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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任志強:中共為何容不下一位忠誠的批評者

週二 2020年03月31日, 11:48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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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莉 2020年3月31日


Jialun Deng

69歲的前地產大亨任志強的消失,令朋友和支持者擔心,他已經被中國當局帶走。而就在他消失前的幾週,他曾經把自己關了起來。

去年12月,任志強舉辦了一個他的木雕作品展覽,這是他退休後的晚年愛好,越來越嚴格的審查制度使他無事可做。他把自己關在一個臨時搭建的小工作室裡,參觀者只能通過一個小窗或開放的房頂看到他。

任志強跟朋友們解釋,這是行為藝術,在政府禁止他使用社交媒體和發表演講後,他以此表達他的孤立。當朋友們問起政府會如何回應,他臉上浮現出挑戰當局時常有的壞笑。

現在,任志強的行為可能已經超出了當今領導人允許的範圍。

朋友們說,他在寫了一篇批評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文章後,於本月失蹤。這篇文章在網上的私人聊天群裡被廣泛分享,文章並沒有提到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名字。但文章說,一個渴望權力的「小丑」和共產黨對言論自由的箝制加劇了疫情。它宣稱中共應「在這種愚昧中清醒」,並像1976年「打倒四人幫」那樣打倒阻礙它前進的領導人,結束文革動亂。


已退休的房地產開發商任志強,攝於2014年。他的朋友說他本月失蹤了。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任志強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政府的批評者,他的失蹤加劇了人們的擔憂,即中國正在倒退,並放棄將其從極端貧困和國際孤立中拯救出來的改革。任志強不是激進分子——他是有幾十年黨齡的忠誠的共產黨員,是一家國企的前領導人,而且是中國一些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的朋友。他活躍於1980年代到習近平上台之前的時期——感覺那已經是很久以前了——那時中共不允許任何人挑戰它的統治,但允許部分人質疑它的某些選擇。

任志強的命運仍不明朗。但是如果他因言論而受到懲罰,這表明現在的中國領導層不會容忍批評,無論它多麼合理。

像習近平一樣,任志強也出生於中共權貴家庭。他的父親曾任商務部副部長。根據他的社交媒體帖子和媒體採訪,他的母親與朝鮮獨裁者金日成是同學,在一張照片中,金日成抱著襁褓中的任志強。
他的人脈非常廣泛。他和中國副主席王岐山從初中以來就一直是朋友。任志強在2013年的自傳中寫道,王岐山有時會在深夜打電話給他並聊上幾個小時。

任志強曾雇劉鶴為兼職研究員,當時還在讀研究生的劉鶴,現在已經是中美貿易戰中的主要談判代表。曾為中共最高政治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的俞正聲在擔任建設部部長期間與任志強共事,並在2002年為任志強的第一本書作序。

俞正聲寫道,他第一次注意到任志強是在1998年的一次會議上,當時任志強抨擊了一項新的住房政策。

「我作為這項政策的建議人之一,當然不同意他的意見,」俞正聲寫道。「但他坦誠的直言,充滿哲理的論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會後,我對有關同志講,你們不要對他——任志強的發言反感,要認真研究其中合理的地方。」

任志強贏得了政府官員的尊重,因為他們逐漸認識到他的批評是真心的。他經常跟人說,異議是愛國主義的最高形式。

「我覺得任志強可能90%與我們大家是一樣的,」在任志強的2013年自傳序言裡,備受尊敬的企業管理人士、曾經執掌幾家中國最大國有企業集團的寧高寧寫道。「有10%的大腦構造是與大部分人不一樣的。」


王岐山從學生時代起一直是任志強的朋友。 Pool photo by Florence Lo

「比如說他的較勁、較真,」在西方以弗蘭克‧寧(Frank Ning)這個名字為人所知的寧高寧說。「打破砂鍋問到底,愛鑽研還特自信,老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態度。」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小小的奇蹟,因樂於發表挑釁觀點而得到「任大炮」這個綽號的任志強,竟然這麼多年都沒被抓起來。作為一家國有房地產開發商的董事長,他與市政府和包括俞正聲在內的中央政府官員發生過很多衝突。據他的自傳所述,他因付款糾紛起訴過兩個部委,並在一家大型國有書店屢次拖欠建築費用後切斷了這家書店的供暖。他還寫道,一位北京市長因此宣稱,一個起訴政府的公司不應該繼續存在下去。

他受到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裡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影響。他認為政府的控制需要受到制約。

「任何國家的權力都是貪婪的,都必須納入到民眾的監督之下,」他在自傳中寫道。「否則權力就會被濫用,並將讓所有人遭受損失。」

2010年至2015年之間,任志強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重要聲音,當時中國版Twitter——微博成了人們分享不滿和爭議想法的公共場合。在那之前,他在中國廣受憎恨,因為他宣稱自己的工作是為富人建造住房,並指責政府政策造成了經濟適用房的缺乏。後來儘管政府採取了降溫措施,房價還是一路飆升,這時人們才開始認為他是誠實的,而不是貪婪的。

2011年,當中國對新思想的開放程度接近峰值時,喜歡讀書的任志強創辦了一個讀書俱樂部。它吸引了中國頂尖的企業家、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書目包括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這些活動大受歡迎,人們只能通過抽籤申請參加。有些人從全國各地飛到北京來就為參加讀書會的活動。

任志強說,他辦讀書會的目標是幫助中國年輕一代發展獨立思考意識,不盲目聽命於權威。當時政府制止了讀書會的一些話題和演講者,但大致上還是任其發展。

到2016年初,他在微博上有近3800萬粉絲。但是黨對言論表達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同年,習近平宣佈,中國的新聞媒體都為黨服務。自毛澤東以來,還沒有哪個中國領導人如此明確地規定這樣的義務。任志強在微博上回擊,稱新聞媒體應該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政黨服務,否則人民就將遭殃。


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任志強提出中國的媒體應該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共產黨。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報復來得很快。他的微博賬號被刪除。他被留黨察看一年。他的護照被收走。他的家人不被允許離境。他面臨不斷的調查和審訊。

他不再染髮,頭髮很快就全白了。他有時在飯局上顯得悶悶不樂,一些朋友擔心他會得抑鬱症。他的健康也成問題——由於懷疑患有前列腺癌,他安排在春節後接受活檢。

去年5月,他開始做木雕,其中一些使用多節樹枝和樹根的作品看上去渾然天成。還有一些作品使用切割和雕刻的手法,排列成天際線和風景。朋友們說,他好像找回了活力和快樂。

但冠狀病毒疫情發生了。在接觸到這種疾病的醫生試圖公開向國人發出警告,卻受到政府官員的威脅。朋友們說,任志強認為,這證實了他的觀點,為黨服務的媒體無法為人民服務。

「沒有了媒體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實的真相,」他在本月流傳的那篇文章中寫道,「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制的重病共同傷害的結果。」

他和幾個朋友分享了這篇文章。在他69歲生日後的第三天,他失蹤了。同時失蹤的還有他的助手和兒子。

袁莉為《紐約時報》撰寫「新新世界」專欄,專注中國及亞洲科技、商業和政治交叉議題。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她 @liyuan6。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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