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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園花草有誰憐?霧峰林家萊園

週三 2015年09月30日, 12:01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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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2015-09-30 11:01

余杰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霧峰林家萊園入口。(Wikimedia Commons)

在臺灣的五大家族中,霧峰林家被喻為“第一世家”。林家早在一七四六年就渡海來臺,清末以軍功崛起,林文察與太平軍作戰,戰功彪炳,最後戰死於萬松關,清廷追贈太子少保。其子林朝棟協助劉銘傳與法國軍隊作戰,在獅球嶺擊退法軍,劉銘傳為表彰其戰功,將全臺樟腦專賣權授予林家,林家藉此累積大量財富。而林家的另一支林文欽卻獨好文學,鄉試中舉,使得林家由武入文、以詩書傳家。林文欽生有二子,長子獻堂,次子階堂,其他尚有三位堂兄弟。在這五位堂兄弟中,以林獻堂對臺灣近代的民主運動、經濟、文學、教育及美術的影響為最大。林獻堂被譽為“臺灣第一公民”、「臺灣自治運動的領袖與文化的褓母」以及「臺灣議會之父」。

尋訪林獻堂的腳蹤,當然要到霧峰林家萊園。霧峰萊園與臺南吳園、新竹北郭園及板橋林本源邸園合稱臺灣四大名園。有趣的是,由林家經營的明臺高級中學,就設在萊園之中,學校是園林,園林是學校,兩者融為一體。這所學校的學子們有福了,每天都生活在美侖美奐的景色中,每天呼吸著先賢的精氣與神韻。如果沒有美景與古蹟相映生輝的園林,這所學校就沒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如果沒有一群青春年少的學子,再美麗的園林也如遲暮的美人般寂寞!林家人擁有從林獻堂而來的寬廣胸懷,不把園林當作私家之禁臠,而是讓學子和公眾共同分享這一片如詩如畫的風景,這就是“獨樂樂,不如與衆樂樂”,這也是林家萊園比其他名園更有活力和魅力的原因所在。

傳語王孫應好住,海隅景物勝中州

進入明臺高級中學,董事長林芳媖女士前來接待我們。林董事長是林獻堂的孫兒媳婦,正是在她和先生林政光經過不懈努力,讓祖父林獻堂創辦的萊園中學成功轉型為明臺中學,林家重視教育的傳統得以發揚光大。

林芳媖女士介紹說,當年祖父實行多元化經營,包括土地開發、金融、麵粉、水泥、鳳梨工廠等,所獲得的豐厚利潤,三分之一留作家用,三分之一用於民主運動,三分之一用於教育,教育是林家永不舍棄的事業。

萊園處處是美景,處處是掌故。一八九三年,林文欽鄉試中舉後,為效法春秋時期老萊子彩衣娛親的孝行,建築了萊園。林獻堂之弟林階堂曾以「月明池影一樓靜,風動梅花隔崦香,香飄丹荔風三面,綠蘸清池水一奩」來形容萊園中五桂樓、小習池、荔枝島、飛觴醉月亭之風光。

萊園最美的景致在五桂樓一帶。五桂樓建成之初,為羅太夫人起居之用,一樓為起居室,二樓則是羅太夫人看戲的位置。戲臺則是位於對面湖水中央的“飛觴醉月亭”,戲班需乘坐小舟上亭,方能演出。如此精巧的設計,宛如北京頤和園之石舫。

「五桂樓」一名,得自樓前種植的五棵桂樹,代表著先人對於頂厝五位堂兄弟(紀堂、烈堂、獻堂、澄堂、階堂)富貴騰達的期望(「桂」音同「貴」)。也有文獻記載,此名取自三字經中「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的典故。

五桂樓聲名大噪,乃是因為梁啟超應林獻堂之邀訪臺時曾在此下榻六日。雖然只有短短六天,梁啓超一口氣留下了四十二首詩歌和兩篇文章,其中有十二首詩歌專門詠歎霧峰和萊園之景色。我是梁啓超的仰慕者和研究者,對梁啓超在萊園的足跡自然不會錯過。

在“九二一”大地震中,有一百多年歷史的五桂樓受到嚴重損毀,主體建築倒塌,只剩下三面牆。經過林芳媖等林家後人及社會各界的奔走努力,一年零八個月之後五桂樓終於修葺一新。五桂樓內部一般不對遊客開放,那天主人特別開門讓我們進入二樓參觀。其主體建築採用臺灣特有的、極為珍貴的檜木,一入室內便可聞見淡淡的檜木香,沁人心脾,神清氣爽。

而大廳的墻上掛著梁啓超留下的墨寶,這裡就是梁啓超當年下榻之處。一推開門,波光粼粼的湖水和岸邊的楊柳便躍入眼簾,小巧玲瓏的飛觴醉月亭宛如一艘小舟在湖心飄蕩,湖光山色盡收眼底,比之過於侷促的蘇州園林更顯視野開闊,難怪梁啓超即席賦詩曰:“娟娟華月霧峯頭,氾氾光風五桂樓;傳語王孫應好住,海隅景物勝中州。”

五桂樓見證了梁啓超與林獻堂的深厚友誼。在霧峰停留期間,梁啓超勸告林獻堂“不可‘以文人終身’,須要努力研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思想等學問,並即席開列日本書籍三十余種,以後又陸續開列,計達一百七十余種,都是東西的名著”。梁啓超還賦詩勉勵林獻堂參與地方政治:“溪紗浣罷月華明,荇帶蒲衣各有情。我識藍田千澗誰,出山原似在山清。”梁啓超借用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的典故,鼓勵林獻堂積極推動臺灣的民主運動。在梁啓超的影響下,林獻堂日後發起撤消“六三法案”運動,開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設立臺灣文化協會,創辦《臺灣民報》,組建臺灣民眾黨,成爲臺灣民主運動當之無愧的領袖人物。

從“不才之木”到“迷惘年代的掌燈人”

從櫟社到臺灣文化協會,這些盛極一時的臺灣文化團體都將萊園當作活動基地,萊園的歷史也是臺灣近代文化史的縮影。

臺中櫟社,與臺北瀛社、臺南南社鼎足而三,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三大詩社。詩社以“櫟”為名,因為櫟木為低海拔地區生長的樹種,木質柔軟、凹凸不平,沒有什麼用途,櫟社同仁以“今夫櫟,不才之木也”自命,謙稱“周餘同是老遺民,局外毋嗤無病呻”。

萊園內仍保存有“櫟社二十年題名錄”之石碑,由林幼春撰寫的《櫟社二十年間題名碑記》,是臺灣國文課本中必選的篇章。作家的吳濁流在《回顧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一文中曾說:“我入櫟社之後才知舊讀書人……骨子裏,漢節凜然。”

櫟社同仁不認同日本統治,對於變節者好不茍且。在這個立於一九二一年的石碑上,所錄之櫟社同仁的名單,尚有連雅堂(連橫)的名字。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連橫在日本人禦用報紙《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新阿片政策謳歌論〉,一時輿論大嘩。林獻堂在日記中寫道:“連雅堂曾在《臺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說……吸阿片者為勤勞也,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步也。……昨日槐庭來書,痛罵其無恥、無氣節,一味巴結趨媚,請余與幼春、錫祺商量,將他除櫟社社員之名義。余四時餘往商之幼春,他亦表贊成。”櫟社隨即召開會議,決定開除連雅堂之會籍。此後,連橫和兒子連震東只好到日本人開辦的《昭和新報》任職。由此可見,櫟社始終堅守著嚴格的價值和道德標凖,他們視“人品”重於“文品”。連橫縱然才華橫溢,一旦淪為“漢奸”,立即遭到林獻堂“割蓆斷袍”的處置。

由於林獻堂的領導和提倡,扭轉了臺灣文壇悲觀低迷的“遺老遺少氣”,為之灌註入一股淩厲的新風。林獻堂本人雖然不是傑出的詩人和作家,但他所結交的人士,不僅是臺灣島內的文人雅士,還包括日本、中國以及西方的第一流知識分子。他周遊列國,視野開闊,每到一處都如饑似渴地接受新思潮。一九二六年,林獻堂遊覽歐美,僅在英國就停留了整整九十天,對於英國人尊重女性的紳士風度讚不絕口。後來,他以日記為基礎編輯成《環球遊記》,在「臺灣人唯一的喉舌」的《臺灣新民報》連載一百五十二回,深受讀者喜愛,成為開啓臺灣人眼界的一扇窗戶。林獻堂的「文言文」顯有梁任公那種“筆鋒常帶情感”的新文體味道,文中對自由、民主的嚮往和身處殖民地「次等國民」無奈的悲痛,盈溢紙上。

林獻堂也意識到,臺灣人精神迷惘、信仰薄弱,若文化不能剛健創新,則政治上的獨立絕無可能。他在日記中寫道:“林和引現為東京基督教青年會主事,返臺已三個月矣。八時張重芳與之來訪。談論人心之惡化,對於宗教之信仰漸見薄弱矣。”林獻堂引入新知,催化教育,但開風氣不為師。那個時代,臺灣各地詩社、文社皆以萊園櫟社馬首是瞻,尊稱林獻堂爲“迷惘年代的掌燈人”。

若為自由故,“遁樓”即“萊園”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臺灣劃歸中華民國統治。次年八月,臺灣社會賢達組織“光復致敬團”赴中國訪問,該團不但祭祀黃帝陵,也面見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在會面時,由林獻堂代表臺灣人士捐贈五千萬法幣。十月下旬,蔣介石赴臺灣巡視,再次接見林獻堂。對於中國之行以及與蔣介石的兩次會面,林獻堂不曾留下詳細的文字記錄,或許他擔憂禍從口出、禍及子孫。林獻堂長期堅持寫日記,一生留下二十七本日記,時間跨度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四年,成為臺灣歷史上最重要的私人文獻之一。但是,吊詭的是,“二二八”前後三年的日記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蔣介石巡視臺灣之後四個月,臺灣即發生慘烈的“二二八”事件,從此埋下省籍衝突的禍根。蔣介石巡視臺灣期間,洋洋得意於戰勝國領袖的地位,對經過日本統治半個世紀的臺灣民眾頤指氣使,未能觸摸到國民政府入臺以來雙方的矛盾衝突已如火山巖漿般奔湧。國民黨貪官汙吏的橫征暴斂,使得臺灣民眾對“回歸祖國懷抱”的歡欣鼓舞迅速變成了失望和憤怒。林獻堂與蔣介石會面時,有沒有婉轉地向其諫言?或許,閱人無數、目光敏銳的林獻堂早已發現,蔣介石是一個比昔日的日本總督還要剛愎自用、專橫強暴的武夫,絕非善意溝通的談話對象,故而沈默不語。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林獻堂以養病為由,遠赴日本,從此再未回到臺灣,再未見到萊園的風光。這位在日治時代不說日語、不穿和服的“大中華本位主義者”,卻從國民黨政權身上發現,所謂“悠久博大”的中國文化,只是善良的臺灣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想像,醜陋、卑賤與殘酷才是中國文化的本質。

為了取得盟軍總部給予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權,林獻堂掛名“臺灣民主獨立黨顧問”,獲得政治庇護。此後,蔣介石派出丘念臺、鄭介民、何應欽等大員專程赴日本勸說林獻堂回臺。曾經與林獻堂情同手足的蔡培火多次到日本充當說客,兩人最後一次見面時,林獻堂終於將心裡話一吐為快:“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是聖人的教訓,豈敢忘記。臺灣者,危邦、亂邦也!豈可入乎、居乎?非僅危、亂而已,並且毫無法律觀念,一旦我回臺,豈不一任蔣氏生殺予奪之權?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啊!”

一九五六年,林獻堂病逝於日本。歷史學者陳翠蓮在《百年求索:自治的夢想》一書中感嘆道:“這個他抵抗了大半輩子的母國——日本,竟然成了他晚年的庇護所!”林獻堂晚年的二十本書信集仍然存放在日本,那是一筆尚未發掘的寶貴的歷史資料。林獻堂將晚年在日本的居住地取名為“遁樓”,從“萊園”到“遁樓”,可見其心靈的糾結與苦悶。但是,林獻堂一生的成敗並未轉眼成空,對他而言,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萊園,即便狹小的遁樓,也能容納萊園的清風明月。

下課鈴聲響了,學生們如一群飛鳥,飛出一間間的教室。有清脆的笑聲,有潔淨的臉龐,有飛揚的裙裾,有奔跑的步伐,頓時,萊園變得生機勃勃起來。半個多世紀之後的今天,林獻堂若地下有知,看到在萊園裡來來往往的少年學子,一定會倍感欣慰吧?

本文將收入作者即將出版的新書《我也走你的路:台灣民主地圖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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