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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聞】崩解的「中國模式」壓垮台商

週三 2014年05月28日, 12:32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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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台商政策》製造成本直升,政治風險難測

台商在中國的處境愈見艱難。「中國模式」的基礎──以無盡可供剝削的廉價勞動力降低成本,事實上不是「無盡」;而國家資本依然壟斷重要產業,這些還是台商可望不可及的領域。

郭宏治 2014-05-27 12:30

五月十四日,中國各地台商會長聚集在貴州貴陽,召開台企聯第七屆年會。這些台商會長們最關心的議題是,引發東莞裕元鞋廠罷工的導火線:社會保險金提撥。標準到底如何?要回溯到何時?

台商會長們紛紛向與會中國官員提問、抱怨。國台辦官員也說,他們已派人分別到東莞和昆山調查研究社保問題,以做為政策依據。

企業在中國營運成本飆升

裕元罷工問題凸顯了台商在中國經營環境日漸困難。「世界工廠」不再有廉價的勞動力,沿海省分不時出現缺工,這是中國台商這幾年來一直頭痛的問題。成本年年攀升,而且工人的權利意識、當地居民的環保觀念也一天一天地增強。

今年以來,中國已經有九個省市調高了最低工資,包括深圳、重慶、陝西、山東、北京、上海、天津、山西、甘肅。其中,上海基本工資最高,達到人民幣一八二○元,最低的重慶也有人民幣一二五○元。

近三年來,中國最低工資每年以約兩成左右的幅度提升。二○一一年中國二十四個省市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幅度為二二%;隔年二十五個地區調整,幅度為二○.二%;到了去年有二十七個地區調高,幅度一七%。今年已調高基本工資的九個地區,調幅都在一成以上。

「我當年去中國時,一個工人一個月所有成本加起來頂多人民幣三百元,現在各種成本加起來,一個工人要人民幣五千元。當年聘一萬個工人,現在只能聘六百人。」一位在八○年代末就去中國投資的台商說。幾年前,中國開始較嚴格實施社保提撥之後沒多久,他就結束了中國的投資,回台尋找新的投資機會。

其實中國早在一九九五年就公布了「企業最低工資規定」,當時規定依據各地職工生活費用價格指數變動,每年調整一次。同一個省分也可能出現不同的基本工資。以貴州省為例,當時把全省分成四級,貴陽市、遵義市、六盤水市的鐘山區最高,每月人民幣一九○元;最低的務川、沿河等縣只有人民幣一三○元。

「五險一金」的成本衝擊

不過各地方對基本工資並未嚴格執行。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從○四年三月開始實施《最低工資規定》。這次把「企業」兩個字拿到,所有的組織機構都適用。最低工資標準至少每兩年要調整一次。當時十二月,廣東實施新的最低工資標準,比原來漲了三成。當時台商就估算,廣東工資成本已經比越南胡志明市高出一倍以上。

中國近二十年來最低工資已漲了近十倍,以山東青島市為例,一九九五年公布的最低工資是人民幣一八○元和一五○元(同市不同區域工資不同),十九年來經過十三次調整,最低工資已達人民幣一五○○元和一三五○元。

一般工廠的工資都高於最低工資,只有在加班費計算、社會保險提撥時,才會參照最低工資。不過,通常最低工資調整,企業薪資也會連帶受影響而提高。

二○○四年公布最低工資時,多數地區會把資方為勞工提撥八%的養老金計算在最低工資中。但今年北京和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執行的是「淨收入」,不包含企業幫工人繳納的社保五險(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以及住房公積金。而後面這「五險一金」對企業的衝擊,比最低工資調升影響還大。
○八年中國公布《勞動合同法》,社保五險逐漸納入勞工薪資體系,一一年《社會保險法》更把社保變成「強制險」。之後,各地台商的勞動成本不斷上升。「五險一金」加起來,企業多支出的成本等於工資四成以上,有些地方還達到六成。換言之,一個工人如果領人民幣二五○○元的月薪,資方要付出近人民幣五千元的勞動成本。

很多台資企業為節省成本,常常不足額提撥,例如以最低工資當做五險一金計算標準。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落實五險一金,會規定每個地方要達成的目標額。地方為拉住企業不外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用攤派的方式、而非實際依工次計算應繳的社保費用,要各企業來分擔業績。

台商還有另一個節省成本的方法:「校企合作」,也就是台灣所說的建教合作。企業和中國的職業學校合作,引進建教生當工人。這些建教生薪資雖然不低於最低工資,但不用繳交五險一金費用,廠商等於省了四成以上的成本。

當學校變成奴工仲介商

這些職業學校很多其實是學店、變相的職業介紹所。學校一方面拿到國家補助,又向學生收學費,學生則長期在工廠工作,根本沒有真正在教室裡上過幾天課。很多地方政府為了保障企業勞動力穩定,強制職校生到工廠「實習」。

前兩年,山西、河南等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富智康(原富士康)投資,強制要求學校把學生送進工廠「實習」,不實習就不發畢業證書,結果引起學生抗議。

歐美不景氣,讓中國台商「大單變小單,長單變短單」。而沿海工資漲、缺工,台商紛紛往內陸省分遷移。

只不過內陸用工成本雖降低一成左右,但產業鏈不完備,有些零組件還要從沿海運來,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增加幅度更大。○二年陸委會一項有關中國西部開發的委託研究案,受訪的台商有近三成不同意「西部成本與招聘不像沿海嚴峻」。

而富智康這種大廠往內陸遷移,往往要求上下游協力廠一起遷移。上述陸委會的研究也顯示,「方便服務客戶」、「接近主要客戶」是中國台商西移前三大動機的兩項,另一項是「開拓內銷市場」。

一家富智康協力廠商的主管說,蘋果的訂單已占了他們營業額的大半,不隨著富智康遷移,他們也活不下去。不斷增加建廠、遷廠成本,但利潤率持續下降,而且中國本地產業搶單愈來愈兇。一家曾因為iPad訂單而賺了不少錢的台資企業,因為訂單被中國廠商搶走了,當年立刻轉盈為虧。

政治押寶如賭俄羅斯輪盤

政治風險更是身分曖昧的台商難以承受。薄熙來○七年底接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大力發展IT產業,宣稱要把重慶建設成世界級的筆記型電腦基地,市長黃奇帆誇口:「一五年前年產一億台筆電。」台資企業廣達、富智康、英業達、緯創、仁寶紛紛押寶薄熙來。

薄熙來在一二年垮台後,台資企業憂心忡忡,投資紛紛踩煞車,隔年上半年重慶批准的台商投資家數只有個位數。企業觀望,重慶筆電產業鏈也遲遲無法完備。加上全球筆電產業萎縮,薄熙來的「打造全球筆電生產基地」的口號,成了台灣IT產業巨頭們永遠的痛。

不再是「世界工廠」,但全球最大市場依然吸引人。只不過台商想做中國內銷生意難度更高──內銷市場涉及更多複雜的政治因素。

○七年台灣新光與中國國有企業華聯集團各持股五成投資北京新光新天地。華聯憑著軍方背景以及北京公安的密切關係,運用公安力量強占新天地,最後即使當時總書記胡錦濤講了話、第一副總理吳儀出面介入,新光還是不能掌握經營權,最後只得在一一年取回三成持股,保留兩成,退出經營。

中國提高勞工待遇是必須走的路,否則長期缺乏社會保障機制,是社會動盪的根源。不過,這也代表著曾創造三十年快速經濟成長奇蹟的「中國模式」已在崩解。「中國模式」的基礎,無窮盡可供剝削的廉價勞動力不復存在;而國家資本依然壟斷重要產業,這些中國政商權貴的禁臠,還是台商可望不可及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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