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7 am - Sunday 07 March 2021

拆解“中國盒子”

週四 2013年08月01日, 12:34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 0 Comments
  • 1059 views
  • Print Print
文章來源

近代以來,與經濟嵌入到社會關系相反,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了。

——匈牙利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

中國故事並不易說。

從哪裡開始呢?從時下熱鬧的民族復興與微博反腐開始?還是從過去十餘年的“胡溫景氣”談起?或者從過去三十餘年改革開放的篳路藍縷,或者從1949年以來的百轉千回開篇,還是上溯更早?

巴爾扎克斷言小說是民族的秘史,那麽經濟則可能是理解國家命運的秘匙。回望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表現確實耀目:連續多年兩位數的GDP數字增長,躋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甚至還有不少預言稱中國將在2020年前超越美國。這一切,令世界側目,“中國奇跡”以及“中美國”等說辭紛至沓來。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背後,其代價亦有目共睹。國富民窮、腐敗橫行、房價高漲、通貨膨脹、貧富不均、社會不公等等問題叢生,甚至養老、看病、求學等民生問題,也並沒隨著整體經濟的驅動而自動抹平,反而日漸嚴峻,對於中國經濟崩潰的質疑之聲也始終揮之不去。

在高歌猛進的靚麗數字背後,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所謂“後發劣勢”的陰霾始終揮之不去——諷刺的是,楊小凱還叫楊曦光時,這位19歲少年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擲地疑問,也並沒有隨著經濟的崛起而自動消逝。

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麽?經濟崛起如何重塑中國社會的整體面貌?富裕抑或貧困,幸福抑或不幸,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中國?無論是張五常的地方競爭模式,還是錢穎一的“財政聯邦制”,抑或是秦暉所說的“低人權優勢”,再到林毅夫的“比較優勢”、“新結構主義”等等,林林總總的理論,隨著時間推移,似乎難以完全令人信服。

國外有一種小玩意,名曰中國盒子。它由好幾層組成,打開外面大盒子,裡面是個中等盒子,再裡面又是小盒子,如是再三,直到打開最小的盒子,才是謎底所在。由此,中國盒子一詞常喻極盡復雜之事,而現實中的諸多中國問題,也與中國盒子一般迷霧重重——難怪台灣政壇“揭弊”大王之稱的邱毅先生,曾將自己的揭露能力超強歸結為研究大陸經濟的專業出身。

誠然,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不僅是人類歷史的一場偉大實驗,也是涉及十三億人的中國戲劇,沒有人可以袖手旁觀。但其全貌,恐怕難以一言道盡,也只能通過不同領域的觀察描畫輪廓,這也是筆者多年以來試圖思考並試圖回答的問題。

中國故事雖然猶如迷宮,但是筆者並不認為存在人間奇跡,其中必有符合常識的經濟邏輯可以解釋。在《中國經濟怎麽了》一書中,我試圖從宏觀、金融、財稅、民生、商業等不同的部分來拆解中國盒子,試圖拼接出相對完整的中國經濟景觀。

理解中國經濟,首先必須回答中國經濟的增長根源。以往流行的投資、消費、出口“三架馬車”看重短期總需求,但從經典增長理論來看,長期增長往往與技術進步、資本投入、勞動力狀況直接相關。

反觀中國,過去數十年經濟增長動力,源自廉價勞動力以及改革開放以及加入WTO三點。也就是說,中國的三十年經濟增長並非所謂人間奇跡,而是符合人類市場規律的體現而已。按照經濟學學家麥迪森的數據,1952到1978之間,中國人均GDP增長僅為2.34%,不僅不及世界人均GDP增長率,也使得中國與世界人均GDP水平不斷拉大。

換而言之,1949年之後,後三十年漂亮的數字背後,一方面反襯出前三十年的基礎薄弱,另一方面則發出投資驅動增長的警告。溫家寶曾多次評價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而持續十年的“胡溫景氣”並沒有根本改變中國經濟諸多弊端。

9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在《外交》雜志上發表了《亞洲奇跡的神話》,指出東亞增長不是奇跡,其高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這一被視為“神奇預言”的文章,因隨後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而廣為人知,克魯格曼也在2008年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

二十年過去了,中國是不是例外呢?遺憾的是,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慣性強大,近年來尤以“四萬億”前後表現的最為集中,其國退民進、產能過剩、生產效率下滑等不良後果可能需要很多年來消化清洗。大規模的投資計劃,即使一時換得反彈,卻難以持久,這也是筆者連續撰文批判其無非是“播下刺激,收獲蕭條”。

站在大歷史的眼光來看,三十年的市場化推進,一方面建立基本的市場體制,另一方面諸多關鍵要素、領域的市場化仍舊有待推進,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言,“20年來經濟處半統治半市場狀態”。

經濟規律與生活常識已經多次揭示,如不徹底市場化,必然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造成諸多“事與願違”的結果。環顧四周,諸多流弊,在金融,股市、房地產市場、石油等領域比比皆是,不僅造成民眾對於民生的諸多不滿,也必然降低中國的投資效率,無法實現市場的自動出清。

最為典型的房地產市場,看似無數開發商自由競爭,但諸多症結,都與離不開土地問題。從香港到內地,富豪榜上贏家,房地產所占不菲,華人為何偏好房地產?誰在推高中國房價?貪婪開發商還是精明的丈母娘?“史上最嚴厲”房地產調控為何吃力不討好?通過系列分析,回顧十年房價漲跌,很多答案或許昭然若揭。

然而,市場化並不簡單意味著政府的退出。作為監管者以及游戲規則設立者,政府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對於改革路徑也應該有所設計。以近年數度風生水起的金融改革為例,雖然有國際金融中心以及金融改革實驗區的推進,但是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利率自由化等爭論仍舊舉棋不定。以人民幣而言,其“內貶外升”備受關註,屢屢跌停玄機何在?隨著中國經濟成長,人民幣如何順勢成為真正的國際化貨幣?離岸人民幣中心如何發揮應有作用?

鄧小平南巡時曾表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如今,金融地位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改革成敗事關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諸多改革不可不做,不可不慎,難點何在?路徑如何? 因此,在《中國經濟怎麽了》中“資本風雲”、“股改之路”、“貨幣之惑”等章節,筆者結合市場動態,也給出一些政策建議以及思考。

當政府之手以微觀方式進行各種翻雲覆雨的“宏觀調控”之際,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體量增大,市場力量也在以各種方式在各種罅隙之中“野蠻生長”。這是一個細微而偉大的變化,無論從股市對於經濟指標的意義,還是吳英等人為代表的民間借貸潛滋暗長,抑或電商價格戰背後明爭暗鬥,中國民企為何偏愛多元化以及為什麽沒有喬布斯,不同的問題背後或許有相同的答案——無論個體還是企業,都是實踐商業“用腳投票”的模式,是以不同方式“倒逼”體制改革,這也是筆者專門在《中國經濟怎麽了》中留出“商業觀察”的意義所在。

時過境遷,無論人口紅利還是制度紅利,都在近三十年高速成長中消耗殆盡,重啟改革的呼聲也日漸高漲。改革是系統工程,推進需要大智慧,這也與近些年頻頻提及“頂層設計”息息相關;如今經濟失衡已經從外部轉移至內部,中國經濟面臨轉型關鍵關頭,改革更為緊迫,對地方政府權力的約束將成為重中之重。

從經濟領域而言,筆者更為推崇從財稅領域推進改革,因此在《中國經濟怎麽了》專門開闢一章來談論預算法以及預算公開種種,甚至在2012年在微博進行了關於《預算法修訂案》徵求意見延長的投票,感謝成百上千的人在支持這一投票。“稅來如山倒,稅去如抽絲”,折射出中國宏觀稅負不能承受之重。稅收作為一種“必要的惡”,並不是保護費,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更不該是纍纍出沒的劫匪;想要看好自家荷包,就必須管住政府“錢袋子”,唯有通過約束政府預算。

財稅如此重要,正如學者所言,“預算問題決不僅僅是個無關緊要的數字匯總,而是關繫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實的大問題。” ——須知,現代公民的萌生,首先是作為納稅人的萌生,無稅收,談何權益?

除了縱向比較,我們更應該橫向對比,因此在“環球鏡鑒”中談到了一些國際關註的財經問題。伴隨著全球經濟高增長成為美好昨日,各國債務狂歡之後不得不面臨“去杠桿化”艱苦過程,從歐洲到日本,再到美國,這次有什麽不一樣?各國經濟鏡鑒不遠,不過中國仍舊有改革的時間窗口,未來或許能夠避免今日的“日本病”。另一方面,從國際趨勢而言,當新自由主義順風順水若乾年之後,放開管制的潮流被視為“金融危機”的淵藪之一,也遭遇來自社群主義等挑戰,“占領華爾街”等運動也可視為草根的反抗。

這篇前言甚至《中國經濟怎麽了》一書,更是類似問題的匯集,而不是答案的總結。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曾和哈耶克同年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曾有一句名言:實際上,沒有純粹的“經濟”問題;只有問題,所以,“經濟”和“非經濟”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為的。也正因此,對於中國問題的思考,從經濟開始,並不意味著經濟結束,甚至專制政府還是民粹主義,也取決於當下的選擇。

正如繆爾達爾所言,“中國的戲劇概念不完全是喜劇,最容易引人入勝的恰恰是即將上演的悲劇。”對於中國經濟而言,僅僅談論市場化是遠遠不夠的。中國,有如橫掃一切快速前進的東方列車,跟上時代是唯一主旋律,但是機遇並沒有公正地垂青每個人。公正問題也是筆者思考較多的問題,經濟學往往關照實際如何,但是有時應該如何也值得探究。正如書中所言,在中國真正變得“富裕”之前,都需從根本上反思經濟增長的目的。

按照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看法,除了學習以自由來看待發展,還應該證實發展帶來的不公問題:“如果不是認識到這世上存在明顯的但可以糾正的不公正,巴黎市民或許不會起義攻占巴士底獄,甘地或許不會質疑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馬丁•路德•金或許也不會在號稱“自由和勇敢者家園” 的土地上奮起反抗白人種族至上主義”。

作為一個後發經濟體,中國經濟的趕超並沒有完成,更大的挑戰剛剛上路,還在尋求“正常化”的探索之中,需要謹防奇跡演變為危機,那麽理解中國經濟的前因後果,也助於釐清思路,看到更遠的未來。

當經濟學還叫政治經濟學時,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之一馬歇爾就在他教科書將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斷言世界的歷史是由宗教和經濟的力量所形成的。

回顧歷史,仍舊是為了關照當下,經濟學更多是一種現實世界的解釋,而並非改變世界的唯一動力。雖然人們常常嘲笑經濟學家意見迥異,每每三個經濟學家就有五種觀點,但是理解世界並非依賴自覺,更應該依賴理性,不可否認,經濟學有其基本共識以及普遍規律。在現代社會,無論普通公民還是決策者,都應該具備基本經濟學素養,這對於國家以及個人,都大有裨益——這也是筆者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FT中文網)開設《經濟人》的目的所在,留心財經事件背後的人與事,立意將經濟理論作為普遍常識加以推廣。

新聞太多,新聞又太少;閱讀太快,閱讀又太慢。這似乎是每個現代人的症結,新聞越來要來多,值得一讀卻少之又少,閱讀的速度在增加,但是閱讀的深度卻在下降。難怪有人說,一條新聞的生命,就像雪花融化在指間那麽快,不過有國外同行表示,檢驗文章的質量標準,就是能否重新印刷(reprint),這就是筆者將數年以來文章思考結集的動力所在,以此激勵檢驗日常工作。

一路走來,作者的成長,離不開師友幫助,甚至不少是來自“陌生人的慈悲”,不能一一鞠躬,在此表示由衷感激。不過,《中國經濟怎麽了》一書不少內容來自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FT中文網)《經濟人》專欄,首先感謝東家FT中文網的諸位同仁,尤其是總編張力奮的寬厚與支持;其次,書稿成型階段,因財經獎學金之故,筆者正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進修,感謝期間林毅夫、周其仁、盧鋒、薛兆豐、汪丁丁、黃益平、姚洋、張維迎、賀衛方、鄧峰等諸位師者的授課解惑;最後,則不得不重點感謝本書責編以及好友王笑紅女士,及鄒至莊、韋森等代為推薦的老師。此外,筆者需強調,書中的錯誤遺漏,均系作者個人之失,與他人無涉。

最後,作為一位新聞評論者,雖然《金融時報》素有“No FT, no comment”的傳統,但筆者以一己之筆,之所以談論如此之多問題,雖大多局限於財經領域,但亦難免有越界之嫌疑。幸而,新聞業雖然遭遇挑戰,但是畢竟傳統古老,筆者可能面臨的尷尬也有前輩擋槍。

大概半個世紀前,一位前輩曾經面臨過嚴苛的類似責問:“必須要有那麽一個人自以為知之甚多、而對如此眾多的事情說三道四,這難道不荒唐可笑嗎?……你為什麽不承認你是一個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個大笨蛋?”對此,這位前輩毫無壓力,如此回應:“我們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其他人沒有時間和興趣來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對了,這位前輩叫沃爾特•李普曼。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為作者新著《中國經濟怎麽了》前言。

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徐瑾

  • 0 Comments
  • 1 Star2 Stars3 Stars4 Stars5 Stars (No Ratings Yet)
    Loading...
  • 1059 views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