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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醫院在中國水土不服?

週五 2013年05月10日, 2:28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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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底,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正式運營期滿半年。按照院方的計劃,屆時醫院每日門診量應達到800人次,開放住院病床300張。然而該院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港大深圳醫院日門診量為600人次,病房入住率也不足五成。

無獨有偶的是,早幾年落戶內地的外資醫院,比如廈門長庚醫院、南京明基醫院等,開業初期的運營效果都不太理想,廈門長庚醫院在2012年剛剛做到現金流持平,據長庚醫院院長賴明坤估計,該院在廈門本地醫療市場所佔的份額還不到10%。已核實錄音。原話如此。醫院並不確切知道份額,只是從日門診量估算。

“長庚剛進來的時候,我們都很緊張,但直到現在業內還沒有感受到它的競爭”,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王挹青向記者直言相告。

這些外資醫院曾被視為國內醫療市場上的“鯰魚”,社會各界都寄望它們打破“以葯養醫”的沉痾,激發公立醫療機構的活力。然而直至今日,它們在內地醫療市場上的影響力都非常有限,甚至運營得相當辛苦,尚處在“叫好不叫座”的階段,廈門長庚醫院就自稱是“適應困難的鯰魚”。

這背後是一個共同的尷尬:“非營利性”的定位,決定了這些外資醫院必須申請醫保定點資格,才能進入其目標市場;與針對高端市場的外資醫院,比如和睦家醫院、上海天壇普華醫院不同,想要進入更主流的大眾市場,綜合性外資醫院必須申請醫保定點資格,否則看個大病動輒幾萬十幾萬元,普通民眾根本不敢進外資醫院的大門,像是廈門長庚、南京明基、蘇州九龍醫院等,都是經過醫院管理層數年奔波,得以納入醫保定點範圍;然而這同時意味着這些外資醫院要接受中國現行的嚴重不敷成本的超低醫療服務定價,“以技養醫”的國際通行模式難以施展。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外資醫院無法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以吸引優秀醫療人才的加盟。新醫改提出鼓勵醫師“多點執業”,首先惠及的往往是那些營利性的高端醫療機構,兩個錯位發展的陣營,在人才爭奪上漸成競爭之勢。

“鯰魚”如何能發揮威力?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庄一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高端的營利性醫療機構只能解決“看病難”的問題,而非營利性醫院還可以同時解決“看病貴”的問題,鼓勵社會資本辦醫的政策設計應該兩者並舉。

“以技養醫”難以發揮

港大深圳醫院實行“打包”收費,全科門診為130元/人次,包含了挂號費、醫生出診金、7天內用藥、常規標準檢查以及衛生耗材的費用。專科門診診查費為100元/人次,用藥和檢查費用另行計算。住院診療的收費標準仍在等待批覆中。

據記者了解,港大深圳醫院各項收費標準的制訂過程頗費思量。作為一家面向內地醫療市場的醫院,港大深圳醫院顯然無法在價格上與香港接軌。據媒體報道,對於130元的打包門診費用,公眾短時期內尚難接受,特別是如果醫師開藥較少,患者會覺得“虧了”。

港大深圳醫院常務副院長葉炯賢確認,大部分業務仍將執行內地的收費標準,特需服務部分還將與政府專門溝通。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指出,中國現行醫療服務價格體系的特點是:體現醫務人員勞務價值的收費標準都很低,醫院只能以葯養醫。

“如果大部分醫療服務仍然按照內地現行的價格體系來收費,港大深圳醫院將很快變成另一家內地大醫院”,顧昕說。

如果港大深圳醫院拒絕像內地大醫院通行那樣“以葯養醫”,那麼等待他們的將是相當長一段艱難時日——廈門長庚醫院對此深有體會:他們直至開業的第四年才勉強做到現金流持平。

廈門長庚醫院院長賴明坤介紹,該院的醫療服務收費遵守內地定價,實際收費標準跟當地三甲醫院差不多。按照醫院內部的工作量考核機制,看診一次醫院給醫師支付的工資是20元,但內地目前的挂號費標準只有14元,差額部分就必須由投資方拿出來。

儘管如此,廈門長庚醫院仍然堅持強調醫療技術和服務,而不是多開藥。醫院盡量不給病人打點滴,並且鼓勵住院病人在允許的情況下多走動,幫助康復早日出院。賴明坤告訴記者,他們的住院均次費用不到4000元。對比之下,廈門當地三甲醫院的住院均次費用約4000到5000元。

“我們現在是適應困難的“鯰魚”,我想適應期還需要2到3年的時間”,賴明坤說。

同樣是台資背景的南京明基醫院,其經營模式是以高端醫療服務提供平價醫療。

時任醫院執行長江明洲曾於2009年春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平價醫療並不必然意味着虧損”,這個說法也得到了醫院總院長、胸腔外科專家許恆基的認同,舉例來說,目前明基醫院最為拿手的是微創技術,傷口小,病人的住院時間就大大縮短,可以省下不少醫療費用;而對醫院而言,手術流程簡化和住院期縮短都可以節約成本,後者還能加快病人的周轉,利潤率自然提高了。

明基醫院當時提供的數據稱,其眼科微創白內障手術的費用要比同類醫院低20%—30%,利潤率可達30%—40%。

即便如此,明基醫院的投資方、明基集團從一開始,就已作好虧損十年的戰略準備。

人才競爭兩面夾擊

經營上的困境還不是最艱難的部分。“在內地招聘醫師非常不容易,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困難,也是民營醫院共同的問題”,賴明坤說。

廈門長庚醫院1/3的醫師來自台灣,其餘的在內地招聘,但賴表示,目前內地公立醫院的醫師都是“單位人”,要讓他們脫離體制很難。

對此港大深圳醫院的院方人士說得更直白:“如果沒有配套改革,我們將成為‘人才孤島’”。

“我們提供2-3倍於內地醫生賬面平均工資的薪水,也就是年薪30-40萬”,葉炯賢說。但曾長期在內地醫院工作的他深知,這對於內地同行缺乏吸引力。在外資醫院的薪水越高,扣稅也越高,實際到手的錢大打折扣,而在內地的公立醫院,一些醫生也許會存在不菲的灰色收入,也有一些三甲醫院的精英原本收入已經遠遠高於公立醫院的平均水平。張強醫生原本是上海三甲醫院的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在2012年底毅然跳出體制外,他曾在其實名認證的新浪微博中表示,他在東方醫院的公開合法收入就達每年40萬元。

港大深圳醫院籌建時,曾從本地醫療系統抽調了一批人手,但他們最後都回歸原單位。除了實際收入並沒有顯著高於原來的收入,脫離事業單位編製及其職稱體系,也讓內地醫務人員有所顧慮——港大深圳醫院參照香港的做法,醫務人員分為顧問醫生、副顧問醫生和住院醫生三級,來這裡工作意味着放棄原來的職稱,萬一有變就回不去了。

“我們最需要的是‘中堅層’,博士畢業、有10年左右工作經驗”,葉炯賢說,但這批人恰恰是顧慮最多、最不願意脫離現行國有體制的。

據葉炯賢介紹,目前港大深圳醫院的內地醫生主要來自於二線城市的三級醫院,衝著較高的薪水、或為解決夫妻分居問題而來;100位護士基本上都是編製外人員。

更不容樂觀的是,進入中國醫療市場的非營利性醫院,還將直面營利性醫療機構來勢洶洶的人才競爭。後者因為定位高端,不受醫保價格體系的約束,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薪酬。

以下半年即將開業的上海國際醫院中心為例,他們在醫療界人士集結的專業論壇“丁香園”上投放招聘廣告後,一年之內收到了4000份簡歷,而相同時段內港大深圳醫院的“戰績”僅為800多份。

上海國際醫學中心的投資和建設方、上海國際醫學中心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辛樹林證實,應聘者大部分都是國內三甲醫院正值當打之年的醫師和護士。

記者了解到,上海國際醫學中心的收費標準參考國際慣例,採用全球商業保險機構廣泛接受的醫療服務定價標準CPT-code計費,只接受商業醫保和自費病人,診療服務收入的40%將歸醫師個人。

政策設計應雙管齊下

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庄一強認為,一個健康發展的醫療市場上,應該是既有高端醫療機構,也有低端的醫療機構,我們鼓勵社會資本辦醫應該兩者兼顧,不能只重視高端,而避口不提低端。

“高端的營利性醫療機構只能解決‘看病難’的問題,不解決‘看病貴’的問題,而非營利性醫院還可以同時解決‘看病貴’的問題”,庄一強說。他同時建議,應該從政策上為慈善資本投資醫院創造空間。

中國目前最為活躍的醫改智囊、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恆鵬教授認為,醫療人才是非公醫療機構發展的關鍵因素,鼓勵社會資本辦醫,可以首先考慮從人才政策上創造一視同仁的發展環境。

朱恆鵬分析,現在已形成醫生價格發現機制。不同醫院、不同大夫、不同手術的費用,醫院之間挖醫生的薪酬,都有標準的但不透明的行市價。有價就意味着有了市場,不透明不規範意味着市場不充分、不完善。醫院面對的外部環境已經市場化,因此醫療服務市場也應該放開。我們可以借鑒律師行業,讓醫生成為自由執業人,能自主選擇執業方式和機構。

“多點執業只能算過渡性說法,最終的制度安排應是自由執業”,朱恆鵬指出,成為自由執業人會讓醫生擁有更大的選擇自由,也使醫院在擁有充分選擇自由的同時只能依靠自身的競爭力獲得人力資源,而不能靠行政權力束縛醫生,醫生和醫療機構之間應該是一種“契約式合作關係”。

李芃是媒體人。李芃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0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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