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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與龍應台的第一次交鋒◎余杰

週五 2014年09月05日, 8:25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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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2014-09-04 11:55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我在香港與龍應台的第一次交鋒
龍應台女士在批評臺灣、香港的政治人物時脫口而出,而卻對中國高層的批評卻吞吞吐吐。(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2004年一月三十一日,龍應台女士到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一次座談會。我恰好與會,第一次見到了這位曾經以一把「野火」燒遍臺灣的作家。

這天晚上,龍應台演講的題目是「文人參政的感想」,她首次在公共場合回顧做臺北市文化局局長三年半的經歷,那是「一個天真的文人加入到龐大的權力結構和官僚體系之後的困惑、痛苦與掙扎」。

近一個小時的主題演講結束之後,是聽眾提問的時間。在座的幾位香港的大學教授,都對龍應台竭盡恭維之語。而我認為這場演講比較平淡,在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她對臺灣和香港的政治作出不留情面的批評,卻對中國閃爍其辭。

在多位學生和學者提問之後,幾位同時與會的中國學人希望我也提個問題,並把麥克風塞到我手中。於是,我提出了一個似乎很尖銳的問題:「龍女士,您在以往的文章和今天晚上的演講中,把『知識份子』定義為『批判現實、特立獨行、體現社會良心』的一群人。您還多次使用『中華文化』的概念,對自己的定位不是『臺灣知識份子』,而是『中華知識份子』。這說明您希望自己是一位有大胸襟和大關懷的知識份子。在今晚的談話中,您用了許多尖銳的言辭批評臺灣當局及陳水扁、連戰等政治人物,對香港政府也有諸多批評。但您似乎沒有批評過中國大陸,我想知道這是甚麼原因。」

為了讓問題顯得「溫和」一些,我回避了自己經常使用的「中共專制政權」的說法,而用了「中國大陸」這個中性的詞語。然而,讓我沒有想到的情況發生了:我話音剛落,充當主持人的、也是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樓總經理的某先生(後來我才得知此人還是香港藝術局的委員)立即宣佈:「我們與龍應台女士的交流,以後還有很多機會。由於時間關係,這個問題就不用回答了吧。」

聽到這兩句話,我非常震驚:這難道不是一次平等對話的沙龍嗎?龍應台女士當然有權不回答我的問題,但作為主持人絕對不應當帶頭破壞「遊戲規則」,越俎代庖地宣佈哪個問題可以回答、哪個問題不可以回答。

此前,我在中國若干所大學講演,學生提問的紙條經常遭到主持人的「甄別」,比如涉及到政府腐敗、「六四」和法輪功等問題的紙條,通常會被主持人「攔截」。對此,我不斷表示強烈抗議。今天,在號稱言論自由的香港,尤其是在以學術自由為首要原則的大學,居然發生類似情況,真是匪夷所思。

頗有風度的龍應台沒有理會主持人的阻止,還是回答了我的問題。

龍應台回答的第一個原因是:「我生長在臺灣,對臺灣的情況很熟悉,所以我能夠用最尖銳的語言來批評臺灣。但是,我沒有在中國生活過,對大陸不熟悉,所以我無法更多地批評中國,我不能在評論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時候把話說得太滿。」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身處海外不足以成為回避批評中國的藉口。首先,中共的專制、腐敗與殘暴,是連文盲也知道的事實,是無須經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就明白的「常識」。它並沒有龍女士所說的那麼「複雜」。豈能用「不熟悉」輕輕帶過?

其次,今天資訊傳播迅捷,世界日益變成「地球村」,兩岸三地的交流日漸頻繁。而中共的獨裁統治不僅傷害到中國自身,還會波及香港和臺灣。最典型例子的便是沙士事件,中共當局掩蓋疫情,導致病毒傳播到香港、臺灣和東南亞各國;中共為了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甚至阻止世界衛生組織對臺灣實施幫助。龍女士為何對中共政權的低能、愚蠢和冷酷一言不發呢?

第三,我讀過龍女士寫的一本名叫《這個動盪的世界》的作品,描述東德共產政權無孔不入的特務統治:有四分之一東德公民是秘密員警或線民。龍女士本人沒有在共產黨時代的東德生活過,卻能根據資料和採訪記錄,寫出這本揭露東德制度之暴虐和邪惡的好書。那麼,龍女士經常往來於中國,對其政權性質與民眾的苦難也應感同身受。她為何只是淡淡地批評一下「上海小男人」,卻長久地對中國的專制制度保持沉默呢?

龍女士解釋的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從策略的層面展開。她說:「我當年的《野火集》在臺灣引起轟動,是因為能在《中國時報》這樣一個強勢媒體上一篇篇地發表出來。否則,沒有那麼多的讀者讀到,它就不會發揮那麼大的功用了。因此,從操作層面來說,我們必須考慮到應當把話說到甚麼程度的問題,不能說一句話就被人家把嘴封住了。」

我理解龍女士的良苦用心。我當然知道,今天批評中共政權,比昨天批評臺灣的國民黨政權要冒更大風險;但我也知道,今天發表批判中國現狀的文章,已經有了一點點的空間。「文革」結束之後,中共那像鐵屋子一樣的極權體制已經被擠開了一道門縫。在考慮策略的前提下,某些批評是可以進行的,還不至於會危及批評者人身安全。更何況,龍應台具有海外身份,相對於中國本土知識份子更安全。

因此,我認為:龍女士在此問題上採取了一種「自我保護過度」的策略。一旦策略壓倒價值立場、對策略的考慮超過對價值立場的堅守,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又體現在哪裡呢?

龍應台解釋的第三個方面的原因是:「我身處兩岸三地的複雜局面之中,我的批評文章可能會遭到權力者的誤解和扭曲。比如,我批評臺灣政治的文字,在中國會被摘錄出來無限放大,而我批評中國的段落卻被刪掉了。同樣,我批評中國的文字,在臺灣也會被放大。因此,我在寫作的時候不得不更加謹慎。」

這個說法依然是搪塞之詞。首先,在互聯網時代,一個政權已經無法隨心所欲地竄改、扭曲知識份子的思想了。比如,在中國的傳統媒體上發表文章,通常會遭到編輯和新聞檢查官們的刪改,刪改掉的往往是關鍵的地方。但是,作者很容易將全文在網路上發表出來,讓讀者同步讀到文章的全貌。

其次,龍女士為何在批評臺灣、香港的政治人物時脫口而出,而對中國高層的批評卻吞吞吐吐?很明顯,龍女士對「可以批評的政府」大膽批評,而對「不可以批評的政府」斟酌再三。她知道,陳水扁和董建華也許聽不進去她的批評,卻無法運用權力手段對她實施壓制和迫害;但是,中國對她這樣的客人,隨時會「變臉」。她必須對中共「謹慎」,而無須對港臺「謹慎」。這難道不是一種「欺軟怕硬」嗎?龍應台女士頻頻造訪中國,享受眾星捧月般的待遇。她可以在央視露面,也可以出版多種作品。「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是中共無孔不入的「統戰」政策的一個部份,中共將她當作「高級統戰花瓶」來看待。

在龍應台回答完此問題之後,那位主持人立即改用廣東話主持會議。非常明顯,這是對不會聽說廣東話的我們這幾位外來者的排斥。我對某些香港文化人的狹隘和膽怯深感遺憾,雖然名為「二十三條」的國安法已被無限期擱置,但某些有身份的香港人比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還要深味「自律」之道。我們幾位來自中國的學人遂退席抗議。

次日,龍應台又約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會面,親自向我解釋她的「苦衷」。也許,她也覺得那個主持會議的香港學者的做法不妥吧。不過,她的這一「禮賢下士」之舉,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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