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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乙未“第一共和”和先外祖逸事考

週五 2011年04月22日, 11:53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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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年04月22日 由 方勵之

今年,2011,家有雙百祭。先父,一百歲,按中式(虛)歲計法。先母,也一百歲,按洋式(週)歲計法。方氏家族值班族長於一年前就開始陳情備案,設法要我也能身列盛典,禮行先祖靈前,並一會杭州徽州一帶宗親故舊。心知肚明,族長一案不可能不被“留中不下”。是故,及時寫就此考,以供家祭,祖祭,亦為文中述及的死於非命者祭。

1895年6月4日前後的台灣

1894年(甲午),清日戰爭,清敗。

1895 年(乙未)4月17日,清日簽訂馬關條約,清廷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台灣民眾不服,巡撫唐景崧等官員亦上書要求廢約。

5月8日,清廷不睬台灣民意和官願,正式批准馬關條約。

5月10日,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被任命為日本國首任台灣總督,開始著手接收台灣。

5月15日,巡撫唐景崧與地方士紳發布“台民佈告”,要求“肯認台灣自立”,“台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台政。”[1]

5月23日,唐景崧與台灣士紳發布“台灣民主國獨立宣言”。正式宣告獨立建國。國名“台灣民主國” 。洋名“Republic of Taiwan”,故亦可稱“台灣共和國” ,台灣“第一共和”等。白額虎國旗如圖1。年號“永清”。發行公債及郵票。地方士紳公推唐景崧為台灣民主國首任總統,台北板橋富商林維源為國會議長。

圖1:台灣民主國國旗。

5月31日,日軍在台北縣登陸。

6月2日,清廷代表李經芳(李鴻章之子)與日本代表樺木交換公文,完成台灣交割手續。

6月3日, 基隆被日軍攻陷,台灣民主國兵敗,潰散。

6月4日,總統唐景崧逃離台北,從淡水港(時稱滬尾)乘德國商輪Arthur號,遁走廈門(唐氏終老於桂林)。

台灣“第一共和”,歷時13天,亡。

第二共和,或台南共和(Tainan Republic),於1895年6月26日成立,總統為劉永福,同年10月21日亡。

第一共和的6月4日前後,有一位20歲剛出頭的年輕人正在台灣。親歷了第一台灣民主國的興亡。為免遭兵燹荼毒,他也於6月18日從台南安平港登船,逃返大陸老家。不到一年,1896年4月,他的回憶錄――兩卷集“憶台雜記”出版(圖2)。卷首自序中說到寫書動機:

餘“……以成童弱冠之年……足跡所至不下萬里”。“僕雖倖免予荼毒,安歸故里。而憶其風土人情,文章政事,時覺怦然有動……”[2]

此“怦然有動”者――史久龍――是我外祖父。兩卷集“憶台雜記”,如今仍不時被研究台灣“風土人情,文章政事”者引用[3]。

圖2:“憶台雜記”1924年重印本的封面(左)及版權頁(中)。題書名者,吳郁生(1854-1940,蘇州人,清代進士)為史氏之師輩。康有為亦出吳氏門下。右為台灣國立圖書館藏“憶台雜記”手抄本首頁。

外祖父身世考

外公歿於1951年。去世前,他前後居於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這些住所,都曾是我暑期從北京“N下江南”的度假地。因外公外婆無後(以男丁論),待我們異姓孫輩,親如史姓。外婆,名朱梧卿,晚年用的一枚私章,還是我為她刻的。但是,外公從來不談“足跡所至不下萬里”的見聞,更不說“倖免於荼毒”時的驚險故事。

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外祖父的眼珠是碧色的。“三國演義”中就有孫權碧眼一說。可能早在漢代,吳越一帶已有碧眼基因。外祖父應是吳越一支“正宗”之後。

外公的身世,後經文獻考據,才漸漸“大白”。

史久龍,浙江餘姚人,字蓮蓀,別號姚江藕中人。晚清民初仕人。

餘姚在杭州,紹興,寧波一線。盛產刀筆吏(起草官事報告,訴訟文件的寫手),常被聘為幕僚。史氏在成童之年(15歲左右)就隨先大夫宦遊於大江南北。弱冠之年(20歲),被“調”往台灣。1892年11月18日抵台,1895年6月18日離台,在台共兩年又七個月。服務於支應局。該局直屬巡撫,負責財務, 稅收,籌款等事務。相當於美國行政當局中的財政部,國稅局和商務部。支應局辦公室就在今台南赤崁樓(圖3)大院中。

圖3:一百多年前的台南周邊地圖。熱蘭遮城堡(Fort de Zelandia)是荷蘭人建,現已損毀。赤崁為鄭成功延平王朝首府,現為一級古蹟。二鯤鯓有沈葆楨建“億載金城”砲台,亦為一級古蹟。現在臺江幾近消失。赤崁與二鯤鯓之間只剩有很窄的水面。

台灣建省後,首任巡撫劉銘傳(1885-1891),是李鴻章部下。第三任巡撫邵友濂(1891-1894)是李鴻章親家。邵為浙江餘姚人。所以,1890年代,日據之前,台灣省及各縣政府中的幕僚或辦事人員,有很多安徽及浙江人。胡適的父親胡傳曾於該時任台東縣知州(縣長) [4]。

史氏返大陸後,力圖仕進。清末,科舉漸廢,但仕進仍須經策論等考試。外婆當年允嫁的條件,就是史氏必須通過考試。史氏於1900年代初考試成功,成婚,並獲任四川南部縣知縣。從外婆到母親,再到我,都能吃辣,就是外祖為宦四川在家族生活中的留下的印跡。

清廷於20世紀初推行新政,史氏亦曾參與。2007 – 2009年間,“法學研究”等期刊上的文章[5,6,7],還提及史氏在新政時期的作為:

“光緒三十四年(1908),時當新政開辦之際,時任南部知縣的史久龍提出一套精簡​​書吏、裁撤差役及明定訟費的改革方案,經督憲批准得以實行。其中,關於訟費一項規定:訟費由理曲者出。”[5]

民國後,史氏一度在江西任知縣。民國當局中有浙江紹興餘姚一“幫”,首領之一是邵力子。史氏與邵氏有私誼。聽族人講:母親婚前專司外公信使,常去邵府遞信傳話。

抗戰開始,史氏成為寓公,賦閒於寧滬杭一線。

“憶台雜記”的失傳及發現

“台灣民主國”歷史雖短,但在親歷者的家族中的影響,卻至為巨大。胡適在“四十自述”中稱其父為“東亞第一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8],可見崇仰之情。無獨有偶,陳寅恪的舅父俞明震曾在台灣民主國任內務大臣,陳對其舅父的所作所為也倍加稱頌[9]。

我受到的影響似正相反。父母應當知道外公在台灣的經歷。父親一度住在史家唸書。“憶台雜記”一書在1924年在上海重印過。當時父母均已上中學。但是,數十年間,父母對外祖父在台歷史和“憶台雜記”一書,始終閉口不傳下一代。可能因為,四十年代以降,“獨立” “自主”“台灣建國”等等詞彙,無論在大陸或台灣,均屬敏感類,它們被父母保護性地過濾了。1948年末,國共內戰正烈,父親就曾下鐵令:不許參加任何政黨。可惜,那時我已經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保密,不能告訴父親。母親不言黨政,但說的卻是普適原則:“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受益至今。外婆更不言社稷,只偶爾聽她說到“女誡”。如,女子切不可以疊字為名。疊字名,乃娼界盛行,用作妓牌,諸如李師師,蘇小小,陳圓圓……外婆的話多是陳言,並不在意,很快忘掉。直到1966年,一名以鞭師為“業”的疊名女子於天安門頂被改名(不夠疊名資格?),才又想起外婆的話。

1991年,我首次去台灣,也是首次見到三姨母。1948年之後,她一直寡居於台北。已故三姨父曾在國軍軍法部門任職,二戰後參加過盟軍審判日本戰犯工作。三姨母同樣不言國是,未告外公在台軼事,也未提及“憶台雜記” 。

後果是,我一直不知道外公曾經在台工作,也不知道“憶台雜記”一書。失傳了。

直到前不久,遇到十餘載未曾謀面的七姨母之女(我母親是她的四姨母),她知道我們的外公著有“憶台雜記”一書。原因是,史氏家譜一度藏於七姨母家。她還告之,外公的遺物藏於鎮江六姨母處,其中有“憶台雜記”原本。六姨父是個海歸西醫。在60年代之前,海歸家庭確是儲藏“四舊”遺物的相對“合適”的地方。

我的母親和諸姨母們都已過世。母親及七姨母,三姨母,現均葬於杭州,在同一墓園裡。史氏家譜已毀於文化大革命。幸好,鎮江的部分遺物還在。

最近,一查古舊書目網站,赫然見有“憶台雜記”1924年重印本(圖2)。立即託大陸友人復制一冊。

再搜索,發現台灣國立圖書館也藏有此書,而且是手抄本(圖2)。它是台灣大學教授方豪(1910-1980,杭州人,中央研究院院士)於1965年在台北書攤發現,經校訂抄寫後付印。方豪稱該書“在台似無第二本”,並稱該書所記“適在甲午前後,故為台灣近代史重要文獻”[10]。大喜,又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同行,借出該書,製成e-BOOK。

一睹一百一十五年前先外祖青年時代的文字,誠快事也。

“憶台雜記”大體是日誌式的見聞報告。史氏當時是支應局的低級職員,且年輕,跑外任務極多。經常有如下語句“…休息二日,東行二十里,逾同安嶺,又二十里至南投宿焉,次日復行二十里…”台灣當時與洋人(荷蘭,法國等)有生意,使用公制,此處“裡”為公里。可見“憶台雜記”作者跑腿兒之勤,日行80華里,次日再行。足跡遍及台灣各個角落,北至台北,基隆;南到打狗(高雄),恆春。加之,史氏為好事之人。故有很多事件目睹親歷。

“憶台雜記”中也有不少即時感憤。對“民主國”的唐景崧(總統),丘逢甲(義勇統領)等一干高官,無一不有微詞。書中可以看到歷史的“另類”紀錄。試摘幾段有關“民主國”的見聞如下(下節引文皆取自“憶台雜記”重印本,圓括號中為註)。

外公筆下的“民主國”

台灣戰事起於澎湖。“憶台雜記”的紀錄是:“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3月23日)…忽聞雷聲殷殷,自西南來…系敵人攻澎湖…接(台)北電雲:敵船中傷小卻,是日轟轟之聲不息,入夜尤甚,至四鼓方絕。群尚喜,謂敵船被我砲台擊走也。二十九日接北電,始悉昨日敵人在前虛攻,而繞道登岸,直至砲台之後,軍士見前後受敵,群相嘩潰……”可見,台北官方發布的第一個電文——“敵船中傷小卻”,實屬中了日人“虛攻”之計。“群尚喜”,是被忽悠的結果。

開始招兵。“…時防颱中者…甚覺空虛,當事者復下令,能募一營者,無論何人,即為營官。於是廣人,湘人,淮人,浙人,閩人紛紛領餉招募烏合之眾,佈滿台北。嗟呼,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果如是乎?……” 可見,台灣當年已有足夠多的來自大陸東南各省的移民,充當營官及兵勇,或“領餉”的“烏合之眾”。

台灣立民主國:“二十八日(1895年5月22日),予在府,府尊示以北電雲,士紳公舉唐薇卿中丞(即唐景崧)為總統,劉軍門(劉永福)為大將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改台灣省曰台灣民主國。定於五月初三(1895年5月26日)恭上總統印。照萬國公法為自立之國,以與日本抗衡… …”

“署門立黃旗二,大書民主國字樣。”當時,黃色為皇權專用。同時代的漢城李氏王朝的宮殿屋頂,一律藍綠色,不得用黃琉璃瓦。所以,署門黃旗的獨立主權含義明顯。

“唐薇卿中丞接總統印後,遍出告誡,皆激勵民心之言,讀之頗覺義高入雲。”

史氏並未抄錄“ 激勵民心義高入雲”的告誡,而記錄的實況是:“北垣官商民遷移紛紛,各衙署亦幾空如洗……窺官場之意,皆持走字訣耳……”

日軍登陸戰:“…日人初八日(1895年5月31日)由基隆金包裡登岸。初九日〔6月1日〕湘軍接仗小胜。廣軍繼進而敗。後隊見敗即嘩,群相潰逃。唐帥(景崧)惟時在基隆督陣,見是不可為。於初十日返北部署行囊,十二夜(1895年6月4日夜)遂縱火焚撫署,微服而逃。各官皆隻身遁走。時日人之登岸者, 不過二,三百人耳。”

“憶台雜記”紀載,當時“湘淮土廣諸軍,全台總計業逾百​​營”。一營清軍,即使不算有名無實的空額兵,應實有二,三百人。“湘淮土廣”,是指湘軍,淮軍,台灣土著軍,及兩廣軍。也就是說,一營清軍兵勇,平均而言,不敵兩三個日軍。

原因之一是,“…林觀察前月遣員至台(中)彰(化)一帶招勇數營,行至新竹,乎令散軍,蓋已知割地之信也。於是所散之勇,沿途作匪,以至如火燎原。”還未接敵打仗,軍隊已經就地解散,兵勇立即轉業成了匪勇。

“…次日(6月5日)廣勇淮勇潰散至(台)北,殺人焚屋之事,無處無之。庫款尚餘二十餘萬,皆被分劫。土匪亦乘之而起。四處蹂躪不堪……”

“外侮內訌,官奔民走…倉皇離亂……”

為躲避兵災匪禍,“憶台雜記”作者輾轉南行,於1895年6月15日到達台南安平港洋行區,見“…各洋行內皆有洋兵數十名駐守。海口復泊英法兵輪數支,保護彼國官商。”洋行區類似於澳門香港等租界地。安定平和,可以休息。

休息三日,作者即於6月18日“午刻乘駁船出口登輪,風浪平和,…戌刻鼓輪以去,予向安平三揖而作別矣。時乙未五月二十六日也。 ”

至此,我大體明白了,為什麽外公從來不談“倖免於荼毒”時的驚險經歷。他沒有親見過日軍,實無“身所經歷”抗日故事可言。相反,“身所經歷”的皆是湘淮土廣軍匪混編的荼毒。

結語云:“台灣之民,未受敵人之荼毒,而先膺亂勇之鋒刃也”。嗟呼!

古今多少興亡恨

1895年的“台灣民主國”被胡適譽為“東亞第一民主國”。就大清版圖而言,不可謂不是“第一共和”。“建國宣言”中寫有“官吏皆由民選”[11]。並用“公民”一詞替代了“百姓”,不可謂不是民主意識。然而,認真接受胡適論斷的人並不多。因為,“台灣民主國”還沒有製憲,沒有議會,也來不及舉行公民選舉,只有士紳的“公推”“公舉”。

台灣民主國的獨立,也還不算認真的獨立。它的國號“永清”,其意應是“永為大清”。它的獨立,是針對日本而言的:“台民惟有自主”才能“抵抗倭奴侵略”。

台灣民主國也未躋身於主權國家。它發行過債券,郵票。它也曾照會台北的各國領事館,呈送“建國宣言”為外交,希望“照萬國公法為自立之國”。但是,沒有得到過任何國家的正式承認。

或成或敗,或褒或貶,或抑或揚,或是或非,都已百年冷卻,凝固,沉澱為歷史了。陳寅恪歎曰:“古今多少興亡恨,都付扶餘斷夢中”[12]。後來者,只有悵然憑弔了。

1931年,“台灣民主國”建國事件近四十年,胡適賦詩感懷:

南天民主國,回首一傷神。
黑虎今何在,黃龍亦已陳。
幾枝無用筆,半打有心人,
畢竟天難補,滔滔四十春。

最新的續曲是,2008年,台灣出品一部客家電影“1895”,主題是當年抵抗倭奴的歷史。不幸,海峽西岸的“最高真理部”將“1895”一片定級為CCP-X——大陸不宜。1895這一年份,居然至今仍令一些當權者懼。嗚呼。胡適若地下有知,當會再賦“滔滔乙未祭,回首又傷神”了。

圖4.2004年12月25日,李淑嫻和我憑弔於安平港二鯤鯓“億載金城”古砲台。

2004年12月25日,聖(耶)誕,台師大物理系友人邀李淑嫻和我遊台南,瞻仰赤崁樓和安平港二鯤鯓“億載金城”古砲台(圖4)。當時尚不知先外祖在台灣的非常時刻,在該處留有非常足跡。否則,當三拜祭之,亦當為倉皇離亂年代死於非命者,酒祭三巡。

一個瞬態的,半真半幻的民主和獨立,早已是孤魂一縷,若隱若顯。

外公的墓地,也早已是——青草不再生長。

參考文獻
[1]連雅堂,台灣通史,卷四,獨立紀
[2]史久龍,憶台雜記,自序,1924年,重印版
[3]陳維君,清代筆記中的台灣故事研究,台灣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06。
[4]胡傳,台灣日記與禀啟,其中述及他曾多次去台南支應局,取款提銀等。
[5]趙娓妮,晚清知縣對婚姻訟案之審斷,中國法學,2007,第6期,92頁。
[6]裡贊,晚清州縣審斷中的”社會”:基於南部縣檔案的考察,《社會科學研究》,2008,第5期。
[7]裡贊,司法或政務:清代州縣訴訟中的審斷問題,法學研究,2009,第5期,195頁。
[8]胡適,四十自述, 1932
[9]曹曦,殷開,飽濡鉛淚記桑田,安徽史學,2006,第3期,115頁。
[10]方豪,台灣史論文選集,1999,台灣捷幼出版。
[11]楊碧川,台灣歷史詞典,台北,前衛,1997,265頁
[12]陳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扶餘國,公元前二世紀時建於中國東北,公元5世紀時亡。

農曆辛卯(2011),正月。Tucson。

華夏文摘
第一○四七期

刊登在2011 華夏快遞kd1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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