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9 am - Wednesday 19 June 2019

「六四」30週年,中國民主希望何在

週二 2019年05月21日, 12:51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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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2019年5月21日

1989年,要求民主和消除腐敗的抗議者佔據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六周,直到軍隊在6月3日深夜到4日凌晨開進北京,進行鎮壓,有成百上千人在這個過程中死亡。
1989年,要求民主和消除腐敗的抗議者佔據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六周,直到軍隊在6月3日深夜到4日凌晨開進北京,進行鎮壓,有成百上千人在這個過程中死亡。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隨著「六四」民主運動30週年的到來,海外的紀念活動也在陸續展開。不過,對「六四」參與者和民主運動支持者來說,一個尷尬的問題是,儘管他們矢志要推翻中共暴政,以祭奠和告慰在30年前的那場大屠殺中死難的學生和市民,然而,現實不免讓人有些灰心。以海外華人聚集地也是民主運動的大本營紐約法拉盛(Flushing)為例,有關「六四」和民運的活動和會議,多數時候來的人不是很多,年輕面孔尤其難見。我自己參加了幾場會議,對此很有感觸。

我曾同一些「六四」志士有過交流,總的印象是,他們沒料到他們反對的這個政權竟有如此韌性,以它當年的不得人心、四面受困,普遍預計它10年內必崩潰,但現在30年過去了,它似乎活得好好的,而且看起來在進一步強大,恐怕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它倒下。

另一面,中共雖然藉著輿論封鎖和經濟成長,成功地讓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忘記了「六四」和那場大屠殺,但是,「六四」也是它的一個心結,每到紀念日,必如臨大敵。今年是「六四」30週年,對民間紀念的打壓,更是上升到維護政權安全的高度,早早部署。

我與「六四」擦肩而過。八九那年,我大學畢業,因在一個信息閉塞的小城——江西新余讀書,當要起來響應時,運動已經落幕。此後在國內,因害怕迫害,對「六四」只能取一種旁觀態度。我曾在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工作11年(直到2013年解職),在江胡時代相對開明的環境下,編輯之間有時也會談到「六四」,私下表達和官方不同的看法,或者與一些異議人士有交往,但不可能公開發聲。

去年8月底來美後,自以為一隻腳踏入廣義的海外民主運動了。然而,當我每每看到海外反對派中的一些人由青春年少、意氣風發的學子進入人生晚年,白髮襲向頭,卻還在為當年理想苦苦奮鬥,也頗覺沉重。難道中國民主真的讓人絕望?中國民眾真的只配被專制統治的命?不,肯定不是這樣的。我思考得出的結論是,不要對中國民主悲觀。這不僅是為處於低谷中的民主打氣,更重要的是,中國民主已經到了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

我去年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的《中共速朽論和習近平無能論為何是錯的?》曾一度被民運圈中的一些人看作為中共和習張目,滅民運志氣,但實際我要表達的意思是,中國民運要起到效果,就必須承認中共比過去強大以及習近平作為政治強人的事實,在今後的行動中採取正確的策略,而不像現在一樣一味空喊崩潰和無能。我在文中未表述的一個觀點是,任何強大總是相對的,表面的強大掩飾不了內裡的脆弱,看中共自己對未來小心謹慎、戰戰兢兢,它心裡也沒底。

撬動變局的這個人是習近平,正是習在2018年3月修憲廢國家主席任期,自我加冕導致內外形勢惡化,使得西方世界和中國的鄰國對中共更加警惕,其在政治上的全面左轉又造成中共內部和中國社會對他的不滿加劇。考慮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存在和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經濟大概會處於一個下行的長週期,可以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看似尚處於上升期,然而已是疲相盡顯。

去年流行的「70年大限論」,即蘇聯解體之後,認為一個政黨,不能連續執政70年,在這之前,都會出問題,被趕下台,雖然這並非嚴肅的歷史理論,更多反映的是民眾的願望和情緒,但中共合法性在加速流失,卻也是事實。

政治是講究合法性的。民眾的認可和接受的程度高,政權合法性就高,反之則低。任何一個政權,如果沒有合法性做包裝和支撐,剩下的就只能是赤裸裸的警察統治和武力鎮壓。這種政權遲早是要被推翻的。其實嚴格來說,現代社會是沒有這種政權生存空間的。朝鮮似乎是一個例外,但朝鮮實際是一個前現代社會。因此,從合法性看,中共正處於「六四」以後從未有過的巨大合法性危機中。

從學理上說,合法性通常由意識型態、程序和績效組成,其效用依次遞減。一個國家或政權要具合法性,三者至少必居其一。西方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和民主選舉的程序基礎上,因而相對穩固,歷經幾百年還充滿活力,雖然近年來它也遇到了各種問題和挑戰,合法性有所減弱。中共自「文革」結束和毛澤東去世後,支撐其統治合法性的意識型態遭受了第一次沉重打擊,八九「六四」鄧小平對天安門廣場學生的鎮壓使它遭受了第二次沉重打擊。

2014年6月4日,數萬人參加了在香港維園舉行的燭光守夜活動,紀念25年前北京軍事鎮壓天安門廣場一帶民主示威者的事件。
2014年6月4日,數萬人參加了在香港維園舉行的燭光守夜活動,紀念25年前北京軍事鎮壓天安門廣場一帶民主示威者的事件。 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六四」之後,中共的意識型態徹底破產,共產主義(不是中共現在的掛羊頭賣狗肉的特色理論)除了少數極左派外,連黨員都已不信。它也沒有民主選舉,剩下的唯一一根合法性支柱是由改革釋放的經濟活力及由此帶給民眾的福利改善。

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共各級官員及和他們有密切聯繫的各類集團,雖如此,但在過去畢竟孕育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所有人的生活在絕對意義上都得到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有大幅提高,民眾的民族自豪感增強。因此,在過去40年裡中國雖發生過大大小小的風波,但中共都挺過來了,原因就在於它有能力為民眾提供績效合法性以維持統治。

然而現在經濟高增長不再,未來想要達到過去的年均增長水平,幾乎是不可能的。一旦經濟發生持續衰退——而這種情況是比較可能出現的——它所能提供給民眾的福利勢必減少,失業增加。在持續衰退的經濟和政治形勢下,人民對習近平政權的不滿及其抗爭也會趨於激化,其統治成本會越來越高,績效合法性不斷遞減,直至完全消失。

中共改革以來的政策選擇和統治策略,是建立在「文革」和「六四」這兩個歷史的教訓的基礎上,前者使中共認識到,不發展經濟不行;後者使中共認識到,搞民主選舉即把合法性放在程序正義上也會葬送自己。與此同時,民眾對中共的認識和反抗程度也是建立在這兩個基礎上的,由於多數人或經歷「文革」,或參與、目睹過「六四」,有對飢餓、貧困和中共鎮壓的歷史記憶,所以對中共強調的穩定有認同和接受的一面,對中共的壓迫,雖有不滿,但不願或不敢付諸行動反抗。

但這種情況隨著績效合法性的持續流失將會改變。當「90後」「00後」成為社會的主角,由於他們成長於一個物質財富豐富的時代,享受全球化的便利,有國際視野,因此,他們不會視現有的財富為中共所賜,而是對此抱著理所當然的心態。他們也沒有對中共恐懼的歷史記憶,對貧困的耐受力也比不上父輩,若中共無法滿足他們更高的需求,甚至使他們從富裕重新回到貧困,那麼,他們對中共的暴政不會像父輩那樣在「六四」以後選擇沉默和順從,其反抗力度要激烈得多。

當然會有人說現況不是這樣:如今絕大多數年輕人對政治很麻木、不反動;或者雖對政權不滿,但認為還可接受;也有不少人很愛國,特別是海外留學回來的,越高大上越專心追求自己利益等。不否認此類情況普遍存在。可是也要看到,社會對政權不滿的情緒亦普遍存在,人們之所以不願或不敢反抗,是因為意識到個體反抗的代價,從這個意義說,他們在等待時機。另一方面,90—00群體目前最大的尚不到30歲,很多還是學生,但當這一代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少,挑起生活重擔後,假如屆時經濟惡化到多數人入不敷出,生活水準突然間急劇下降,很難想像他們對現狀會像其父輩一樣逆來順受。

再從知識分子和政權的關係看,雖然中共將統治合法性建立在績效基礎上客觀上會減弱它對知識分子的需求,但這只是削弱而非否定後者在國家統治中的作用,中共仍然需要知識分子為其統治做論證和辯護,特別是在經濟增長不再的情況下,更應團結和籠絡知識分子。

然而現在恰恰相反,自習近平上台後,對知識分子的打壓比過去嚴厲得多,基本上把左右兩派都得罪光了。近期發生的許章潤事件就是很好的說明。中共對許章潤這位敢言的知識分子採取停課處理,讓知識界噤若寒蟬,但也導致他們和中共離心離德,很多在心裡站在了習近平的對立面,無論立場。「筆杆子」、「刀把子」、「錢袋子」向來是中共統治的三根支柱,許章潤事件表明三根支柱已去一。如若經濟放緩引發「錢袋子」出問題,則是三根支柱去二。

此外,接班人引爆中共雷區,撬動派系權力鬥爭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不管習近平是做終身「總統」還是長期執政,以其年齡,第二任期結束前後他應該選擇和培養接班人。然而,誰能做習的接班人,是否能服眾,接班人和習的關係,接班人正式掌權後能否鎮住挑戰者,都會產生一連串問題,處理不好,勢必引發危機,撕裂中共。從歷史上的獨裁者來看,很少有獨裁者在選擇接班人時不會有一番血雨腥風的權力爭鬥,導致獨裁政權亡於接班人危機。

復旦大學歷史教授葛兆光先生去年11月在香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談到清從所謂的康乾盛世轉向衰亡的原因時,歸結為三點:一是帝國龐大疆域和複雜族群,造成控制成本過大;二是思想文化和意識型態無法面向世界,越來越凝固和僵化;三是皇權或國家權力過於集中,封殺了變革可能性。我認為是非常到位的,簡直是為當代中國和中共開出的診斷。

習近平要將中共的統治世世代代延續下去,可惜世上沒有永遠不變的事物。中共信奉的辯證法也不支持不變。或許中共還能統治相當長一段時期,然而,基於上述分析,加之海內外民主力量的不懈奮鬥,未來若干年看到中國民主的曙光,可能性相當大。

所以,不要對中國民主灰心。

鄧聿文是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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