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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國不是人口太多,而是國家太狂妄

週日 2016年03月27日, 8:19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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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本土新聞
On 三月 27, 2016

在日新月異、瞬息萬變的中國,人們沒有時間抱怨、沒有時間失望,人人都像那節粉身碎骨的「和諧號」高鐵列車,奮不顧身地向著前方的金山銀山飛奔,稍慢一步就有可能少發一大筆財。

但,即便大半個中國都被霧霾籠罩得嚴嚴實實,人人都「艱於呼吸視聽」,大家仍然存有苦中作樂的智慧和勇氣。中國人生存能力之堅韌頑強,堪稱舉世無雙。中國網友在網上創作了不少幽默的段子,有一則是以一度意氣風發、如今已經失去自由的前央視主持人芮成鋼為主角:「芮成鋼採訪駱家輝:『中國是你的故鄉,你走了,不想帶一把故鄉的泥土嗎?』駱家輝:『帶了!肺裡裝得滿滿的呢。』」

然而,與其用類似的段子來自我娛樂,不如讀一讀英國《衛報》駐亞洲環境特派記者華衷(Jonathan Watts)所寫的《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一書,這是一本力圖喚醒不願被催眠的中國民眾的環境報告。作者在前言寫道:「從西藏山區到內蒙古沙漠,我的研究之旅超過十六萬公里,親眼目睹了種種環境災難、消費者的毫無節制,以及鼓舞人心的貢獻。……這本書可說是在這片被煙霧籠罩、被起重機轉型的大地上旅行的感想紀錄。」

有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中國人,熱衷於到世界各國旅行,搶購奶粉、尿布和馬桶蓋子,到羅浮宮的噴泉裡洗腳,到迪斯尼樂園隨地大小便,也喜愛閱讀各種介紹美食的旅行書;但他們最應當閱讀的,偏偏是這一本關於中國自身的、步步驚心的環境之旅。

四川地震與紫坪鋪水庫

二00八年,四川大地震發生後,華衷趕赴災區採訪報導。他報導的視角與其他記者不同,沒有太多採寫災民的苦難、官僚的無能、軍隊的遲緩,而是從環境科學的角度探討這場地震發生的原因。有一部分地震是地殼自身運動的結果,有一部分地震卻是由人類的不當活動所引發。華衷蒐集了若干學者的研究材料表明,四川地震跟紫坪鋪水庫的興建有明顯的因果關係。

地質學家指出,在紫坪鋪水庫建立前,映秀—北川斷層帶已經安靜了數千年,地震的爆發並不符合斷層帶的活動規律。

華衷採訪了四川省地礦局總工程師范曉,這位科學家認為,紫坪鋪水庫的三億二千萬噸蓄水可能誘發這條斷層帶的活動。哥倫比亞大學地球觀測站的研究員克羅斯在其發表的研究報告中寫道:「紫坪鋪水庫的蓄水重量擠壓這條斷層帶,使它變脆弱,增加崩裂的壓力。這種作用是地殼運動一年產生的自然壓力的廿五倍。……水庫蓄水所形成的巨大壓力,導致斷層最終崩裂。」

當然,猜也猜得到,中國政府會猛烈駁斥類似的觀點。對付國內學者,通過組織的力量讓其閉嘴;對付國外的學者,則封鎖媒體不讓國人看到其觀點。盤根錯節的水電利益集團不受置疑和制約,繼續興建更多、更大的水壩。就在這場災難發生的一年後,中國當局宣布在長江上游及其支流興建二十座新水力發電廠,其中多座靠近斷層帶。

紫坪鋪水庫、三峽水庫以及中國在瀾滄江等河流上修建的不計其數的水庫,是中國環境災難的一個重要側面。全球四萬五千座大型水壩,有將近一半集中在中國。那麽,中國人為什麼熱衷於興建水壩呢?

水利在中國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首先,追溯中國漫長的歷史,兩千多年來,治水是統治者念茲在茲的大事,欲先統治人民,必須先掌控河川;不能控制水患,就會出現皇權易位。所以,學者魏特夫才會有「治水」導致東方專制主義的學說;儘管有其片面之處,也不失為觀察中國政治傳統的一個視角。

其次,毛澤東是水壩的熱情倡導者。華衷指出,對毛澤東而言,游泳不僅是項運動,也是他用來展現對水資源的駕馭及政治權威的工具。毛曾在游泳池旁邊會見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以此羞辱不會游泳的「晚輩」赫魯曉夫。毛多次暢游長江,預告修建三峽大壩,並在大躍進時期為日後瘋狂大舉的水利工程做準備。文革前夕,毛再度暢游長江,以此老當益壯的氣勢壓倒黨內的穩健派。

紫坪鋪水庫是毛生前的夢想之一。毛曾因為岷江水流太湍急,無法在江裡游泳,表達了失望之情。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覺得難堪,下令當地官員規劃興建水庫,是為紫坪鋪方案的開端。毛時代急速莽撞的水利工程,很快導致重大災難頻繁發生。

一九五八年,全國瘋狂興建水壩,河南在短短一年間,驅使數千萬農民興建一百一十座水壩。十年後,這些水壩半數潰決。一九七五年,中國發生最慘重的水庫潰壩事故,河南駐馬店地區超過廿四萬人死亡,這一慘劇長期秘而不宣。

第三,修水壩的背後是中國對電力無止境的渴求,以及佔有水資源的荒唐欲望。就電力而論,中國的煤炭和石油資源即將枯竭,水力發電似乎是清潔而安全的方式。就水資源而論,中國是全球水資源最匱乏的國家,在瀾滄江修水壩能從下游國家那裡掠奪更多水資源。華衷在旅途中採訪了幾名退役將軍,他們將異想天開當作救國妙計——他們向中央建言,用數百枚核彈轟炸喜馬拉雅山,融化冰川,進而獲取水源。

第四,修水壩也是統治者的政績體現,以及水利集團的利益所在。華衷幽默地將學水利的胡錦濤稱為「水主席」,將學地質的溫家寶稱為「地總理」。「水主席」和「地總理」這兩個人表面上倡導「科學發展觀」,實際上信奉鄧小平的名言「發展就是硬道理」,為了發展,可以「暫時犧牲環境」。

但華衷尚未觸及另一個更加隱秘、如同黑幫般的利益集團,即在水利和電力領域擁有封建領主式的特權的李鵬家族。無論三峽還是紫坪鋪,背後都晃動著這個家族的黑手——沿岸數千萬民眾的生命安全以及白鱀豚等珍稀動物的生死存亡,在他們心目中都輕如鴻毛。

人定勝天與計畫經濟才是罪魁禍首

本書描述了中國若干超大型工程給自然環境帶來的毀滅性破壞,除了水壩,還包括青藏鐵路、南水北調工程、山西和內蒙的大型煤礦、上海如森林般的摩天大廈……作者認為,中國的環境危機根源於人口壓力,正如本書書名《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來自於作者小時候的一段趣事:一個英國小男孩每晚祈禱十億中國人不要一起跳,因為大人對他說,如果中國人一起跳,地球會偏離軸心,邁向毀滅。儘管成年之後,他不再相信這個大人的玩笑,但這個故事在他心中留下揮之不去的烙印,使他以之為書名——殊不知,這個書名有相當的誤導性。

華衷專門為中國文化發源地的河南設置一個章節。河南簡稱「豫」,這是一個人背靠著大象的象形字,可見古代這裡是茂盛的森林。然而,今天的河南被稱為「中國最污穢的地方」,河南人被當作中國的「劣等人」倍受歧視。河南的變遷是否驗證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土地因承受過度人為的壓力,傷害了生活其上的人的健康與福祉?華衷的結論是肯定的,他幾乎被河南數以百計的愛滋病村莊驚呆了。

但我的看法截然相反,如果說河南是一億人擠在不足十七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上,造成環境的惡化;那麽,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擠在不足三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更大。但台灣因為有民主制度的保障,環境保護工作既是政府工作的重點,也已內化為民眾的潛意識。台灣有青山綠水、碧海藍天,是全球遊客喜愛的旅遊勝地。可見,人口不是最關鍵的因素。

華衷認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對中國過於龐大的人口數量懷有一種恐懼、悲憫乃至無可奈何的心態。然而,過於誇大人口的影響,不僅幫助中共推卸環境惡化的責任,甚至為共產黨殘暴的計畫生育政策找到藉口。其實,中國環境惡化的核心原因不是人口太多,而是國家太狂妄。


圖:無盡的電力需求。(pic via Kamal Zharif Kamaludin)

共產黨的一黨獨裁體制,使得「人定勝天」的意識形態泛濫猖獗,而「計畫經濟」更是為瘋狂的大型工程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條件。美國社會學家史考特(James C. Scott)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計畫是如何失敗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一書中,給出了深刻的理論分析。

該書的主題是「解釋二十世紀烏托邦式的大型社會工程失敗的背後所隱含的邏輯」,史考特從科學林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城市規劃(巴西利亞)、坦桑尼亞的「村莊化」、前蘇聯集體化和工業化農業等領域和個案入手分析,在每一個案例中都發現所謂的「規劃者」對其所要改變的社會或生態所知甚少。

「這些計畫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視生態和社會生活的基本事實,甚至當其致命的結果已經顯現出來之後,仍然被不顧一切地繼續推行。」

作者指出,社會工程產生巨大災害,源於以下四個因素的結合:第一,對自然、社會的管理制度的簡單化:國家企圖限制人群流動,人口易於統計、管理,人們的生活、行為都要規範化、標準化;第二,極端現代化意識形態,認為人類一定可以認識自然,掌握自然規律,從而征服自然,理性地設計社會秩序;第三,獨裁主義國家,有願望有能力用強制權力使計畫成為現實;第四,公民社會軟弱,無力抵制國家計畫的強制施行。

狂妄的國家、非民主的決策和過度自信,是災難的根源。史考特的結論是,「作為宗教信仰的極端現代主義」、獨裁的權力以及軟弱的市民社會,為社會災難和自然災難的泛濫提供了條件。

本書沒有中國的例證,但作者在為中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我知道,我這裡的一些結論也可以被推廣到現代中國的一些時期(也就是『大躍進』時期和李森科主義的農業進步時期)。我將這些工作留給我的那些有才華的中國讀者。」

而在為本書所寫的書評中,學者徐友漁指出:「二十世紀烏托邦式的大型社會工程的一大實驗場所,無疑是改革前的中國,繳付『學費』最高的也是中國。」徐友漁看到了改革前中國計畫經濟的弊端;其實,改革後的中國仍然深陷在同樣的思維方式之中。華衷在漫長的中國環保之旅觀察到的一切,都可以成為史考特理論的鮮活例證。

比如,華衷來到由中甸改名而來的「香格里拉」——這個名字明明是英國小說家希爾頓的烏托邦想像,世界上並沒有香格里拉,但為了地方的經濟利益,中國人居然無中生有地創造出香格里拉來。華衷第一眼看到這座城市,不禁大失所望:

「中甸不似想像中的夢幻,跟其他縣城一樣,到處是貼著白色瓷磚和鑲著彩色玻璃窗戶的方形建築,街上滿是人潮和交通,中國工商銀行香格里拉分行和中國共產黨香格里拉縣黨部的招牌……」

這樣的景象難道是世外桃源?

不過,當局又在旁邊修建了一座新城,並將其「做舊」成為「舊城」。中國人有特殊的本事製作假古董,居然還能偽造一座假的「舊城」,華衷說:「附近的一個舊城幾乎是從無到有地興建中,造價三億人民幣,目的是要使這個城市看起來比較不像中甸,而像香格里拉。這種假古風的裝飾,是現代化的縮影。」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中共在跟國民黨搶奪天下的時候,在《新華日報》發表了不少譴責國民黨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句名言:「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如今,這句話正好應驗到中共自己身上。中國的環境災難,始作俑者正是中共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

雖然華衷不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嚴厲批評者,但他發現中國政府不是問題的解決者,而正是問題本身。他寫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一個獨裁的權力機構,但它不情願或不願採取任何可能抑制經濟成長的措施;事實上,它經常懲罰那些試圖抑制經濟成長的人。揭發污染醜聞的環保運動人士有時挨打、被監禁、或遭審查;抗拒無節制經濟擴張模式的宗教團體、工會、記者、律師、大學、非政府組織、傑出人士和其他民間部門,不是被除掉,就是遭到嚴密控管。」

看上去無所不能的共產黨政權,偏偏在環境污染治理上束手無策。首都北京的霧霾,只有在奧運會、領袖峰會等特定時期才能暫時遏制,整體情勢的崩壞一發不可收拾。「幾乎每個中國城市的空氣污染情況都極其嚴重,對人體健康危害甚鉅。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凖,中國的城市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能呼吸到有益健康的空氣。」難怪華衷會充滿嘲諷地評論說:「中國政府以獨裁聞名,擅長控制異議人士,卻不太能夠對付污染製造者。」

中國社會的上層、中層和底層都對環境惡化以及獨裁制度的維持負有各自的責任。就中國最高領導人而言,無論自詡為「一代天驕」的毛澤東,還是聲稱「摸著石頭過河」的鄧小平;無論好大喜功、戲子性情的江澤民,還是工程師性格、一板一眼的胡錦濤,一直到蠻橫粗魯、剛愎自用的習近平,都是環境的破壞者,都是將中國從家園變成煉獄的千古罪人。

至於中層部分,華衷在旅途中接觸到許多地方官員,發現左右中國現實的關鍵力量在中間階層,包括地方黨部領導人、工廠業主、外國投資者和外包商。在黑龍江,他觀察到每個地方官員在其轄區內都是「小毛澤東」,都是土皇帝。他們唯一在乎的是政績和能撈取的好處,完全不考慮卸任後洪水滔天。

華衷指出,中國環境保護不力的重要原因是:「人們相信更多人代表更大力量,對土地對育殖能力有過高期望。地方黨工把上級的瘋狂計畫推動到荒唐的極端,並謊報成果,迫使任何膽敢揭發事實的人噤口。一九七八年後,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擁抱污染產業和莽撞的快速致富計畫。」

而底層民眾並非全然無辜。華衷走訪了許多在苦難和貧瘠中無法自拔的農民和工人。他們固然有其善良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懦弱、愚昧、麻木不仁、聽天由命,甚至甘當奴隸。

最讓我震動的一個細節是:華衷來到甘肅省長城腳下的一個村莊,由於河川乾涸、沙塵暴猛烈,大多數居民已經遷移,最後的一家人幾乎是在等死,家中卻購置了嶄新的毛澤東畫像——「牆上掛的毛澤東相片,上了塑料塗層而有光澤,但顔色太過鮮艷,看起來像是上了唇膏和眼影的印度女神。」這一幕跟魯迅感嘆的場景——日俄戰爭期間,中國民眾興致勃勃地圍觀日軍屠殺被當作俄國間諜的中國人——何其相似!

崇拜殺人魔王的民族沒有明天。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人仍然在鐵屋子中沉睡。他們不是裝睡,確實睡得像死豬一樣。裝睡的人叫不醒,睡得像死豬一樣的人更叫不醒。

華衷在本書的結尾部分指出,想要有更好的環境,就得先有更好的價值觀。那麽,中國需要什麽樣的價值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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