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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勃露斯】1947年,三月八日,基隆

週二 2014年02月25日, 11:23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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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張之豪
發佈於 2 月 25, 2014


《1947年,三月八日,基隆》

二二八大屠殺(228 Massacre)這個在臺灣歷史中舉足輕重的事件,在最初有兩個場景很重要。

圖說: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碑。圖片來源:維基圖庫 (link is external)。

第一個是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臺北大稻埕的私菸查緝,聚眾抗議。

第二個是十天後,三月八日,中國軍人抵達臺灣開始厲行屠殺的開始,地點是基隆。

臺北是全臺沸騰的開始。基隆,則是黨國力量抵臺血腥鎮壓的開始。

國民黨在基隆的屠殺由於非常慘烈,一種民間的解釋是,基隆人第一眼目擊了這個黨國勢力有多麼冷血殘酷,因此基隆從此比別的地方都要更順從於黨國威權,一口大氣都不敢多喘。

相傳自從陳儀對蔣介石提出派兵鎮壓的要求後,蔣介石遂派二十一師渡海來基隆展開屠殺。載著二十一師的船艦剛抵達基隆港西二、三號碼頭,這些兵仔都還沒下船,就開始對岸邊掃射。

直到下船,在港西二三號碼頭倉庫前整隊後,再往基隆市區挺進。男丁被編列成排,以鐵絲穿過手掌,一次一槍,把整排人帶進河裡,淹死。

1947年的三月,基隆男人不能隨便上街,一旦出門,就回不來了。有的人躲進家裡的閣樓倉庫裡,一躲就是半年。有的人則是在八堵暖暖一帶的山上、或防空洞裡,住了年餘。基隆一些聚落甚至是整個村里的男丁都送到暖暖、八堵一帶的山上、防空洞裡住,而還住在市區街仔的父母親,則是一週一次,輪班前去送換洗衣物、飯菜,猶如現今小學裡的導護媽媽、爸爸的制度一般,把別人的孩子當做自己的一樣在照顧保護。

當時貫穿基隆的幾條河,舉凡田寮河、旭川河,以及基隆港內的海面上,也滿滿都是屍體。幾日之內,這些屍體沒人去收,泡在水面上逐漸腐爛、膨脹。

一位親眼在港西碼頭目睹這些屍體的基隆耆老,在幾年後到外省朋友裡作客,吃了生平第一次的水餃。看著在滾水裡的山東大餃子,他突然意識到,「原來當年我看到的那個景象就像撒水餃一樣。」

整個基隆市區的人就看著這樣的場景,而學到了重要的一課:切莫與這麼冷血無情的政府作對啊。

在八堵、汐止一帶的人,屠殺地點是火車站內外,在交通樞紐人潮往來最頻繁的地方,同樣給予這地方的人最深刻的教訓:「你敢反抗,你就是這個下場」。

但這該是二二八大屠殺給人的教訓嗎?

至少有一個基隆人不這麼認為。

他是陳金龍。

他在日本時代前往日本進修,研究熱帶病(瘧疾,Malaria),在戰前,陳金龍搭船回臺灣,在基隆港西碼頭上岸,從上屋倉庫的碼頭與車站的通行道,步行至車站裡,搭車回七堵。

接下來數年,陳金龍發揮他在疾病防治與公共衛生的專長,在臺灣,尤其是基隆周邊的北臺灣,四處採集樣本,分析病毒,並且幫忙注射疫苗。

1947年的2月27日,大稻埕發生了私菸騷動,3月,陳金龍正回到基隆採集樣本。因為背著疾病防治員的臂章之故,他可以自由出入已經被當時二度戒嚴,四處設下防線的管制區。整個東北角,街道、山路、河邊,沿路都是橫躺的屍體。

看到這些景象的陳金龍,在心中沸騰的,不是恐懼,而是無比的勇氣。

他要起義,他要反抗,這個土匪一樣的政府,這個高壓統治的政權,一定要被推翻,而且當他看到這麼赤裸的暴力後,他知道,光用言論與協調,是不可能撼動這個政權的。

他馬上開始找尋有軍事經驗的臺灣青年,舉凡曾在戰後有到中國參加黃埔軍校的臺灣子弟(這批進去黃埔軍校的臺灣子弟,都是陸官廿二期),或曾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人,都是他接觸的對象。他們像電影《賽德克巴萊》裡的莫那魯道一樣,花長時間去蒐集炸藥的材料。他要爆破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駐紮在八堵的一個軍事單位。只可惜,消息走露,火藥被人發現。陳金龍被拘補,好在基隆家裡的人奔走,找到了在板橋的地方士紳出面保他出來,讓他安全脫離險境。

這樣的事情在二二八後的臺灣,發生過不只一次。那時,剛從中國華北潛逃回臺的史明,也在做一樣的事情,史明在士林的蔣介石官邸附近秘密蒐集槍枝,準備刺蔣,而士林的那群志士,也一樣東窗事發而必須四處逃亡。

但陳金龍仍然不死心,往後的幾年,他不斷雲遊四海,結交朋友。他那時樂觀的認為,只要可以聯絡到在國民黨軍隊裡的臺灣官兵,他們一定會加入自己的行列,對黨國威權發起軍事政變。

到了 1956年,陳金龍再度成功地結識了一群臺籍的軍官,加入他的反抗組織。這裡面甚至有與日後的第一位黨外基隆市長,林番王,同為民社黨的黨內同志──高雄的士紳,楊金虎。

陳金龍的組織日益壯大,參加的黃埔軍校陸官廿二期的臺籍軍官校友裡,有任上尉情報官的吳鍾靈,也有曾任總統府侍衛的黃深柱。他再請具有思想深度與文采的陳毓卿先生起草組織綱領,主張「反國民黨、反共產黨、臺灣獨立」,成立「臺灣獨立革命委員會」。

這個連綿有數十人的革命組織裡,卻也不幸地有了國民黨的線民的潛入,因此,在武裝革命尚未發生前,在1958年就被舉發,其中陳金龍因為是首腦人物之一,與其餘三人(吳鍾靈、黃深柱、林再受)一同被捕入獄。


陳金龍案判決書(圖片來源:中研院近史所陳儀深老師提供)

在獄中,陳金龍每天被嚴刑拷打,被針刺穿四肢指甲。黨國要的很簡單,供出你整個組織的成員,你們的計劃。

陳金龍與其餘三人就像鐵打的一樣,堅決不吐露任何消息,保住了所有其它的革命同志,也因而這樣坐了十年的牢獄。在出獄後,從不信鬼神的陳金龍,每年到了三月八日,都會到門前燒一柱香,紀念那些英勇抵抗的志士們,直到他辭世。

陳金龍就是這樣一個有大是大非的大智慧,有無與倫比的勇氣與強悍的行動力的人。

他的家屬,因為他的政治犯身份,被歧視,被懷疑,生活也陷入困境,原本小康的家庭,要讓妻子每天裁縫,擺麵攤,尚未成年的孩子要送貨採買,甚至要當潛水伕好貼補家用。但他們不僅不埋怨這段過去,甚至說:「一個追求民主的國家,就是有一群人必須要為了民主而犧牲犯難,我們只是剛好生在這個家庭裡。」

日後,當這個威權的國民黨終於敗選交出執政權的2000年,陳金龍的女婿在基隆的診所,還被黨國餘孽丟擲汽油彈攻擊。

但他們仍然無畏地挺直腰桿。

這個在二二八大屠殺中遭受到最慘痛傷害的雨港城市裡,有的人在面對壓迫時,當了順民,這自然是個明哲保身的普遍選擇。但也有陳金龍這樣子反骨的人,越挫越勇。來自威權的壓迫越大,他反抗的意志就越高。

二二八,對一些人來說,或許是個悲情的故事,是個順從與被收買的故事。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是個積極反抗暴政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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