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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恩負義的南韓政府,談台韓斷交時,南韓之對我國行徑暨南北韓之起源。

週一 2008年09月08日, 11:42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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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此文作於2008年)聽到了一件讓人十分不可思議的事情,那就是南韓駐台北代表部,居然於2008年9月4日致電給台灣各大新聞媒體,要求未來台灣的報章雜誌與電視節目,在處理相關議題的時候,以「韓國」或著「大韓民國」取代大家常用的「南韓」稱呼,如此強硬蠻橫的態度,已經讓許多住在台灣的人感到厭惡,如果熟知大韓民國的建國史的話,只怕大家還可以給首爾當局加一個「忘恩負義」的罪名了。

翻臉不認人的兄弟之邦

我想除了大韓民國以外,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跟中華民國具備如此深厚淵源的國家了,記得在1950年到1992年這段期間,基於「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台北當局在要求漢城當局承認自己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同時,也承認南韓為朝鮮半島唯一的合法政權,所以至少在那個中韓兩國共同反共的年代裡面,我國政府向來都是以「韓國」直接稱呼南韓,出版的地圖裡面也沒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存在。

自從1949年8月份的鎮海會議開始,同時被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排除在美國遠東防線外的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就成為了唇亡齒寒的反共盟友,直到韓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之後,台灣也因為杜魯門政府再度重視起了朝鮮半島的地位,而被一起納入了美國圍堵蘇聯與中共的第一島鏈防線內,蔣介石與李承晚自然也就成為了遠東最強硬的兩位反共領袖。

相較於東京方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保持著曖昧不明的態度,當年中韓兩國在這方面的合作卻是積極的,蔣介石總統曾經將韓戰視為反攻大陸的契機,而主張派遣國軍進入朝鮮半島作戰,儘管事後遭到了華府方面的反對,不過卻絲毫不減兩位反共鐵人之間合作的情誼,再加上當時的菲律賓共和國的季里諾(Elpidio Quirino)政府,亞洲反共三國軸心就在美蘇冷戰對立的背景下誕生了。

儘管大韓民國政權不若蔣介石政府那般的問題,各式各樣的政治運動與軍事政變此起彼落,李承晚也在最後被趕下了台,不過台灣與南韓之間的友誼,卻從來沒有因此而減少,相反的在朴正熙擔任大統領期間,兩方之間的合作反而變得比過去更為堅固,漢城在最後得以與東京完成建交作業,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華民國外交人員的努力,谷正綱所推動成立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也是許許多多老一輩中韓外交家的共同回憶。

當然的,正是因為兩國的各方面條件都讓人驚訝般的相似,所以無論是台灣的蔣介石/蔣經國政權,或著是南韓的李承晚/朴正熙政權,走的都是右翼軍事獨裁政府的路線,在這些統治者的領導之下,台灣與南韓兩地的經濟雖然快速得到了發展,可是也都同時因血腥殘酷的迫害“左翼進步人士",而遭受到西方國家自由主義份子的批評,儘管如此,中韓兩國之間的友誼,也僅僅只有在這些獨裁者的手中,才維持到了冷戰結束。

到了1992年,盧泰愚取代了全斗煥出任大韓民國總統,雖然也具備著軍方色彩,不過他確實也是首位經由民主選舉所產生的南韓總統,他上任之後,便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邦交,看成自己最為重要的政治資本,在漢城與北京兩方多次的秘密協商之後,李登輝領導之下的台北當局深知大勢已去,決定在1992年8月22日宣布與南韓斷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因此在兩天之後,正式與大韓民國完成了外交承認。

台灣控:故意縮小盧泰愚獐頭鼠目照片,免得倒大家胃口!

讓人訝異的是,大韓民國政府與昔日的反共盟友斷交,也可以說是一點餘地都不留般的冷酷無情,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就將中華民國在大韓民國的所有官方資產,加上大使館與領事館內的機密文件,毫無保留的過戶給了北京政府,而我國駐韓大使館,也基本上是以一元的代價賣給中共的,如果說南韓是因為現實經濟與政治利益而跟台灣斷交可以接受的話,這種羞辱台灣的手段,恐怕連大陸朋友看了,都會感到寒心。

把反共盟友拋棄得遠遠的便不提了,但是又有幾個韓國人知道,就連大韓民國的建立,都是中華民國辛苦爭取而來的呢?近年來南韓當局開始重視起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那段歷史,並且還多次派人回到上海與重慶,找尋當年金九等韓國獨立運動領導人活動的遺跡,最近筆者在讀前駐韓大使邵毓麟先生的《使韓回憶錄》,內容就把當年國民政府如何支援韓國獨立的行動,交代的十分詳細,在此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沒有中華民國,何來大韓民國?

關於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建立,依據邵毓麟前輩的說法,是受到了中國辛亥革命、蘇維埃革命乃至於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政策的影響,然後再以1919年3月1日爆發的「三一革命」為引爆點而誕生的,由於當年在中美蘇三國境內的朝鮮人士,成立了至少三個臨時政府,再加上這些組織內通常都是派系林立與矛盾重重,在此無法仔細跟各位讀者說明,這次就先以國民政府與韓國臨時政府合作為主。

在《使韓回憶錄》這本書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當年很多的朝鮮人,是將復國的希望,寄託在中國政府與人民的支援上,朝鮮所遭受到的侵略,也著實的得到了許多中國人的同情,這些人在北洋政府時代主要是以張季鸞與胡霖等民間人士為主,而在北京政府方面,由於整個國家本身就陷入了軍閥割據的局面,自顧不暇了,自然也就無法給予朝鮮人士太多的支援。

提倡革命的孫文,由於在他的行動綱領之中,有援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政策,也因此獲得了很多朝鮮人的欣賞,其中濮純就曾經參加過中華革命黨,當護法政府於廣州成立時,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代表呂運亨也奉命南下向孫文祝賀,這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與韓國獨立人士合作的真正開始,然而真正將中韓兩國之間的合作大力落實者,仍然是繼承孫文遺志的蔣介石。

要協助朝鮮人進行革命,那很自然的就要幫朝鮮人建立一支軍隊,也因此在黃埔軍校建立之初,就已經有朝鮮人成為蔣介石的學生了,當中最著名者,無疑是黃埔軍校四期的金若山,當北伐軍一路進攻到武漢時,國民黨方面又增收了更多的朝鮮學員參加國民革命軍,而為了保護這些朝鮮人士的安全,國民政府還頒發了中華民國護照給他們,並給他們取了中國姓名,使他們在生活作息方面都更加的“中國化”了。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國民政府在體驗到本國實力無法與日本帝國開戰的情況之下,雖然表面上採取了容忍的態度,不過也開始有計畫的大量訓練朝鮮軍人,好為日後的中日戰爭進行準備,1932年10月份,金若山就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協助之下,於南京湯山成立了「朝鮮革命幹部學校」,招收了17名朝鮮學生加入,到了隔年的第二期中,又再招收了另外17名成員進入,直到了第三期以後,招收的成員增加為44人。

緊接著,金若山又與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長康澤合作,在江西星子軍分校合辦了軍事委員會政訓班朝鮮學生隊,主要是希望運用這些朝鮮人擔任對日情報蒐集的任務,一共約有84名朝鮮人參加了這個隊伍,也就是在這些基礎上,日後才會在中國戰場上出現了所謂的朝鮮義勇隊,不過這並不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唯一支持的朝鮮人抗日武裝團體。

與金若山在派系上處於敵對狀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也將中日戰爭前夕的中國大陸,當做了自己抗拒日本殖民統治的主要舞台,當時在國務委員兼警察廳長金九的策劃之下,韓國愛國團成員開始針對日本的政要發動了一連串的恐怖攻擊行動,在1932年4月29日的「虹口事件」中,尹奉吉當場炸死了日本駐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這使得國民政府開始重視起了臨時政府抗日的潛力。

自此以後,國民政府開始提供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一切活動經費,並且通過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之合作,進行對日情報蒐集的工作,似乎也有與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支持的金若山陣營打對台的味道,不過蔣介石仍然希望兩支朝鮮反日勢力可以合而唯一,好加強中韓兩國的反日力量,由於當時金九的恐怖行動已經在法租界造成恐慌,最後不得不離開上海進入杭州活動,然後又在國府安排下,移往鎮江。

極力爭取韓國獨立的中華民國政府

對日抗戰爆發以後,國民政府開始透過「政治團結、建軍參戰與外交承認的爭取」等活動,大力支持韓國臨時政府,並極力拉攏金九與金若山兩派合作,情況也頗類似戰後美國要求國共兩黨合作時的急迫態度,不過很顯然的,朝鮮人陣營內的左右兩派勢力也可說是鬥得互不相讓,此時此刻在武漢活動的金若山,也已經開始與中國共產黨的周恩來進行接觸,思想已經更加左頃激進。

在軍事委員會的協助之下,人數達300人的朝鮮義勇隊被編為三個區隊,分別由樸孝三、李益鳳與金世日擔任區隊長,不過由於人數實在是太少,所以基本上沒有到前線與日本軍隊作戰,而主要執行的工作是實施政治作戰與審問日本戰俘,而好玩的是,李友邦所成立的台灣義勇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這支朝鮮義勇隊的影響,在中國戰場上從事著類似的任務。

除了朝鮮義勇隊之外,臨時政府也在1940年9月17日於嘉陵賓館成立了韓國光復軍,由李青天擔任總司令,並由李範爽擔任參謀長,不過如同朝鮮義勇隊一樣,韓國光復軍只是一個有頭腦與軀幹,但是卻沒有手腳的武裝力量,由於士兵數量始終不多,也因此其最後下場也是被用做對敵宣傳與審訊戰俘,比較幸運的是這個團體曾經為英軍方面所重視,而一度被派往印度參加同盟國的作戰任務而已。

儘管在蔣委員長與何應欽的施壓下,朝鮮義勇隊於1941年10月份,被併入了韓國光復軍,但是從總司令被降成副司令的金若山仍然無法壓制住自己心中的怒火,最後仍然與國民政府支持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分道揚鑣,前往延安投靠了中共陣營,後來便成為了平壤政府內「延安派」的領導人,而跟隨金若山的義勇隊成員,也在日後加入了金日成領導下的人民軍,這可說是北韓與台灣軍隊所共有的一點點歷史淵源。

除了協助南北韓建立了自己的軍隊之外,中華民國也藉由著自己「四強」的戰勝國地位,在多場國際會議中,為朝鮮的獨立發話,首先是蔣介石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中,首次當著羅斯福與丘吉爾的面,為戰後朝鮮脫離日本獨立建國的地位打下了口頭的基礎,儘管當年美英兩國並不重視朝鮮的地位,丘吉爾甚至想以國際託管朝鮮半島的方式,來與蘇聯進行對抗,不過至少在重慶的鼎力幫助下,朝鮮才有日後光復的保障。

然後,在聯合國的舊金山會議之中,也是在國民政府的據理力爭之下,李承晚、韓始大與田景武等在美朝鮮獨立領袖,才可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大會,儘管在得知到美英兩國早已在雅爾達會議中,將中華民國與朝鮮半島的主權出賣給了蘇聯的事實,而使得兩國之間的奮戰顯得已經毫無意義,不過仍不可抹煞掉國民政府在這段時間,在各方面給予韓國的協助,這自然也讓金九感激在心頭。

1999年8月15日,時任大韓民國總統的金大中在紀念第54屆光復節的時候,特別頒發了象徵大韓民國的最高榮譽-建國勳章給來自台灣的胡為真博士,胡為真博士是誰呢?不是別人,正是經常被中共指責「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一戰區長官胡宗南之子,然而胡宗南將軍是否真的有如中共所說的“不抗日"?可以去問問當年在中央陸軍官校洛陽第七分校受訓的韓國學生們,就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

看到上述這些歷史,我們可以深刻的瞭解到,當年要是沒有中華民國的援助,何來今天的大韓民國呢(甚至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也是)?可惜韓國人對於這個曾經一起抗日反共的兄弟之邦,實在是翻臉不認人,也只能夠說當年的國民政府實在是看錯人了,才會在最後取得這樣的下場,說當今的南韓政府是“白眼狼”,實在是非常的不讓人意外。

如果南韓政府真的希望台北以“大韓民國”稱呼的話,那麼請首爾方面的領導人,未來也直接以“中華民國”稱呼台灣政府,所謂的禮貌與友誼是互相的,如果南韓政府以如此這般無理的態度對待幫助過他們獨立建國的中華民國政府,那自然台灣方面也不需要對待他們客氣下去了,可惜的是,當我們都開始以“中國”稱呼中共的今天,我想也沒有多少台灣人會去在乎這些攸關國家名譽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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