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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本土:從「反黑箱」服貿談起 ◎新一

週三 2014年05月28日, 12:15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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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反服貿運動的年輕世代中,有許多政治或運動素人。雖然,素人們的義憤可能是受到「半分忠」的刺激而現身街頭,但這群年輕世代的新面孔,究竟是「反黑箱」、「反服貿」、「反中國因素」的兩岸服貿、「反國民黨」,抑或是「反自由貿易」本身,卻是人言言殊,各有理由。

此外,縱連欠缺政治或運動經驗的素人,都可隱約感受到「反國民黨」與「反中國因素」,似乎是運動過程中的「不方便的真相」—雖然這兩者「兩岸服貿」爭議中顯而易見的要角推手—卻必須被大家心照不宣地淡化或刻意迴避。因此,台上講者帶領的口號或者對外的聲明發言,也就小心翼翼地以一種「普世」的民主價值口吻,對外宣傳放送。直到太陽花出關播種前夕,對運動過程中刻意迴避「不方便真相」的不爽,才透由大腸花的幹譙聲,盡洩而出。

當然,或許所謂運動的主其事者,是為了避免媒體找到見縫插針之機抹綠、或抹上反中的政治色彩,進而讓運動失焦、抑或考慮到若直接對準國民黨或中國,將驅動鬼島人內建的去政治化機制,而降低公民參與意願。除就以上善意考量之外,其實此種利用「反黑箱,爭民主」來站穩「普世價值」高地的心態與想法,卻可能間接造成在地公民的失智或腦袋長歪。例如,侷限聚焦在「反黑箱」,便意味著自身是政治正確的一方,緊扣「普世立場」與「民主價值」便是客觀中立的保證,甚至高尚的指涉;於是,普世與本土縱使沒有對立,透由「迴避不方便的真相」的操作,普世價值與本土議程之間便產生一種優位性高低差的潛意識或心態。

然而,必須指出「民主必定在地」(democracy must be local),民主是釣竿,本土是魚,釣竿跟魚沒有高低差,釣竿不釣魚,則無用矣。

民主必定在地

巴西跟美國這兩個現代國家打造的歷史書寫,都是以歐洲白人殖民主進口黑奴的歷史為重要序幕篇章。然而,巴西的黑奴,卻享有北美洲黑奴更高的自由度。以巴西而言,源於非洲相同地區的黑人,通常會住在一塊,這使得巴西黑人比起美國黑人,更易於保有更多固有原鄉文化。巴西的黑奴,縱使沒有主人允許,也可結婚,婚後仍服侍原主人;同時,主人也不能將已婚配偶拆散或單獨賣掉。此外,白人跟女黑奴的性接觸也頗為尋常,婚後的黑白混血子女,不僅身份自由,更成為白人家族成員的一份子。終至1888年廢止奴隸制度時,巴西的白人早已習慣自由黑人的存在。

反觀美國,則跟巴西有著許多反差。事實上,美國南北對於黑奴的態度,可說南轅北轍,將黑奴家庭個別拆開販賣,頗為常見。例如,布萊德彼特執導的《自由之心》(12 Years a Slave)一片中,便可見此悲慘場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需求,美國北方工業勞動力需求與南方種植園黑奴勞力需求的緊張關係開始出現,讓南北差距開始從思想價值的對立(人口販賣的道德問提),擴大成物質利益(勞動力的需求)的對立。是故,馬克思認為若白人社會的內部存在較大分歧,立基於種族主義制度上的系統性排除手法,將有助白人社群內的統一與團結。因此,內戰後雖讓黑奴得以解放,但美國的種族隔離卻隨處可見,直至19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才逐步破除那道橫亙於黑白之間的藩籬。

至於巴西,奴隸制度結束之後,巴西黑人開始往城鎮或都市邁去,尋找就業與落腳。雖然,大多數黑人依舊處於清貧狀態,但有業可就之黑人,不但沒有被排除在工會之外,且一部份的黑人也開始隨著工作或生意契機,慢慢地晉身成優渥經濟地位者。於是,巴西便出現一句俗諺說:「一個富有的黑人是白人;一個貧窮的白人是黑人」。換言之,巴西社會中的經濟跟階級對立問題,早已凌駕膚色與族群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的矛盾跟對立。

事實上,巴西社會對待黑人長期都比美國寬容,此種情形一直得等到美國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的衝撞,讓美國的黑白族群的不平等關係緩解後,才逐步跟巴西社會看齊接軌;儘管如此,美國的黑白矛盾與衝突,依舊如休眠火山一般,總會因某個事件為導火線而引爆。例如,去年六月,佛羅里達地方法院審理一件白人與拉丁裔混血協警槍殺黑人少年的案件,5名白人和1名西班牙裔女性所組成的陪審團,判定協警齊默爾曼無罪之後,黑人憤怒的抗議浪潮,便席捲全美。

因此,千禧年之後的巴西跟美國,分別有兩項對各自國家有劃時代政治意義的事件發生。2002年,巴西勞工黨盧拉當選巴西第40屆總統,成為巴西歷史上首位工人出身的總統,更讓勞工黨首度榮膺總統寶座,帶來巴西社會貧富矛盾緩解的期待曙光。至於美國,則是2008年黑人後裔的出身的歐巴馬,摘下美國總統桂冠,意味著美國在種族與族群問題的跨步向前。此兩件對巴西與美國各具政治象徵意義的政權輪替,清楚地說明,「民主」作為一種程序性工具,不同國家的人民,將透由掌握此一程序性民主工具,解決本地人民最為在意的主要社會矛盾與問題。在美國,他們的民主劍尖,朝著種族族群問題的荊棘叢林方向劈去;在巴西,則是將民主鋒芒,指向經濟懸殊跟階級問題的蒺藜叢林所在。

由此可見,「民主」是為了解決在地與本土議程的矛盾,設若歐巴馬的當選意味著種族問題的邁步向前,而盧拉的勝選,則意味著跨越社會不公的矛盾。那反服貿呢?只能是反黑箱嗎?如果反黑箱意味著爭民主的話,那台灣的民主是要解決台灣哪一項在地議程呢?不正是橫亙盤桓台灣社會上空的中國因素跟中國國民黨兩大幽靈嗎?!

民主是鬥爭的武器

誠如,美國學者Douglas Kellner 和Steven Best在考察普遍性的人權或民眾權利之時認為,民眾享有的權利跟自由本身,都是特定歷史脈絡之下鬥爭的產物,並非如某些人權理論家所言是一種本質性的「普世」。號稱「普世」的價值跟權利,並非超驗與本質性的存在。然而,為了避免落入「後現代」或「後結構」主義的相對與虛無的陷阱中,Kellner & Best也進一步認為:「雖然人權或某些權利的普世性是社會與政治的建構性產物,但此些建構對於個人或團體而言,是重要且值得捍衛保護的,不該被後現代知識份子宣告為無效。然而,我們要說的是,這些(歷史性地建構)普世權利與自由本身就是暫時的、建構的、脈絡性的,而且是特定歷史脈絡中社會鬥爭的產物。儘管,人權與民主價值必須擴展與維護,但卻不該被神秘化….把它們詮釋為特定歷史情境下的進步建構,而不要把它們當作人類本質的特色….」。

誠哉斯言,一旦我們將民主或其它所謂普世權利當成社會鬥爭的產物時,我們便將知道「權利」並非給予或既定的,而是經由鬥爭所建構打造的。因此,鬥爭既是一連串變動不居的動態過程,那某國人民的權利內容清單,也並非固定的與一致的。職是之故,民主跟集會結社的自由,是人民鬥爭屬於自己福祉的程序性工具,鏽蝕的民主工具、抑或集會結社的權利與權力腐朽之時,都必須加以嚴正捍衛。「反黑箱服貿」的口號,正是說明「民主」是需要被防衛的,因為民主是可能被竊奪掉的。那竊奪台灣民主敵人,正是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因素的夾纏共謀,那反黑箱服貿的爭取民主,注定必須要連帶反中國因素與中國國民黨。

再者,民主作為一種程序性的工具,在地或本土的議題,變成了台灣人民手上民主工具這把釣竿,所要指名釣到的實質性「魚貨」。換言之,台灣本土議程中主要的問題與矛盾之一,便是「中國因素」與「中國國民黨」此二議題時,台灣社會的民主鬥爭劍尖,必得指向此二問題。「普世價值」跟「本土議程」,其實根本沒有相互抵觸,也只是手段跟目標之間的關係,是程序性手段與實質性目標的表裡關係,根本沒有高低差之別。

會出現問題的狀況則是,某國把它的實質性目標當成普世性價值,強迫性地推廣及人,而成為恐怖的古希臘強盜普羅克拉克提斯的床(bed of Procrustes)一般,強迫每個路過之人,必須躺在他所安裝設置的床上,比床長者砍足,比床短者拉長。因此,普世性價值的內容,首要聚焦在人類自由與民主這類基本款的價值類項,主要是以程序性為表現的工具手段。因此,「普世性」價值,首先是鼓勵甚至嚴詞批判落後或威權國家,必須給其人民此類權利時用,主要是對他國人民的體貼;至於「本土性」或「在地性」,則是指涉擁有鬥爭工具跟武器的每一個在地人民,會按照它們自身的歷史脈絡與發展進程,鬥爭出會增進提升其人民福祉與需求的各項本土利益。本土議程,以及此些議程背後的價值追求,是向內部、向本地人民繪製夢想藍圖時所勾勒的具體與實質目標,以及負責任的態度。

換言之,以中國因素、或馬邦伯國民黨因素而反兩岸服貿者,其實正是跟社會宣稱,掌握釣竿之後,所要指向的「魚貨內容清單」的負責任態度—一個不屈服於中國利誘與威脅而放棄台灣主體,以及中國國民黨威權殘餘的魚貨啊。當以利潤最大化為驅動的全球性匯豐銀行都喊出「全球銀行,在地智慧」(global bank, local knowledge)時,我們還在迴避本土議程的需求,那就真的low到不行了。

職是之故,普世民主價值,是為了追求各自的本土利益與公義,本土化則是民主工具的實踐表現。拒絕中國因素與反國民黨,是既民主又本土,大聲地說出我反中國因素,也反中國國民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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