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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鮮卑和突厥入主中國建立的朝代?

週二 2013年10月15日, 10:54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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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Vasilevich 時間:2013-10-15 11:49:00

很多人誤以為唐朝是漢人建立的朝代,歷史上經常把唐朝跟漢朝並稱「漢唐」,這容易讓歷史知識欠缺的人產生誤解,尤其是在民族問題上。

那麼唐朝是農耕民族漢人建立的嗎?答案絕對是否定的,歷史資料證明:唐朝建立者的民族屬性毫無疑問是胡人(中國古代對北方和西方外國人的稱呼),即李唐王朝的統治者是遊牧民族的後代。一言以蔽之,唐朝是由遊牧民族建立的、經過高度漢化、但是仍保留民族特色的朝代。——這一點唐和遼相似。

一、唐王朝統治者家族的血統

唐王朝的血統已經清楚顯示出他們屬於突厥阿爾泰遊牧民族。當然這裡說的突厥人是當時北亞蒙古人種、信仰薩滿的突厥,也就是後世蒙古人的前身,而並不是現在伊斯蘭化且長相波斯化的那些突厥旁支。唐高祖李淵父系的七世祖名叫李暠,就是晉末張掖地區(月氏故地)西涼國的「涼武昭王」,西涼國是「鮮卑禿髮」,後為南匈奴單于沮渠蒙遜吞併。

《魏書·列傳》記載,西涼滅後李暠的後裔李翻投奔了阿爾泰山的柔然,曰:

「翻,字士舉(休屠),小字武疆(無者),奔伊吾(阿爾泰山),臣於蠕蠕(柔然汗國)。

李翻的兒子後來投奔了拓跋北魏,為「鎮西大將軍」,從此在北魏一朝「大享名器,世業不殞」,世襲貴族名號。

唐高祖李淵的祖父名叫李虎是西魏「八柱國」之一,另有「唐國公」稱號。西魏的「八柱國」與後世努爾哈赤的「八和碩」有一樣的文化內涵。

史載李虎娶妻「獨孤氏」,獨孤是西魏鮮卑帝族。李淵的皇后即李世民的生母也來自鮮卑,史稱「竇皇后」。李世民也娶妻鮮卑,稱「長孫氏」。唐帝室難覓一絲漢民族血緣成份。

淵起兵並非一人,這是與突厥始畢可汗聯手干的。當時始畢可汗與李淵是君臣關係,他們可能還有血緣關係。史載李淵與始畢可汗有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 入唐公,金玉繒帛皆可汗有之」。他們聯手內侵,遵循著匈奴以來結盟南下的傳統。由於有突厥可汗的武力撐腰,李淵順利取得關中重地,突厥則滿載而歸。

二、唐太宗李世民會說突厥語

唐太宗李世民會說突厥語是明白無誤的。史書記載,唐高祖李淵時突厥頡利可汗率軍攻入渭水便橋,秦王李世民迎戰。在橋邊李世民屏退左右,單獨一人「與頡利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太宗獨與 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舊唐書》)。其時李世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還有誘之以利,於是突厥人抽身引退,並相約幾天後便橋再會。其後他們如約 而至,「刑白馬,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

李世民說突厥語明矣,否則怎麼可能「臨水交言」呢?他們是完全的同類,他們說同樣的語言,有同樣的行為方式,有同樣的文化背景。《隋唐嘉話》說,單雄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為「胡兒」,李元吉小字亦叫三胡;《舊唐書》也說,李淵曾孫滕王李涉「狀貌類胡」,就是說其狀貌類同胡人。

史載突厥薛舉可汗及部下常與李世民共同圍獵,「太宗與之遊獵馳射,無所間然」,於是突厥部眾「咸願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時說漢語就不可能出現「無所間然」的情況。李世民頻頻狩獵,「狩與堯山」,「狩與岐山」,「狩與驪山」,不絕於史,這顯然是遊牧民族的生存方式。

《闕特勤碑》中有這樣的話:「突厥的伯克們聽命了可汗,為之征戰了50年,向東征戰到日出之地,直到靺鞨可汗之國,向西征戰到鐵門,降服了那裡的所有國家」。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唐太宗依靠的是草原民族的軍事力量,在突厥人看來唐皇帝不過是入主漢人的突厥可汗。

當李世民還是秦王之時,他就與突厥貴族結為兄弟了,如突厥突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子,頡利可汗之侄),西突厥大渡(韃靼)可汗,都是李世民的「安答」(蒙古語「兄弟」的讀音),這些可汗死訊傳來之時,太宗都為之擺朝舉哀。如果李世民不是突厥人就不會與之結拜,這是由遊牧文化的特質決定了的。

三、唐朝為什麼如此開放?

唐朝為什麼顯得比較開放?這跟唐朝建立者的民族成分有很大的關係。

史書記載唐王室屢現「亂倫」之象,太宗死後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則天擁為己有了。所謂「亂倫」是後人的說法,在唐高宗看來並無此嫌疑,「妻其後母」是遊牧 民族的古老習俗,對於突厥出生的唐王室來說不存在道德障礙,乃是一種很自然的事。遊牧民族自古沒有守寡的傳統,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武則天的故事與清初皇太后下嫁多爾袞類似,在當事人看來並無不妥,完全符合風俗習慣。

李世民有廢太子名叫「承乾」,史載他學胡人椎髻,說胡語,吃胡食,愛慕突厥狼頭纛,甚至不願過宮廷生活,喜歡去草原遊牧,結果被廢黜。同樣的事情北魏也發生 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戀草原竟不願南下,被迫南下後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廢為庶人。兩個太子的行為已經清楚地反映出他們的民 族背景。

我們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軍政首領)為清一色的突厥人,並且都是世襲,那是遊牧民族固有的氏族軍事組織的影子,與遼金時代的「探馬赤軍」蒙元時代的「達魯花赤」非常相似,這種軍事制度並不來農耕文化。

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可汗,其次才是中原人的皇帝,兩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的大汗,其次才是中國的皇帝一樣。

唐太宗昭陵有14個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個,這種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漢民族固有的葬制,那是突厥墓前立殺人石習俗延續。突厥可汗墓前立殺人石代表他生前殺死的敵方首領。《闕特勤碑》有這樣的話:「我為我父可汗立了殺人石,以無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太宗立蕃王石像是對古老遊牧文化的認同和傳承。

《闕特勤碑》把「唐人」視作自己的遠房兄弟,告誡突厥子孫引以為戒,不要去走唐人的漢化之路,這從另一角度反映出他們存在血緣認同。而《闕特勤碑》的立碑者竟 是唐朝皇帝,漢文碑文竟是唐玄宗所撰,又進一步說明了這個問題,碑文中有「結為父子」之語,如果沒有對突厥的認同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

正因為唐朝皇帝是突厥血統,他們才會以極開放的心態面對中亞的遊牧民族國家,他們的眼光不侷限於中原,他們有興趣去開拓廣闊的東北和西北,那裡自古以來都是他們的活動區域。

我 們看到唐朝與遊牧民族交往的那種深度和廣度是漢民族創建的朝代從未有過的,因為統治者的血緣對其基本國策必然產生深遠的影響,唐朝皇帝的遊牧民族血緣正是 唐代開放大氣的深層原因。歷史上中國人一直在迴避唐朝皇帝的血統來源,因為不願看到大唐盛世與胡人的關係。當我們以此去閱讀和思考《舊唐書》的時候,許多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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