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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學術變遷:從「言必稱希臘」,到古希臘偽史是如何煉成的

週六 2018年12月15日, 11:12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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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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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5 由 大同思想網

文行先生按: 這篇文章在本公眾號8月9日首發,後來又增加一些資料,於11月30日再次發表,由於內容繁多,很多人不一定有耐心看,不一定看得懂。今刪繁就簡,理出一個清晰的簡版,結構上非常容易理解,之前看過的朋友不妨再看一遍。我把本文的結構清晰地分為:蒙古西征之前的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希臘,17世紀的希臘,18世紀的希臘,19世紀的希臘……

「言必稱希臘」的古典希臘之輝煌成就震古爍今,單憑阿基米德的「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地球」就足以令我驚愕。然而,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今天我就來捋一捋「希臘」的「前世今生」,並以此對中西方歷史的內涵作一梗概性的對比總結。

拉丁和西歐的視角

在奧斯曼突厥土耳其征服(東)羅馬帝國之前,歐洲人分為義大利和伊比利亞半島的拉丁人、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人和高盧人(下稱西歐人)、巴爾幹半島的(東)羅馬人(被拉丁人稱為希臘人,下稱希臘人,其帝國又被稱為拜占庭帝國、希臘Greece帝國),如圖1。這種狀況是由阿爾卑斯山、亞得里亞海、喀爾巴阡山的地理阻隔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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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奧斯曼帝國征服羅馬帝國之前的歐洲

現代世界史是以拉丁人和西歐人的視角寫成的,其依據的原始「歷史」資料來自希臘人、阿拉伯人、拉丁人,主要是(東)羅馬帝國的希臘文資料,包括大量銘文;阿拉伯人只是充當古希臘資料的翻譯和館藏的角色,如希波克拉底、格林、亞里士多德、托勒密、阿基米德、歐幾里德等著作。而且,這些資料都是蒙古西征之後、歐亞大陸東西大暢通時代、在文藝復興時期突然大量湧現的,此前有一些資料,但很少,且多為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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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對於大部分「歷史」資料、即希臘文資料來說,文明晚起的拉丁人和西歐人是異域人,就像中國回族去研究阿拉伯帝國的歷史資料一樣,很多時候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是難以搞清楚的,乃至謬誤連篇;須知,號稱「第一個現代人」、「文藝復興之父」的彼特拉克都不懂希臘文,看不懂希臘文的《荷馬史詩》。

克利斯特勒說:「希臘學術研究領域需要更大的努力,因為這一領域在拉丁西方無前輩可言。」(克利斯特勒,《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與藝術》,邵宏譯,廣西美術出版社,2017,p25)

不僅希臘文資料,就是拉丁語資料,情況也不容樂觀。德國人文學者馬丁·布倫寧格爾說道:「彼特拉克、布魯尼、瓜里諾、瓦拉、波焦的作品最近在義大利人中間很流行,他們通過努力從而復興了幾乎要消失的拉丁語。」(《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與藝術》p112)

實際上,此前,他們處於文盲狀態、拉丁語從未在他們中間流行過。

坦普爾在1689年的《論古今學問》中說道,「西歐的日耳曼諸王國僅僅在近200年才開始出現自己的學問,與古希臘羅馬學問相比——更不用說與東方其他古老國度的學問相比,只能算是學問上的幼兒。」(劉小楓,《古今學問之戰的歷史僵局》,《貴州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第4-10頁)

從文盲狀態到開始出現學問,中間又經歷一段時間,因此,拉丁人、西歐人的視角與異域的「歷史」資料相分離、分裂的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而在這種狀況下寫就的西方古史更應該值得我們高度警惕和懷疑。

更值得注意的是,並沒有古羅馬和古希臘的原始文獻,而古希臘的文字是什麼樣的,它與伊奧尼亞方言(《荷馬史詩》和《希波戰爭》用伊奧尼亞方言寫成)和東羅馬的希臘文是什麼關係,則不得而知,畢竟相隔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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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西征之前的西方

13世紀之前的拉丁人和西歐人的狀態是非常原始的、野蠻的、愚昧的,而拉丁人因為與阿拉伯交往,所以較西歐人要早開化一些。

根據考古發現,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在公元前還是文明的荒漠,在相當於中國商朝晚期至王莽新政這段時間內,即在公元前13世紀~8世紀中葉的骨灰瓮墓園文化、公元前8世紀中葉~5世紀中葉的哈爾施特文化、公元前5世紀中葉~公元前1世紀末的拉登文化(後兩者屬於凱爾特文化),都還是屬於沒有明顯社會分化的原始部落社會,遺址面積都非常小,處於野蠻社會階段,還在實行氏族部落的民主制度,跟文明國家社會還有很大的距離。如下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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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後的很長時間內,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也還是非常原始,處於和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一樣的原始部落社會。

按照西方自己的說法,直到所謂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崩潰滅亡時,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人還處於原始部落社會,都是蠻族、野蠻人,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居無定所、無處安身。

希提在《阿拉伯通史》(商務印書館,1990)p626中說道:「由於太陽光不能直射在他們(按:指歐洲野蠻人)的頭上,所以他們的氣候是寒冷的,終年在瀰漫雲霧中過日子。因此,他們的氣質變得冷酷,他們的性情變得粗魯,他們的身體長得高大,他們的皮膚發亮,他們的頭髮長得老長。而且,他們缺乏機智和洞察力,愚蠢和拙笨在他們中間是普遍的。」

尚勸余在《阿拉伯帝國》(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4)p264中說:「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眼中,歐洲人無異於野蠻人。」

義大利經濟史學家卡羅·奇波拉在《工業革命之前》(英文版)p138說:「對阿拉伯人來說……西歐是一個很少能引起他們興趣的地方,雖然他們的地理知識在公元700年至1000年年間不斷提高,但對歐洲的了解一點也沒有增加。阿拉伯的地理學家對歐洲不感興趣,不是因為存在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是因為那時的歐洲是沒有能夠提供任何產生興趣的地方。」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說:「如果從法國的歷史著作,或者不如說,從有關法蘭克國王和他們的宮相的歷史著作中,要刪去的只是這樣一些故事(博按:指虛妄荒誕),那我們還可以勉強一讀;但是這些歷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謊言比比皆是,我們怎能接受?這些歷史著作中不斷說到圍攻城市和堡壘,其實這些城市和堡壘並不存在。當時在萊茵河以東只有一些沒有城牆、靠木樁和塹壕來防衛的小鎮。我們知道,只是在920年捕鳥者亨利時期,日耳曼才有築有城牆和設防的城市。總之,有關這些時期的細節都是一些無稽之談,而且都是令人厭惡的無稽之談。」(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次印刷,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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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99中說道:「儘管穆斯林占領了西歐的許多地區——最突出的就是西班牙和西西里島——而事實上他們對繼續擴張並不感興趣。原因很簡單:西歐十分落後,穆斯林對他們不感興趣。」

法國歷史學家馬可·布洛克說:「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高盧和義大利那些貧窮的城市,根本無法與繁榮的巴格達或科爾多瓦相比。」(《封建社會》)

歌德跟詩人艾克曼說到《好逑傳》時說:「中國人有成千上萬的小說,而且遠在我們祖先還在森林之前,他們就已經有優秀的作品了。」(《歌德談話錄》)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說:「500年前(按:1250年),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次印刷,p87)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說:「西方最初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廂座位,然後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只是到了19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火車頭的位置。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怎麼能買得起亞洲經濟列車上哪怕是三等車廂的車票呢?歐洲人想法找到了錢,或者是偷竊,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掙到了錢。」(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2008年第2版,p36.37.261)

可以說,1250年之前,拉丁人、西歐人非常原始、野蠻,在繁盛的東方全球化經濟中處於邊緣地位。西方的進步幾乎完全源於「中學西漸」,以蒙古西征為開端,以鄭和下西洋、傳教士來華取經繼其後,中華文明相關成就不斷西傳到歐洲。

「文藝西傳」、「中國風」

事實上,西方(近代)文明始於蒙古西征,是蒙古西徵引發的震撼和把中華文明帶去西方刺激了西方的「理性騷動」,啟動了西方的「文藝復興」,所謂的「文藝復興」,實則文藝西傳。

中央美術學院李軍教授在其策劃的展覽「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13-16世紀義大利與中國的跨文化交流」中指出:「我們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發現異國並不是他鄉,也是故鄉。」李軍教授又說:「我們今天生活的現代中國接受了西方科學、藝術的恩惠,正如相當長的時間內,西方接受東方的恩惠一樣。」

為什麼義大利既是他鄉、也是故鄉呢?因為「西方接受東方的恩惠」,因為「中學西漸」,因為「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孟席斯語),因為「在西方文藝復興的背後,屹立著東方」(霍布森語)。如圖2 – 11,細看這些繪畫和雕像,就能輕易就能得出:蒙古西征帶去的中華文明開啟西方文明的「新生」篇章——「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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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安布羅喬•洛倫采蒂《好政府的寓言》局部,錫耶納共和國宮藏,1425 – 14287,該圖抄襲自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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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南宋樓璹《耕織圖》局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圖3影響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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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龐培壁畫《花神芙羅拉》,畫中女子身著輕盈的絲綢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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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貝里尼《諸神之宴》,美國華盛頓國家畫廊藏,畫面中央和地上有三件明顯的青花瓷器,15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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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06:馬索里諾《聖母升天》,1403年,受圖7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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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07:中國風格的佛教圖像,12世紀末,影響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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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西蒙尼•馬爾蒂尼《光榮聖母》,錫耶納公共宮,1315年,受圖9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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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樹下說法圖》,出自莫高窟第17窟,大英博物館藏,唐代,影響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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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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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中國佛像

從繪畫看,西方古典時期的繪畫早已不存在了,若試圖以發現的龐貝古城的壁畫為依託,基本上是不足以採信的,沒有說服力。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看過古典時期的繪畫。因此,西方繪畫不可能是復興古典文明的結果。同樣,從雕像看,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像相對於所謂古典時期的雕像反而落魄了。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雕像是中國佛像雕塑藝術西傳的結果,並且在中國佛像雕塑藝術不斷西傳的刺激下,西方提升起雕塑水平,乃至最終超越中國。文學方面,「在但丁誕生之前,中國文學中幾乎所有偉大的傑作都已經誕生,並通過印刷傳遍整個大陸」(休·昂納,《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39葉)。

因此,所謂西方近代文明的文藝源於古典文明的復興,是一種主觀想像、虛構,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障幕,是19世紀歐洲中心論者的虛構,沒有歷史依據,完全是為了掩蓋「中學西漸」而杜撰的。實際上,「文藝復興」實則文藝西傳。「文藝復興」是偽概念,是19世紀的概念,是歐洲中心論的鬼魅。

大量的研究和資料表明,13-16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是蒙古西征打通陸上絲綢之路後"中學西漸"的結果,是鄭和下西洋打通海上絲綢之路的結果。蒙古西征對歐洲的影響早已被西方人所關注,但是龐大、輝煌的鄭和下西洋對歐洲和世界的影響卻被人為忽視。試想一下,鄭和下西洋前後歷時28年之久,規模之大,人數之多,範圍之廣,那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後也沒有。所謂雁過留聲,這樣大規模的航海,可謂空前,遠比哥倫布和麥哲倫輝煌,難道就沒有對西方和世界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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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西征之前,西方人處於基督教的絕對統治之下,人在其中並無任何意義,只能接受一切事先的安排,等待神聖啟示,更不知道自由的表達,沒有理性精神。拉丁人和西歐人的文字屬於基督教的宗教文字,西方人處於文盲社會,沒有文學。蒙古西征和鄭和下西洋之後,歐洲發生的所謂「文藝復興」實則「文藝西傳」,才有了文學,用當時的術語說是一種修辭學和詩學;也帶去了具有中國道教、理學和心學思想的所謂新柏拉圖主義赫爾墨斯神智學。「馬可·波羅不是一個人,而是無數人」。之後,宗教文字的拉丁文和繪畫等才被用於非基督教領域,才誕生非基督教的文學、藝術、思想等。「儘管文藝復興是以古典(希臘)的面孔出現,但充斥著東方的影響因素,常常被加以掩飾,其根源幾乎從未得到承認。」(Michael Edward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er,1971, p.94)

霍布森說:「儘管15世紀早期威尼斯戰艦在歐洲是最先進的,但與同時期的中國戰艦相比黯然失色。最大的威尼斯艦隻長150英尺、寬20英尺,與長500英尺、寬180英尺的最大的中國艦隻相比相形見絀。此外,『威尼斯戰艦是由弓箭手護衛,而中國的艦隻則裝備了火藥武器、銅製和鐵制大炮、投射器、火藥和炮彈』。」(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p112)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說:「在世界經濟結構中,有四個主要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前兩個地區靠生產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赤子,非洲出口黃金和奴隸。從經濟角度看,這三個地區都生產世界經濟中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第四個貿易逆差地區,即歐洲,本身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以出口來彌補長期貿易赤子的商品。」(弗蘭克,《白銀資本》,p118)

文藝復興之後、17 – 18世紀的博學時代和啟蒙運動更是直接與來華取經的傳教士直接相關,「中學西漸」,中華文明成就大規模西傳到歐洲,歐洲颳起了相當長時間的猛烈「中國風」。當然,很多情況下,中亞和西亞充當著「二傳手」和「三傳手」的角色。穆罕默德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

霍布森說:「在激發歐洲大陸和英國的啟蒙運動中,中國的思想格外重要。它對歐洲思想的影響涉及政府管理、道德、哲學、藝術風格(如洛可可式)、服飾、裝飾、壁畫、園藝、政治經濟、茶藝及其他許多方面。」「英國人十分喜愛中國的文化風格,從茶藝、壁畫裝飾、中英結合的園藝到政治經濟思想。」(《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74-175)

弗蘭克說:「亞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經濟中就已經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歐洲黯然失色。事實上,與當時歐洲依然處於邊緣前哨陣地帶給亞洲任何部分的光芒相比,亞洲給歐洲投射了多得多的經濟光芒,更不用說文化光芒了。」(弗蘭克,《白銀資本》,p47)

我們來聽一聽17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威廉·坦普爾的一句話:「中華帝國似乎被巨大的力量籠罩和統治著,具有人文智慧、理性和精巧創新能力。」(《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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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法國詩人保羅·斯卡龍(Paul Scarron)和1725年英國詩人約翰·蓋伊寫的詩,反映了當時西方對中國的認知狀況,非常形象生動:

帶我去葡萄牙人家裡去吧,

在那兒抬眼便會看到

一些來自中國的商品。

我們會看到——

灰色的龍涎香,

華美的漆器,

精美的瓷器,

它們來自這個神聖的國度

或更確切地說來自天堂。

——保羅·斯卡龍,1640年

(休·昂納,《中國風》,p49)

她的酥胸激起炙熱的狂喜!

她的明眸閃耀熾烈的激情!

能夠得到她的青睞,

是怎樣的天賜榮幸!

但我心中充滿疑懼,

情敵已近在咫尺?一個中國瓷瓶。

中國主宰她的靈魂。

瓷杯,瓷盤,餐具或瓷碗,

都能激起她胸中的慾望,

點燃她的快樂,擊碎她的寧靜。

——約翰·蓋伊,1725年

(休·昂納,《中國風》,p131)

「事實上,西方表現出的症狀,明確無誤是一場嚴重的中國熱。」(休·昂納,《中國風》,p64)

如何理解16 – 18世紀中國風、中國熱對歐洲的影響?我把李軍教授所說的話換個方式表達,即:今天歐洲對中國有多大的影響,當時中國對歐洲就有多大的影響、甚至還要大得多。

對此,我們試想一下關於利瑪竇的問題:

13世紀末,《馬可·波羅遊記》風靡西方;

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威震四方;

15世紀末,哥倫布試圖尋找「印度的刺桐和杭州」;

16世紀末,利瑪竇來華傳授給中國大量先進知識;

17世紀末,萊布尼茨盛讚中國;

18世紀末,伏爾泰和魁奈盛讚中國。

中國被西方人視為天堂,哥倫布歷盡千辛萬苦、跋山涉水尋找中國,尋找天堂;結果,利瑪竇來了之後,中國卻成了愚昧的了,需要接受利瑪竇傳給中國的大量先進知識;而再之後,連續兩個世紀,歐洲颳起猛烈的「中國風」,萊布尼茨、魁奈、伏爾泰盛讚中國。

這符合邏輯嗎?

利瑪竇到底是來偷師的,還是來傳藝的?我想,答案不言自明。不能因為利瑪竇帶來一兩樣好東西,就把先進的中國給抹殺了,要從總的態勢上進行思考,何況東西好否,猶未可知。

須知,思想總是比技術更晚被接受。18世紀「中國風」驅動的西方啟蒙思想恰恰是以17世紀中國科技西傳為先導的。

實際上,一些歐洲中心論者也持有這樣的看法:

「西方之所以與眾不同,不是它具有發明創造的能力,而是樂於學習、模仿別人,善於利用世界上其他地方發明的工具和技術,並將它們加以改進,使其效率更高,更好地用於不同的目的。」(F.Oakley cited in Goody,east,p.8.轉引自《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267)

「1600年後,通過耶穌會士的信札,有關中國的信息迅速增多,到1650年之後,關於中國的書籍開始廣為人知……更具體地介紹了中國的技術和經濟思想……利瑪竇……金尼閣、曾德昭、衛匡國……不但中國書籍在歐洲隨處可見,而且大量中國的技術、工藝被直接照搬,用於歐洲的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79)

「在霍奇森看來,16-17世紀經濟、科學和理性的『技術主義』的發展,是以後的重大『嬗變』的基礎,但是他認為,這種發展是建立在世界範圍的基礎上,而不僅僅是歐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歐洲特有的情況」(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2版,p10)

威廉·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中說:「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可能沒有人能夠比歐洲人更安於竊用這些外族遺產了。」

伯納德·劉易斯說:「這一時期西方實際上沒有什麼知識影響,或許基於這一原因,西方能夠提供的東西才如此之少。」(Bernard Lewis,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London: Phoenix,1994, p221)

弗朗塞斯卡·布雷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我們想在他們的作品中找到對這種影響明確承認的內容,將會大失所望:西方學者和發明家不知廉恥地相互剽竊對方的思想……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會毫無顧忌地將這些來自世界另一邊的思想化為己有。」(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80)

甚至黑格爾學習、消化、發展了中國道家、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之後,倒打一耙,反污中國沒有哲學。其實,康德的哲學思想非常明顯是源於對王陽明心學的發展。

霍布森總結道:「英國很符合標準的新興工業國家或『後發國家』的說法,它享受到了所有的『後發優勢』……因為如果沒有中國的早期發明,就不可能會有英國的改進。還有,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英國很可能還是一個渺小而落後的國家,游離於一片同樣落後的歐亞大陸邊緣。」(《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94)

可以說,西方近代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南橘北枳」。

文藝復興時期的希臘Greece

在十字軍東征的過程中,陷入「黑暗」的原始拉丁人和西歐人占領了(東)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堡,並逐漸「文明」起來。於是,在13世紀占領君士坦丁堡後,拉丁人蔑稱羅馬帝國為希臘(Greece)帝國,蔑稱羅馬皇帝為希臘皇帝,蔑稱羅馬人為希臘人。

彼特拉克說:「我們既不是希臘人,也不是野蠻人;而是拉丁人和義大利人。」(鄧尼斯·海,《自身歷史背景下的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1961,p65)

可見,這時已把蔑稱「希臘人」用在羅馬人身上,把希臘人與野蠻人相提並論,但還沒有自稱羅馬人。

雅克瓦基(參閱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劉瑞洪譯,花城出版社,p335,下同)說:

「吉本在其著作中保留了『希臘帝國』這個名稱,他總是喜歡將它與新名稱『拜占庭』並列使用,卻極少採用『東帝國』。吉本向我們表明,『拜占庭』這個名稱源自拉丁人;正是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在謀求羅馬帝國的稱號;他向我們表明,『希臘人』這樣一個『蔑稱』,為何被那些死到臨頭、卻仍然堅持自己是羅馬人的頑固分子所抵制。」

拉丁人在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的羅馬人後,先用格里斯-希臘人這樣的蔑稱來指稱真正的羅馬人,就像日本人用「支那人」稱呼中國人一樣;之後自稱羅馬人,謀奪羅馬的頭銜,就像滿清入主中原後自稱中國人一樣。因此,只是羅馬頭銜被義大利人掠奪了而已,根本不存在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之別,純屬虛構,所以,吉本不願意使用「東帝國」的稱呼。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吉本在幫助拉丁人徹底爭奪羅馬帝國的稱號,因為吉本用「希臘帝國」和「拜占庭帝國」,連「東羅馬帝國」的「羅馬」二字都不想讓它出現。

也許,這樣的企圖很難成功,但是,隨著奧斯曼帝國對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帝國的徹底征服,真正的羅馬人變成了土耳其人,羅馬的頭銜終於被義大利人成功地搶去了,義大利人扛起了「羅馬」的大旗,羅馬人成了講拉丁語的了。而真正的羅馬人因為被奧斯曼征服而成為土耳其人,已無力申辯了,乃至忘卻了,也不在乎了。之後,義大利人就編造了一個從義大利發源的西羅馬帝國史,就像西班牙崛起之後,曾在編造說:11世紀,西班牙卡斯提爾的斐迪南一世率軍攻入巴黎,並迫使德國皇帝向其致敬。試想一下,義大利直到19世紀中晚期才建立起統一國家,比希臘還晚,何以帝國傳統蕩然無存?

也就是說,奧斯曼土耳其對羅馬帝國的征服,才最終幫助拉丁人成功掠奪了羅馬的頭銜。換個說法,拉丁人被稱為羅馬人是奧斯曼土耳其征服(東)羅馬帝國之後的事。

因此,實際上,真正的羅馬人不在義大利、而在小亞細亞,希臘人是義大利人為了謀奪羅馬人的頭銜而給真正羅馬人起的「蔑稱」,真正的羅馬人講希臘語、不講拉丁語。

根據西方的說法,公元7世紀早中期,席哈克略進行希臘化改革,把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拉丁文改成了通用的希臘文,把奧古斯都頭銜改為Basileus(希臘語君主、皇帝的意思)頭銜。因此,從公元7世紀早中期直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都是希臘文。這種變化可以從據說是羅馬金幣上的文字變遷得以證實(中國境內出土有多種這類羅馬金幣)。至於席哈克略所改定的文字是不是公元前的古希臘文字,古典希臘用的是什麼文字,稱之為希臘化改革是否名副其實,以及這些巨大變化是因為席哈克略改革,還是改朝換代,則是存在疑問的。

所以,R.魏斯在1969年出版的《文藝復興對古代古典時期的發現》p144中說道:「文藝復興運動披著希臘的衣缽,但歸根結底還是羅馬的。」

雖然文藝復興時期希臘無處不在,但本質上是羅馬的,是君士坦丁堡的羅馬,而不是雅典的古代希臘。「值得強調的是,作為整個論題諸多層面之一,即『古希臘人』和『拜占庭人』的區別,並不屬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認知範疇。」(《歐洲由希臘走來》p85)

也就是說,這時候拉丁人、西歐人眼中的格里斯(Greece)希臘指的是羅馬,指的是黎凡特或雷旺達Levant,指的是整個東地中海,以從君士坦丁堡到耶路撒冷之間的地區為核心區。這裡的格里斯希臘雖指的是羅馬,但暗含有古希臘Hellas,而拉丁人和西歐人完全不知道。

娜希亞·雅克瓦基在《歐洲由希臘走來》p113 寫道:

「16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的文物收藏研究向希臘古代的延伸……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希臘 – 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古典時期的雅典。」

即便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人把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向古代延伸,也是延伸到基督教早期的希臘,是使徒保羅時期的希臘,而不是偶像崇拜時期的雅典的希臘。

直到17世紀早中期之前,在拉丁人和西歐人的意識認知中,希臘、希臘帝國、希臘人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希臘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臘,是基督教的希臘,而不是雅典的希臘。

1542年,安德魯·伯爾德在《知識概論第一書》中寫道:「希臘的首府名叫君士坦丁堡;它將希臘領土……擴張到了匈牙利」,「重要地區和偉大國家」。

1554年,安德烈·泰韋在《雷旺達的宇宙誌》中寫道:君士坦丁堡是「希臘先民的首要及首府城市」,君士坦丁是「希臘末代基督教帝王」。

1568年,尼古拉·德·尼古萊在《東方航海和朝聖前四書》中說:「希臘人的帝王」很容易換取了「希臘帝王」的形象。

而且,希臘人的發源地和本土在亞洲,而不是在希臘半島。

16世紀晚期,讓·博丹在《易於認識歷史的方法》中說道:

「希臘人從阿拉克賽斯河(Araxes)、幼發拉底河(Euphrates)、敘利亞關口等地發源,一直擴展到達達尼海峽(Hellespon),從達達尼海峽擴展到多瑙河(Danube)、阿克羅斯倫安山(Acroceraunian)和艾米安山(Aemian Mountains)。他們占領了亞洲和歐洲附近的眾多島嶼,將其變為殖民地,然後還占領了義大利。這些殖民地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被稱為愛奧尼亞人,第二類是伊奧尼亞人,第三類是多利安人。」(註:阿拉克賽斯河為高加索南麓的河流,從土耳其東北部向東流向伊朗。)

這說明,在西歐人眼裡,希臘人的(東)羅馬帝國實際上是由發源於亞洲的希臘地區的羅馬人建立的,相當於蒙古地區的回族人,其歷史軌跡與奧斯曼帝國的歷史軌跡相仿。也就是說,希臘在早期文獻中其實是一個地理概念,在法國帝師以及西方最後一位基督教「史學家」博絮埃的《論普遍歷史》中,埃及人、腓尼基人、敘利亞人在摩西時代都移民和殖民希臘。正因為如此,拉丁人才稱羅馬帝國的羅馬人為希臘人,而真正的羅馬人死到臨頭仍然堅決抵制希臘人的稱呼,就像蒙古地區的回族人堅決抵制蒙古人的稱呼一樣。

這可以從14世紀阿拉伯世界的著名學者伊本·赫勒敦那裡得到證實。伊本·赫勒敦說:

「當時,在敘利亞地區有許多部落,有巴勒斯坦人、迦南人、以掃人、麥德彥人、魯特人、希臘人、羅馬人、亞摩利人、凱爾凱西人、位於摩蘇爾和傑濟拉方向的奈伯特人等。他們的部落多得數不清,族親意識也是多種多樣。所以,以色列人很難鞏固他們的政權和統治地位,國家一次又一次發生動亂,分歧直接影響到他們國家政權的穩定,經常有人起來造反叛亂,他們的政權從來就沒有穩定過。後來更有波斯人和希臘人先後征服了以色列人,最終又被羅馬人驅散,流散到世界各地。」(伊本·赫勒敦,《歷史緒論》,李振中譯,寧夏人民出版社,2015,p213-214)

「當時伊拉克地區的情況就不是這樣,還有敘利亞也如此,當時這些地區的防衛力量是波斯人和羅馬人,還有城鎮的居民。當穆斯林大軍征服了這些地方,從他們手裡奪取了政權,他們便沒有再進行反抗和製造麻煩。」(伊本·赫勒敦,《歷史緒論》,李振中譯,寧夏人民出版社,2015,p212)

這說明,希臘人原來是在敘利亞地區的以色列國內的部落,在以色列國被波斯帝國征服之後崛起,趕走波斯人(希波戰爭的真正歷史背景,因此希羅多德至少是公元3世紀之後的人物),統治敘利亞,最後希臘人又被羅馬人征服,同時,以色列人被羅馬人驅散。而我們知道,波斯帝國是公元3世紀才開始崛起的,希臘人當此之後,而羅馬人更在希臘人之後。至於我們現在看到西方把波斯分成阿契美尼德王朝、薩珊王朝等各種王朝,那是為了把古希臘提前到公元前而故意泛化的,不是史實。因為中國歷史文獻清清楚楚地記載波斯的名稱和年代,而且波斯與中國的關係非常密切。所以,依此分析,至少在公元3世紀,希臘人和羅馬人都處於部落社會狀態。從公元3世紀到7世紀的400多年裡,敘利亞地區先後經歷了以色列、波斯、希臘、羅馬、阿拉伯五個政權的輪番統治,就像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的此起彼伏一樣,呈現出一種極為碎片化、紛亂的狀態。

根據麥斯歐迪的《黃金草原》,希臘起源於馬格里布,崛起於埃及(古埃及被希臘所滅?),即希臘在埃及,希臘第一位國王是菲利普,希臘第二位國王是亞歷山大,希臘第三位國王是托勒密。希臘在亞歷山大時期擴張到敘利亞、伊拉克、伊朗……亞歷山大繼位於埃及的邁蓋杜尼葉,安葬於埃及的亞歷山大城。(馬蘇第,《黃金草原》,耿昇譯,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p336-343)

可見,希臘的起源和核心區都是在非洲和亞洲,而不是歐洲和希臘半島。

能夠說明希臘在亞洲的另一個例子是石油,歐洲十字軍知道其源自中東,卻稱之為「希臘火」,可見,至少在歐洲十字軍(拉丁人和西歐人)的觀念中,希臘在中東。

因此,17世紀早中期之前的西歐人識破拉丁人的「奸計」——謀奪羅馬頭銜,在追尋自己和羅馬帝國的傳奇族譜的發祥地特洛伊古城時,依據傳統說法和意識認知,他們來到了亞洲的小亞細亞尋找,而不是到義大利半島。

雅克瓦基在《歐洲由希臘走來》p127-129記載如下三條信息:

1553年,貝隆系統描述了特洛伊廢墟,實地丈量了城牆周長,並闢謠了「特洛伊廢墟不復存在」的妄言。

1612年,托馬斯·庫亞特訪問和登錄了特洛伊廢墟。

1632年,威廉·利斯戈為自己打造了一尊雕像並豎立於特洛伊廢墟之上。

這些地表之上的廢墟真的是特洛伊古城呢?如果特洛伊古城真的是公元前公元前12世紀,它會在地表嗎?如果真的在地表,那會是公元前12世紀的嗎?

雅克瓦基在《歐洲由希臘走來》p128寫道:

「挖空心思地將廢墟與’真實’特洛伊扯到一起的企圖,給了我們一把衡量早期文物收藏研究局限性的尺子。可是,假如不充分意識到特洛伊在基督教世界以及在傳說和文學中的崇高地位,我們也就無法理解千方百計去維護一個’虛構’特洛伊的真實目的。」

或許,對於拉丁人和西歐人來說,希臘文獻太過「異域」,特洛伊雖然找對了亞洲,但具體地點到底在哪裡呢?拉丁人和西歐人找對了嗎?顯然,雅克瓦基並不這麼認為。西歐人早期的研究水平不但極低,還很隨意,畢竟只是文學作品嘛!

因此,文藝復興時期和17世紀早中期,在拉丁人和西歐人的意識中其實只知道被奧斯曼帝國征服之前的羅馬帝國,再早期的歷史由於缺乏紀年和史記傳統早已知之不詳了——這也超出了那個時代的認知能力,但還是知道其發源地在亞洲,就像讓·博丹所說的那樣。

「希臘」的華麗轉身

之前說過,「希臘」文藝復興時期在拉丁基督教徒眼裡是一個蔑稱,彼特拉克把它與「野蠻人」相提並論。

文藝復興時期,不但在雅語中,「希臘人」是一個極具貶義、負面、黑暗的詞彙,比如希臘畜生Graeculus,而且,在民間、日常口語、俚語中,對「希臘人」一詞都有種種負面表達。比如斯賓塞在1971年出版的《公平的希臘,悲哀的廢墟》一書中指出:在16世紀的英文和法文中,「希臘人」有時乾脆就被直接當作「騙子、貪圖享樂、醉酒尋歡、精神萎靡、道德敗壞」的通用名詞。斯賓塞還引用1625年彼得·赫倫在《微觀世界:大世界裡的小描繪》一書中提到的在當時流行的一句義大利語:「信希臘人必遭殃」。(《歐洲由希臘走來》p78-87)

「『希臘人』淪為了『異教分裂者』的同義詞。」(《歐洲由希臘走來》p81)

「在純粹基督教血統看來,希臘帝國淪陷無疑是對異教分裂者的懲罰和神聖審判。」(《歐洲由希臘走來》p82)

這種貶義的希臘是一種典型的拉丁視角,是義大利的沙文主義,這影響到阿爾卑斯山以北的西歐人。

那麼,「希臘人」是何時且如何完成華麗轉身的呢?

P.伯克在《文藝復興運動》中說道:

「對待希臘人的態度何時出現了質變,文藝復興運動何時結束,回答這兩個問題具有同樣的難度。」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從不同的視角和派別去理解:基督教世界和奧斯曼帝國,羅馬天主教和希臘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拉丁人和西歐人,宗教信仰者和泛神論者、世俗主義者。

對於「希臘」一詞華麗轉身,其歷史背景是,羅馬帝國被奧斯曼土耳其征服之後,拉丁天主教教皇西克斯圖斯四世試圖聯合希臘正教以振興基督教羅馬之後,「希臘」的貶義被淡化了。

隨著16世紀早期宗教改革運動的序幕拉起,作為同是天主教的「分裂者」,希臘正教和新教走到了一起,也隨著新教的勝出,「希臘」的貶義色彩消失,反而被賦予了變革的正面和褒義的含義。於是,「希臘」脫離基督教,成為偶像崇拜的代名詞,乃至「希臘」一詞鹹魚翻身最終成為世俗主義和輝煌文明的代名詞——古典希臘。

最為重要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希臘Graecia指的是(東)羅馬,而17世紀的希臘Graecia指的是古希臘(見下文)。希臘Graecia指代的轉移也是其感情色彩轉變的重要原因。

只有完成了從貶義到褒義的華麗轉身,才能為建構古代希臘奠定基礎,否則,以一個貶義詞去建構輝煌古希臘,豈不荒唐?

17世紀的希臘Greece

進入17世紀,可能通過伊斯蘭文獻,西方人得知在羅馬之前還有個古希臘,而羅馬只不過是古希臘的模仿而已。於是,西方開始發現原來的格里斯希臘指稱的羅馬其實也包含著古希臘,為了進行區分,把格里斯希臘用來指代古希臘,而以「拜占庭」來指代那個擁有大量希臘文文獻的君士坦丁堡的羅馬。

於是,西方人開始「尋找」古希臘。

「種種跡象表明,在1650-1660年期間,出現了重新描繪古希臘的苗頭。」(《歐洲由希臘走來》p198注釋②)

到了17世紀末期,西歐旅行家枉顧希臘人的發源地在亞洲的認知,竟然到今天的希臘半島去尋找希臘古代偶像崇拜時期的雅典城。

為什麼西方會最終選定到巴爾幹去尋找古代希臘呢?

因為這時候西歐人確定希臘帝國(版圖包含巴爾幹和小亞細亞)是其歷史的根脈所在,希臘帝國在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征服之後,東部亞洲地區已經已經嚴重伊斯蘭化,希臘基督教徒處於屈辱的被奴役地位,已經徹底沉淪,而歐洲部分的巴爾幹希臘基督教徒由於奧斯曼帝國的宗教寬容政策而享有相對自由,贏得西歐共鳴,所以,選擇歐洲巴爾幹部分作為古希臘的載體。這完全是出於情感認同,而非科學的學術研究,更是枉顧文獻的傳統認知。當然,更重要的歷史背景是,歐洲在持續幾個世紀的「中學西漸」中取得快速進步,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衰弱,西歐人對土耳其的恐懼消失,民族主義的「妒忌」心態作祟。

為什麼又要選擇希臘半島而不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地區呢?須知,此前也曾有過索菲亞的希臘、阿索斯聖山的希臘。因為希臘半島的地緣狀況類似於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歷史的地理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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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休謨在其《論文選集》第65-66頁寫道:

「倘若我們環視這個地球就會發現,世上所有的地方,歐洲被海洋、山川及河流分割得最為慘烈,而希臘又位居歐洲所有國家的榜首。」

於是,從1670年代起,西歐旅行家強行認定今天希臘半島雅典在當時奧斯曼統治下的一座叫米納瓦廟(在奧斯曼之前為無名神廟)為巴台農神廟(又稱:帕特農神廟),而把該廟所在的城堡強行稱為衛城,無視當地說法和傳統其他文獻說法,無視17世紀早期雅典古代遺址早已蕩然無存的說法,可謂「指鹿為馬」——雅典橫空出世(參閱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p192-204、267、286)

於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向古代推進的結果,就是偶像崇拜時期的、帕特農神廟的雅典的古希臘橫空出世。

娜希亞·雅克瓦基在《歐洲由希臘走來》p319寫道:

「18世紀中期,興趣的焦點轉移到了文藝復興運動的義大利和古典時期的希臘身上……源自對古代希臘興趣的術語和源自對義大利文藝復興興趣的術語,在18世紀中期開始相互融合……都是新歐洲主流意識的直接產物——18世紀的歐洲全景圖恰好隱藏在16世紀的義大利抑或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背後……直接關係到有關尋找時代進步及『歐洲民族』振興起源的種種質疑……努力發現一個價值相符並能夠詮釋今天的過去……盡情收穫有關點亮歐洲之光的所有發現和思想源泉了。」

最終拋棄索菲亞的希臘、阿索斯聖山的希臘而選擇今天雅典的希臘,不但在於尋根問祖、托古言志,還在於詮釋當時西方進步之「天命所歸」,因為地理類似。與其說西方近代以來的進步是由於古典希臘和文藝復興,不如說古典希臘和文藝復興被建構出來用以解釋西方近代以來的進步,以掩蓋「中學西漸」和西方的「中國化」,以掩蓋「文藝西傳」。因為整個文藝復興期間和17世紀早期,西方人根本就沒有古代希臘的意識,遑論古典希臘了。

「自從取得獨立之後,希臘的知識分子們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以使他們的國家重返『古希臘』時代。古典地名被恢復,土耳其、威尼斯、甚至拜占庭的建築都被夷為平地,以彰顯古代的遺蹟。」(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7月,p336)

這叫什麼?欲蓋彌彰!妄圖在巴爾幹半島南部地區恢復古希臘的歷史地理、就能使人相信巴爾幹真的是古希臘,這種努力是不會成功的。這種明目張胆地偽造在西方多如牛毛,西方人深諳洗腦之術。(詳見霍布斯鮑姆的《傳統的發明》)

如圖12所示,最後我們看到,古希臘的版圖跨越了愛琴海,一半在小亞細亞,另一半在希臘半島;前者基於近代早期的認識,後者基於17世紀末期的「指鹿為馬」。建構這種古希臘版圖符合西方近代崛起的特徵,可以解釋西方近代崛起強大的歷史緣由。

15
↑圖12:古希臘的版圖

因此,圖12所建構的古代希臘版圖是恣意拼湊、牽強附會的結果,存在極為嚴重的時空錯亂,是極為荒誕的。

必須說明的是,從15至17世紀早期,在拉丁人和西歐人的意識中,希臘基督教帝國在今天的小亞細亞和君士坦丁堡的巴爾幹地區,而希臘的古代或古代希臘在這時候指的是基督教早期的希臘。至於基督教早期之前的希臘,即在使徒保羅傳教的雅典之前的偶像崇拜時期的雅典以及希臘,則是在17世紀末期才在西歐人的意識和行動上產生並化為現實,此前則是一片空白。雅克瓦基在《歐洲由希臘走來》p130寫道:「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以探索與發現為特徵的東地中海之旅,卻有著一個巨大的空缺——雅典」,「發現美洲比『發現』雅典大約還早兩個世紀」。

也就是說,到了17世紀早中期,西方人開始把目光投向羅馬之前的古代希臘Hellas。但是,17世紀之前的格里斯Graecia希臘=(東)羅馬;17世紀的格里斯Graecia希臘=古希臘Hellas,發生了認知變化。更關鍵的在於,把古希臘Hellas的歷史地理從東地中海「指鹿為馬」為今天的希臘半島。與此同時,對羅馬帝國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東)羅馬帝國→希臘Greece帝國(17世紀之前)→拜占庭帝國(17世紀及其之後)。即當格里斯希臘被用於指代古希臘的時候,原來的格里斯希臘帝國就與其所指代的(東)羅馬脫鉤了,(東)羅馬就被賦予一個新名稱「拜占庭帝國」。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屬性模糊化、弱化了,而義大利的羅馬屬性卻日益清晰,人們一說起羅馬首先想到的是義大利,而不是君士坦丁堡。但一千年的君士坦丁堡的羅馬是抹不掉的,出現了兩個羅馬: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和義大利的羅馬,怎麼辦?可能是通過伊斯蘭文獻,西方人發現君士坦丁堡的羅馬之前確實曾經從羅馬城遷都到君士坦丁堡,於是,就在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之前再建構了一個義大利的古(西)羅馬,並把年代至於遷都君士坦丁堡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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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的希臘Greece

而即使這個時候,完全世俗化的古典希臘還未產生,這要待到歐洲人基本完全從宗教社會向世俗社會轉型之後才會出現。因為,此時還在相信神聖啟示而沒有理性精神的歐洲人是不可能去「發現」和「編造」理性的、世俗化的、哲學的、科學的古典希臘的。

西方什麼時候基本完成從宗教社會向世俗社會轉型呢?

根據對基督教國家和伊斯蘭國家的外交文件的研究表明:

從17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用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原先長期沿用且不可替代的官方術語「基督教世界」,開始被術語「歐洲」所替代。這說明擺脫基督教的世俗化的古希臘闊步向前。到1714年,術語「基督教共和」完成了在官方文件——烏德勒支和約上的最後一次謝幕。從此,這一術語在官方文件上徹底消失。這表明,西方社會基本完成了從宗教社會向世俗社會的轉型。(參閱《歐洲由希臘走來》,p28-29)。

沒有什麼進步,比世俗社會轉型的意義更大的了,而且世俗社會轉型是其他發展進步的基礎:理性、哲學、科學、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等。

從博絮埃(17世紀末期)、維柯(18世紀初期)、伏爾泰(18世紀中期)對神意的態度,可以明顯看出這種社會轉型的進程。博絮埃認為,神意不可捉摸,不可妄揣神意,捍衛著基督教這杆「紅旗」;維柯認為,神意可以捉摸,可以揣摩神意,「打著紅旗反紅旗」;伏爾泰認為,神意不必捉摸,不管它,拋棄之,把「紅旗」扔了。這說明,基本完成從宗教社會向世俗社會的轉型已經在學術思想領域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浪潮。突出的標誌就是:原來世俗史作為基督教聖經史的附庸,到後來基督教聖經史成了世俗史下的宗教文化的一個分支——教會史。

雖然「指定」了雅典的地理位置,但此時、即17世紀末期的古代希臘還是一片混沌、一團亂麻,待到了溫克爾曼《古代美術史》出版的時候,古代希臘的分期(遠古風格、崇高風格、典雅風格、模仿風格)才清晰起來,古典希臘的建構才逐步浮出水面,並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成熟、成型。

當古典希臘經過18世紀醞釀和19世紀編造完成之後,西方把世俗化的古典希臘置於偶像崇拜時期的希臘之後而略早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後來,又以軸心時代冠之。

為了超越悠久的中國歷史編年,西方又把遠古希臘也定位於今天的希臘半島:1870年代施里曼在今天的希臘半島發現邁錫尼遺址,1878年卡洛凱里諾斯在今天的克里特島發現了米諾斯王宮遺址。

再次枉顧早期博丹關於希臘人發源地的記載等早期西方人的意識認知而「指鹿為馬」。雖然考古學在西方發展得早,但在應用上卻極不嚴謹,乃至近乎戲謔,就像早年徐中舒先生在田野考古尚未全面展開的情況下,推斷「仰韶為夏民族曾經居住之地」一樣,基本上屬於猜測,瞎對應;畢竟考古學發展早期,除了粗淺的地層學理論知識,幾乎一片空白,難以開展真正有效的實質性工作,「那時的考古是一種摧毀」(麥可•伍德,《追尋特洛伊》,沈毅中譯本,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p116),又如:如何把一個遺址與文獻記載對應,如何確實一個遺址的絕對年代;王健林說:「清華北大,不如膽大」,顯然,施里曼不是「清華北大」的,僅僅是因為「膽大」,「膽大」可以「彌補」早期考古學應用中所缺的一切空白。而實際上,西方近代以來的考古莫不如是。

但施里曼發現的所謂「黃金寶物」等,則與日本的藤村新一的造假是一模一樣的:藤村新一造假,日本考古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樂見其成,乃至為其背書、助紂為虐。藤村新一的不幸是遇上了攝像機而被揭穿,施里曼等幸運而沒被揭穿罷了。不知道是不是施里曼晚年懺悔,他說道:「我希望證明荷馬是特洛伊之戰的見證人,但我無能為力。因為特洛伊只剩下這處小小的地方,幾百人已足夠把它剷平。荷馬的記錄將會成為永遠的故事。」

所以,把希臘人發源地「指鹿為馬」地定位於今天的希臘半島是17世紀末期才開始的事,希臘實際上是亞洲。所謂希羅多德、修斯底德和色諾芬關於希臘等「歷史」記載所依託的地理空間,實際上發生地在亞洲,而不是今天的希臘半島和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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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希亞·雅克瓦基在《歐洲由希臘走來》p92寫道:

「從16至17世紀西方旅行家發表的大量文章中……希臘給人的印象是無處不在,卻又無處可尋。說它無處不在,是因為古希臘作家不費吹灰之力,就伺機鑽進了那些拉丁作家連篇累牘的遊記作品中……在他們的敘述中,從伊利亞到亞細亞再到埃及,處處遍布著希臘的痕跡。總之,希臘這一名字及其聲譽早已名揚天下……說它無處可尋,是因為……探尋希臘的份額卻微不足道,稀疏零散。在他們的遊記敘述中,曾是歷史上最輝煌的古希臘城市卻隻字未提,毫無蹤影。」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文藝復興時期「古典希臘名人」如雷貫耳而「古典希臘城市」卻隻字未提、毫無蹤影?何以如此分裂?

因為文藝復興本質上是羅馬的,這些所謂的「古希臘作家」實則是(東)羅馬帝國希臘文文獻中的人物,在當時西方人的意識認知中,希臘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臘,是拜占庭的希臘,是東羅馬帝國的希臘,所以,根本無需提及所謂的古典希臘時代的城市。當時的拉丁人和西歐人告訴你個脫離野蠻狀態不久,又由於異域效應和文化差異,還不能區分古希臘和羅馬,把古希臘混到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中了,他們還不知道古希臘的存在,他們以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都是東羅馬人。所以在今天的人看來,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希臘人物和古希臘城市處於分裂狀態。

克利斯特勒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和藝術》p25寫道:

「義大利人文學者與他們的拜占庭老師和同行分享著被運入西方圖書館的大量希臘文稿,古代希臘文學的文本便保存在這些手稿里,而此時拜占庭帝國正受到土耳其征服者的威脅並最終被其摧毀……他們逐步將古希臘文獻全部翻譯成拉丁文,在我們意識到文藝復興時期只有極少數學者知曉和掌握希臘文時,這一工作更是令人肅然起敬,那時拉丁文仍是整個西歐學者通用的閱讀和書寫語言。到1600年,人文主義的譯者們已經向西方讀者奉獻出完整的古希臘文獻的拉丁譯本。」

這裡,克利斯特勒強調從即將被土耳其摧毀的拜占庭帝國西運而來的希臘手稿中的「古代希臘文學」,為什麼是古代?是因為偽史所造成的錯誤的認知。在我看來,這些希臘文稿都是(東)羅馬帝國的。

從學術的意義上講,西歐人完全搞錯了。但是,對於西歐人來說,無所謂或者說本系刻意為之,他們要的就是讓輝煌的「古典希臘文明」落地生根於歐洲和「軸心時代」,以及超越悠久的中國歷史及其編年,建構起不受他者影響的、純粹、內生的完全自主性文明,滿足其民族主義的變態虛榮心罷了。

據《歐洲由希臘走來》p309-310記載:

「毋庸置疑,且無須深入考證,當時,無論「大旅行」家們走何條路線,義大利都是必須訪問和經停的地方。可以好不誇張地說,18世紀的大旅行和義大利之旅幾乎具有同等意義。」

「同樣毋庸置疑的是,在18世紀,希臘根本就夠不上這一旅行傳統的組成部分,最多只能算是中途驛站。儘管此時的希臘之旅表明了某種承認歷史真實的新態度……但仍舊無法推翻這一事實:在那些來自北部旅行家的心目中,義大利、尤其是羅馬,仍然保持著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核心地位。」

可見,直到18世紀,「言必稱的希臘」還未成為歐洲人意識中的「常識」,雅典還未成為朝聖目的地,只是義大利之旅的附屬項目,可去可不去,更滑稽的是,那些對建構古典希臘作出突出貢獻的西方學者壓根兒就沒有去過希臘半島,甚至是虛構的人物,如查爾斯·湯普森、溫克爾曼。

世俗化的古典希臘建構和古典希臘歷史寫作是兩回事,對於成熟的世俗化歷史寫作(《風俗論》擺脫神學史觀)而言,對於古典希臘歷史寫作而言,18世紀還處於古典希臘的醞釀建構階段,古典希臘歷史寫作真正成熟於19世紀,尤其是19世紀中期的喬治·格羅特(1856)和杜魯伊。

可以這麼說,18世紀是古典羅馬史的世紀,19世紀才是古典希臘史的世紀。

「言必稱希臘」,這句響徹雲霄的口號其實還不到200年。但是,我們一直誤以為已經有2000多年了。

我們可以對此作出一個梗概性的總結:文藝復興至 17世紀早中期,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是歐洲人的朝聖之地;從教皇振興羅馬、大興土木的16世紀開始到18世紀,義大利的羅馬城後來居上成為歐洲人的朝聖之地;19世紀中期開始,希臘半島的雅典才成為歐洲人以及世人的朝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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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希臘Greece

不但古典希臘的誕生很晚,而且,不受他者影響的古典希臘以及希臘化時期的希臘誕生更晚。借用杜爾哥所說的「編造」,西方人不但在時間紀年和空間地理學上編造,還在歷史事件上即希臘的內涵上編造,可謂「全產業鏈」(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造假。

在1681年博絮埃的《論世界歷史》中,記載著希臘從摩西時代開始就被埃及人、腓尼基人、敘利亞人殖民的歷史。

根據貝納爾《黑色雅典娜》,從希羅多德到米特福德(1829年),西方文獻都顯示古希臘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希臘因為殖民而開化、文明化,希臘的宗教、文學、藝術、數學、哲學等是源自埃及和腓尼基。也就是說,希臘文明是「亞洲化」的。

但是在繆勒 (1820年代)及其之後的西方著作就把這一點給排除了,古希臘就成了自主的、純粹的、不受他者影響的了!

再到19世紀末期德伊羅森提出亞歷山大不只是一個蠻夫,亞歷山大是個有宏大政治理想的偉人,他使古希臘文化廣播達中亞。於是,不但「亞洲化」的古希臘被排除了,還反說亞洲被「希臘化」了。

根據伯納爾的《黑色雅典娜》,「亞洲化」的古希臘被排除的信念最終被主流學界確立的時間是在「二戰」後:

埃及、腓尼基殖民古希臘的傳說完全出於荒謬;

古希臘沒有從埃及和腓尼基獲得有意義的文化借用;

古希臘智者到埃及學習的故事同樣是子虛烏有。

在西方人的眼裡,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就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任人凌辱」。這恰恰反映了西方沒有真正的歷史,或者說,有歷史的時間很短。

可以再舉一個精彩的典型事例,即《雅典學院》(詳見《歐洲由希臘走來》p87-90)。

圖13為著名的《雅典學院》,實際上,該圖名不副實。

16
↑圖13《雅典學院》,實際上是受中國「稷下學宮」影響

該圖是拉斐爾在教皇尤利烏斯二世的命令下於1510年進行的一個「以基督教信仰為主題的聖畫項目」,以展現「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神學的榮耀」。該圖的背景是聖彼得大教堂,如圖14。

17
↑圖14 聖彼得大教堂實景

在對這幅畫的詮釋上,喬治·瓦薩里在16世紀上半葉解釋為「一群正在探討問題的神學家」,還認出中間一位為「福音的傳遞者馬特」。

之後,1550年,喬治·吉西又把該畫解釋為「使徒保羅在雅典宣講福音書」。

1638年,有人將該畫命名為《雅典學院》(可能是法國旅行家馬奎斯·德·塞涅萊)。

1695年,該畫的名稱被確定為《雅典學院》並成為今天人們的「常識」,即以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建的雅典學院為題,展現古希臘對知識——語法、修辭、邏輯、數學、幾何、音樂、天文——的渴求,對智慧和真理的追求,以及展現了古典時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再舉一例民主希臘的例子。在馬蘇第《黃金草原》中記載,希臘是一個王朝。但是,西方為了塑造一個自古以來的民主傳統,在把希臘的歷史地理指鹿為馬到今天的希臘半島後,再硬生生把希臘王國建構成一個民主的城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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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心主義通過各種辦法將近代的政治民主觀念追溯至古希臘,然後再追溯至英國的《自由大憲章》(1214)、英國的光榮革命(1688/1689)、美國憲法(1787/1789)以及法國大革命(1789),從而虛構一幅永恆的西方民主畫面。通過這種方式,歐洲和西方在其漫長的力量崛起過程中都以民主自居。這裡重要的問題是,在20世紀前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是民主的。詹姆斯·布勞特指出,歐洲中心論的史學家們想『將歐洲社會的許多積極因素向前追溯到中世紀,而這些因素出現在歐洲崛起之後,出現在歐洲開始經濟現代化之後』。也就是說,歐洲中心論史學家們試圖把一個之前並沒有真正應用的20世紀的觀念向前推溯。」(《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256)

不但如此,為了使這種追溯的「歷史」可信,歐洲中心論史學家們不惜偽造古文獻,並假裝考證其源流。例如,所謂的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出現於19世紀,就是為了19世紀把古典希臘塑造成民主希臘的需要而偽造、偽托出來。

「那些表面看來或聲稱是古老的『傳統』,其起源時間往往是相當晚近的,而且有時是被發明出來的。」「就與歷史意義重大的過去存在聯繫而言,『被發明』的傳統之獨特性在於它們與過去的這種連續性大多是人為的。」(E.霍布斯鮑姆、T.蘭格,《傳統的發明》,顧杭、龐冠群譯,譯林出版社,2004,p1.2)

這些實際上就是「層累」和「變臉」。西方「歷史」中存在大量、不計其數的大大小小的「層累」和「變臉」,比比皆是。而這些始作俑者則「十足的厚臉無恥反而必定會令人敬仰」(霍布斯鮑斯語)——弄虛作假者彪炳史冊,而實事求是者則被打入冷宮,真可謂「劣幣驅逐良幣」。

畢竟19世紀是浪漫主義的世紀,什麼是浪漫主義?

貝爾納認為浪漫主義是「相信感情是第一位的,理智是不足的」(《黑色雅典娜》p22)

夏爾·波德萊爾給的定義是:「浪漫主義既不是隨興的取材、也不是強調完全的精確,而是位於兩者的中間點,隨著感覺而走。」

在我看來,浪漫主義實際上就是民族沙文主義。

從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到雅典的希臘,雅典的希臘又分出一個古典希臘,再到邁錫尼的希臘、米諾斯的希臘、乃至基克拉底的希臘。

「層累」,可以把事物的本來面目歪曲得面目全非,既可以美化、乃至神化,也可以醜化、乃至妖魔化。

甘陽、劉小楓在《西學源流》叢書總序《重新閱讀西方》中寫道:「上世紀初,中國學人曾提出中國史是層累地造成的說法,但他們當時似乎沒有想過,西方史何嘗不是層累地造成的?」

中西方的古史形成都是「層累」的?是的,中西方古史形成都是「層累」的。層累,只是現象,不是本質;層累的本質是每一個輝煌文明的溯源而已,每個文明崛起之後都面臨一系列問題:我是誰?源自哪裡?人類是怎麼起源的?天地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層累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層累的邏輯體系。

中國古史層累的邏輯體系是祖先崇拜傳統和文獻記載,西方古史層累的邏輯體系是神學史觀、面對中國歷史編年的壓力、民族「妒忌」主義。西方的這種層累的邏輯體系造成了西方「歷史」存在極為嚴重的時空錯亂,宗教、故事和歷史一團亂麻、難分難解,「關公戰秦瓊」、「豬八戒戰張飛」比比皆是。

西方古典希臘的偉大,是層累而成的,是逐漸賦予的,是以後來的理念逐步賦予的,是隨著西方近代發展進步而進行的歷史性追溯,以排斥空間上的橫向東西方聯繫,以排斥「東學西漸」。在古典希臘於17世紀末期慢慢被建構出來後,於18世紀初期古希臘被賦予的主要是文學、藝術和科學上的輝煌,這裡的科學主要是「學問」的意思,並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科學」涵義。到了18世紀末期,古希臘又被逐步賦予思想、哲學、民主政治上的輝煌。當然,西方人會說這是他們逐漸發現了古希臘的輝煌。以現代人的思想和認知去發現古代人的思想狀態?雅克瓦基說:「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要以為使用了同樣的詞,就可以隨意張冠李戴,將後來的意義強加給當時本不具備這些意義的時代。」(《歐洲由希臘走來》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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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偽史的實質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作出如下結論:

①17世紀之前,西方人不知道有古希臘;

②17世紀早中期,西方人開始知道並尋找古希臘;

③17世紀70年代,西方人指鹿為馬地錯把古希臘的雅典定位於今天巴爾幹南部的希臘半島,「發現」了古希臘;

④18世紀,西方人建構了古希臘,講述著各種各樣的古希臘的故事,並賦予古希臘各種各樣的內涵:文學、藝術、科學、思想、哲學、民主等;

⑤19世紀,西方人把建構的古希臘的故事和內涵改編成自洽的體系,寫成了「歷史」,輝煌的古希臘誕生了,並進一步建構自主內生的古希臘,發掘了特洛伊和邁錫尼;

⑥20世紀,西方人為建構了自主內生的古希臘而進一步建構而書寫了古希臘的上古史:邁錫尼、克里特、基克拉底。

在拙文《西方古代偽史的基本邏輯——變色龍》中,我把西方偽造古典歷史的手法和基本邏輯概況為:中國壓力,個人寫作,時代選擇,科學虛構,偽托希臘。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中寫道:

「對古希臘歷史的編造虛構,對於構建民主或科學的歐洲永遠優越於專制或者前科學的東方的歐洲中心論至關重要。

「歐洲中心論者不僅捏造了歐洲是民主國家,而且還通過歷史性的追溯……表明歐洲是民主的發源地。

「通過一種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代的虛構的界限,把西方與東方完全分離開來。儘管,經常讓人津津樂道的是,東方和西方早就存在著聯繫,並且在18世紀之前東方是經濟發展的開拓者,但是,到了19世紀,這種觀點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了。」(《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204、203、196)

有一個很好的近代例子說明這個問題,就是歐洲中心論的對立面:東方主義。歐洲人有一個神話:西方人發現好望角,發現印度,那裡的人們處於封閉和未開化狀態。而實際上,阿拉伯人早就已經發現好望角了,亞非處於極為開放和繁榮的東方全球化狀態,真正孤陋寡聞的、封閉的、未開化的是歐洲人。

通過建構編造古典希臘偽史,把歐洲近代崛起由空間橫向聯繫上的「東學西漸(主要是中學西漸)」,篡改成時間縱向關係上的「文藝復興」,再反向謊稱為「西學東漸」,就像前述的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的、「亞洲化」的古希臘被19世紀的西方學者篡改為亞洲被「希臘化」了一樣——如出一轍。西方的歷史寫作都圍繞此宗旨和「邏輯」,包括為了排除古希臘曾經在空間橫向聯繫上被埃及、腓尼基和敘利亞殖民和影響的歷史,虛構了時間縱向關係上的邁錫尼和克里特文明,於是,一切都被篡改了,一部世界史偽史誕生了:把歐亞非大陸在空間聯繫上的無縫連接的全球化世界人為地、唯心地、荒誕地、硬生生地分裂為涇渭分明的東西方世界!古典希臘偽史在這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關鍵樞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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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歷史涵義的不同

西方偽史之所以不容易揭露,不容易廓清迷霧,主要是因為以下幾點:

西方霸權主義、話語權和種族主義;

早期希臘文和拉丁文、早期義大利語難懂;

語言發展導致近代早期語言晦澀難懂;

各種語言的翻譯、再翻譯導致意思變化或再創作;

史料的不同文化背景;

社會進步導致詞意變遷,如早期智慧和占卜、哲學和鍊金術是同義詞。

而中國歷史自古都是統一語言和文化背景,簡單直接,沒有彎彎繞繞。

如果進行中西方歷史比較,我們就能發現,中國古史體系成型於司馬遷的《史記》,而西方「古史」體系成型度堪與之相比且年代最早的只有1924年的《劍橋古代史》,此前西方所有古史著作都不能與《史記》相提並論,包括蘭克晚年的《世界史》。

但細細思量,從成型度來講,《劍橋古代史》真的能與《史記》相提並論嗎?

劉家和先生在拱書玉所著《西亞考古學》一書的《序》中指出:

「我們過去常會參考《劍橋古代史》(第一版),以後此書以單冊的形式出第二版,以後又陸續出了第三版。關於近東、西亞的史料及論斷,新本對於舊本的補充和糾正的地方真太多了,簡直令人要刮目相看。」

可見,《劍橋古代史》並沒有成型,所以,從成型度來看,《劍橋古代史》還是不能跟《史記》相提並論,相差甚遠。

從反映的史實來講,《劍橋古代史》只是建構起來的「歷史故事」、是偽史,根本不能和真實歷史記錄的、且屢屢為考古所證實的《史記》相提並論,甚至都不能和《隋唐演義》相提並論!

西方「歷史」(拉丁人和西歐人的視角)的真相是,從13世紀之前的基督教文字的文盲社會,經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引領的文藝復興運動(相當於中國的《詩經》),轉變為以基督教為主導的、伴有巫術、占星術、神秘主義等多元化的神學史觀的文學;再經17 – 18世紀的博學時代和啟蒙時代,從多元化的神學史觀的文學轉變為民族、國家和帝國等故事的世俗文學;最終在19世紀,文學和「歷史」分道揚鑣,「歷史」才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1600年前後,斯卡利傑以中國歷史編年為參照草擬了一套聖經編年和基督教聖經史,後來不斷完善。並以此聖經編年去框定其它民族或國家的「歷史」——世俗史,之後,世俗史又後來居上把基督教聖經史納為自己的一部分——教會史。這就導致我們只知道西方歷史是耶誕紀年,卻不知道耶誕紀年源自聖經編年,而聖經編年源自中國歷史編年。但西方人有意無意「去中國化」,遂編造了耶誕紀年的創立者——公元5-6世紀的狄奧尼修斯。

西方「歷史」真相除了上述社會進步、社會轉型和紀年法這一時間邏輯外,還有一個空間轉移邏輯,即西方近代以來此起彼伏地崛起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先後崛起,先後參與西方古史寫作,各自在西方古史中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以及共同的位置,最終拼湊而成今天的西方「歷史」體系。

從中世紀純粹的基督教聖經史,到文藝復興後直至18世紀初期的以基督教聖經史為主導的聖經史和世俗史的混合史,再到19世紀純粹的世俗史,西方的世俗「歷史」概念真的很晚很晚。而該世紀又是種族主義思潮高漲的世紀,其歷史真實性可想而知,為了建構純粹的、自主的、不受他者影響的西方文明史;為了圓這個「謊言」,西方需要製造千千萬萬個謊言。

於是,西方發明了所謂史料批判、史料校勘、考據法、歷史哲學、原始資料、科學方法等學術方法,其實,西方用這些方法來建構偽史,而不是還原歷史;用來歪曲「歷史」,而不是還原真相;是用來建構歐洲中心論,而不是跨文化交流。西方利用這些所謂的方法建構起龐大的歐洲中心論,把神話、宗教、上帝、耶穌驅逐出「歷史」,把荒誕不經的、明顯故事性的文學刪改掉,把希臘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的歷史抹掉,把希伯來對希臘文明的影響、把東方對西方的影響、把中國對西方的影響等全部剔除掉,並把西方「歷史」溯至比中國更為古老的年代。不但如此,西方從18世紀至19世紀逐步建構了在文學、藝術、建築、理性、哲學、科學、政治等各領域都遠比中國輝煌的古典文明,從而建構起一個世俗版的上帝之城——輝煌的、自主的、內生的、純粹的、「言必稱希臘」的古典希臘文明,從而使其民族保持一種榮耀和昂揚向上的心態,盡享其他民族對他們的敬仰。但是,「18世紀時沒有一個歐洲人會聲稱歐洲是由其自身創造出來的。」(馬丁·伯納爾,《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p177)

儘管西方「歷史」在19世紀成為獨立的學科,但是,只是拼湊起來的「歷史故事」,根本不靠譜。如上所述,西方人利用各種所謂的學術技術來建構偽史,而不是還原歷史,或者說,這是西方人的「歷史」概念,而不是中國人的歷史概念,中西方的歷史傳統是不同的。中國歷史是實錄史,西方歷史是建構史、西方古史是無中生有、西方近代史是移花接木(去中國化、移花接木於古典希臘);中國古史是自然原創史,西方古史是刻意模仿史;中國歷史主要是古文經學傳統,西方歷史主要是今文經學傳統。

龍、黃色、歷史,同一個詞彙,其實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涵義是不同的,乃至相反。因此,千萬不要以為西方歷史和中國歷史的「歷史」一詞的涵義是相同的,千萬不要以中國歷史的概念標準去理解西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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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西方人來說,歷史真相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現實利益。西方的歷史寫作是實現其現實利益的工具,是服務於其現實利益的,是實現其現實目的的手段,是表達思想、情感、利益訴求和建構理論假說的載體和平台。

歷史不同於哲學,哲學可以在理性王國里自由馳騁,但歷史不行,歷史必須腳踏實地。但西方把歷史哲學化,然後,天馬行空,恣意建構,物換星移、變臉追溯。由於西方「歷史」的上述特徵,西方才有所謂「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說法。但中國歷史總體上不是如此,中國歷史「這個小姑娘」只有一套打扮,那就是《二十四史》,是各個歷史時期的歷史,非常詳盡詳實,容不得當代任意建構、打扮,故切勿東施效顰,貽笑大方!

一句話:從蒙古西徵到1800年,西方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南橘北枳」;而古典希臘文明是中華文明在西方投射的「海市蜃樓」,從邏輯上來講,古典希臘指的就是中國;之後,西方把其文明成就「移花接木」於「無中生有」的古典希臘。

也就是說,西方為了解釋其近代文明的輝煌成就,又要排除史實上的東方、尤其是中國的起源和決定性影響,建構起自主、純粹、內生、不受他者影響的歐洲中心論歷史,只能去虛構偽史,弄虛作假,去虛構一個根本不存在、子虛烏有的古典希臘文明。

最後,我想引用英國著名詩人威廉·懷特黑德在1759年寫的一首詩作為本文的結尾:

希臘和羅馬的教條已經太多了,他們

耗盡的智慧寶庫已失去了迷人的魔力,

儘管對我們徒勞的掙扎還有些許補救,

但我們的成功在芸芸眾生中已經枯萎……

今夜,詩人煽動雄鷹的翅翼乘風而起,

飛向光之源頭去找尋異域文明的新奇,

在中華帝國的領地採擷孔夫子的智言,

大膽地從東方帶到不列顛子民的耳際。

(完)

2.關於「中學西漸」,可以參閱:

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

艾田蒲的《中國之歐洲》

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

弗蘭克的《白銀資本》

朱謙之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

孟席斯的《1434》

李兆良的《坤輿萬國全圖解密》

諸玄識的《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複製中國」考論》

3.關於揭露西方偽史的書籍,可參閱:

伯納爾的《黑色雅典娜》

雅克瓦基的《歐洲由希臘走來》

霍布斯包恩的《傳統的發明》

古迪的《偷竊歷史》

施瓦布的《東方文藝復興》

薩義德的《東方主義》

喬杜里的《歐洲之前的亞洲》

丹尼爾的《考古學一百五十年》

J.M.布勞特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張夏準的《富國陷阱》

何新的《希臘偽史考》《希臘偽史續考》

董並生的《虛構的古希臘文明》

編輯: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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