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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忽略(Rational Ignorance):服務貿易協定、ECFA、WTO的冷感由來——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何苦如此奴隸?

週二 2013年06月25日, 11:38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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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文/Paul

德拉克諾瓦自由領導人民

(圖:德拉克諾瓦,自由領導人民)

最典型的例子是:從美牛談判,到ECFA談判,再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談判,馬政府都因行政專擅,在談判過程中置國會與在野黨於不顧,而引發政治風暴……………….

美牛談判之所以最後變成美牛風暴,就是因為馬政府從頭到尾都在搞秘密談判,直到與美方 簽訂協議後,國會才收到行政院的備查案,也才首度得知協議內容。也因為行政權如此輕忽立法權,其結果不祇反對黨立委杯葛美牛協議,連國民黨立委也群起倒 戈;當時的國安會秘書長蘇起也在風暴中辭職下台。美牛風暴可以說是馬政府信任危機的濫觴…….

議會與政黨政治就像跳探戈,獨舞難成其事;這麼簡單的道理,馬政府為什麼學不會?

————–引用自天下獨立評論,王健壯:馬政府不會跳探戈《原文連結

 

這一次的事情,如果不是具有足夠媒體影響力的郝明義先生,出來說明出版業會成第一個受衝擊的對象(背後當然有諸多討論),並有諸位出版、媒體相關領域的意見領袖出來回應,並組織了臉書活動讓許多人參與,或許這議題無法在短短一天內成為主流議題。

而關於服務貿易協定,Wondero已於粉絲專頁上與許多朋友討論了正反不同立場,私下在與朋友之間討論亦是充滿火花,在思辯尚未結束之前,我們也無能為力給出這個貿易協定帶來的衝擊與結果(甚至也沒有人真拿得準。)

 

但我們倒是能回應王健壯先生的的「問句」:馬政府為什麼學不會?

因為Wondero這一年不斷關心媒體、教育、產業的議題,我個人認為,執政黨在臺灣不論藍綠,恐怕都不會覺得「有必要」去學會。

溝通有多重要?在代議政治的決策模式當中,與政黨之間的關係、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甚至是考慮到司法面的關係,還有與民間聲音的反饋,都須要「溝通」,哈伯瑪斯針對「溝通」便提出了溝通行動理論,把溝通置為一個重要的角色,去處理複雜糾葛的權力關係…太文言?就是唯有透過有效的溝通,才能夠避免黑箱作業、錯誤決策、貪污腐敗、意識型態等等的公私關係上的問題,哈伯瑪斯認為,唯有透過理性又有效的溝通,才能建立理性的公民社會。

然而,回到實然面的現實世界,溝通有溝通上的成本:說話的人去「發聲」的成本、聽眾去消化資訊的成本,進一步造就資訊不對等、資訊混亂的狀況,光商業世界裡,公司內部的成員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就已經有處理不完的資訊,而何況普及所有國人的公領域之事物?

就像吳念真導演提到:「臺灣人的最大問題,就是假裝沒看見。

 

我必須說出我近一年觀察的結論:對於大多數的議題,臺灣人往往不是「不理性」的不去關心,而是非常理性的冷漠,這樣的冷漠,唯有在民情被煽動的時 候,在短時間換轉換成一陣狂怒,但狂怒只會持續一下下,接著又回變回理性的不關心,或許這是近代民主國家都有的寫照,但我只在臺灣住了這麼久,唯一能確定 的是,上面所提的「假裝沒看見」,是住在這座島上的許多人對於公共議題的普遍反應。

(延伸閱讀:「溫水煮青蛙」的半盲文化什麼是能左右人的想法的Propaganda?

 

尤以這片土地上的許多人,對於「政治」感到非常厭惡,對於政治總是「放給它們爛、我做我的事」,然而所謂的公領域,並不只是一個個私人的集合,社會 並不是每一位個人的加總,是比每一個人的加總還有多的,想像我們每個人都是一粒沙塵,積土成山,沙塵本身不會形成山林、河川、天氣現象、生態系。今天如果 暴雨來襲而土石流了,一粒小沙是沒有能力抵擋的,那就是叫公共領域的問題。

這麼說來,關心公共領域是一件很理智的事,偏偏跟許多人對談的時候,他們表現的儘管聰明,卻仍然對公共事務「不理不睬」,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衝突?

 

我想到了之前跟一個長輩聊環保,他聽了就臭罵我一頓。「環保有什麼用,跟你說搞環保,你不會有前途的,這個社會人人都開發,開發才有錢,有錢才能成 家,成家才能給小孩好的社會,如果你都不開發,我們就窮,很窮的坐擁山水有什麼用?你保護環境能有幾分錢?你保護環境,孩子的學費怎麼辦?你不要不理智 了,趕快去多認識點厲害的人,結交些人脈,考張證照,學些技能比較實在。」

「可是環境跟經濟是有直接影響的,以經濟的角度來看,環境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優勢…」

「優勢?什麼優勢?累積競爭力才叫優勢!」

這段對話,不知道你熟悉嗎?我不只跟一個長輩有過這樣的對話。

對於能夠分析競爭力、發展、哪個開發案等等的人,我想他不會是個「沒理智」的人,如此功利的去思考這些,絕對需要一定的理性,然而你能明顯的感覺 到,像他一樣的人,理性卻跨不到除了他所關注的事物(個人的金錢、成功、消費力)之外的領域,這就是臺灣(或許是更多國家都有的)現代性。一個不關注公共 領域的理性人,公共政策也不太須要什麼理性溝通,反正大家的理性不會跨及公領域,會來擔心,終究只有因為公共政策直接衝擊的少數人。

 

先前的西方政治學家在分析「選民投票」的政治現象,跟部份經濟學家在分析「利率、國債」等經濟政策的時候,便有一派說法誕生,叫「理性忽略(Rational Ignorance),當瞭解一個知識所花的成本,比這個知識可能帶來的潛在益處來的高的時候,人會理性的選擇不去理會那個知識。

好比第三方支付案,背後正反合的辯證這麼多,許多人對他的瞭解卻只是「外國有,為什麼臺灣不能有?」

詹宏志先生提出的「我打交道的公務員,是漫無目的的失敗主義」,然而,亦有另一個觀點提出了:「中國第三方支付的真相」, 在瞭解一篇文章所提的知識的成本,認為高於其潛在益處的人,一篇都沒看,對於議題可能僅流於「臉書上的好友幾句評語」,認為瞭解一篇文章所提的成本低於益 處的人,最少會得知一個觀點—那麼再多一個觀點呢?所謂的「先入為主」、「反覆辯證」、「比較閱讀」所花的力氣顯然高多了,故能同時掌握兩篇都有的觀點, 並得出自己的觀點的人,想必少之又少。

螢幕快照 2013-06-24 下午9.41.45

那麼,假如你是一個決策者,要怎麼讓一件事情的關注者減少,以減少其他人的溝通,才好讓決策朝自己想要的方向邁進(越少人介入越好)?那便讓程序越不透明越好、資訊的發布越慢越好、把一件事情搞的越複雜越好,甚至是同時間引起其他議題,增加公民的資訊負荷量,也能達成「理性忽略(Rational Ignorance)」就像之前Wondero一篇文章提到的「TED:我們是否主宰自己的決定?」,賣東西的時候,賣方只要讓定價複雜化,便有辦法有效影響消費者決定。買東西是一個「看到價格>決定合不合意>買或不買」的快速流程,都能受到簡單的定價方式影響了,更何況是利害複雜、問題多元、決策流程繁複的公共理域議題?

 

在一個民主機制的流程當中,我們身為國民,不想再有更多的理性忽略、缺少溝通的決策,該怎麼辦?

「資訊的揭露」

就像傳奇矽谷企業之一eBay的創辦人Omidyar努力在許多國家所做的事,不斷的去創造更多的資訊揭露,他詳細的過程可以看看這篇Huffington Post的報導,他在做的事,在清末「太平天國」雄據中國南方,卻發生內訌急須改革的時候,太平天國的「干王」洪仁玕曾去過香港等地學習西方事務,便提出了「資政新篇」現給洪秀全,希望洪秀全可以照這個方向改革,避免黨內派系雄據,人人決策只為自己,貪污舞弊頻傳。

洪秀全自己也沒有去實行,而我則有把資政新篇熟讀過一遍,裡面有個點子類似成立「新聞官」,獨立於一般行政,不斷搜集資訊並揭露,保持其新聞官獨立 性,這並非是西方的媒體產業,而是把「揭露官員在做的事」做為一種行政流程的概念,如此可以「去朋黨、除舞弊」,透過資訊的揭露,可以有效降低「理性忽略 (Rational Ignorance)」的成本端。

「決策者的覺醒」

 

西方的民主三權分立則是根基於「權力會導致腐敗」,在柏拉圖的理想國有這麼一則故事:

蓋吉士(Gyges)是為利底亞(Lydia)國王工作的一名牧羊人,有一天當他在放 牧羊群時,忽然來了一場暴風雨加上地震,震開了一個地洞,他被這個景象所吸引,就走下地洞,在洞裡他看到許多驚奇的事物,其中有一隻銅馬,這隻馬的中間是 空的,像一扇門。蓋吉士走進這道門,看到一具比人的體形還要高大的屍體,這具屍體的手指上有一枚金戒指,蓋吉士離開時只帶走這枚戒指。他帶著這枚戒指參加 牧羊人每個月的例會,這個會議是向國王報告羊群的狀況,開會期間他無意間把戒指的座盤往內轉,這時他發現他的同伴似乎看不見他,因為他們在談到他的時候, 就好像他是離開的一樣。蓋吉士非常驚訝,於是他再把戒指的座盤往外轉,結果他又變回可以被看見的人。

蓋吉士在驚喜之餘,開始對這枚戒指進行試驗,看它是不是真的具有這樣的魔力,結果他發現每次把座盤往內轉,自己就變成隱形人,往外轉就現身。經由這個發現,他盤算在出席一個向國王報告的宴會時,引誘皇后,而且透過皇后的幫助,謀殺國王、取得王位…(摘自林火旺教授的文章

 

所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透過設定好的系統,去避免權力一把抓的情形,然而,我們親眼看見了一次次當一黨獨大、民主意識初出的國家裡,常常會有看勢 在人為、系統難以牽制的情形,此時,作為一個公民,我們不只要去監督一個系統:罵政府,我們更應該更實際去指出「是誰」,指出系統裡的一個個人。大家對於 「水母兄」一定心生意見,但相信我,該去被指出來的人,絕對不只水母兄,如果我們不去檢視這些決策者們,我們如何在民主制度中,選擇對的人、讓對的人做對 的事?所以下次別只罵水母,一定有人躲在水母背後的,有些人恐怕更為關鍵。

 

「作為一個公民」

回歸到開頭的問題,這是一場民主政治裡的方法,遊戲規則是這樣的:「誰成本被墊高誰就輸了。」決策者可以墊高大家的溝通成本,但公民也可以墊高決策者不去溝通的成本,公督盟等等的組織努力的做著這件事,然而光靠他們沒有用的,除非每一個人都能提升「理性忽略(Rational Ignorance)」的另一頭:估計可以帶來的益處,不然永遠在理解的成本上打轉。

唯有公民能夠意識到:社會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在明天變成我的大事,於是,理解一件議題的益處遠遠超過成本,不然,只有在出事的時候、痛過了、慘過了,少部份受衝擊的人才會意識到「這件事真的是大事!」,偏偏不巧的是,從一百餘年前的涂爾幹就已經發現,在工商業、資本主義形成的過程下,社會從一個群體意識(我作為社會的一部份)裂解成了高度分工的個人主義的社會(社會…好像跟我有關),人的集體意識的凋零是現代社會的通病。

 

但不要忘了,什麼是民主社會?民主社會的本質是殘暴的,希臘的公民是少數人,公民才算民主的一部份,經濟有賴於奴隸,亞理斯多德的善是跟政治有緊密 關係的,在討論善的時候也苦惱過「奴隸是否具備善、具備公民才有的可能性?」之類的問題,而社會的善的核心指向政治,奴隸則是無權過問政治。

然而,民主社會於這幾百年的近程,就是公民圈的擴大、奴隸圈的縮小,越來越多人是個公民、越來越少人做個奴隸。

 

只怕,我們仍以奴隸的方式過著公民的身份,就像德國詩人與劇作家Bertolt Brecht說過:

『在各種無知中,最差勁的是『政治無知』。他聽而不聞、視而不見,他從不參與任何政治 活動。他彷彿懵然不知,種種生活費用,如大豆價格、麵粉價格、租金、醫藥費等,全都與政治息息相關。他甚至對自己的政治無知引以為傲,挺起胸膛,高聲說自 己討厭政治。這愚人並不知道,基於自己的政治冷感,社會出現了淫業、棄童、搶匪--更可悲的是出現了貪官汙吏,他們對剝削社會的跨國企業阿諛奉承。』–(當我們把革命性的年輕人貼上異類的標籤)

 

在本次的服務貿易協定之中,兩岸作為不同發展的結果,大陸那頭是經濟高度發展,我們這頭是民主的高度發展,海峽的兩端,這頭想賺錢不想過問政治的去 了大陸,那頭想政治的生成了天安門,現在兩邊碰頭了,我們是否準備好了,作為一個「民主的高度發展者」應有的公民決心?還是只是放著不同立場、不同利益糾 葛的少數人,一次次搬弄國政?鬼島不只來自他們的利益瓜分,也來自我們的理性忽略。

唯有以上落實以上三者,才能解決隱藏在各次協定與談判背後的大問題。有一天,這塊土地的執政團隊才會問我們對於如何決策的意見,而不是問我們有關決策之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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