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4 pm - Tuesday 20 October 2020

台灣吧影片裡他們重複地高喊「毆打」,但在真實的二二八裡,全都被槍斃了◎Hao Chuang

週六 2015年03月07日, 1:01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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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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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想寫些短篇,當作理解二二八的背景,像是「要理解 228,一定要了解馬關條約」和「………開羅宣言」以及「…比例原則」「…二手傳播」「…當事人進行主義」等等,甚至有想要寫國共三大戰役,輕輕鬆鬆茶餘飯後就好,但只寫了一個開頭「開羅宣言」之後就停住了,因為,這些東西似乎還不夠,好像要把整個中國近代史和歷史、社會學的基本知識都講一遍,才能清楚理解二二八以及「我們怎樣看待二二八?」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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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bar 試圖以動漫的形式對 228 進行一個通俗的詮釋,但結果慘不忍睹。除了工具操作的技術性錯誤之外,歷史立場和背景知識的缺乏才是最大的問題,導致影片一出,網民紛紛質疑「根本沒告訴我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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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前後台灣民間社會開始醞釀湧現「揭開二二八真相」的呼聲和行動,二二八的主要兇手和獲益者,也就是四十年來主導、掌握二二八詮釋權的統治集團也開始醞釀更新的、更適合時代潮流的論述來對抗「徹底揭開真相」的要求。(因為原本的「暴民說」已經沒辦法說服群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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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與「掀開黑幕」的呼聲相抗衡的論述裡,有一種漸漸成為主流,就是「二二八遺忘論」或者「放下論」,這種說法將二二八定位成「起因於族群誤解,誤解造成悲劇,悲劇失控變成慘劇。」並且用「逝者已矣,生者向前看,凝聚認同,化解仇恨」等訴求,主張以放下為主要目標及手段的和解。搭配紀念碑館、金錢賠償等等,試圖用名譽和物質的補償,消解對真相的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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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想到的是,去年,在捷運殺人案發生後,社會上有兩種「追究–反思」的論述,第一種是由主流媒體推動,追究的努力集中在案發當時的細節,疑兇個人的家庭、成長、思想背景、、、等等,另外一種則是由少數刑事學者、社會運動者推動,焦點在於反思「怎樣的社會?怎樣的教育?怎樣的環境造成了這樣的悲劇?」將事件的發生歸責於整個社會,將殺人案的責任從兇手肩上卸下,轉稼到「這社會上每一個人」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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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將事件歸因於兇手個人的變態,而後者則歸因為整體社會的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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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二二八與捷運殺人案相比,交叉比對各方論述,可以發現一個悖反現象:主張「捷運殺人案是個人行為」者,多傾向主張二二八是集體悲劇。主張捷運殺人案是集體悲劇者,卻多主張二二八必須「詳細究責,揪出兇手,不能以時代悲劇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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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也許是因為:捷運案的兇手已經確定並遭逮捕,追究其個人責任不能避免事件再度發生。二二八的兇手逍遙法外,放棄對兇手(和集團)的追究等於縱容同樣的思想,將導致更多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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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聽到那些主張「放下歷史」的聲音時,我想的是:這些人肩膀上空空的呀!他們肩上並沒有背負著沈痛的壓力,心裡沒有依然流者血的傷痕。既然沒有這些東西,那要放下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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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上沒有沈痛的話,就是個普通人,肩膀上只有頭,放下之後不就沒有頭了?普通人心裡沒有傷,放下之後不就沒有心了?這讓我想到攝影家張照堂的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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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堂是台灣最重要的攝影家之一,他的老師是來自基隆的鄭桑溪,鄭是台灣戰後第一代攝影家中的重要人物,過世於2011,他過世時我寫過一篇短文懷念他: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hao-chuang/10150133375886468

鄭出生於 1937,二二八時他才十幾歲,雖然身處慘酷無比的基隆大屠殺發生地,但尚未拿起相機的他當然不可能留下影像記錄。不過他的老師張才,台灣第一代攝影家中最重要的一位,卻曾經拍過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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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才出身望族,兄長是號稱「臺灣新劇第一人」的張維賢,曾在日據時期搬演轟動一時的改編新劇《閹雞》(結局當然是被禁)。張才少年時期留學日本,二戰時期在上海居住拍照,這些影像不管在歷史或藝術上都是珍貴的。戰後他回到台灣,親身經歷了二二八,也同樣記錄了事發當時的台北街頭群眾騷動影像。但這些底片,被他自己銷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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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張才(和其他人)要自己銷毀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手影像?為什麼我們從未看過二二八現場的照片?或二二八後各地風起雲湧的群眾運動影像?如果你會有這樣的疑問,那表示你對「二二八的影響」還不那麼清楚。

(張才晚年在台北市南京東路開設沖印暗房,許多攝影人都曾去過他那兒,我也曾經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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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和其他藝術)有一個特色是:很多人看照片只看到構圖、光影、色澤、、、、等等非常無機的東西,卻看不到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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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無機的部份,是撐起作品的骨幹,甚至可以說是全部的存在。不過對我來說,瀰漫在作品的可見實存之外的,不可捉摸的氛圍感情;和隱藏在形而上結構之內,不可接觸的內在意義。這兩個實體存在之外的意義存在。才是作品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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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搞不懂「啥是形式啥是本質?」只能看到宏偉的建築、照片的光影、音樂的旋律。這些東西當然是有意義並有趣的,他們是抽象的昇華、形式的極致、純粹的美,不摻雜世俗價值的永恆不變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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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於偉大藝術家來說,這些形式上的美,都只是內部意義的糖衣。如果內部意義爛了、沒了、歪了。外部形式的美就沒用了、浪費了、甚至引起反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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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芬史塔是電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她曾是艷光四射的銀幕明星,賣座電影的女主角,她也有過人的聰慧才智,導演的幾部作品一直到現在都是電影系學生的必修。她在影像上開創出劃時代的經典手法,在形式與本質的互相投射詮釋上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新局,但卻因為這幾部電影和納粹的連結,使她成為電影史上最具「爭議性」的人物:她的作品都被禁止公開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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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過一個像是小說或者電影的故事(抱歉忘了來源):主角搬到了一個平靜的小鎮上,居民和善親切,一切都再正常也不過了。直到有一天,主角在小鎮某處挖出幾具被害已久的屍骨,震驚的他開始追究屍骨的來源。但小鎮的居民們一問三不知,更奇怪的是他開始感受到鎮民的敵意,在他追查的過程中處處阻撓:鎮民們用各種善意的、無意的、消極的、冷漠的甚至奇怪的手段阻止他的追查。最後真相浮現,受害者是納粹時期被謀害殺戮的猶太人,而兇手就是當時的所有鎮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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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就是被挖出的屍骨,而好奇的追查者受到的阻撓,並非只是巧合。而是村民的默契:他們不願讓自己族群的醜陋過去再一次被提起,因為那深深地傷害了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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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說《德國人的村莊》裡,從小離家的主角在處理兄長的後事時,抽絲剝繭地發現,過世的父親原來是納粹兇手。哥哥是因為受不了這個真相的打擊而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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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健忘的,因為記憶太辛苦。」面對真相是不堪的,因為真相並不美麗。當一個社會的醜陋真相面臨被揭發的時刻,大多數人都會選擇逃避,選擇遺忘,即使這些罪行的責任並不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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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悲劇伊底帕斯裡,得知真相的底比斯王戳瞎了雙眼、放逐了自己,因為他沒有辦法忍受那雙眼睛「看不見自己所犯的罪」,即使那些罪都是命運的操弄,即使他已經極力遠離,但他越想轉頭逃避,就離那個悲劇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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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他人追究二二八的真相,阻止對真兇的定罪,只會讓悲劇更悲劇,讓整個台灣愈加深陷在泥淖裡無法脫身。對二二八真相的扭曲、錯誤的描寫,當然也不可能幫助釐清事實。只是空喊著「放下論」,卻本來就沒有重擔的人還能放下什麼?還能忘記什麼?不就成了張照堂照片中失去頭顱的扁平人形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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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bar 所創造的四個生動的角色(也是他們主推的公仔商品)就是這樣子在《台灣人不告訴你的228》播放之後被砍頭了。影片裡他們重複地高喊「毆打」,但在真實的二二八裡,全都被槍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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