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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盲從是最大的罪惡

近代政治哲學已愈來愈注意「組織化了的罪惡」。以前的人相信人類雖有黑暗的一面,常會做出邪惡的事,但人畢竟是有理性的動物,理性歸結到最後,就是「良心」。

但近代的哲學家已對良心為何物,愈來愈懷疑。原因就是近代已有很多事顯示出良心其實是脆弱無比,良心的強度抵不過一張衛生紙。而開創出這個時代新議題的,就是近代最偉大女性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鄂蘭教授在戰後參與納粹戰犯之研究。她於1945年出版了那本劃時代的著作《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組織化了的罪惡》,她在這本書裡指出,納粹份子其實個人都不是壞人,他們在家裡是個好丈夫好爸爸,許多人愛好古典音樂、愛護小動物,算是典型的居家好男人。而在公事上,他們奉公守法、盡忠職守,也算是個好公務員,但這樣的好男人和好公務員,為何在納粹體制下,竟會犯下那些殺人如麻、殘忍無比的滔天罪行呢?

鄂蘭教授研究後指出,原因不是別的,乃是「服從」和「紀律」所造成的。德國的公務員和軍人都愛國、服從、守紀律,他們相信這種紀律價值,因此他們參與到納粹暴行中,不是他們有多邪惡,只是在遵守長官的命令而已。「服從」在許多情況下是一種美德,但換了另一種情況,卻成了最大的罪惡。德國公務員和軍人的愛國盲從原來是如此恐怖的。

後來,1971年鄂蘭教授在一次演講裡將這種「組織化了的罪惡」做了更哲學性的討論。那次演講的全文後來以〈思考與道德反省〉為名發表。她在演講中指出,人會有善惡的判斷,乃是因為人會思考,當我們知道了自己行為會有什麼後果,我們對自己的行為才會節制,知道了什麼是惡,我們才會有知道什麼是善。而當時納粹的可怕,乃是它已把野蠻硬拗成是紀律,屠殺說成是愛國,當人們思考問題的基本範疇已被模糊化,這意謂著當時的德國人已失去了思考的最基本能力。鄂蘭教授自己是德裔美籍人,她在演講中特別指出,近代德國人乃是智性高度發達、思考能力極強的一種人,而納粹卻可以把德國人搞到失去了思考能力及道德判斷反省的程度,這才是納粹罪惡的根本。

自從鄂蘭教授提出了「組織化了的罪惡」這個罪惡問題的新面向後,近代對罪惡問題已開始注意下列幾點:

一、邪惡問題已不限於個人,無論實驗心理學及政治法理學都愈來愈重視體制的邪惡。特別是現代媒體操控愈來愈厲害。掌控了媒體就可以靠著硬拗硬扯,製造出有理由的邪惡。

二、體制是個龐大的機制,它很容易培養出制度化的邪惡並使人習焉不察。

三、現代國家的公務員、軍人,甚至大公司的員工,已必須有一種新的道德自覺,那就是他們有拒絕服從邪惡命令的權利,而且政府必須保障這種不服從邪惡命令的權利。當一個體制太容易以各種方式形成邪惡共同體,這個社會的胡作妄為、各種濫權就會一直繼續,無法收拾。只有公務員、軍人及公司職員有拒絕服從不正義命令的權利,各級統治者才會收斂!

今天的台灣,整個體制已成了一個龐大的「命令體制」,政治上以黨紀為中心企圖合理化它的集權效忠;而軍隊則是以軍紀效忠為中心,企圖合理化它的濫權。尤其是軍中的濫權最為嚴重,軍隊應該是個袍澤互救的團體,但今天這種袍澤情、兄弟愛早已無存,反成了整人的黑箱,出了事就要湮滅證據,最讓人難過的,乃是在它的過程中,居然沒有一個人覺得良心不安,還有許多人為這種行為繼續硬拗鬼扯。當一個體制內已失去了良心,良心在政治正確下已自動放棄。一個失去了良心的團體,怎麼會有前途?

因此,我最近重讀鄂蘭教授的著作及演講,她那個盲從是最大的罪惡的理念,讓我對台灣的悲哀更深了!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2013-08-02 02:14 中國時報 【本報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