰回到美麗的阿里山特富野部落。她那雙晶瑩剔透的大眼睛掩飾不了內心的悸動，一路從台北當她踏進了家門看到了父母親的那一刻，再也忍不住的放聲?哭起來…事後她跟族人說唸完高中後的第一志願正是報考法律系！之後吳鳳鄉改稱為原來的阿里山鄉，湯英伸的爸爸湯保富當選了阿里山鄉鄉長，並連任迄今。而曹族還原為COU﹝音唸鄒﹞那個在台北讀警校、曾陪弟第湯英伸主動投案哥哥現為中階警官，目前也申請獲准回到故鄉警分駐所服務；而湯英伸的骨灰則永眠在他最愛的故鄉阿里山上部落裡。整件事情已過去，留給世人的是一個無限大的省思空間。

故事與新聞 記得湯英伸！

17.03.10
他是以他的罪行，以及他的生命為代價，來服務族人，來幫助台灣社會的……

湯英伸，有誰還記得這個名字嗎？如果他還活著，或許現在不再叫這個名字了，或許他會回復原本的族名，而且別人講到他，會很自然地說他是個「原住民」，而不是「番仔」。

但是湯英伸沒有機會看到自己的族人從「番仔」變成「原住民」，儘管這樣的變化發展中，湯英伸曾經是一個重要的促進力量。但他是以他的罪行，以及他的生命為代價，來服務族人，來幫助台灣社會的。

1986年，湯英伸犯下了轟動一時的滅門血案，殺死了雇用他的洗衣店老闆一家三口。罪證確鑿，湯英伸沒有否認，也沒有辦法否認，因為他完全出於衝動殺人，事前沒有預謀，事後也沒想到要收拾現場。

這樣的罪行本身，令人髮指，光看罪行，湯英伸被法官理所當然判處了死刑。然而進一步理解湯英伸這位青年的身世，他在漢人社會所受到的種種歧視和欺負，他犯案過程的來龍去脈，很多人無法不對他的遭遇油然產生最深的同情。

湯英伸和許多族人，是極度不公平社會中的底層受害者。我們創造了一個讓他們無法有尊嚴地活著、無法正常活下去的環境，制度性地日復一日折磨他們，等到他們受不了了，等到他們爆發了，我們又可以理直氣壯、正義凜然地抓住他們所犯的錯誤，將他們關進牢裡，甚至將他們槍決。

這真的是正義嗎？如此剝奪湯英伸的年輕生命，真的是對的嗎？當年以《人間雜誌》為中心，發動搶救湯英伸的運動，吸引了許多人參與，過程中也暴露出了從職業介紹所到一般工作環境中對於原住民的層層剝削。這場運動，沒有能救回湯英伸的生命，二十歲的湯英伸死了，換來的是漢人們終於開始感覺到「番仔」、「山地人」稱呼是不對的，終於開始反省多年來被視為當然的極度不平等族群關係。

還有少數一些人，包括我，開始反省死刑的問題。死刑問題不能只從罪行本身看，更要探向罪行的動機。常常是畸形的社會、無能的政府製造了變態的行為，然後再用社會與政府的龐大力量將犯罪的人殺了，以為這樣就是「正義」。唉，那未免也太廉價了吧！

討論死刑問題，請翻翻舊資料，看看湯英伸，記得湯英伸，記得當年他走向行刑台時的面目模樣，曾經帶給我們的衝擊。

2010-03-17╱聯合報╱第D3版╱聯合副刊╱楊照

被屏蔽的鄉土、勞農大眾與原住民

Posted on 二月 12, 2014 by tmantu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第五篇第七章

被屏蔽的鄉土、勞農大眾與原住民

周婉窈

你們現在能在學校學習臺灣的歷史，不是容易的事。從有近代教育以來，一百年臺灣人在學校沒辦法學習自己的歷史。日本時代，學校教日本歷史，不教臺灣歷史，倒是非常注重鄉土教育，教導孩童認識「本島」。戰後黨國害怕臺灣人認同臺灣，教育中沒有臺灣歷史，也沒有臺灣鄉土。鄉土是人們真實生活的所在，卻被黨國屏蔽了；中國才是故鄉，學生在學校認識遠處的山川、歷史、文化，對自己身邊的環境毫無所知，甚至鄙視它。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一隅。（李盈佳拍攝）
位於高雄旗津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一隅。（李盈佳拍攝）

黨國為了確立統治的正當性必須「反共」，因此「保密防諜」、「反攻復國」、「民族救星」、「復興中華文化」的口號到處都是；學生寫作文，結尾一定要往這些方向寫，才能得高分。這樣的教育不只無法培養獨立的思考，反而養成「揣測上意」（師長、統治者的意思）的非公民精神，更糟糕的是打造出一群言行虛假的成功者。他們不管自己相信不相信，都要講得、寫得很相信，也要讓別人相信，這樣才能在升學管道和社會階梯中往上爬，也就是說，教育教導學童為了成功要「工具化」一切。誠實不重要，達成目的才重要。

「統一對朱毛共匪及有關名稱要點」（資料來源：秋惠文庫） 這是1957年9月26日內政部通知全國團體必須統一對匪的稱謂時，附上的文件。這份公文現在被當成古董收藏，但親愛的讀者，這在當時可是要嚴格奉行的，它規範了人民的思想和表述，不能簡單看過去。如果我們對這種思想控制的方式毫無警覺，它可能又會悄悄回來。附帶一提：「朱」不是紅色，指朱德（1886-1976），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另外要注意的是，黨國原先的口號是「反共抗俄」，俄指蘇聯，但1970年以後中國和蘇聯交惡，就拿掉「抗俄」，改為「反共復國」。
「統一對朱毛共匪及有關名稱要點」（資料來源：秋惠文庫）

世界上專制集權統治下，教育是一種「複製」的機制，被教育成功的人，會以同樣的方式再去複製一批人。戰後臺灣的教育也是這樣，考試靠記誦，升學成為一種篩選的過程，吸收越好的人越能考得好；反之，就會被淘汰。當然，總有少數人是例外，只是絕大多數的人是同個模子出來的。黨國培養出來的菁英，大多不認同鄉土，相信中華文化優於一切。由於什麼都是「工具」，學生時代喊「反攻大陸」最大聲的，若現在最親靠中共政權，也就不奇怪。當前掌握臺灣政治的世代，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和你們很不同，你們要了解這點，才能不被帶著走。

黨國屏蔽了很多社會的現況和真相。媒體報導一元化，掉落歷史夾縫的人群，被排除在人民的認知之外，「臺籍國軍」就是一個例子。戰後初期，國共內戰打得很慘烈的時候，很多臺灣人（閩、客、原住民）被招募，或連騙帶擄，去當國軍，他們被送往中國大陸打內戰，沒死的被共軍俘虜成為解放軍，後來又送去打韓戰；幸而沒死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很慘。倖存者要到1990年代才回得了故鄉，但黨國不聞不問。他們最不滿的是，同樣是國軍，受到的對待和「榮民」差別非常大，簡直無法比。

榮民是「榮譽國民」的簡稱。中華民國國軍退役的軍官、士官、士兵，符合一定規定（如服役十年以上），可申請「榮譽國民證」，由政府提供就業和生活的各種照顧（軍官退伍可參加特考）。退伍軍人軍階不同，將軍退伍，只要符合規定，也是榮民；不過，一般人觀念裡的榮民，指位居社會底層的外省籍退伍老兵。國共內戰時，很多軍隊的年輕人，甚至還沒成年，是拉來的（強拉、擄掠、拐騙等），他們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灣，一度被禁止結婚，等規定放寬後，因條件不好而無法成家，如學歷低、年紀大、無一技之長等；能結婚的，對象大抵是更弱勢的女性。在這裡，我們看到六十萬外省籍軍人的階層分化──有的屹立在社會金字塔的頂端，有的成為「一般人」，有的淪落到極卑微的底層。

戰後臺灣是擁有廣大農村人口的農業社會。「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對佃農固然有幫助，但一個小島突然來了約一百三十萬軍民，糧食嚴重短缺，政府透過「肥料換穀」制度來解決問題，土地改革的好處被抵銷掉。當時農業很需要的化學肥料由政府全面掌控，農民只能按照官定交換價格，用稻穀來換取。交換價格嚴重不合理，農民等於被徵收看不見的重稅，稻米價格又被刻意壓低，農民收入不夠維持生活，他們的子女只好出外尋找工作機會，正好提供了工廠廉價勞力，符合當時「以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

農村子弟為了餬口，離鄉背井來到都市的工廠做工，1950、60年代很多流行歌曲講男子流浪到臺北，懷念故鄉，想念媽媽和情人，雖立志成功卻難免感到希微（寂寞）。不只男性，許多女孩到工廠當女工。有一首臺語老歌〈孤女的願望〉，改編自日文歌，敘述一個少女向路人問路，打算到臺北當女工。小女孩陳芬蘭，以純真、童稚的美麗嗓音，打動大街小巷庶民的心。1973年秋天，一群通勤的女工搭船要到加工區工作時，船隻翻覆，二十五人落水而死。她們都還沒還結婚，合葬在一起，所在地現在是高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李盈佳拍攝）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位於高雄旗津。（李盈佳拍攝）

戰後實施「山地平地化」政策，也就是文化漢化、經濟資本化等等，加上工業化的腳步節節進逼，原住民社群受到結構性的衝擊。戰後原住民的土地，早經非法侵佔，在政府陸續開放開發之下，流失更加嚴重。原住民靠山林農作收入無法存活，導致兒女必須下山到都市謀生。如果都市對來自鄉村的庄腳人，像個黑暗的叢林；對來自山區的原住民，更是加倍黑暗。那是個對弱勢人群充滿歧視和偏見的時代，除了剝削之外，也還是剝削。原住民青年到城市賣體力做粗工：運貨、綁鐵筋、跑遠洋漁船……。威權時代，嚴密管控人口流動，雇主扣住身分證，就能控制人身，許多部落青年掉入騙局、被壓榨，都是因為這一張小小的長方形證件。1986年發生鄒族少年湯英伸殺人的慘劇，震驚社會，引起許多人的同情，但救援不成，第二年十九歲的湯英伸終被槍決。

在悲慘世界，部落少女淪落到都市最黑暗的角落。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為妹妹和無數同命女孩寫了一首詩，最後一節這樣結束：

當鐘聲再度響起時
爸爸、媽媽，你們知道嗎？
我好想好想
請你們把我再重生一次……

那是我們社會（不是她們）恥辱的印記。

[小知識]

臺籍國軍

1945-1949年之間，到底有多少臺灣人加入中華民國國軍而被派到中國大陸打國共內戰？仍是個謎。許昭榮（1928-2008）是前臺籍日本兵，也是臺籍國軍，他估算，約一萬五千臺灣人子弟被派到大陸剿共，一萬人戰死；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回臺的只有四百多人。（以上數目還欠缺文獻佐證）1987年許昭榮到中國大陸尋找戰死的戰友屍體，才驚知還有很多臺籍國軍滯留在中國各地。他們當中有些人陸續在1990年代返臺；當時連要回來臺灣，都困難重重，更不要說有什麼肯定和優待了。

「第一屆許昭榮文學獎」（2013）佳作〈嘉奪〉，是臺東成功阿美族武成榮（族名Katu，1927-）的口述自傳，很值得參考。他和部落青年被騙去當兵（說是讀三個月的書，就有好工作），經歷的只能說是野蠻。他在徐州作戰時受傷，抓住機會，幸得返回臺灣。他的部落（旮祭來）有四十多人去當兵，三十多人被送到中國大陸，最後五、六人活著回來。同部落的陳春雨家，三兄弟去當兵，只有他一個人回來。

臺籍日本兵、臺籍國軍，都是臺灣子弟被統治當局送到戰場出生入死；他們當中有人穿過三種軍服：日軍、國軍、解放軍，然後被國家和社會遺忘，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死？」許昭榮必須以八十歲的身軀自焚才為他們保住一塊招魂和慰靈的地──高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

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李盈佳拍攝）

湯英伸案

湯英伸，阿里山特富野鄒族人，白色恐怖遭槍決的湯守仁是他的叔公。湯英伸就讀嘉義師專，因故休學，1986年初離家到臺北謀生。他根據報紙廣告，應徵西餐廳的工作，沒想到落入地下職業介紹所的陷阱；他被帶到洗衣店工作，欠下三千五百元介紹費。雇主扣留他的身分證，又逼迫他超時工作，和奴工差不多。九天後湯英伸和雇主起衝突，在意識不清的情況下，殺死雇主一家三口。案發後，湯英伸前往警局自首，最後被判死刑。由於這件事牽涉到長期以來漢人對原住民的歧視、詐騙和剝削，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許多人士投入救援行列，並向總統蔣經國請願，希望能「槍下留人」，但最終失敗。

湯英伸對自己做的事深切懺悔，死時手中緊握著聖體十字架，十字架上端因受刑的苦痛而扭歪。

附帶一提，歌手‧演員高慧君的祖父是高一生，外公是汪清山，她的媽媽和湯英伸的媽媽是姊妹，因此她和湯英伸是表兄妹。他們都來自白色恐怖多重受害的家庭；親愛的讀者，你能想像活在事件後加倍創傷中的情境嗎？

湯英伸出庭時和父親湯保富的互動情景。（蔡明德提供）
湯英伸畢竟年少，看到爸爸很高興，但是爸爸的眼神因悲傷而顯得黯澹。英伸被槍決後，爸爸握著還有英伸體溫的十字架，喃喃說：「耶穌是他受刑時唯一的親人。」
如果槍下得以留人，湯英伸今年四十六歲。他在解嚴前兩個月被槍決，解嚴後臺灣社會在思想上逐漸開放、多元化，國人得以重新思考族群問題與社會層層累累的大不公大不義，也許最終會諒解湯英伸；也許有仍然活著的湯英伸，才能給予我們社會自我救贖的機會。但是，一顆子彈剝奪了這一切的可能。十九歲被處決的湯英伸是我們永恆的失落和痛。

詩人莫那能簡介

莫那能（1956-），臺東達仁排灣族詩人，漢名曾舜旺。他的一生經歷了很多不幸：小時候媽媽過世，國三時爸爸為人頂罪而坐牢。國中畢業，要考軍校才知道視力有問題。十六歲時，為了生活就到都市謀生，受到拐騙和剝削，做過很多粗重、沒有尊嚴的工作，承受職業傷害、車禍，並且罹癌，最後雙目全盲。他的弟弟因為受不了老闆的欺凌和壓榨，殺傷老闆；為了沈重的賠償費，妹妹淪為雛妓。莫那能為了尋找、營救妹妹，吃盡苦頭。少年讀者，你能想像這樣的人生嗎？

莫那能的詩集《美麗的稻穗》收有正文引的這首〈鐘聲響起時──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以及〈流浪──致死去的好友撒即有〉和〈親愛的，告訴我──給湯英伸〉，在在刺痛我們的良心，要求我們誠實地面對過去和現在正在進行的惡與不義。

原住民的土地問題

原住民的土地問題很複雜，在這裡我們只能列出要點，希望少年讀者能留意臺灣歷史上「土地不正義」的問題，為建立公義社會而努力。

一、日本時代

1、原住民地區（蕃地）被收歸國有，再從中撥出一部分土地給原住民利用，稱為「蕃人所要地」，這也就是一般概念中的原住民保留地；1930年代保留地占全部蕃地的17％。此時保留地土地的大小，以社或部族人口數計算，基本上，仍維持社和部族的領域觀念。

2、保留地之外的國有地，很大部分是原住民被集體遷徙（集團移住）後，「讓」出來的。（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是不斷進行遷村。）

3、原住民地區（蕃地）和一般行政區分開治理。

二、戰後

1、戰後初期到1950年，大抵沿用日治時期「蕃地」管理方式，之後就很不一樣，在概念上，之前和之後是：集體使用領域vs.個人土地財產。

2、日治時期「蕃地」是由各原住民領域組成，戰後用漢人的社群組織原則，劃分為分屬十幾個縣市的三十個「山地鄉」和二十五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喪失原住民各民族或部落的概念和功能。（2010年「五都升格」後，有五個山地鄉變成都下的區。）

3、1950-1960年，政府確立開發先於保護的原則，平地商人和資本進入山地；平地人違法占用保留地的問題逐漸惡化。1958年第一次「清理」「平地人民使用山地保留地」的情況，其實所謂「清理」，就是「就地合法」，讓非法占用變成合法。1990年以前共六次的「清理」，都是如此。

4、1960之後，關於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和日治時期有很大的不同，開啟了非原住民（團體或個人）入山開發的合法管道：舉凡平地公私營工礦、農林、漁牧等事業機關或個人，「為開發山地資源利用山地保留地」，只要「不妨害山胞墾殖及山地行政」，都可以經核准租用使用保留地。

5、1966年之後，為了發展觀光業，入山管制局部開放。此外，保留地確立以私有為目標，破壞傳統共有領域制度和觀念。雖然私有化後，禁止賣給非原住民，但假借「人頭」（讓別人用自己的名義去做某事），或私下訂定契約，造成保留地流失，由漢人實際控制土地。（本書第三篇第三章「小知識」提到的例子，看來是私下抵押；名義上，土地還是原住民的，但實際上已喪失了。）

6、1966-1990之間，保留地管理辦法主要包括：逐步由原住民取得保留地所有權、成立鄉公所土地審查委員會（土審會；很難代表原住民的利益）、大幅放寬平地公私營企業與個人開發保留地，以及平地人民違法使用保留地持續就地合法化。

7、1990年以後，由於原住民三次「還我土地」運動的影響，政府作出回應，如增編保留地、規定土審會委員五分之四必須為原住民等，但基本上仍往擴大開發項目的方向前進。長期以來非原住民非法使用或占用的問題，仍沒獲得真正的解決。

以上根據林淑雅，〈解／重構臺灣原住民族土地政策〉（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第三章 現行原住民保留地制度評析。

國家政策向開發傾斜，人民無所不用其極的非法行徑，都是癥結所在。「人頭主義」更是看不見的惡源，希望你們這一代不會再延續這種惡習和壞行為。

小習題：如果你和家人到原住民地區旅遊，例如著名的清境農場，請查詢它的來源，並觀察它的設施是否嚴重破壞我們的山林水土。

是劉姍姍槍斃了湯英伸

我一點也不在乎外交豁免權，反正台灣的國家尊嚴 (如果還算是國家) 被踩在地上吐口水不是一天兩天了，中華台北用了幾十年大家也不反對，更別說在自己的地盤上辦體育活動要收國旗，大陸官員來了拿國旗被警察驅離這種自宮的事，其實我不是要說這個。

如果屬實賠上的國際形象，在時代廣場買再多廣告都補不回來。

羞辱 超時工作 扣錢 扣證件，想起多年前的一件悲劇：

年紀大到騎過追風王牌的人對這個名字或許還有印象，簡單說一下：
1986年，就讀嘉義師專的18歲原住民青年湯英伸因故休學到台北找工作，被介紹所騙到一家洗衣店，每天上班17小時工資200元，當他想要離開時，老闆早扣留了他的身分證，不准他離去也不願意付薪水，還要他償還介紹費…….事發當晚老闆為趕新年的生意，半夜把他從床上挖起來要幹活，一陣衝突後湯英伸殺了老闆、老闆娘和稚年的女兒。

到底什麼原因使的一個原本單純的青年瞬間變成滅門血案的兇手？
判處死刑後全國包括宗教、新聞、文化、原住民各界都上書當時蔣經國總統希望能網開一面，後來還是維持原判，執行時湯英伸只有19歲。

25年後台灣仍是個落伍國家，從國內到國外，虐待雇傭不分百姓和高級公務員，這位姍姍處長運氣好，關了幾天應該可以放出來，退休金看起來也不會少拿。
（部份圖片來自網路，侵權請告知）
湯英伸的悲劇故事http://www.wretch.cc/blog/loyajuna/23536546

台北‧一九八〇 (廿六) 誰是湯英伸

部落格:強尼頻道發布時間:2011-08-24 22:06:05作者:johnnyjiang

八〇年代，我們認識的原住民極少。那時也不叫原住民，而是「山地人」。有人認識的第一個「山地人」是萬沙浪、溫玫瑰，也有人認識的第一個「山地人」是湯英伸。

自立晚報

1987年5月12日，自立晚報刊出一篇以「槍下留人」的全版廣告。那時候，我打工的地方訂閱自立晚報，但不是政治因素──老闆將密密麻麻的當日股價收盤表那張取走，其餘的就攤在桌上，我一進公司，就看到這四個大字。那時候，殺人償命是一個普遍的概念，一個死刑犯如何讓社會學者、藝文界人士挺身而出，儼然形成一股社會運動，讓我感到不可思議。

無奈，三天後，十八歲的湯英伸被槍決，成為台灣最年輕的死刑犯。當期的《人間》雜誌留下一些控訴的文字。

人間雜誌

「阿里山曹族18歲青年湯英伸原本是嘉義師專的學生，只因單車雙載、沒縫名牌、爬牆、抽煙、打麻將被留校查看。他擔心再犯一點小錯被退學，因此辦休學。這期間有次學校音樂會，同學們邀請他回校，結果教官看到他便破口大罵：『湯英伸，往後你儘量不要回來！』就因這句話，他留下一封信給父母，抄下報紙分類廣告的一則消息，就離家了。

分類廣告上寫：『天祥西餐廳，免經驗，每月一萬五千，小費多，工作輕鬆。』但湯英伸到台北發現根本沒有這家餐廳，那是一家介紹所，介紹他到一家洗衣店工作，騙他日薪500元；到後來他才知道，介紹費不是1000元是3500元，洗衣店的老闆幫他付了餘額，這些餘額加上洗衣店老闆往返的計程車資，算是湯英伸欠他的。這以後的8天，湯英伸一天工作17小時，工資200元，當他發現受騙想要離開時，老闆早扣留了他的身分證，不准他離去。當他再向老闆表示要回家，請老闆歸還身分證時，老闆回答：

『番仔！你只會破壞我的生意。』

1986年元月事發當晚，半夜一點，湯英伸實在太累，所以睡了。但老闆為趕新年的生意，強將他從床上拉起來，要他工作。他兩一陣扭打，悲劇就發生了。盛怒之下的湯英伸殺了老闆、老闆娘和稚年的女兒」(以上節錄改寫自《人間》雜誌1987年6月號)

湯英伸_1987

現在看來，湯英伸案實為台灣目前「廢死」運動的濫觴。至今，對於某些窮兇惡極之人，我們「從來沒有這麼期待死刑」(引張娟芬語)，但「湯英伸」這三個字，我們卻怯於提起，即使他身上背負著三條人命。姑且不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人性觀點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哀痛，這案子難道不是階級、歧視、剝削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嗎？當然，這問題的是非糾葛，絕未隨著事件落幕而停止。

如果遺憾能反轉，湯英伸，或者已回復他的族名「迪亞」，是否正在他家鄉特富野的山谷中引吭高歌呢？

1994年8月1日，台灣原住民正式正名。2011年，社會也進化到可以部分接受「廢死」的主張，台灣似已更瑧文明。然而，不公不義依然可見於黑暗的角落：傲慢教官仍舊以輔導之名存在於校園；剝削的仲介仍舊存在，只是對象換成外勞；雇主壓榨勞工的事件，仍時有所聞。

http://blog.roodo.com/johnnyschannel/archives/16437445.html

湯英伸故事登台 看見原住民問題

【記者王湘綾／台北採訪報導】當舞台拉開序幕，湯英伸死刑的最後審判在觀眾眼底展開，湯英伸的公設辯護律師對他說「孩子，我會把你寫成悲劇英雄的」，於是死刑定讞，使用這樣的開場，陳彥斌藉著「湯英伸，外國槍砲打台灣」，質問「當下」原住民受到的社會待遇。

二○○九年台北藝穗節，「一番玩藝自製體」推出了舞台劇「湯英伸，外國槍砲打台灣」，具有原住民血統的編劇陳彥斌，以諷刺和批判的角度改編作家張娟芬的專欄「殺戮的艱難」，以湯英伸的故事為主軸，綜合自身對原住民社會現象的觀點，要用原住民的角度看待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問題。

湯英伸事件發生在一九八五年，這位原住民青年隻身到台北找工作卻遭雇主欺騙，每日工時長達十七小時，不願加班老闆還會動粗並直罵他「番仔」。湯英伸欲離開，老闆付的薪資不但不到當初約定的一半還扣留其身分證，爭執中湯英伸打死老闆夫妻和其女兒，被以強盜殺人罪移送地檢署，經過三審最後被判處死刑。

「湯英伸，外國槍砲打台灣」這一齣舞台劇便是依照這樣的背景，陳彥斌表示，劇中還使用湯英伸和同樣是死刑犯的陳進興、王文孝、陳金火等刻意傷害他人的人做比較，「湯英伸他不是真心做錯事，而是誤殺」，審視湯英伸的案子，就像是在審視整個社會對待原住民的方式。

為什麼以「湯英伸，外國槍砲打台灣」為題？陳彥斌表示，台灣指的是本土，也就是原住民，外國指非原住民的外來者，不管是漢人、日本人、或外省人，「這些外來者用自己的各種角度，批判和審視原住民」，湯英伸雖然只是一個事件，但這樣的意識和原住民問題一直都存在社會中。

而許多描寫湯英伸的故事都不忘提及，他是位天性樂觀的青年，陳彥斌說，整部作品的象徵就是不斷地變動，用充滿原住民弊病的劇情，藉此質疑外來者對原住民天性樂觀的刻板印象，「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這樣」，但是這樣的說法，卻已經成為每個人從小灌輸的觀念。

陳彥斌說，題材雖然很嚴肅，但都使用趣味的手法處理，劇中有一幕是運用快問快答方式，題目的答案都是以世人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為正解，例如：當問到：一公斤的鐵和一公斤的棉花哪個比較重？原住民會回答棉花，因為在原住民眼裡棉花較多，就會比較重，這也諷刺著，原住民在世人眼裡純真、不用腦袋思考的刻板印象。

面對自己在劇中使用的嘲諷手法，陳彥斌表示，說起來很難過，「原住民這樣取笑原住民」，但不這樣做也沒有辦法，一個人的力量太小，光憑自己無法解決原住民的問題，不過他期許自己成功不忘本，未來自己在社會上擁有地位，一定會為改善原住民社會問題努力。

不孝兒英伸（上）

2011年5月29日 0:05
1980年代，人間雜誌記者喜歡背著「高雄書包大王」，上山下海，到社會最邊緣的角落去做調查。出門採訪時，書包內就是筆記本和相機鏡頭而已；但返回編輯部途中，往往填滿了教人窒息的沈重背負，陷入巨大的思想掙扎。

「不孝兒英伸」寫於1986年，原文刊載人間雜誌第九期。這篇報導文學作品，深受陳映真及劉賓雁的影響。陳映真辦人間雜誌相當辛苦，我們在出差旅費上都做了最大的努力節省。但人間雜誌的工作精神卻是喜樂無比，好像一塊海綿，在我們自己俯仰的土地上作了無止境的學習和思考。每次採訪，都是一種淬鍊；而伏案寫作湯英伸，則彷彿大病一場，終生讓我刻骨銘心。也因為閱讀劉賓雁作品，寫作上，我才能夠理解一篇報導文學作品如何產生撼動人心的力量，其中，「走入大眾生活」和「做調查」是唯一的不二法門。

這一篇舊作，迄今仍在網路上討論。由於1986年寫稿時，台灣還沒有網路環境，於是有人重新打字將作品上網，流傳至今。最近，徵得出版社同意，第一次取得電子檔，除更正部分的文字誤植，並將人間雜誌原文的「曹族少年」，修改為「鄒族少年」，這是原住民運動以後譯音正名的新共識。圖上這一張遠山翠嶺彩照，是湯英伸的故鄉特富野，右邊則是一張鄒族人老照片。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作者謹誌說明。

不孝兒英伸（上）
攝影 / 蔡明德 文 / 官鴻志

一月廿五日 清晨，台北新生北路一家洗衣店裡
發生了一起驚動社會的慘案
行凶者竟然是一個師專肆業的國家公費生
來到台北九天，
只有十八歲的鄒族少年；……而且
他能詩、能歌、學藝雙全；
是同學心中的好朋友，族人眼中的好兄弟
是校園裡熠熠發光的明星，一大堆獎牌的得主…
為什麼這樣的一位山地青年，
從純樸的小山村隻身來到繁華的台北
一霎時竟成為三條人命的凶嫌？為什麼？
令人悲傷的社會新聞背後，
是不是也有一個嚴肅的社會的困局呢？
我們能不能為它找出一點沉痛的線索？

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
阿里山麓底下，仍然陰陰地籠罩著凜冽的寒冬。吳鳳鄉分駐所所長郭孝華接到台北一通電話，立即率領幾名部下，匆匆地驅車趕到特富野，那是一座純樸的小部落，坐落在高高的山嶺上，四周環山依水，住著五十餘戶鄒族人家。村內，最靠近翠谷斷崖的一戶，主人湯保富因公去台北出差；太太汪枝美一個人在屋子裡。四年前，她因為騎車墜落山谷，脊椎骨重摔受傷，半身不遂，正躺在床上休息。
她隱隱聽到屋外有人敲門，呵卡答呵卡答的皮鞋聲，在庭院四周走動。汪枝美勉強拄起拐杖，走進客廳，才赫然發現所長郭孝華坐在沙發上。
「妳兒子湯英伸有沒有回來？」所長問。
汪枝美怔了一下，說：「他，才離家出去，失蹤了幾天，我們也找得心急呢！」
「他在台北可能涉嫌一件案子！」郭所長說。
電話鈴響。恰好是目前還在台北警察學校唸書的大兒子打來的，「爸，我找到湯英伸了，聽說在一家天祥餐廳打工……。」才從台北回到家不久的湯保富接了電話，也沒等對方說完，就問：「人呢，你看到他了？」
「沒有，昨晚本來可以去找他的，但我把榮譽假轉讓給一位同學，他摔柔道受傷，必須去看醫生……」電話的那一頭說。
「聽說你弟弟出事了，你趕緊去找人，帶他到警察局解釋清楚。一定有誤會，你們老老實實地講，沒有關係，一定是個誤會。」湯保富說。
由於住在這寧靜的高山上，與外面的世界隔得很遠，這一家人為什麼緣故被驚動？當時連所長郭孝華也說不出箇道理。他只是奉命調查。但，當天的晚報，卻早已傳出一起兇殺命案，以三版頭條刊佈了出來：「一月廿五日上午，在台北新生北路二段開設翔翔洗衣店的彭喜衡、妻子王玉琴、女兒彭珊珊，遭歹徒以重物擊打，頭部破裂死亡，僅餘被害人的兩名兒子倖免。……」
報上的消息還不能確定兇手是誰，只隱隱地提到一個年約廿餘歲的洗衣店工人可能涉嫌。警方正封鎖現場，進行搜索、勘驗中。
電話鈴又響。下午四點，湯英伸在台北建國北路的親戚家，被哥哥找到了。「媽媽沒事啦，您放心……」湯英伸在電話中低聲地說，這是他離家十五天後，第一通打回家裡的電話。
「你和哥哥去警察局解釋，老老實實地講……。」汪枝美再三叮嚀著。她對老二抱有信心。在她心中，老二基本上是個很善良的孩子，她相信一定是箇誤會。
掛了電話，湯保富匆匆的又開車北上了。
說來倒也奇怪，就在前一天，一月廿三日，他也聽說湯英伸在台北的一家天祥西餐廳打工。本來和汪枝美約好一月廿六日（星期日）去找兒子，但熬不住內心的焦急，在嘉義開完會議後，當天下午他便直接北上了。
湯保富按地址去找，報紙廣告欄明明寫著「北市民族西路六十五號二樓，富國大飯店對面」，卻怎麼也找不到天祥西餐廳。他挨家挨戶，幾乎踩遍了街頭一帶的小巷，直到午夜，總算找到一家「天祥自助餐廳」。一問之下，老闆說：「奇怪，很多父母也和你一樣，沒頭沒腦的，跑到我這兒要孩子。你自己看看，我這個店像西餐廳嗎？」老闆無可奈何，看看湯保富一臉的風霜，開始用同情的口氣說，「依我看，你還是趕緊到派出所報個案吧！」
山上的初春，一貫比平地冷。可是這時候的冷瑟瑟的台北街頭，使湯保富感覺到一股打心裡竄出來的冷意。英伸離家出走的這些天來，音訊全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同名的餐廳，卻遇上詭異的難題，他急忙跑到民族西路派出所查詢，值夜的警員說：「天祥西餐廳沒有登記！」
哥哥，讓我先回家看爸爸媽媽……
廿五日下午六點，台北建國北路上，湯英伸和哥哥倆人，坐上計程車逕自往台北中山分局開去。湯英伸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只是沈默地看著窗外的街景。突然間，湯英伸噓噓地抽泣起來。他努力抑制抽搐，抬起滿是淚水的臉，說：「哥哥，我們能不能先回家，看爸爸，媽媽……好不好？」
事實上，當天下午三點，湯英伸已經打電話給中山分局說：「我殺了人，下午去警察局自首。」
他一個人懷著全世界最大的孤單，站在約定的弄口上等警察來帶走他。然而，警察沒有出現。他又茫然地，孤單地走了。
第二度打電話自首時，才又講明：「下午六點左右去自首」，這時，湯英伸在哥哥陪同下，向中山分局自首投案。他一字一淚地向警方筆錄人方真彥招供。
這是文書上的供狀：
問：教育程度？現操何種職業？家庭狀況？
答：嘉義師專四年級肆業。現在沒有做事。家有父母湯保富、母親汪枝美……等五人。生活依靠父親薪津收入維生。小康。
問：有無前科？有無參加不良幫派？
答：沒有前科。沒有參加不良幫派。
問：你今天是為何事來分局？
答：因為我於七十五年一月廿五日凌晨一時許，在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號翔翔電腦乾洗店殺人，現在來分局投案。
問：你是如何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號翔翔電腦乾洗店做工？
答：我是於七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中午，由世吉介紹所 邱世芳 先生介紹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號翔翔電腦乾洗店工作，至今有九天。
工作才九天，他成了殺人嫌犯
命案發生以後，輿論嘩然，給社會帶來不少的驚動。電視新聞以「滅門血案」為題，做了很大的報導；有一家報紙把這件命案定性成「引狼入室的悲劇」。但兇嫌湯英伸卻只是一個嘉義師專肆業的國家公費生，這個事實引起教育界關注，也造成省內罕見的議論話題。政大法律教授黃越欽在校園內演講，說這個案件是「我們社會的悲劇」；台大心理學教授楊國樞，在一項針對湯英伸涉嫌殺人命案為題的座談會上表示：「我們必須了解山地同學的言行背後，意義並不一樣」；海德堡法學博士朱高正建議社會：「應該從法律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命案。」……
更重要的是，這件命案在幾個大學和中學校園內，引起青年學生的討論。湯英伸在獄中也收到雪片般飛來的信函。法務部長施啟揚的姪女寫信給他；一位雲林地區的中學生在信中傾訴：「你是我們年輕人的一面鏡子！」……
一月廿六日下午，人間雜誌編輯部也為此感到震驚。大家的議論焦點，集中在台灣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與適應問題上。「我們要找出個原因：為什麼一名師專生，從山地村落到台北之後，只在台北過了九天吧，就變成了殺人的凶嫌？」這個問題沉沉地壓在大家心頭。小說家黃春明坐在椅子上，感嘆地說：「我們一定要探討這個問題。去聽一聽湯英伸的父母親怎麼說？他的老師、同學、族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他的話，令人油然想起黃春明的一些動人的自敘，說到他如何被幾所師專三次退學、轉學的記錄，使得他在這所、那所學校之間流浪……「我想，我最能了解湯英伸的心情……。」黃春明說。
陸陸續續地，山地音樂田野工作者明立國，作曲家邱晨，原住民詩人莫那能，也先後跑到「人間」編輯部，大夥兒凝重地談著湯英伸的案子。雙眼失明的莫那能，絮絮地道出他早年那一段悲涼的歲月。他說：「十三年前，我被職業介紹所賣了。當時我也真的曾經有過衝動，想要討回一個社會公道……。」因此，他認為這是少數民族的共同問題。
「山地青年的命運，怎麼十三年前是這樣，十三年後也這樣？」他哽咽了，目盲的雙眼中，含著滿眶的眼淚。
而意想不到的，邱晨竟也成為我這次採訪中，最勤勞熱情的工作伙伴。他正以難以置信的熱切和敬業的精神，開始了田野工作的調查，作為他邁向「報導音樂」的第一步。這是他創作上新的嘗試，也是音樂家「接觸人生真實的、具有反哺意義的事業」，他說。我們一同尋問著這個沈重的疑問：一位山地青年從純樸的小山村，隻身到繁華的台北市，才短短工作了九天，竟成為三條人命的殺人嫌犯。
這是為什麼？這令人悲傷的社會新聞背後，是不是也有一個嚴肅的社會的困局呢？我們能不能為它找出一點沉痛的線索？
土城看守所：向世界告別
到台北縣土城看守所探監時，才知道湯英伸不久前才割腕自殺過。
二月二日 清晨，他留下一封簡短的遺書，在單人牢房內打破眼鏡，以破碎的鏡片割腕，被值勤人員發現，送醫急救以後，才挽回一條生命。
「不能看見哈雷慧星，是人生一件憾事。……也帶走一顆懺悔的心，向世界告別。未能事奉父母，放心不下的女孩……，可愛的世界再見了。…我的死不足回報，但誠心祈願三位被我殺害的死者，在天之靈能永享極樂。……我願把身體器官贈給任何需要的人……
立書人湯英伸」

湯英伸在這封遺書的右上角，歪歪扭扭地寫下了許多名字，父母、鄰居、兄妹、嘉義師專四年甲班的同學，師長，以及一名被嘉師退學轉到花蓮師專的朋友。名字下面，他簡單記了一句話：「謝謝大家，但願來世再相報！」
二月十一日，湯英伸才鼓起勇氣，在獄中寫了第一封家書，也是他離家出走後的第一封信。

「 雙親大人膝下：

本來早該給您們寫信。道出我對雙親的愧疚與感謝，卻百感交集，提不起筆。世事多變化，雙親養育十八年的兒子，現在，竟然犯下滔天大罪，身繫囹圄。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好想家啊。美麗的家園，只能在夢中浮現。雙親的慈顏，只能從記憶的籮筐中去尋找。真想痛哭一場。其實，早已淚源枯竭了。恨，只恨自己太衝動。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樣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畢竟，我已鑄下了大錯，但是，若有幸讓我重新改過，我願盡我所能去補償我所有的過失。

近來，得到許多關心的祝福，使我更有信心向前走，也請雙親替我謝謝他們！最後，也謝謝雙親、羅律師、以及親友為我的官司奔走之苦，並主佑大家。

不孝兒英伸敬上」

割腕傷癒以後，湯英伸在牢內開始看一點書。他要求家裡寄「徐志摩全集」給他，一次可以寄送三本。但女朋友的來信，一字一淚，使他無法卒讀，他全數撕毀了。心中最為惦念牽掛的，是他那賢淑慈藹的母親，卻又駭怕她來探監時自己不知如何面對才好。他盼了四個多月，母親始終沒有來，倒是土城看守所門外，許多陌生人和親友，排隊等著要和他面會。他的囚衣九十七號。每逢單日，可以接見兩個人。

不孝兒英伸 （下）

2011年5月29日 0:07

不孝兒英伸 （下）
攝影/蔡明德 文/官鴻志

瞧，那就是特富野……

五月梅雨，向山裡走去，路上只有滴答岑寂的雨聲。「那是一種悲劇吧。我們老一代的鄒族人，多半一輩子守在山上；年輕人卻只想往台北跑，然後一個一個受到各種挫傷回到山上來。像湯英伸，到台北，才工作九天，就出了事，判了死刑……。」阿碧低聲地說，她那一雙深黑的眸子裡，充滿了迷惑。
那天，我們走向特富野的半途上，一個叫作阿碧的鄒族姑娘，戴一頂寬邊草帽，喘著熱汗趕下山來。她解釋由於湯保富不在家，村裡推派她作代表，「老人家不會說國語，所以，讓我來接你們。」她說。
崎嶇、彎曲的山路上，遠遠可以望見忽隱忽現的阿里山公路。雲霄裡，遠處的汽車，看來就像小小的火柴盒子，無聲地在阿里山公路上穿梭、盤旋著。五月的季節，山路上落了滿徑潔白的油桐花。走過特富野大橋，阿碧指著遠處，一座垂直、孤立的高嶺上，隱約地露出幾戶人家的屋頂和裊裊的炊煙。她說：「瞧，那就是我們的特富野。」

五分鐘，生死相隔的剎那

雖然才見面不多久，阿碧沒有絲毫生份的感覺。她開門見山，直接道出了她對湯英伸命案的感受。
她說，在一月廿五日那個晚上，分駐所所長郭孝華離開特富野湯伯伯家以後，族人一批一批地湧到英伸的家，大夥的心都懸著、唸著，直到晚間電視新聞節目的螢光幕上，赫然出現了湯英伸那張熟悉、清秀的臉龐，大家頓時撕裂了心似的，放聲地號哭……。
「誰能相信啊？」她說：「一個從小就文靜內向，不太說話，眼看著他長大的孩子，竟然變成了殺人犯！」
阿碧說，因為英伸小時候特別乖巧，族人給英伸取了一個乳名，叫「弟仔」，是一種親密的暱稱，含有大家的弟弟的意思。讀達邦小學時，弟仔連續當了六年的班長，畢業時拿了一個縣長獎，獎品是一本字典。後來，英伸還得了世界展望會的「資優學生獎助金」，考上嘉義輔仁中學，那也是一所南部著名的教會學校。
求學期間一直是湯英伸學姐的阿碧回憶說：「我們山上的孩子，上學、下學，喜歡在山路上互相丟石頭玩。可從來沒有聽人說過，湯英伸會丟石頭。」她望著路邊斷崖下的翠色的山谷，說：「也沒聽說湯英伸和別人打過架。」
在台北做過事的阿碧，比什麼人都知道，一個山地孩子離鄉背井到繁華都市的苦楚。「有好些山地孩子在城裡落得永劫不復，有的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客死他鄉……。我在外面跌跌撞撞，才發現山上的故鄉最好。」她說。
「在台北聽說過，他們族人有人願意賣掉房屋，田產，損錢出來為湯英伸抵命，有這回事嗎？」我問。
「有。村子裡幾個讀大學的年輕人也發起聯名為英伸的人品作證，甚至有人跑到新竹買玻璃材料回來，打算做成手藝品，義賣了捐給湯家。但是這些都給湯伯伯婉拒了。」
我不自覺地望向那悠渺的山澗，腦海裡浮現了湯保富一張黝黑、沈靜的臉龐。
在台北時，和他打過幾次照面。每回看見他，總是忽忽忙忙。印象中，他經常提著一隻公事包，經常是僕僕風塵的樣子，在嘉義、台北之間為湯英伸憂勞奔波。有一回，我看見他在法庭上向審判長說：「如果，給我兒子一個自新的機會，我，願意……」，他的話沒有講完，就被打斷了。他語結地站著，低下頭，讓淚水簌簌地落下……
初審宣判湯英伸死刑那一天，湯保富聽不清楚審判長唸著什麼？只看見湯英伸帶著滿臉的淚水，絕望的表情，退出第十七法庭。簇擁在湯英伸身邊的族人群中，有人塞了一千塊錢給湯英伸，湯英伸一直搖頭不肯拿。也有人摸著湯英伸的頭流淚。那一雙雙粗糙、焦慮和鍾愛的手，似乎使法警也感動了，特別通融在還押之前，多給了幾分鐘，讓湯英伸和族人相聚……
窄仄的法庭中廊前，這些迢迢從嘉義特富野山上趕來的鄒族父母，看來木訥、謙恭，不住地抽搐流淚，在這陌生的大城市裡，他們只能用眼淚表現他們巨大的哀痛、驚惶和悲傷。
生死相隔的五分鐘，剎時，任何言語都岑寂了。最後湯英伸抽泣地說：「給大家添了這麼多麻煩，實在對不起！」
他轉過身，隨著法警走了。

一條讓特富野活絡起來的山路

五月的梅雨季節才開始不久，梅樹的枝椏上，還沾著晶瑩的水珠。
斷崖下，一棵壯碩的樟樹旁邊，躺著一條隱沒的、廢棄的小路，如今，已經在梅雨中長滿了怒生的雜草，向著山谷底下蜿蜒而去。
指著那條小路，阿碧說：「從前，我們到學校上課，就是打這條小路走到十字路口，一個阿里山鐵道的小站。再轉搭小火車到嘉義。」
阿碧說，那段苦日子，大家也都這麼咬著牙熬過來了。「現在，我們可方便了。我們鄉裡人自己出錢出力，開出這條長十一公里的寬敝的公路。當時是湯伯伯找族人商量、核計，用全村的熱情和力量實現的……。」她說。
民國六十七年，當時年輕力壯的湯保富，滿腦子建設故鄉的熾熱理想，為了測量地形，他每天清晨五點就起來了。當時沒有測量工具，他居然學會了用眼睛測量，就這樣一天又一天，竟也劃出一張有模有樣的施工地圖來。
「藍圖有了，經費呢？我們村民窮慣了，可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問題。」阿碧閃耀著光芒的眸子，說：「我們倒想過，縱使再窮，只要下定決心，我們還是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啊。」
經過商量，族人共同決議：每戶繳出一萬兩千塊。幾經輾轉，湯保富終於募到了更多的錢──買水泥，租挖路機……大家輪流出勞力。有錢的時候動工，沒錢的時候，湯保富天天望著停頓的開路工程焦急。「前後總共花了八年，我們踩著的這條公路，終於一寸寸開出來啦！也搞活了我們山邊的經濟。」阿碧說，「從前我們村子裡，經常讓梅子爛在梅樹上，根本沒有人去採。一斤才兩塊五毛，誰採啊！現在一斤，二十二塊，商人還會自動上山來採購、訂契約。」
有了這條山路，湯保富拿著族人用心血開鑿出來的成果，到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申請撥款，請求建設特富野大橋。「因為架個橋，少說都是幾百萬元的事，不能說由村民一萬、五千地湊，是不是？」阿碧說。
讓公文往返了一年多，省方面批下了架橋計劃，撥下錢和工程隊伍，才把特富野橋漂漂亮亮地架起來了。如今，它靜靜地弓在河水上，族人打橋頭走過來時，總會想起湯保富這個人。
通車典禮那天，鄉里的人興高采烈的慶祝。在橋的那頭，鄒族婦女穿著鮮紅的民族傳統盛服，夾道歡迎縣府的官長來剪綵。震耳的炮竹聲中，湯保富揹著相機，站在人群裡。可他的腦海中卻忙著想另一條更高的山邊公路。經過他不斷連繫、奔波，目前也在開工了。至今，湯保富怎麼也卸不下「道路主任委員」的差事。這個義務職，族人信任他，不讓他辭職改選。
在農產合作社工作，阿碧對於整個特富野近幾年來的經濟變化，心中有她一筆清清楚楚的帳。
阿碧說，自從他們自力開了這條山路，村里的每戶人家，一年平均增加了廿餘萬收入。現在，特富野部落裡看不到精壯的男人在喝酒閒盪。「他們全上山幹活去了。一批批的種植計劃，透過鄉公所農業課的推廣，一步一步落實起來。」阿碧說，「山茶油、栗子、大蒜、夏季蔬菜，也一季一季在山坡上開了花、結了果；一季季換成一疊疊鈔票，根本地改變了我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面貌。」
阿碧沈思了，望著滿山的翠綠，她獨語似地說，「特富野，就是湯伯伯這條山路開活了的。」

「山地生的衣服洗不乾淨……」

特富野這個山村座落在一個山谷底下，美麗的峻谷在村頭上邊，岔開成兩條支流，曲曲彎彎地淌著一條婉約的流水，四周散置著這座高嶺上的幾十戶鄒族人家。一面斜坡上，蜿蜒而上，只見半壁的鐵皮矮屋，在細雨中顯出樸素、乾淨而且柔緻的廓影。
特富野天主堂的高義輝神父，坐在屋簷走廊下，談起了這不幸的命案。
「我在日本聽到消息，覺得驚愕。我心裡想，如果說湯英伸跟別人打架，那是有可能的，但置人於死地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
輔大哲學系畢業的高神父說，當時他的第一個直覺，英伸的悲劇，其中一定有文化差異上的問題。
他說他還記得自己讀台中一中時，因為自己是山地人，「有些同學把我當牛馬一樣看待」。再加上每次數學都考零分，他內心感到極度的頹喪，埋下深深的自卑感。「每回有人罵我是『番仔』時，總覺得痛痛快快地打它一架，會使自己比較舒服。」他說。
高神父又舉了一個例子。
目前在日本福岡大學教中文的劉三福，跟他是台中一中的同學、也來自山地。有一回，他和劉三福在宿舍水槽邊洗衣服，旁邊的同學無意間丟了一句：「山胞的衣服洗不乾淨」，「這個兩、三拳可以打死一個人的劉三福，驀然撲了上去，把對方打成重傷了……」高神父說。
事隔廿餘年，高神父還記得他握緊著劉三福顫抖的拳頭，激動著說：「你要表現得比他堅強啊！」
台中一中的兩位山地生，就那樣相對著流著滿臉的眼淚。
高神父說，山胞在劣勢文化下，過著城市底層的游牧生活。他們容易衝動、緊張，經常會感到不安全感，而「辭職」、「想家」只是這個綜合複雜體的一個代名詞罷了。高神父清楚地記得，就在去年，湯英伸到教堂向他告解：
「我已經變成病態的人！」湯英伸苦痛地說。
高神父聽著他內心的剖白，耐心地安慰過他，高神父太熟悉這份苦楚了。一個離鄉背井求學的年輕人，絕不是「不能適應，就不要來平地」的問題，高神父內心裡湧起了一份傷痛，躊躇一會兒，沉沉地說出了這麼多年以來，他以神職人員身份一次又一次聽到的，山上的孩子們心靈最深處的苦悶。

不必查了！

安玉英，一個如今已長得亭亭玉立的鄒族姑娘。有一回，因為山上交通不便，星期六下午必須提早一堂課下學，坐遊覽車回特富野。那天，女教官把鄒族同學集合在操場上，安玉英也站在隊伍中。也不知什麼緣故，教官突然對著她們說：「聽同學的反應，你們山地人常常不洗澡……。」
安玉英忍著滿眶的熱淚，跑回山上。才盡情地號啕大哭了。她向高神父傾訴：「不要把全部的錯，都往我們山地生身上戴啊！」
安玉英滿腹的委曲，幽幽地道出一件一件在學校中的辛酸。
「為什麼我是山地人？為什麼我們山地人就要被別人當成怪物？」這是長期壓抑在她心中的問號。也有一回，鄒族同學明明看見杜秀雲的爸爸，送了一千餘元到學校給她；誰知道那天恰巧宿舍裡傳出有人掉錢的消息。杜秀雲口袋裡準備繳食宿費的一千餘元，竟成為偷竊的贓物證據。杜秀雲抵死也不肯承認，鄒族同學也都挺身作證，「我們的確看見她爸爸送錢到學校。」同學們說。不料，女教官卻說：「大家確定是她拿了錢，不必查了！」
「我們山上的學生在學校宿舍裡，經常遇到這樣的困擾，凡有人掉錢，山地孩子就變成當然的嫌犯了！」高義輝神父說。
高神父把話題轉回到那一次湯英伸的懺悔。他說：「我建議他去接受心理治療，湯英伸只是苦苦地笑。」
高神父說，當時他心裡想，湯英伸平時很乖巧，每天笑咪咪的，這個對人家客客氣氣的楞小子，不可能做了什麼大錯吧！他因而並不特別著急，也沒向湯英伸的父親提起。「哪裡想到，厄運卻降了大禍了！」高神父說。

害怕心願會變成泡影……

提起這個遺憾。高神父開始不斷地反省，不斷地想，也開始替村中的小孩感到憂心。他說，湯英伸殺人命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典型例子，要真正去徹底了解，並不十分容易。他憂悒地說──
「現在我們只能假設：湯英伸的病態在於他的雙重性格──」
據高神父說，在村子裡，他一向對湯英伸另眼看待。英伸生長在本村的一個公認的「模範家庭」，爸爸、媽媽都是那麼好、那麼有風格和尊嚴的人，英伸又憑著自己的實力考上嘉義師專，內心當然有一份秀異之感吧。「尤其是他成長於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庭，在倫理道德與做人處事方面，英伸對自己有很深的期許。因此，湯英伸到平地社會求學時，遇到客觀壓力，他身為山地人的自卑感就會被激發了出來，從而形成對於平地社會的一種激烈的反撥。」高神父說。
高神父嚴肅地說，「我的看法，只是一個自我反省下的假設。」他還記得就在去年，特富野舉辦了一個天主教夏令營。「湯英伸就那麼自然而然變成夏令營的領袖人物。」高神父回憶地說：「白天，他表現得真是傑出，勤奮、彬彬有禮。但有一個夜晚，他忍不住湊上了一群比較低俗的年輕人，結夥跑到後面山崗去喝酒，被我們發現了。」
身為一個山胞，湯英伸隱藏的自卑感，在不斷的壓抑中反彈、化裝而成為外表的優越感了。他從小就奮力上進，也時時患得患失，為了他許下的心願──畢業後回到達邦國小教書──他努力考上了嘉義師專。但還沒等他畢業，特富野的孩子，竟早已當他是小學老師一樣敬畏他，愛他，不敢在他面前說髒話，而更多的時候，他卻又私下害怕自己的心願有一天會變成泡影！

我們好愛湯英伸

湯英伸的家，座落在那青翠的幽谷旁，是湯保富親手蓋起來的一棟木造房子。
廿餘年前，湯保富白手成家。如今，牆垣四壁還留著他辛勞歲月的痕跡。汪枝美，英伸的母親，平時沈靜寡言，喜歡坐在屋角，靜靜地聽別人說話。自從湯英伸繫獄以來，她的眼神有時變得飄忽、憂悒了，彷彿總是在想念著什麼。但是，儘管心裡壓著愛兒失腳的重創，她看來端莊、恬靜，只在有意無意中，透露著母親的深重的淒寂了。
「我們好愛英伸。……在父母面前，在我們部落裡，從小他一直是乖巧、受人稱讚的孩子。」汪枝美說著，眼眶紅了起來。
廚房裡，傳來湯保富下廚的炒菜聲。
自從湯英伸出事以後，汪枝美始終不敢上台北去。她寄了一整冊的照片給湯英伸，母子相隔至今，也有四個多月了。「也好在是這樣，凡事我都是坐在家裡想……。」她說。她的眼神中充滿著對丈夫湯保富的一份感謝。但每每有人向她問起湯英伸，汪枝美總是低頭不語。一個曾經讓她驕傲的兒子，如今卻成了奪走三條生命的殺人犯。這難言的苦衷，恁誰也不能詮說啊……
她對於兒子英伸一步一步走過的不能回頭的破滅困境，感到神傷。去年年底，湯英伸休學返家，在情緒上很不穩定，常常望著屋外的浮雲發楞，嘆息。發悶的時候，他偶爾會彈彈鋼琴自娛，看看書排遣，幾乎是足不出戶了。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吧！英伸他去了一趟學校，參加學校的音樂比賽晚會。回到山上時，我看他顯得更加悶悶不樂了，」汪枝美說：「我知道英伸實在很懷念學校生活，尤其是那些朝夕相處的師專同學。休學以後，同學們時常打電話來，寫信給英伸，鼓勵他奮發起來，昂揚向上。奈何，命運竟然粉碎了一切。」

在懺悔中無窮地放逐下去

那天，湯英伸離家出走後，家人刻意不讓英伸房間裡的一切受到絲毫變動。他的各種獎牌，仍然兀自掛在牆頭上。那是一次又一次在師專全校師生的矚目和熱情的掌聲下，辛苦掙來的光榮。寂靜的窗外，可以望見他在庭院小菜圃裡種植的高麗菜，已經亭亭地抽出嫩葉子。更遠處，那巍然聳立的鼻涕山，隔著一條山谷，蒼翠地逼向他的窗口。

日落深處……
你若住在市區，日落在高樓大廈；
你若住在山林，日落在群山之外；
你若住在海邊，日落在地平線下。
然而，無論日落何處，
我仍真摰地追尋……

小房間裡，湯英伸有一架子的雜書。這首他寫好的小詩，依舊靜靜地躺在他的書桌上。沒有署明日期，也沒有落好題目，卻深深地叩緊著我的迷惑……，在這樣溫馨有儀的家庭裡，就在這小房間長大的青年，他文靜、內向，他懷著一份虔誠，開始追索著生命中無數的疑問，開始了他那充滿尷尬、歡悅、苦悶的青春期……
「即使湯英伸能免於死刑，我想他也要被自己的懺悔無窮地放逐下去，無顏回到這美麗的家鄉。這才是最殘酷的重刑吧！」
在湯英伸的小房間裡，我隱約記起了高神父的這句話。

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救你啊！

離開特富野，走進嘉義師專校園，迎面就感受到圍牆之內一股尚未平息的議論。同學們的口中，不免也分析起這件命案的遠因：湯英伸被迫離開學校。
「他被迫休學離校時，我們全班哭著送他走的……。」
「謝美樺導師在課堂上說：休學對湯英伸而言，是福是禍，目前還不知道。同學們應該鼓勵他，多給他寫信。當時，我坐在我的位子想，應該是福吧，沒想到他竟殺了人。」
「他跑去找教官求情，跪在地上，懺悔地哭泣，但教官說：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救你啊！」
同學們都說，這位教官很疼愛湯英伸，卻也無可奈何。那一陣子，為了苦苦等候學校召開訓導會議，對他的命運做一個審判，英伸變成了另一個人樣。「一大早，他走進教室，便趴在桌上，他的眼眶發黑。」這位坐在湯英伸旁邊的女同學，含著淚說：「我勸過他，好好照顧身子啊。英伸他就朝我淒苦地笑……。」
訓導會議的結果下來了。湯英伸因為在學校打麻將，林總教官認為湯英伸犯的這個錯誤，非處份不可，「否則，老師和學生的心裡會怎麼想？在立場上，我也有苦衷啊。孩子是你的，你自己帶回去管教吧！」
最後，父子倆人商議的結果，決定自動辦理休學。湯英伸說，「我對『留校察看』實在沒有把握，萬一再犯了小錯，被學校退學了反而不好。爸爸，我們下學期重新來，我用生命向您承諾……。」
最後一次學期考試，湯英伸無心考試，在卷子上填了名字，便逕自走出教室。他回到寢室，自彈自唱地錄下這卷錄音帶，向四年甲班全體同學告別：「親愛的 四甲 ，我們要別離了。啊！這一刻，不知道……，心裡什麼滋味都有，真的不知道說些什麼。說感傷，是有那麼一點：說高興，也是有那麼一點點。但是，我還真是捨不得你們。相聚了三年，有歡樂，有悲傷，我們都一起度過了！我，不能改變什麼，雖然我們要暫時分離一段日子，但我相信我們的友誼一定會永遠存在……」
「下面這首歌，叫做『別離』，是多年前我流著淚做的……」
錄音帶裡響起一陣錚錚錝錝的吉他和弦……

暮色中，我望見你的背影
深深呼喚失落的你
……。

湯英伸落寞的歌聲，似遠似近地，在男生寢室縈繞著。悶熱的午后，窗外傳來低低鳴唱的蟬聲。一個綽號叫「黑馬」的同學說：「一腳踩進那洗衣店，湯英伸他一定會這樣想吧，『如此下去，我的前途在哪裡？』每天送衣洗衣，好強的他，怎麼受得了啊……，也沒想到結果竟會如此！」
湯英伸的室友坐在椅子上，沉入回憶中，想起過去湯英伸帶給他們的許多歡笑。有些女同學說著說著，就哽咽、掉淚了。

到美國看熱門音樂演唱會

「他是班上的核心人物！」
「他人很慷慨，所以自己口袋裡常常沒有錢。」
去年，湯英伸利用暑假到台北做水泥工，那粗重的勞動和毒熱的陽光，使他全身曬得黑亮亮地回來。返校後，他嘴裡時時掛念著那群陪他流汗、唱歌的山胞夥伴。他甚至一心想著與他們一起合組合唱團，走唱天涯。黑馬說：「他對音樂非常狂熱。他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到美國看演唱會。」
從同學的口中，讓你想見湯英伸是一位熱情、上進的青年，他常常說：「我要讓他們在亮麗處看見我，不要在黑暗中看見我！」有誰知道，他的遭遇會把這句話整個兒顛倒過來呢？他失敗了。三年之內，他被逮到幾個小辮子：單車雙載、不繡學號、爬牆、抽煙。這些讓他總共記下三次大過、三次小過，再加上四次警告。可湯英伸也記過不少次大功小功和數不清楚的嘉獎。他參加校際才藝比賽、優秀山胞聯誼會、黨幹部研習會、田徑比賽、殘障青年村，都為他爭來一個又一個光榮和獎勵。
提起抽煙這回，湯英伸被記大過，有一位同學黯然地說：「其實，香煙是我抽的！」
「那天清早，我跑到他們的寢室去找湯英伸，他生病躺在床上。我坐在他床邊，抽完一支煙便上課去了。沒想到，我前腳才走，教官後腳就踩進了寢室。」這位同學說。「這個大過，湯英伸為我頂下來了，事後他不為這個冤屈吭一聲。湯英伸就是這種人，全校同學都知道，他是我們學校的明星。」
經過幾次叫他灰心黯淡的挫折和打擊，有一天，湯英伸索性豁出去，他理了一個龐克頭，奇裝異服地在校園裡晃盪。
「師長們應該學一學教育心理學，再來輔導我們，不要光是喊口號：說什麼合理的是管教，不合理的是磨練。」有一位女同學說。「合理的是管教，不合理的是磨練」，是每一個嘉師同學口中，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一段道白，同學們說，在朝會上，在課堂上，他們聽到太多次了。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已經休學在家的湯英伸，接受同學們寫信和打電話再三邀請，興致沖沖地返校參加音樂晚會。就那個晚上，有位教官卻衝著湯英伸說：「湯英伸，往後你儘量不要回來！」同學們氣憤地哭了，「即使湯英伸休了學，他仍然是學校的一份子啊！」同學們說。
湯英伸站在同學面前，佯作鎮靜地說：「這位教官，也是為我們大家好吧！」可是，至今還沒有人知道，在他返回特富野的路上，湯英伸那年輕易感的心，是怎樣地因羞辱、挫折、怒恨而絞痛啊。
也就在那條山路上，在那個寂靜夜晚，湯英伸悄悄地決定離家出走，不再返校。像一切受挫的年輕人一樣，他必須離開使他感到挫敗的環境，逃到另一個天地，從頭開始。他想靠著自己的雙手，去闖出自己的路子。

流盡了眼淚，也要讓法官相信……

回到台此，我的辦公桌上已經擱著幾封信。有一封是這樣寫著：

親愛的邱叔叔、蔡叔叔、官叔叔：
短暫的相聚，願別後無恙。
……事情發生後，我們只會哭，一面祈禱一面哭。因為我們根本不敢相信，真的不願相信。但還是得面對事實，打電話問迪亞（湯英伸）的住址，『台北縣土城鄉立德路 2 號』，這是我們永遠記得的地址。……
初次去特富野，就深深愛上那個地方，相信您們也愛上了，可不是？你們問起我湯英伸寫的那篇小說，我現在告訴您，題目是：『爸媽！我們探險去！』內容描寫一群年輕人到台北謀職的故事。小說中的人物讀起來都很哀傷落寞。是否這就是迪亞潛意識裡的悲懷呢？
……迪亞就是這麼盡責的一個男孩，有時甚至讓我們覺得，我們實在配不上他，不配當他的朋友。真的，您們一定要相信。
我們曾經去打工，為了要體會老闆對待工人的那種滋味。我們也曾想到台北去看迪亞，但他的時間都被排滿了。至今，我們雖一直未曾謀面，但我們到特富野幫忙湯媽媽掃地，做家事。我們好喜歡湯媽媽和湯伯伯，和他們談話也讓我們學到許多的啟示。我們也曾想跪在法官面前，即使是流盡眼淚，也要讓法官相信迪亞不是個壞孩子。要是丹諾（註：美國著名的正義律師）來到台灣，丹諾一定能夠救迪亞的吧，但是，誰肯相信我們年紀未滿二十歲的小女孩的話呢？誰願意聽呢？然而我們一定要做下去，即使別人怎樣罵我們傻，社會上若缺了這樣的人，就不可愛，不溫暖了，您說對不對？祝
編輯順利
雅惠敬上
一九八六年、 五月十三日 」

雅惠是斗六某中學高一的學生。去年，天主教青年團契在特富野舉辦活動、她的好同學劉雪燕游泳時陷入漩渦，差一點使她沈溺水中，被湯英伸救了起來。黃雅惠是這樣認識了至今不曾謀面的湯英伸。湯英伸失腳之後，黃雅惠特地到特富野去，認識了湯家。一直到今天，她不斷地為英伸祈禱，寫信安慰湯保富夫婦。在特富野過母親節那天，我認識了這位純真的小妹妹。沒想到她的信比我還要快速地抵達台北。
回到台北，心裡卻一直惦記著湯英伸妹妹的一句話。她坐在學校會客室裡說：「我立志要考上法律系，」她說，回想著她旁聽了幾次的台北地院，「將來，我要坐在那個高高的位置上，好好傾聽每一個陷落法網的人，每一句打自內心的話。」
一起殺人命案，引起社會如此重大的回響，是大大地出乎人們意料的。當我們從特富野回到了台北，四處採訪幾位律師時，他們都表露出極深的關切；願意為湯案擔任義務辯護律師的就有四位。這種人與人的友愛光輝，竟也抹去我們一路採訪時心頭上的陰影。落筆時，我禁不住掩卷喟嘆著。我想起雅惠、雪燕、玉蓮、淑燕、高神父、嘉師四年甲班的全體同學們。啊，但願你們期盼英伸得免一死的願望，不會落空，為了英伸，讓我們大家再努力下去吧！

董律師的信念

當人間雜誌的法律顧問董良駿律師，決定義務接下辯護律師時，已經是湯案第二審的尾聲了。董律師花了兩天兩夜的時間，一口氣讀完所有的資料。他告訴我，正準備進入自己的書庫，從犯罪學、社會學，和法律人類學的角度去著手研究。他也相信，不少的犯罪案例，往往是社會早已積累下來的罪惡所致，「人是脆弱的，人是很可憐的！」董律師喃喃地說著這句丹諾的名言，他充滿悲憫的眼神，讓我隱然覺得，董律師已經真正瞭解了湯英伸這個孩子。
五月廿六日，董律師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補充上訴理由：
「按上訴人於七十五年一月廿五日零時許案發後，於當日下午六時許，即主動向中山分局投案，坦承犯罪，有分局移送筆錄可證。是上訴人應屬刑法第六十二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在湯英伸沒有投案自承犯罪之前，沒有任何人確認他就是兇手……。遍查整個警訊筆錄，湯英伸應該合乎自首要件的」董律師嚴肅地說，「我還查到具體判例……」
由於董律師到找辯護的新角度，不到短短的幾天，使得整個案情開始有了轉機。 六月十八日 ，湯英伸在法庭上囁囁地說：「 一月廿五日 那天，下午三點，我曾經打過電話，給中山分局，說：我要去自首！」
法律上明文規定，自首是唯一減刑的充足條件。但湯英伸受到過度驚嚇之後，加上他對自己苛重的懺悔，除了坦承罪行，已完全喪失正常求生意志。不懂法律的他，竟把這個自首的事實經過，隱藏在心裡長達五個月，距離他第二審宣判日期六月廿五日，只剩七天。
六月廿二日下午。湯保富一個人坐在特富野的山谷中釣魚。他一顆早已瀕臨崩潰的心，仍然高高地懸著。他默默地望著淌呀淌著的河水。即將登陸台灣的南施颱風，開始細細地散起雨白來了。山巔上，陰陰地佈下橘紅色的濃郁雲影……汪枝美獨自坐在客廳角落。電話中，她慈祥的聲音說：「是下午，我要他去河裡釣魚的。這半年來，他，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在她哽咽的聲音中，我也一時沈默了。

不！我們還有三審！

六月廿五日，湯保富和許多關心湯英伸的親戚、朋友、神父，三個人間雜誌的同仁和董良駿律師，都趕到高院第十八法庭。這是英伸二審宣判的日子。
從早上九點開始，我們都坐在法庭裡，等著法官逐案審理和辯論。法庭的天花板上垂掛著兩隻吊扇，沈默地送著催人欲眠的風。我的心裡抱著來自董律師答辯狀的一線希望。辯護狀說，湯英伸投案的過程、人證、合乎自首要件。此外，董律師主張從英伸豐富的品格證據、和殺人當時的情境脈絡，說明殺人的激情因素。他希望庭上不單從三條人命死亡的結果去論斷。「社會在它自己裡面包含著許多犯罪的萌芽，由某種意義說，準備犯罪者是社會，個人只是它實行的工具！」
十一時三十分，全庭肅立，審判長開始逐案宣讀判決主文。英伸的案件夾在十幾個同時宣判的案件中，幾乎沒有人聽清楚英伸的判決，我只聽到「褫奪公權終身」，英伸就被押走了。
大夥兒疾走跟著英伸，問他聽清楚沒有。他只茫然地說「不清楚」。押送的法警說是無期徒刑，英伸的眼睛亮了，對湯保富說，「爸，我到裡面，要好好請客……」
我們望著英伸被押走了，卻怎也放心不下。後來問退庭的檢察官。「死刑。絕對沒錯。」他說，消失在法院的走廊上。在我們沈默地站著的當兒，一個女孩忽然急奔下樓。我瞥見她滿是淚的臉，啊，還是她，英伸的女朋友。
「我們長期一塊作戰，到了最後……」湯保富說。
「不，我們還有三審……」董律師說。
「請一起吃過便當再走。」湯保富說。
大家都推辭了。「我們還有事……」，多麼愚笨的推託之辭。我不知道和湯保富握了幾次手，看著他黧黑的臉、濃濃的眉，比漢人大而且明亮的眼睛，和強抑在眼眶中的淚意，送他們上了計程車。
我想起帶著「無期徒刑」的歡悅回到押房的英伸。「不！這個社會，不能這樣把罪惡全歸到你的身上」我的心中吶喊著，「不！我們都是負罪的人吧……」
（原載《人間雜誌》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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