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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青年貧窮化:資本因素下的中國因素與中國因素中的資本因素

陳柏謙 英國倫敦大學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

2012年的最後一天,在陪同國外朋友前往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槍決過無數左傾政治犯的馬場町紀念公園後,接著驅車前往了如今仍祭祀著兇手的中正廟,那天晚上,反媒體壟斷聯盟正在廟前的「自由廣場」上,舉辦著跨年靜坐行動,廣場上搭起的臨時舞台與帳篷內,擠進了上千名不畏寒風的熱情參與者,習慣性地繞了一圈,注意到場上多是一張張年輕而充滿熱血的面孔,而就在想認真聽著來自各團體與學生一一上台發表演說的同時,更難不去留意的,是舞台正後方用紅色布條寫著「正視中國因素」的幾個大字。

看著朱紅布條上的中國因素,一時間,我分不清是因在冷冽寒風中站立過久,抑或是一整天歷經景美看守所、馬場町的歷史旅程後過於疲憊的緣故,就這麼跌入了對所謂「中國因素」巨大的想像漩渦當中,而這一恍神,台上的人說些什麼,竟也就這麼給一併錯過了,只依稀記得反覆出現的諸如「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關鍵字、迴盪耳邊。


媒體自由關乎國家安全、民主制度,旺中併購案及壹傳媒交易案,政府也沒有積極作為,圖為跨年夜掛在自由廣場上的「正視中國因素」紅布條。(圖文/姜林佑)

當晚就寢時,被窩中左翻右卻轉輾轉難眠,數小時前廟前那血紅的字樣,彷彿有種魔力,讓人著迷,索性起身,拿出了向朋友借來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因為,朋友說,這樣一本充滿企圖心與使命感的書內,揭櫫了台灣面對「中國崛起」從容的應對秘方,更是這些日子以來反媒體壟斷運動中談論「中國因素」關鍵的理論與思想來源之一。

只是,看著看著,我更困惑了。

困惑的,是為什麼對書中自豪到認為能拿來當作「戰略武器」與「指導手冊」的台灣「自由民主生活」,我竟是如此生疏!困惱的,是為何在我雖然有限但卻真實的組織與訪談經驗裡,遍尋不著作者筆下台灣得以貢獻於世界的「自在而獨特的價值」,更多的,反倒是一種素樸卻找不到出口的憤恨與吶喊。意外的,是無法想像為何連「普世價值」竟都能工具化地重演作者曾批判過的「克勞賽維茲魔咒」。不解的,是作者相信更試圖說服讀者相信,一個重演台灣民主化歷程的中國,一個建立某種程度以台灣當年「市民社會」為想像的參考基準的中國,將會是台灣安身立命的契機,這中間的驚人的跳躍與鴻溝,巨大的推論空白,以及對於中、台過去歷史採樣的明顯篩選,無一不深深地困惑著我。

如何看待這樣一本被另位朋友稱作「當代台灣社運指導手冊」的著作,在一些朋友間成了有趣的共同話題,在與一些朋友聊天過程中,依稀感覺出此刻面對的論述,似乎再度回到、甚至刻意複製了1980年代的「市民社會vs.黨國體制」的戰略與戰術,只不過,黨國資本主義成了兩岸官商資本主義,而台灣市民社會則成了兩岸市民社會連帶。於是,大家更深刻感受到需要的,與其說是對這場運動中的部分主導力量、這本書所框架的第三種想像,抑或是某些廣傳的熱血演說的反思,還不如說,是對於如何看與理解伴隨著「中國崛起」而來的所謂「中國因素」命題的前所未有的迫切感。只是,考量到討論的方便,我還是選擇在接下來的討論中,以《第三種中國想像》一書中的論點來做為對話的對象。

簡單說,此時此刻的我們,比任何一個時刻更有必要懷抱歷史感,小心回溯中國大陸與台灣國家與社會性質在過去20年的轉變,這當然是一個巨大而複雜的辯論,但至少在我看來,借用《第三種中國想像》中所提到的,思考過程中,我們需要藉此去正視與質問的是,面對中國,無論是「威脅論」、「機會論」,還是書中主張的「民主輸出論」,影響這些論點出場的時機與有效性真正的變因為何?

資本因素才是關鍵

我的理解裡,這一切都與資本在台灣已然擁有各場域的主導地位,以及社會主義中國允許並逐步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有著最顯著的關聯。更準確地說,在所謂的「中國因素」背後「資本」的因素,才是牽動主導著這些同樣建基於恐懼背後所建立的論點出場的真正關鍵。

以引發反媒體壟斷這場運動為例,台灣的媒體產業之所以會從過去黨國時期演變成為資本壟斷發展,讓財團(無論是否親中)可以長驅直入的競逐,背後正是1980年代起盛行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與民間社會論的惡果,一個缺少了甚至刻意隱沒階級分析概念的民間(市民)社會論的運作結果,一些場域中黨國看似部分退出了,但資本的力量卻恰恰得以適時進場填補騰出的真空狀態,而被導向了代議制、政黨政治民主的社會力,一併解消了更激進地與資本對抗的正當性。媒體如此,教育、金融與醫療或各類民生事業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應反對正當化商品化的體制

一位夥伴的質問精準總結了反媒體壟斷的一大困境,他說,推到極致,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台灣的多數其實已經寡占的媒體「產業」,可以成為商品在市場上被資本任意地買賣,卻永遠沒有真正屬於工人與弱勢階級的發聲管道?更進一步問,資本主義的國家當中,當媒體必然成為商品,弱勢與工人的聲音必然頂多只能被有限度地披露。若不能反對正當化商品化的整個體制,反壟斷恐怕只能是一場未戰先輸的戰役。簡言之,處在一個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底下,早已預設了目前我們所會遭遇到的困境了。

說現在媒體壟斷的「苦果」正是當年民間社會論的歷史負債,其實並不苛刻,但如今我們卻再一次看到類似論點,被重新包裝整理後,面向著一個更大的「言論市場」兜售。用所謂的「官商資本主義」的框架來分析中國大陸可能還不是最大的問題,事實上,否定中國轉變中的「資本因素」當然只是自欺欺人,早在2001年的《人間思想》秋冬刊時,即已刊出來自兩岸對中國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成分的深刻討論。《第三種中國想像》一書與類似的論點,在我看來最大的問題是,拒絕正視中國大陸朝向資本主義道路發展過程中,正以驚人速度成長的「無產階級工人」的主體性,而只將他們刻意納入「市民社會」中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資本彷彿只是中國政府與共產黨的工具,新興資本家的影響力以及在逐漸主導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演變過程中的角色,同樣被刻意忽視了。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則連同所謂的「市民社會」再一次包裹處理地被劃入了所謂「官商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若細緻地進一步拆解這種論點,事實上,可能連資本家與中小企業,都可以被列入「極權專制」政權的人質與一定程度上的受害者,甚至因而具有某種可被納入「市民社會」聯合「反共(產黨)」的戰線當中的正當性。

一個朋友說,在某場討論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社運發展的場合中,一位活躍於兩岸三地的知名文化評論人,以略帶嘲諷的語氣,回應少數質疑他所謂兩岸三地「市民社會」團結促成中國「民主化」的聲音時,理所當然地說道:「不主張市民社會戰線,難道要提什麼兩岸三地無產階級團結嗎?」據說語畢引起在場一陣同意的笑聲。

從這對話看來,或許更需指出的是,這種論點的特性,就正在於拒絕正視中國社會至今仍殘留著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思想成分,也拒絕想像在台灣能夠努力發展出一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旨在根本替換現行由資本所主導的經濟制度的可能性。簡單說,這種論點的背後中真正的潛台詞,就是幻想希望透過重演類似台灣1980年代民間社會反黨國體制的歷史,讓中國大陸走向學習台灣的「自由民主」的新樂園。但,只要稍微有自覺與警覺心的朋友,應該都可以立刻察覺這種論點的危險性。

上週討論中,筆者提出必須放入「資本因素」,以作為正視資本在兩岸歷史的轉變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影響地位。筆者淺見,唯有正確看見資本在其中的動態變動,並看清中國與台灣工人與弱勢階級在當中的相似命運與困境,才是解消台灣社會面臨中國時巨大恐懼與焦慮的唯一出路,也才是能與中國工人一同「自信地」想像未來的認識基礎。

因此,概略而言,也就構成與《第三種中國想像》所隱含不同的兩組「想像」與「聯結」的理念型。從分析時的核心關照出發,是面向「(共產)黨國」或面向「資本」兩種不同的關鍵歸因,在構思出路上,則是「公民社會連結』抑或是「兩岸工人與弱勢階級團結』的兩種不同想像。

持平而論,由於《第三種中國想像》一書,與其說是本完整而周全的分析專著,更類似於作者近年所發表過的研究與文字加以擴展收錄,並加上部分近期熱門話題的評論所集結的一本精選輯。也因此,要以專著標準嚴苛要求書中提供有系統的分析與主張並不公允。不過,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盡可能試圖從中歸納出其對資本與資本家(尤其是台商)在中國與台灣的態度與因而選擇的策略。事實上,此種態度與立場,與時而隱晦時而公開清晰反應在台灣一大部分輿論上的呈現,雖有差距,但亦稱不上遠。

從分析時的核心關照來看,正因《第三種中國想像》選擇面對「黨國」而非「資本」;資本被視為僅是被「黨國」引進鞏固其體制的工具,如此,作為資本人格化了的資本家也就一併工具化了。就算資本(家)在分析中並非被視為全無主觀能動性,也非全然無視本質上資本再增值與剝削的必然職能,但,資本卻不可思議地被詮釋為受到「黨國」專制極權的壓制而有了被特殊化的「不正常/不道德」發展。與昭昭在目的巨大「黨國」相較後,受黨國「扭曲」、「壓制」的資本,竟彷彿有了自身的人格與道德性而值得期待。更關鍵的,這種視角進一步決定了面對所謂中國因素時出路的想像與策略選擇。

關於台資在中國的投資,書中的一章是這麼看待來自台商的:

由於中國惡劣的制度環境,使企業往往需要通過特權庇護的管道,來降低經營的風險。這種政商關係,本質上乃是一種資本和政權的結盟,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威權發展主義……在中國的台商,過去在台灣威權時代已經適應了與專制政府打交道的經驗。從這個角度來看,許多台灣資本在中國的經營方式,乃是威權發展主義餘緒在中國的延長,在這樣的處境當中,台商就比較沒有辦法省思到,這種「後門特權」為背景的紅包文化,實際上包含了對勞動者與環境的制度性剝削。台商在無意中,附和了、或甚至次助長了中國的威權統治。

這段文字精準反應作者對資本與資本家在中國的態度,資本(家)即便稱不上受害者,但至少以同為黨國體制的被壓迫者的姿態出場,而台資與台商(一般指非大型資本的中小企業)更只是在「無意中」助長了黨國體制。

最讓人費解的是,它不但徹底拋棄作者其他研究分析架構中也曾同意過資本自我增殖與剝削的本質,更選擇幫資本(家)披上了一層道德外衣。資本在中國對工人與環境的剝削都被看成是專制黨國體制惹的禍,甚至連資本(家)本身也不自知!在這種驚人詮釋下,作者接著寫到:

台商在追求經濟利益的過程中,接受威權發展主義的庇護,可能無意中傷害了兩岸社會間的情感……該思索的是:如何提升整體社會的反思能力,將「關係政治學」轉化為強調文化認同的「道德經濟學」。

至此,作者完成了將資本一併納入了反對萬惡的「黨國」體制的統一戰線論述底下。戰線裡,資本被分成認同「道德經濟學」的好資本與助長黨國體制的壞資本。這種區分在台灣並不陌生,它只是大規模重演30年前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服膺於專制黨國體制的大資本集團,是國民黨裙帶資本主義底下的從犯,民間社會須正面迎戰,但,也保留了開明睿智「民族資本家」起義來歸時可展臂歡迎的空間。此外,來自廣大來自民間社會的中小企業,則同屬受到黨國壓迫的受害者,戰略上更是須聯合拉攏的重要對象。

這種分析下所造成的歷史悲劇,部落客Torrent日前寫來一針見血,當年對台灣黨國資本的批判進而對市場運作與民間資本的期許,現在看來像極一場惡夢,此刻被普遍認為標誌著「中國因素」的資本巨獸,卻恰恰正是當年民間社會論者曾猛拋媚眼的中小企業資本。簡單說,能否自我增長、不斷擴張才是資本兩百年來不變的唯一職能與任務,服膺威權體制也好,服膺帝國主義體制也罷,這非但不是資本(家)的「無奈」,反到是資本韌性與主體性的展現。要工人與弱勢階級對資本抱持殷切的道德期許,歷史已在我們面前千百次證實終將只能是所託非人。百年前的英美如此,30年前的台灣如此,當下的中國與台灣難道還有例外嗎?


元旦當天馬英九文告結束後,對於反壟斷一事隻字未提,抗議者感到無奈與憤怒,拿起麥克風表達希望遏止政府暗渡陳倉,放任財團侵害公民言問自由的訴求。(圖/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文/姜林佑)
建立在這種認識上,《第三種中國想像》在構思出路時寄希望於「公民社會」,也就不難理解了。既然,連資本家都只是受到扭曲與壓制,一種排除階級分析、民資一體的「公民社會」自然成為了抵抗專制黨國唯一出路。而過程中,在上一回合有了與台灣黨國交手經驗而較「成熟」的「公民社會」,也就具備了指導中國正在成形的「公民社會」的「相對優勢」了。

事實上,回到對構思出路的想像上,筆者完全無法理解《第三種中國想像》何以認為兩岸「公民社會」連結,共同促成中國走上以台灣為師,但基本上卻是參照歐美以政黨政治與代議制度為核心的「民主化道路」,能解消台灣社會對中國的焦慮與恐懼。

相反的,台灣所謂民主化過程中,恰因選擇「公民社會論」盯著黨國而患了嚴重的「階級盲」、「資本盲」,廣大的工人階級,遲遲發展不出真切的「階級認同」不說,有的卻是不斷可被省籍、地域以至「統獨」等認同隨時調動的集體躁動與焦慮。同樣,正因缺乏階級視野,當面對諸如移工與新住民時,一樣無法明確指向背後資本的剝削邏輯,反倒而輕易遭分化而選擇歧視的排外態度。以此為證,一個本質上即刻意排除階級分析;一個基本上以一國為想像範圍的「公民社會論」,縱使暫且先完全撇開統獨不論,又有任理由樂觀相信會是解決目前兩岸紛雜而難解的分治/分斷狀態?何來自信認為單憑著對抽象「民主」的想像,就能夠解決長期分治而來的認同差異呢?

另一種想像的迫切需要

若抽象的「民主」想像的兩岸「公民社會」連結很可能終究不會是出路,那我們,至少在認識與思想上又該如何自處呢?且讓我們回到上次討論最後筆者提到被訕笑的「兩岸無產階級聯合」的想像上吧。


中國大陸台資企業富士康跳樓死亡員工家屬於2010年5月26日在深圳廠房外陳情,要求賠償及找尋死因。(圖文/中央社)

即便不論目前中國目前走的究竟是「官商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來,資本(當然包括台資)在中國影響力正與日俱增,而「資本主義」成分在中國各領域不斷擴增,這是不爭事實。而同時,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一支無產階級工人隊伍也正在形成中。是資本的因素,開啟了他們此刻真實的受壓迫命運。台灣廣大工人與弱勢階級只有在嚴肅看見他們此刻的命運的同時看見自己,看見同屬雇用勞動的身分在資本下一致受壓迫與剝削的處境,才能看見另一種認同的想像,一種只屬於人類歷史上至今唯一能夠真正超越國界、超越地域、超越種族的革命的「階級」意識與認同,並準確地面向資本,發展出不只是屬於台灣或是中國工人,甚至可以是全世界工人與弱勢階級的革命想像。深刻認識到並且敢於徹底翻轉現行經濟體制並掌握自身命運的人,才有機會超越一切的分化與敵視。這當然不會是一蹴可幾,但,前提是,我們需要在可想見的必然訕笑中,鼓起想像的勇氣,用生命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