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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的鳳凰花──228 事件中的嘉義◎王昭文

週三 2001年02月28日, 7:58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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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王昭文

一、前言──向後看、為反省

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這幾年透過平反運動的進展,不再是禁忌話題,一般人對這個事件也都有概略性的了解。然而平反運動在建碑、賠償、政府道歉等告一段落之後,社會上繼續追究真相的動力似乎已弱化很多。在台灣這個缺乏歷史意識的社會中,「向前看」就等於「向錢看」,缺乏從歷史學習教訓的能力。其實回頭望並非只是為了紀念、為了追懷、為了申冤,更是為了深入了解事實、確實反省,避免重蹈覆轍,尋求未來有更開闊、進步的可能。

真相──不是靠公布,而是靠追查

二二八平反運動中的一個訴求,是要求政府要「公布真相」。其實真相是不可能由政府公布的,政府能夠做的,是公布當時所留存的所有檔案資料,以及給二二八事件一個新的「官方說法」。真相,應該由關心二二八者從尋找到的資料中去逐步建立。由於牽涉到族群及政治立場問題,對二二八的認識至今仍有很多的歧異,只有繼續挖掘,繼續讓資料出土、讓見證者講話;此外,也待不同立場者能夠基於事實來對話的時機到來,真相才會真的明朗起來。

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已成立了國家檔案館,第一步就是把二二八相關的政府檔案全部收集在一起,並公開給大眾查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在 1990 年代進行行政院委託的二二八調查報告時,將已公開的政府檔案編輯印行出來,國史館也於近年將有關二二八的檔案彙編出版。政府該做的事,已經做了不少,接下來就看民間是否有足夠強大的願心和動力,繼續追查下去。

民間資料非常重要

1993 年至 1995 年間,筆者曾參與嘉義地區二二八口述歷史的工作。當時二二八賠償還未定案,平反運動已達最高潮,平日隱忍度日的受難者家屬、當年參與行動而逃過一劫者,逐漸敢於發言。由於年代已遠,記憶模糊,片片段段的事件回憶中,又摻著傳說與推論,要建立事實並不是那麼容易。但是現在重讀過去紀錄下來的資料,覺得還是頗為寶貴。

二二八事件不管是發生當時或是事後政府的了解,都可看出官方和民間對這個事件的認識有極大的差距,因此了解二二八事件絕不能只依賴政府的資料。口述歷史留下了民間人士對二二八的了解與看法,反映二二八前後台灣人對中國統治的普遍對應態度,更道出許多辛酸、悲壯的故事。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爬梳出當時一些事件的大概樣貌,這是和官方留下的資料大不相同的。

這幾年當事者凋零得更厲害了,即使有心要再做民間資料蒐集,也比十多年前難得多。1990 年代中期由吳三連基金會出版的台北、基隆、嘉義地區的口述歷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幾本關於二二八的口述歷史;高雄市政府出版的高雄地區二二八事件口述歷史……等資料,已成為重要的歷史見證。

檢討「革命未竟」之因

這幾年雖然未繼續做二二八研究,但深深體會到,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的影響並未成為過去。除了受難者家屬要求的:追查真相、追究元兇之外,整個台灣社會更需要從這個事件當中學習。除了檢討政府的錯誤、珍惜民主成果、繼續維持對外來統治者的抗爭精神之外,台灣人也應該深刻自我反省,探討為什麼轟轟烈烈的全島蜂起竟然一下子就被鎮壓,而且往後數十年間民間的自主性力量幾乎瓦解?二二八究竟是「未竟的革命」還是一場混亂的民變?這是需要仔細去釐清的。要了解二二八,除了悲悼無辜犧牲者、歌頌英雄人物之外,還應該檢討事件中政治改革目的失敗之因,祈能加強自身的力量,不再重蹈覆轍。

本文主要想講一些二二八事件中的故事,對二二八失敗之因恐怕不能深入探討,但在此願意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簡單來說,當時台灣缺乏「建國目標」,缺乏有組織的一群領導菁英,雖然知識份子的想法都很接近,但並未有很好的聯繫與組織。群眾蜂起之後,地方領導者的心態多數是保守的,希望儘快恢復安定,政治要求也是屬於「溫和企求」式的民主化正當性訴求。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但在統治者眼中卻是「民逼官反」,所以用極慘酷手段來鎮壓。民間自主性的組織力量不夠,自己亂成一片,其實不待鎮壓差不多就都瓦解了。在強大的政府暴力下,台灣人更是完全找不到抵抗之途。其實二二八事件中,有部分人士已意識到沒有組織的抗爭是不會成功的,繼續在暗地裡發展組織,甚至想建立武裝基地。然而 1950 年之後,國民政府敗退台灣,白色恐怖肅清下,這些組織紛紛瓦解,同時國民黨的組織控制了所有的民間團體,讓台灣的社會力陷於桎梏。

近十年雖然政治改革有成,但是社會自主性力量仍然顛簸難進。我們不知道若再來一次類似事件,這一代會表現得比上一代更好嗎?還是仍舊徒然燃盡熱情、做了重大犧牲,卻仍然難以團結、沒有目標、抵抗不了強大的壓制暴力?唯有更多的了解與反省,才能幫助我們走出歷史的悲運。

二、二二八事件中的嘉義市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台北市因為取締賣私煙而引爆民眾抗議事件,在第二天更因請願民眾遭到行政長官鎮壓,人民的憤怒一發不可收拾,釀成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的成因已有多人探討,最主要是戰後中國政府接收後統治措施不當,造成經濟蕭條,失業人口遽增。中國政府的貪官污吏橫行、軍隊紀律極差,給台灣人很壞的印象。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已經是個近代化、法制化的社會,一般人在工作崗位上都是勤奮篤實地工作,在戰爭中更養成台灣青年公而忘私、勇敢負責的精神,這些文化特質顯然和中國的官場、軍隊文化截然不同,這種明顯的文化落差,早已在社會上釀出許多問題。而中國來的主政者歧視台灣人、不信任台灣人的態度,更讓這種文化落差造成的問題愈形嚴重。中國政府以殖民者的心態入主台灣,中國人取代原先日本人的位置,照樣騎在台灣人頭上,讓原先對「祖國」充滿期待、以為終於可以結束二等國民地位的台灣人,感到無比失望;統治者更以台灣人受過日本統治、思想日本化為台灣人的「原罪」,要台灣人洗掉日本的影響,對台灣人的愛國心有所猜疑。凡此種種,當時台灣民間的不滿情緒早已蓄積到一觸即發的地步,反抗專制統治和歧視、要求民主和平等的呼聲也早已在輿論界和台灣知識份子間熱烈討論。

全民蜂起的二二八

二二八發生之後,各地狀況雖然不一,但可歸納成幾個普遍模式:

1. 大陸人離開職守避難,政府機關、警察單位由台灣人接管。部分地方曾發生台灣人毆打、搶劫大陸人事件。
2. 地方人士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維持治安,保護大陸人,同時也向政府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
3. 社會青年、學生組織隊伍,擔任維持治安的工作,但是也有部份人的認為應該以武力反抗國民黨政府的統治,遂有作戰的準備。
4. 因為反抗群眾缺乏組織,沒有統一的指揮系統,缺乏武器,加上地方上的民間領袖多主張不擴大事端、盡力維持秩序,大部分地區在幾天之內便恢復平靜。
5. 三月十日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宣佈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三月十一日國軍二十一師到達台灣「綏靖」,並進行清鄉。陳儀政府展開連串的恐怖報復清算行動。許多地方領袖、社會菁英被列為「首惡」而被捕殺或追緝。
6. 部分反抗者躲入山中,欲建立基地繼續抗爭。這部分的整肅繼續到一九五○年代初,成為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嘉義抵抗最烈二二八事件雖然是從台北開始、政治改革的要求也由台北的台灣人領袖和陳儀談判,不過二二八事件驚人之處在於「全台蜂起」,在雲嘉平原更有激烈的武裝抵抗。

一九四七年事件平靜後,來台灣調查的監察委員楊亮功在報告中說:「綜觀臺省各地此次事變,以除台北外,嘉義為最激烈。」一九九四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結論當中就寫道:「嘉義地區自三月二日事件發生後,就顯現出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質。第一,各地民眾曾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飛機場的軍事行動,惟參加者大半是烏合之眾;第二,嘉義地區不少社會人士支持這些行動,因而孫志俊市長認為嘉義地區『戰事進行之激烈,與公教人員損害之慘重,堪稱為全省之冠』。」(賴澤涵等,《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頁 406。)

的確二二八事件中,嘉義有較長時間的軍事對峙。而且中南部許多地方的民間志願軍都前來參加保衛戰。為什麼嘉義的局勢會演變成持續性的武裝軍事行動?這要從嘉義市的「三二事件」開始說起。

嘉義市的「三二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台北發生的事件,原本嘉義市長──江蘇籍的孫志俊並不以為意,認為嘉義的官民關係良好,不會影響到嘉義。但是到了三月二日下午,市民卻開始包圍警察局接收槍枝、闖進市長官舍,市長孫志俊在台灣人市參議員林文樹、林抱的協助下抵達憲兵隊避難。之後市區繼續發生大陸人遭搶、遭毆打等事件。同時市民也佔領了廣播電台。所以會發生這樣的事件,有人說是因為三月二日(禮拜天)當天下午有幾位從台中、彰化方面來的人士在中央噴水池旁演說,才激起民眾行動。不過也有人說三月一日嘉義市內已有軍人巡邏,無故毆打台灣人,隔天民眾是要去向市長要求主持公道的。

避難到憲兵隊的孫志俊遂要求市參議會議長鍾家成出面維持秩序,並打算要駐軍入城鎮壓。當時有陸軍二十一師一個獨立營駐在市郊山仔頂的軍營內,同時東門附近也有一排兵駐紮。此外市內還有憲兵隊。嘉義市南邊則有位於水上鄉的空軍基地,通稱水上飛機場。

三月三日市參議員、三民主義青年團成員及關心地方事務的人士聚集開會,照行政長官和市長的命令,組成了嘉義的「三二事件處理委員會」。市參議會議長鍾家成生病無法出面,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陳復志被推為主委。

處委會頭一件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因警察、駐軍在民眾圍攻下退走,一方面市內需要維持治安,因為確實有流氓趁機接收武器,不只威脅大陸人,也威脅一般市民;另一方面,由於市長和大陸軍人態度強硬,憲兵隊和軍隊打算入城鎮壓,還有紅毛埤空軍第十九軍械庫、附近的水上空軍基地所構成的強大兵力,讓嘉義市民相當不安。基於這樣的情況,於是成立了「作戰本部」,由保定軍校出身、打過抗日戰爭的陳復志上校擔任司令,號召市民自動組成自衛隊。又在處委會的決議下,嘉義電台向全台灣廣播徵求「志願軍」來嘉義協助,果然中南部許多鄉鎮一隊隊青年前來助陣,而有圍攻紅毛埤軍械庫、水上飛機場包圍戰等事件發生。

雖然所有的人都有愛鄉愛民的心,同時都對中國接收台灣之後,官吏貪污不斷、歧視台灣人等的種種作為感到不滿,但是面對危機時刻每個人做的判斷並不同。處理委員會內部紛亂不堪,要取得一致意見相當困難,很難做出有效的決策。

而省方代表出面調停後,防衛司令部和戰鬥隊伍之間也出現分歧意見,在主戰派的人身威脅下,陳復志遂放棄指揮權。

三月三日至十三日之間,民軍和國軍的確處於交戰狀態。之間有多次和談,但是條件一直談不攏。致力於和平解決的處委會十一日派出「和平使」到機場,沒想到這些參議員卻被扣押,陳復志、潘木枝、陳澄波、柯麟等更遭槍殺示眾的慘酷報復。(2 「嘉義三二事件」經過,主要參考:〈嘉義市三二事變報告書〉,收錄於《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民變──以嘉義三二事件為例〉,收錄於《臺灣光復初期的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年;王昭文,〈嘉義市二二八事件大事記〉,收錄於《 嘉義北回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 年。)
嘉義市的戰鬥
嘉義市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於三月三日成立後,決定號召台籍原日本兵、軍伕、軍屬等有作戰經驗者共同應付變局。據了解,有自海南島歸來的巡查補、原日本陸軍、海軍的軍人、軍伕、軍屬,從東南亞戰地回來的技術人員等還有中學生都自動自發的組成隊伍。之後更透過廣播,報告嘉義市民受著軍隊威脅,請求各地民軍前來幫助。當天及往後幾天各地來馳援的隊伍相當多,包括來
自:布袋、朴子、鹽水、新營、後壁、佳里、六腳、番路、斗六、台中、埔里、北港、竹山、奮起湖、達邦及台南工學院。

處委會將大陸人都集中在中山堂、國民黨市黨部及參議會內加以保護。此舉在大陸人眼中是將他們關入集中營,但台灣人方面的用意是避免他們受到流氓的威脅。嘉義中學的老師陳顯富將學生組隊,加入治安維持隊伍,但是學生一出校門就遭到駐在山仔頂的國軍射擊,有一名學生受傷。

處委會怕軍隊真的進到市內鎮壓,派代表前往憲兵隊和市長孫志俊及憲兵隊長李士榮談判,希望軍隊和憲兵都退出市內,以安民心,但是雙方未有共識。

之後,本地和外地馳援的隊伍圍攻憲兵隊,但未能攻下。同時民軍也開始進攻紅毛埤軍械庫,以及包圍水上飛機場。另外有隊伍攻擊駐在東門町的軍隊。民軍的立場是必須防止國軍對市民造成危害。晚上九時,市政府被民軍接收。

三月四日,戰鬥持續。駐守城外的獨立營由羅迪光營長指揮,一度砲擊市區,造成市民傷亡。經處委會秘書李曉芳和三青團王甘棠向軍隊廣播勸說後,羅迪光同意停火進行交涉。但不久市長決定退往機場。羅迪光部隊則退駐紅毛埤。

三月五日,處委會見軍事對立依然,市內治安也成問題,就請市參議員盧炳欽聯絡鄒族的湯守仁(日本軍校出身、日軍大尉),帶領原住民下山幫忙維持秩序。另一方面,陳儀派了陳漢平及劉傳能到嘉義,希望斡旋談判事宜。兩人到處委會之後,由許世賢(市參議員,後來擔任嘉義市長)和一名記者陪同到機場送公文給市長。

這天包圍紅毛埤和飛機場的戰鬥相當激烈,據說有三千多人參與。民軍對飛機場斷水斷電。國軍向台北求援,兩天後空軍以空運方式接濟機場內的駐軍和大陸人。

三月六日,在特使斡旋下雙方進行談判,但未達成協議。

三月七日,阿里山鄒族部隊加入民軍戰鬥行列,猛攻軍械庫,駐軍破壞倉庫後轉往飛機場,之後民軍佔領軍械庫,但是已經沒剩多少可用的武器。羅營退往機場時在路上,殺害四位駕車往嘉義市內的南靖糖廠員工。機場內的國軍則攻擊鄰近村莊。這天,處委會方面已經恢復機場水電,並由民眾捐出糧食送到機場內給大陸人。可是就在同時,國軍方面向台北要求的彈藥補給也到了。

三月八日,孫志俊回嘉義市和處委會談判,處委會要求軍警繳械,市長拒絕,談判再度破裂。台北再運彈藥補給到嘉義。機場附近的三和村被國軍燒掉三間子,三人被槍殺,多人被擄至空軍基地擔任煮飯、收拾屍體的工作。

三月九日,機場附近的劉厝庄被國軍劫掠屠殺,三人在村中被殺,十人被帶到機場旁殺害。民軍仍然包圍機場,並試圖以加農砲射擊機場,但因距離過遠無效。機場內國軍再度得到空運補給,彈藥和糧食都已充足,待援軍到達就要展開反攻。處委會再派四人到機場內談判,仍然無進展。

三月十日,民軍最後一次與機場內的國軍對戰。下午,處委會又提出七條件議和,內容包括:(1)國軍駐守營內;(2)國軍日用糧食由處委會供應;(3)市長返回市區處理善後,其生命由處委會負責;(4) 不得再派便衣潛入市區;(5) 雙方不得再開炮;(6)事件解決由處委會代表及政府大員會同辦理;(7)機場附近死者由處委會掩埋。但是羅迪光營長不接受和談。

包圍機場的各部隊已經聽到國軍登陸即將展開鎮壓的消息,紛紛撤離,如台南工學院的學生隊伍於十日凌晨離開,原住民部隊則在前一天得知將和平解決時就已撤離。不過,後壁隊到這天才來嘉義市打算支援,卻因找不到負責人,隔天撤回後壁。

三月十一日,新登陸的二十一師一個營空運至嘉義機場,南部防衛司令部所派的援軍也到達嘉義。處委會為了讓嘉義市的損失減到最小,請參議員前往機場做和平談判。但是八位談判代表到機場後不久,士兵持槍而入,把談判代表一一綑綁帶走,其中唯一的女性邱鴛鴦(市參議員)、以及劉傳來(國大代表、省議員)、擔任通譯的王鍾麟被釋放,市參議員林文樹後來以錢贖命,其他幾位:陳
復志、市參議會副議長潘木枝、市參議員陳澄波及柯麟,分別於三月十八日與二十五日被公開槍殺。

三月十二日羅營攻入市區,宣佈開始收繳武器,將在市府前歡迎軍隊的有關人員一一逮捕,並劫掠其身上的財物。集中收容在國民黨市黨部、市參議會及中山堂的外省人被釋放出來。軍隊並宣佈戒嚴。

三月十三日整編二十一師一四六旅四三六團副團長彭時雨率軍進入嘉義市區,市長孫志俊隨軍回到市政府,隨後向市民廣播,要求區鄰里長檢舉涉及二二八的人士、軍警憲兵加強搜捕。

三月十四日起,嘉義市的秩序已逐漸恢復。原先在嘉義市活動的民軍,部分退入小梅及附近山區,數日後政府軍在往小梅路上攔截疑似民軍的四輛卡車,發生激戰,民軍方面現場有三十多人死亡,有些則被捕後槍殺,政府軍有四人傷亡。還有一批民軍繼續往山地撤退,國軍於二十日起掃蕩梅山地區,肅清告一段落。

在善後處理中,外省官員軍人把事件的「禍首」指向處委會成員、三青團幹部、市參議員等,未經正式審判,就加以逮捕、殺害。在二二八事件的鎮壓行動中,嘉義地區公開槍決的人數最多,而且被殺者多是市民耳熟能詳的人物。十八日首先槍決陳復志,二十三日則是盧鎰、蘇憲章、施珠文、林登科、黃水樹、吳溪水、陳陣、陳容貌、蔡金爝、陳庚辛、薛皆得等十一人,同日又在虎尾溪畔處決顧尚太郎、李詩芳、王濟寧、黃漢書。二十五日則是四位市參議員:陳澄波、柯麟、潘木枝、盧鈵欽被殺。這些槍決都未經正式審判,就由羅迪光營執行。

武裝行動的效果與結果

嘉義雖然成立了「作戰本部」,主要的功能還是在防衛而不在真正作戰。各地來的隊伍缺乏橫向聯繫,作戰本部也沒有辦法指揮、統整這些隊伍,更沒有清楚、一貫的戰略。民軍武器不足、各自為政,雖有保家衛鄉的責任感在支持,憑藉的只是單純的熱情與義憤,難以成事。因此即使有幾千人曾經一起包圍飛機場,最後仍然在處委會傾向和談解決的情況下,隊伍紛紛散去。

但是這些戰鬥,卻造成中國政府對嘉義特別有戒心,更引起事件後市長孫志俊、駐在嘉義的第二十一師獨立團第一營營長羅迪光、憲兵隊隊長李士榮等握有權力者對處委會相關人士的報復,槍殺無辜的市參議員、記者、台灣人警察作為恐嚇市民的手段。清鄉時期嘉義更被列為「搜查區」全面仔細清查。但是嘉義人的反抗精神,卻因此更加鞏固。

這些武裝行動在人心留下的影響是大的。在口述歷史訪問工作中所得的印象,一般市民提起二二八,典型的反應是:一、惋惜陳澄波、潘木枝等人的無辜被殺;二、肯定當時人民自動自發出來保衛家鄉、反抗大陸人的行動。許多人都是帶著驕傲的語氣談起包圍機場的青年們,提到連中學生都出來作戰、女學生也幫忙做飯糰送到戰場上去,市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努力共度難關。

即使過去國民黨的教育下將二二八定位為共產黨煽惑下的叛亂事件,二二八長期污名化,民間仍有不少人的歷史解釋是:這是反抗不義政權的未竟革命,認為當時很可惜缺乏組織、缺乏一致的領導,否則應該可以打贏。還有人對當時的戰鬥懷抱一種浪漫的懷念。

燃燒的鳳凰花

當年不顧一切挺身而出的青年,有人在戰鬥中喪失生命,有人躲過二二八卻在白色恐怖中遭到肅清,也有人沉默地繼續生活、將這段記憶深埋心底。

嘉義詩人蕭翔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是海軍航空兵,曾受訓要擔任神風特攻隊隊員,戰戰爭快結束時他寫過一首詩:〈鳳凰木的花〉,描寫看著戰友出征的心情。這首詩也很適合描寫二二八倖存者對在戰鬥中犧牲者的悼念。茲以此詩作為本節的結尾、下節的引子。

鳳凰木的花

在炎天下燃燒著,
竭取不盡的熱情,
鳳凰木的紅花
任南風不住地搖動。

如年輕人的心,
在希望和諦念之間,
歡喜與悲哀之間,
搖搖晃晃。
夏天快結束了,
燃盡了熱情的花,
慘酷地落掉了。

秋天到了,
殘留著的勝利之花,
混在病葉裡變作果實,
抑制著不安的思念,
在北風裡告訴著。

「被淘汰的花友們,
我們雖然永存著,
但竟看不到你們,
所夢著的美麗的遠景。」

三、嘉南平原上的殞落之花

抵抗最激烈 犧牲最慘重

二二八事件對嘉義市民有相當特別的意義,因為此地除了抵抗最激烈之外,犧牲也最慘重。

軍械庫、飛機場等多日的攻防戰,估計至少有三百人傷亡。在國軍與民軍衝突之際,也有不少市民無辜受害。三月四日國軍砲擊市區,多位市民傷亡。三月七日,五位南靖糖廠職員在回嘉義途中被殺。三月九日,劉厝庄遭國軍劫掠,有十三人被殺。

三月十二日國軍重新進入嘉義市之後,展開恐怖報復行動,造成更多悲劇。特別是代表市民前往飛機場和談的「和平使」中,多位市參議員竟然被公開槍殺於火車站前,成為台灣人最恐怖、最慘痛的記憶之一。

對許多台灣人而言,「二二八」就等於「統治者濫殺無辜、恐嚇人民」。這樣的集體記憶,使得許多菁英視政治為畏途,學會表裡不一、忍從度日。統治者的確收到恐嚇之效。但是悲憤的情緒仍然在表面服從下沸騰著。

隱忍未發的悲情,成了台灣歷史文化的基調之一。悲情一旦得到釋放的機會,可以成為紀念、反省、建立新社會的原動力,但也可能讓人停留在受害者意識當中,不斷自怨自艾,甚至成為新的禁忌,拒絕了理性討論的可能。如何將悲情成為前進的力量?不斷重新理解二二八的真相和意義、客觀檢討台灣人的優點與缺點,是一個可嘗試的途徑。

本節嘗試以一些嘉義市二二八事件犧牲者的故事,來呈現二二八事件的實況與意義。

戰鬥中死亡者

二二八事件中真正參與戰鬥者,多半諱莫如深,不願提起。在戰鬥中死亡者的家屬,更是多半不敢聲張。不過我們在口述歷史訪問中,還是遇到幾位親身參與戰鬥者,談起當年勇敢出面應付危局而相當自豪;也有以其兄弟翁婿勇敢抗暴為傲者,說出這些如鳳凰花般奉獻出年輕生命的故事。

當時當過日本兵的、或是去過海外的青年,都會被期許出來參與戰鬥,有不少這類青年出於責任感和義憤,自然加入行列。林青龍和他的弟弟林清柱就是如此。林青龍當時開一家帽店,林清柱在稅務處上班,兩人在三月四日不約而同到中央噴水池集合,林清柱那隊二十幾個人,先乘卡車出發去攻打水上飛機場,出發後就沒有再回來了。(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 嘉義北回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年),頁 237-246。)

同一批犧牲的青年,還有海軍志願兵出身的王萬吉、當過海軍的陳少輝等人。

陳少輝曾經被日本政府調到馬尼拉工作,訓練成優秀的飛機修護技工,但在戰後遽變的台灣社會很難找工作。他好不容易努力考上中林鐵工場技術員,沒想到上班不到半個月,就遇到二二八事件。他義無反顧地和當過海軍的同伴一起參與飛機場的戰鬥,就此失蹤,留下二十歲的妻子和四個月的女兒。(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 年),頁 38-46。)

鄭萬山,日本時代曾經到海南島擔任「巡查補」(警佐),從事製造木屐的行業。海南島回來的人,在當時有組成隊伍參加戰鬥。據其友人的說法,有幾個去海南島工作的台灣人,在戰爭結束前就殺了日本人、投到中國軍的陣營,回台灣後,中國政府並沒有依約定來論功行賞,引起他們不滿,而在二二八時趁機參加了反抗的隊伍。他是在國軍尚未完全撤到飛機場的市街戰中陣亡的,有個英雄式的葬禮,墓碑上刻著當初蔣介石給他們的名號:「護國中尉」。然而二二八事件台灣人算是輸了,墓碑上的名號也被家屬塗掉、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同上註,頁 12-17。)

蔡中山,北港車站(運甘蔗的五分仔車車站)的流氓頭,綽號「蔡中」。家中兄弟多人都參加了二二八事件的戰鬥,蔡中山似乎是市內「兄弟人」組成的隊伍首領。二弟蔡長水戰爭中也曾到海南島擔任巡查補,是海南島隊的指揮者,事件後自新,被送到大直管訓,後來當選過好幾屆的市民代表、縣議員。蔡中山則是在飛機場之圍被突破、打算入山打游擊時,在往梅山的路上被殺。(同上註,頁 86-93。)

蔡長祝,日本時代跑到中國加入中國軍隊,戰後以中國軍官的身分回台灣,改名為蔡樹仁。他帶了一些嘉義的青年,和北港的青年一起戰鬥,可能是屬於張志忠領導的「自治聯軍」的一分子,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下組織有聯繫。當在水上飛機場之圍被突破後,這批青年打算前往山區建立基地繼續打游擊(目的地應該是樟湖),但是在往梅山的路上遭到伏擊,多人被殺。據說蔡長祝是在跑離之後,又回現場看死傷情況,不幸被抓,押到北港槍決。(同上註,頁 76-82。)

這些個案只是冰山一角,讓我們一窺當時戰鬥參與者的出身背景、動機和犧牲的情況。

四位市參議員之死

三月十二日,大陸人重新取得嘉義市的控制權之後,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報復行動。這些報復性殺戮,應是由市長孫志俊、陸軍營長羅迪光、憲兵隊長李士榮等人所做的決定。依照當時擔任處委會秘書的李曉芳所說,幾位比較了解中國人做事方式的「半山」,此時曾向陳儀建言,千萬不可放任地方權勢人士藉機報復亂殺人,重大案情都要送台北審議,陳儀也說好,但是交代給參謀長柯遠芬後,命令卻遲遲未下,以至於台北、嘉義等地都發生相當慘烈的報復性屠殺。

三月十八日,被視為首謀的處委會主委、作戰司令部司令陳復志,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後,押到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殺。之後,還有至少兩次公開槍決示眾。這種作法,是已進入法治社會的台灣人相當不可理解的。

對嘉義人而言,三月廿五日公開槍決四位市參議員,對市民的衝擊最大。被害的人士包括:

陳澄波,第一位入選「帝展」的台灣畫家,台灣美術界的領導者。曾經到上海教書,回台灣後致力於美術運動,和同好組織台陽美術協會,戰後他當選嘉義市第一屆市參議員。陳澄波為人熱情和善,愛幫助別人,善於做調人,個性很耿直。二二八事件期間,因為他會講北京話,又是市參議員,因此成為「和平使」,擔任和大陸人談判的工作。沒想到竟然因此而遇害。他太太在他遇難之後,堅持拍下他遺體的相片,藏起來,也把他死時所穿的衣服收藏得很好。他太太活得很長壽,兒媳說她是抱著非看到丈夫得到平反不可的心情,頑強地活下去,九十歲時還很健康,想念丈夫時仍然會流淚,時常說:「天有在看,咱做給天看!咱會有出頭天的一日的!」(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 嘉義驛前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 年),頁 157-196。〈陳重光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 4 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311-320。)

潘木枝,嘉義市著名的醫生,開設「向生」醫院,當時為市參議會副議長。他常免費為窮人看病,也免費為當時駐紮在嘉義的中國兵看病,孫志俊尚未當市長之前得了難治的病,潘木枝從死亡邊緣救回他,孫還說潘木枝是他的再生父母,可是到頭來孫卻判了潘木枝死刑。被捕羈押期間,他託人帶出以香菸紙寫成的遺書給妻子,除交代妻子自重自強以外,更強調:「木枝是為市民而亡,身雖死猶榮」。(《 嘉義驛前二二八》,頁 213-233。〈潘信行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 3 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13-120。)

盧鈵欽,齒科醫生,曾到廣東讀中學,大哥與小弟都在中國發展,他則到日本讀書後回台灣開業,戰後當選第一屆市參議員,並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三月十一日到飛機場談判的議員被扣押之後,他忙著營救,甚至還出席「迎接國軍」的行列,不知道自己早已列名黑名單。他太太林秀媚說,盧炳欽在日治時代不願到中國為日本人工作,因為他「絕對不能出賣自己的民族」,沒想到卻死在「自己的民族」手上。林秀媚保留了他死時穿的衣服,在胸前有很大的傷口。她認為盧炳欽是因為之前就常搜集官員不法貪污的罪證,才會遭到槍殺。她以他的作為為榮,在他的墓碑上刻著:「死在歷史上」。(《 嘉義驛前二二八》,頁 235-253。)

柯麟,嘉義唯一民營戲院「慶昇」的老闆,市參議員,「和平使」之一。他去飛機場之前,始終相信這次一去事情就可以解決了,沒想到一去就被抓起來槍殺。他是獨子,他太太一直將死訊瞞著婆婆,直到婆婆快過世時才告訴她實情。(《 嘉義驛前二二八》,頁 147-155。)

為眾作犧牲

市參議員被殺之前兩天,三月廿三日,也有十一位市民遭到報復性殺害。

這些受害者,大多都是市長、羅迪光營長及憲兵隊長李士榮熟悉的人,但並不是反抗戰鬥的要角。好幾個人是在死後才被判為無罪。

蘇憲章,新生報嘉義分社主任。據家人的回憶,二二八事件期間他很為就讀台南工學院、回嘉義參加戰鬥的大兒子擔心,沒想到成為逮捕目標的是自己。他被官方說是「處委會宣傳部長」,但是他自認為並未參與不法行動,因此沒有逃躲。新生報向來勇於反映當時人民的痛苦,披露官僚、軍人的不法行為,批評陳儀政府,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後的整肅中,成為首要目標。除了蘇憲章之外,還有五位報社主管級人物受害。

在家人的回憶裡,蘇憲章曾和羅迪光營長起過正面衝突,很可能為此種下被害之因。最令家人痛苦的是,在他死後幾天竟然又貼出告示說他無罪。(《 嘉義驛前二二八》,頁 125-146。)

施珠文,日本時代就在警察局司法係工作,戰後亦在警察局工作。二二八正亂時跑到鄉下去住,並未參與,講和之後依然回警局上班,沒想到竟然被捕遭害。據說臨時軍法處判他無罪,但已經太遲。他死後,親戚朋友都極度害怕,不敢和他家來往。他太太娘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太太的養父是牧師,但是當她請求教會牧師為施珠文主持葬禮時,牧師以施並非基督徒而拒絕。他太太因此而非常痛心,有一段時間不願再去教會。(《 嘉義驛前二二八》,頁 61-76。)

陳容貌,日本時代就擔任警察,和施珠文一樣,都是會幫助台灣人的好警察。漢文、日文素養都很好,會作詩。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是台灣人當中警界資歷最深的,因此被推舉出來負責警政工作。當時台灣人警察也組織起來,輪流顧守警察宿舍,保護大陸警察及其家屬,但是後來陳容貌卻被說成「偽警察局長」而被殺害。據其子的回憶,陳容貌知道二二八事件是人民對政府失望、一時衝動的無計劃行為,勸兒子最好不要介入。但是他自己基於盡忠職守的原則,仍然每日去上班執勤。三月十三日左右他上班後即被收押,廿三日和其他十人被殺。據說他從獄中被帶出來時,雙腳被釘在一塊木板上,卻面不改色。在獄中他留下一首絕筆詩:「非關榮利與貪名,大禍臨身惹恨生,四八年華從此斷,甘心為眾作犧牲。」正義凜然的氣魄,傳為美談。(《 嘉義驛前二二八》,頁 87-98。)

盧鎰,綽號「大目仔」,戰後經營大陸旅社,和大陸人頗有來往,與其兄盧興都是江湖上有名人物,盧興被認為是嘉義市「兄弟人」的首領。二二八事件時盧鎰的旅社收容不少大陸人,包括警察局的刑事課長夫婦、檢察官等。後來憲兵隊長叫他去,不但不感激他保護大陸人,還責怪他不幫忙,又表示原本是要抓盧興,但是找不到人,就認定盧鎰也有參加作戰,要他供出那一帶參加者的名單。

被捕四、五天後,他被槍殺。槍殺當天,他在押往火車站的車上大喊:「來哦,來看我大目仔被槍殺哦!」市民對他的豪氣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多年後提起還稱讚不已。(《 嘉義驛前二二八》,頁 107-112。)

同一批遭到殺害的人士,還有:吳溪水,皮鞋店老闆、鄰長;林登科,木材行老闆,家屬表示他被捕後家人曾被士兵勒索,但是錢送去人還是被殺了;陳陣,任職於區公所;蔡金爝,腳踏車店老闆;薛皆得,洗衣店老闆(《 嘉義驛前二二八》,頁 49-60、101-106 、115-124 。)

其他還有好幾位至今仍不清楚其生平事蹟。

嘉義機械廠(日本時代的中林鐵工場)的守衛許其旺,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保護著廠裡的大陸人,不讓外面的人進去打他們,甚至還不時從外面買東西給廠長等吃。二二八事件後他被捕,原先廠長還保他出來,但是後來再度被捕,他太太去求情,廠長的態度卻完全改變,說:「今天是我們贏才有這局面,不然我的財產搞不好都變成他的了。」後來他被帶到台中,五月廿八日在台中公園被槍殺。

據說他死前曾說:「我保護廠長反而被殺,我死是為正義死,但死的只有許其旺,正義不死。」(《 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39-142。)

可憐的小老百姓

三月七日之後,以水上飛機場為基地的大陸軍人,在和包圍機場的台灣青年作戰之外,也趁隙攻擊了附近村落。飛機場對面的劉厝庄,就有多人被害。「血洗劉厝庄」(劉厝事件參考: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民變──以嘉義三二事件為例〉,頁 202-203;《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175-200。),是二二八事件中相當令人心酸的故事。

二二八事件期間,劉厝庄處於交戰線上,居民多數把妻小疏散到其他地方,但是田裡農事不能不管,因此壯丁仍回村裡餵家畜、下田工作。三月九日下午,國軍由飛機場衝出來,見人就開槍,打傷了幾個人,把在田裡工作的庄民集中到一間房子裡關起來,在村裡到處劫掠,拿得動的東西通通拿走。除了庄頭有三個人中槍死亡之外,十個村民被帶到機場外面殺害。當時村民還以為他們只是被抓去做工,根本無法想像這樣就會被殺。

這些人多是不識字的農民,以為沒有參加任何事,就不會有問題,結果遇上「土匪兵」。後來警察還不斷到當地查問,是否有藏壞人。

另外和飛機場有關的心酸故事,是一位在空軍基地當廚師的賴炳南,在事件中也遭到殺害。他在飛機廠當廚師有一段日子了,二二八事件之初他照樣負責採買,辛辛苦苦把菜運回飛機場,後來又沒再出來了。裡面有人傳話給他兒子,說他被懷疑出去之後有做什麼壞事,因此被殺。他兒子氣憤地表示,連每天做牛做馬、煮飯給他們吃的人都要殺,還有人性嗎?(《 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33-138。)

其他還有許多無辜市民在戰鬥中遭到池魚之殃。工程小包商童萬貴在斗六遇到市街戰,被國軍打死。市民蔡維在東門一帶被害。天主教徒張天賜於戒嚴後在火車站遭盤問,後被士兵以刺刀殺害。(《 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107-116、23-30、57-66。)

陳家的悲劇

上述的故事之外,有一個家族在這事件中的遭遇,更可以說明二二八事件的悲劇性。

嘉義縣立中學校長陳慶元是個教育家,書香門第,兒女個個傑出,是人人羨慕的好家庭。陳顯富是陳慶元的第三個兒子,日治時代總督府台南工業專門學校畢業,當時在嘉義中學教數學,據說長於足球,深受學生愛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率先將嘉義中學的學生組織起來,出面維持治安,並接收廣播電台。他是個主戰派,對台灣人抗暴的能力相當樂觀。當處委會秘書李曉芳去勸戒他不要擴大事端時,他斷然地說:「政治交給你們處理,軍事我們有把握會贏」。(《 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232-233;〈李曉芳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 3 二二八專號》,頁 23。)

陳顯富投入戰鬥之時,並無法預料他們家在這個事件中會遭受家破人亡的慘劇。三月四日羅迪光營長砲擊市區,在東門一帶造成傷亡,其中陳家的第六個兒子陳顯能被擊中死亡。(《 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157。)

三月七日,羅迪光營長由紅毛埤退往飛機場時遇到南靖糖廠的台灣人職員護送兩個大陸人要到市內,結果四個職員:邱創仁賴耀欽鍾季友陳顯宗被軍隊綁縛樹上以刺刀亂刺亂砍慘殺,蔡啟聰下落不明,很可能被押到飛機場殺害。陳顯宗是陳家第四個兒子。四個人的屍體運回嘉義市內,引起市民極大憤慨,陳顯富更是怒不可遏,加強了抗暴的決心。(《 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153-171。)

此外,陳家的第五個兒子當時就讀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與同學組成隊伍回嘉義支援機場包圍戰,及時逃躲於山區,事後回校自新,躲過一劫。(《 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26-45。)

國軍重新取得嘉義市的控制權時,連陳慶元校長都被捕,送到台中審問,據說曾遭電殛刑求,後來交保釋放,但是身體變得很壞,精神打擊甚大,於一九五○年去世。(《 嘉義北回二二八》,頁 153-171。)

二二八事件之後,陳顯富逃亡了很久,仍然不放棄對抗國民政府,一九五○年牽涉共產黨「山地工作委員會案」,被捕處死刑。

被推出來擔任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委的陳復志陳慶元的堂弟。他少年時代就到中國求學,讀了保定軍校,娶了南京籍的蔣佩芝,加入抗日戰爭行列,吃過苦、立過功。戰後回台灣,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籌備處主任。

事件中,陳復志雖然被推為處委會主委,又是防衛部司令,但是處境相當為難。因為他被視為「半山」,很多人並不相信他,甚至事件開始就有流氓威脅他、要打他。可是最後又要他出來擔任講和的工作。蔣佩芝回憶說:「去機場之前回家時,有幾個台灣人拿槍跟著他,好像不信任他。我偷偷告訴陳仔跑,他不要,說:我不出去講話誰出來講話?嘉義人死太多了。」

陳復志在三月十八日被槍決。他當年懷抱祖國夢而到中國從軍,也加入抗日戰爭,經歷過許多戰役與流亡的生活,沒想到沒有死在日本人手裡,卻在回到家鄉後,死在他熱烈擁抱的祖國手裡。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角色

陳復志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三青團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相當重要,犧牲也最為慘重。在事後清算中,幾乎各地都有三青團成員被殺。三青團在 1938 年成立,被視為是蔣經國的勢力。由台灣到中國參加抗戰的李友邦張士德在戰後三個月回到台灣籌備三青團。張士德日治時代參加過台灣農民組合,因此他循線將日治時代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士組織起來,以前參加文化
協會、工會、農組等的人士於是紛紛加入。

李友邦擔任台灣三青團幹事長。他是台北蘆洲人,台北師範畢業後到大陸念軍校。諸多「半山」當中,李友邦是比較正派、愛台灣的人士。但是因為二二八事件中三青團成員太多人牽涉在內,使得政府高層對他開始不信任。雖然二二八之後他暫時保住地位,但到了在白色恐怖時期,李友邦就無法逃過一劫了。

李曉芳說:「並不是說大家加入青年團,就表示對三民主義青年團有很大的信任,我也也知道青年團在大陸的形象、風評並不好。但在台灣根本不允許有另外的組織,所以大家也只好暫時加入。」(《 諸羅山城二二八》,頁 230-231。)

根據鍾逸人所記,三青團成員中有許多知名之士:台北的主任是王添燈,成員尚有老台共林日高、潘欽信等;台中有:張信義、林碧梧、石錫勳、林糊、莊守、陳崁、陳海成、葉榮鐘、林培英、鐘逸人、賴通堯、楊啟東、呂赫若、林連宗、何赤城、巫永福、林朝業;嘉義有:陳復志、李曉芳、王甘棠、許世賢、張進通、許傳;台南的莊孟侯、曾溪水、林義成、許麗玉、歐滋英、吳新榮,高
雄有王清佐和簡吉,屏東有葉秋木。(〈鍾逸人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 3 二二八事件專號》,頁 41。)

除了以上人士,岡山地區蕭朝金、朴子張榮宗,也是地方上三青團負責人,都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

青年團的主要工作是宣傳三民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辦國語補習班等,對象以青年學生為主。如洪炎秋負責推行國語的工作,後來就辦了《國語日報》。但由於三青團成員的屬性,對地方的公共事務都很熱心,平常就常反映民情,為民眾的陳情和官方交涉,因此和地方的軍人、警察、官員早有不少摩擦。事件發生之後,又多主動負起地方治安等責任,結果竟成了政府頭號眼中釘。

以嘉義市為例,孫志俊認定的「主動暴犯」就包括:三青團嘉義分團籌備處主任陳復志盧鎰蘇憲章黃漢書王甘棠李曉芳,其中陳、王、李三人都是三青團的重要成員。被殺害的市參議員盧鈵欽也是三青團成員。

三青團可說是延續日治時代社會運動的組織與精神,原本應該在戰後台灣的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經過二二八及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之後,所受的打擊不下於一九三○年代之後日本政府對台灣社會運動的全面鎮壓。日治時代的社會運動者,至此或是入監遭害、或是流亡海外、或是退隱不問世事、或是謀生困頓,力量幾乎全然瓦解。

雖然如此,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立的反抗精神仍然不絕。這反抗精神很長的一段時間缺乏組織來持續發展,反抗意識成了蓋在灰堆裡的火種,等待新的燃料、新一代熱血青年出現,再續追求社會正義、保家衛鄉之戰。

四、結語──抗拒嘈雜蟬聲

蕭翔文在另一首〈鳳凰木的花〉這樣說:

像火焰一般盛開的鳳凰花
與炎炎夏陽
聯手燃燒嘉南平原!
為了抵抗籠罩在葉叢裡的蟬聲──
「我已佔領了台灣」,鳳凰木竭盡一切熱情燃出鮮紅的花
──「台灣要自立!」
在燃燒的鳳凰花
聽到抗拒「殖民」與「白色恐怖」一世紀的叫喚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是突發的考驗,在各種條件未成熟下,自立的願景未能成為普遍的目標。許多人在當時努力反抗了,可是為何反抗?台灣要往何處去?一切顯得茫然。如今,若仍是如此,那些殞落之花,又要歸投何處?

我們的世代,仍然還得抵抗島內島外反對台灣自立的嘈雜蟬聲,仍然得抗拒暴力與極權。一年又一年花開花落,一代又一代在考驗來臨時繼續勇敢回應。社群的生命力,就此展現。

(本文依據 2000 年發表於《台灣教會公報》的〈鳳凰花燃燒的平原〉一文重新修訂)

主要參考資料:
 〈嘉義市三二事變報告書〉,收錄於《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
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 嘉義北回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 年。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 年。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嘉義驛前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 年。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嘉雲平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 年。
 《口述歷史 3 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 《口述歷史 4 二二八事件專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民變──以嘉義三二事件為例〉,收錄於《臺灣光復初期的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年。
 賴澤涵等,《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 李筱峰,《解讀二二八》,臺北:玉山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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