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2 pm - Wednesday 12 December 2018

技術流與大歷史 — — 東方與西方永不相合?◎劉仲敬

週一 2017年01月09日, 10:53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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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William Z. Liu | 劉仲敬
Historian, ex-medical examiner, author of Canons and Chronicles: China’s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 《經與史》作者,曾刀下閱屍、現筆下論史
Jan 29

《1661,決戰熱蘭遮》書評

黃仁宇發明「大歷史」概念不到二十年,這個詞就染上了危險的色彩。逃避主義的風氣愈演愈烈,造成技術與視野不能兼得的神話。這種神話並沒有阻止弗蘭克和彭慕蘭以論代史的破壞性影響,卻打擊了博古家和珍玩愛好者感受歷史意義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事實上,技術流的寫作非常容易自然而然地體現歷史的整體格局,即使作者本來沒有這樣的意圖,因為流動的細節一旦各就各位,就會產生自己的生命。讀者經常發現自己比作者更聰明,奇怪作者為什麼看不到呼之欲出的結構和意義。歐陽泰的《1661,決戰熱蘭遮》就屬於這類作品,作者的謹慎和背景的宏遠不成比例。

歐陽泰一度相信:明軍在數量上擁有十倍的壓倒優勢,勝負沒有懸念可言。一千多荷蘭人即使將海軍算上,數目也少得可笑。明清戰爭的任何一方只要有意,隨時都能蕩平歐洲人的據點。荷蘭總督府早在十年前就預測到:鄭成功一旦在大陸戰爭中失利,就會覬覦台灣避難所;但他們毫無辦法,只能坐以待斃。然而,軍事細節使他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在這方面,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勤奮與淵博。當然,這裡面還存在更深層次的因素。同時代的東西方史料不能等量齊觀,前者通常只有泛泛而談、無法核對的文學性描繪。撰寫技術流的中國古代史,在技術意義上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作者對意大利戰爭以來的軍事技術演化了若指掌,這些細節決定了戰爭的成敗。荷蘭人的要塞和帆船凝集了歐洲近代早期軍事革命的精華,在層次上遠遠高於明軍。如果殖民者的領袖沒有犯下嚴重的錯誤,他們本來可以取勝。如果明軍沒有獲得歐洲變節者的技術和情報支援,甚至不會有機會利用敵人的錯誤。

荷蘭人的三角帆船依靠複雜的帆索體系,能夠逆風行駛,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度使鄭成功瀕臨精神崩潰。鄭氏無疑是東亞走私貿易的王者,他的船隻布滿從長崎到澳門的航線。清軍畏鄭成功艦隊如虎,輸掉了南京戰役以前和以後的每一次海戰,坐視鄭家從閩浙海岸搜走了四倍於魯王和唐王的賦稅,最後只能強迫沿海居民撤退到內地。然而,鄭成功的艦隊在荷蘭人面前沒有勝算。如果不是颶風恰好摧毀了北線尾沙洲的堡壘,明軍一開始就無法闖進鹿耳門。英勇的克勞森船長衝破了絕對優勢的明軍包圍圈,從巴達維亞帶來了十二艘荷蘭戰艦。歐洲海軍的速度和機動能力無可匹敵,完全可以在台灣海峽切斷明軍補給線,置已經開始缺糧的鄭成功於絕境。

這大概是延平王畢生最危險的時刻,因為他沒有掌握撤回金門、廈門的制海權。他以前跟清軍作戰時,即使在陸上慘敗,逃亡的海路始終在他的水師控制之下。然而,揆一愚蠢地放棄了自己的優勢。他選擇正面近戰,用援軍補充自己的隊伍。這無異於將海戰變成准陸戰,將優勢奉送給人數多的一方。無敵艦隊入侵英格蘭的時候,西班牙人就企圖用這種方法對付英國人。英國人自然沒有上當,而揆一卻做到了敵人都沒有指望的自殺性決策。從這一點看,他的十年徒刑並不怎麼冤枉。此事和鹿耳門風暴加在一起,決定了戰爭的命運。鄭成功完全有理由據此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荷蘭的加爾文主義者有沒有深入挖掘另一個澤蘭省(熱蘭遮)陷落的神學意義,不得而知。

揆一的朋友在三級會議為他辯護,強調他苦守孤城一年多的難度。然而,三級會議沒有辜負賢明的盛譽。荷蘭的宿敵西班牙人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經常只有幾千駐軍,一再擊破土耳其和摩洛哥的數十萬大軍。較之明軍,穆斯林戰士的素質並不遜色。歐洲人天生就應該以寡擊眾,正如亞細亞帝國就應該以多取勝。揆一在類似情況下不能取得同樣或更好戰績,就是他的失職。鄭成功在南澳島基地訓練出來的私家軍隊號稱鐵人,戰鬥力不是腐敗的明朝正規軍所能比擬的。他們身披重鎧,刀槍劍戟樣樣精通。鄭成功本人武功了得,虛榮心很重。他親自上陣,向兩軍將士炫耀飛馬連射的絕技。看來,《三國演義》描繪的那種大軍等於觀眾的場面並不是小說家向壁虛構的產物。這些確實非常出色的表演僅僅贏得了數百名歐洲觀眾的嘲笑,鎮江和寧波的滿洲將領是不會如此輕佻的。我們不必奇怪:國姓爺一再勃然大怒,甚至屠殺俘虜洩憤。

荷蘭人的自信有其道理,因為軍事工程學的奧秘在東方仍然不為人知。帕維亞戰役給法國人上了一課,也啓動了火炮和防禦工事螺旋形上升的競賽。西歐技術優勢主要依賴這種競爭的過程,而不是依賴具體的產品。寧遠城頭的明軍火炮和攻破廣州的清軍火炮都是歐洲的過時產品。熱蘭遮的大炮火力猛,射程遠,精度高。稜堡和炮位相互配合,實現了交叉火力的全方位覆蓋。鄭成功部隊掌握了火槍齊射的技術,已經比大部分清軍強很多;但遠不能跟納騷親王的步兵操練相比,他的火炮也沒有荷蘭火炮射程遠。他沒有意識到雙方軍隊的質量差距,或者原本就打算不計傷亡,貿然進入自己的火炮死角和敵軍的火炮範圍,幾乎全軍覆沒。相形之下,明清兩軍在廣州城下的火炮戰傷亡就很小。由於城牆死角太多、老兵經驗豐富,廣州的炮擊僅僅起到了威懾作用。鄭軍將領如果願意留下誠實的紀錄,大概不會不像意大利雇傭兵對法國人的感受:他們居然當真殺人。無論如何,明軍只能撤退到歐洲人打擊範圍以外的山區。

鄭成功沒有足夠的給養。他原先的作戰方式接近流寇主義,依靠行動迅速、軍容浩大震懾毫無準備的州縣,迫使他們自動投降,然後掠奪浮財和物資,棄空城而去。清軍駐防部隊趕到時,只剩下必須救濟的飢民。這種方法使清軍對付明朝正規軍的大部分技術都喪失了作用,也使他無法建立可靠的地方管理機構,白白浪費了軍事勝利造成的許多有利機會。張煌言和眾多遺民都批評他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甚至因此懷疑他對大明的忠誠;但這更有可能出於海上走私集團的本性,他們條件反射地認為海盜貿易是任何遠徵的唯一正當目的。而且,海盜貿易者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難以見容於士大夫,使鄭成功缺少文官儲備。根據司徒琳的說法,他即使在佔領台灣以後,也只能實施軍事統治。

鄭成功很可能像豐臣秀吉在朝鮮一樣,以為荷蘭人的物資就是為自己準備的,現在大失所望。他的知識儲備只剩下屯田這一招,前線只留下三百人。與其說是圍攻,不如說是偵察。可想而知,屯田的效果很差。這主要是出身和行為模式的問題,走私者和農民兵的性格完全不同。後來台灣的墾殖,仍然少不了招募流民。無論怎樣解釋,次年春天的鄭軍已經處在飢荒的邊緣。巴達維亞曾經遭到爪哇土著王朝的圍攻,也是出於類似的原因解圍的。正在這時,揆一的愚蠢抵銷了鄭成功的輕率。

即使援軍失敗,熱蘭遮的防禦仍然是堅固的。據說,要塞的陷落最終仍然必須依靠土耳其式的做法。蘇丹非常清楚西方在創造力和技術方面的優勢,但他也清楚西方的弱點。他們永遠相互敵對,不會介意幫助土耳其人打擊鄰邦。任何一邦都出不起東方大皇帝的高價,購買或盜竊他們的關鍵技術並不特別困難。土耳其的海軍將帥和炮兵工程師一向都是基督徒或基督教的叛教者,叛教徒在阿爾及爾攝政國形成了自己的社區。沒有這些客卿,蘇丹連君士坦丁堡都進不了,更不要說發動勒班多海戰了。鄭成功也有自己的洛迪斯中士,他是鄭軍當中唯一精通歐洲兵法的人。明軍在城外的高地照樣修築稜堡,荷蘭人沒有足夠的人力阻止他們。稜堡一旦建成,就不會再有任何援軍入城,荷蘭人的投降只是時間問題。洛迪斯的戰術酷似突尼斯戰役。二十萬土耳其人也是用同樣的辦法,攻陷了兩千西班牙人據守的果萊達要塞。

熱蘭遮戰役是中國和西方的第一次交鋒,但並不是東方和西方的第一次交鋒。遠東形勢孤立,遠離世界秩序的焦點。經典的東西方衝突主要發生在中東,至多包括印度。三千年來,這些衝突的基本模式似乎變化不大。兩套故事情節交替出現。或是寥寥無幾的西方精銳橫掃人數眾多的烏合之眾,以征服者姿態統治馴服的東方。或是狡詐的東方君主利用謀略和西方的弱點,以數十倍群眾大軍的代價殲滅了少量的西方精英軍隊。前者的典範是雅典的馬拉松戰役、亞歷山大征服波斯的伊蘇斯戰役、羅馬征服塞琉古的馬格尼西亞戰役、鮑德溫四世擊敗薩拉丁的蒙吉薩戰役、索別斯基擊敗土耳其的維也納戰役、克萊武征服印度的普拉西戰役。後者的典範是安息殲滅羅馬軍團的卡萊戰役、薩拉丁殲滅十字軍的赫廷戰役、土耳其圍攻君士坦丁堡的戰役。這兩種模式交替出現,沒有一方是注定勝利的;但東方總是依靠更加廉價的生命和更加詭詐的手段,抵消西方更加原創的技術和更加勇敢的精神。熱蘭遮戰役雖然是西方的失敗,卻沒有超出古老的模式。這個結論是作者不敢提出的,但他的材料給東方讀者留下的印象就是這樣。東方讀者有權不受政治正確的限制,直接將問題引向更危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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