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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崩潰論何以再起

週一 2013年08月05日, 11:13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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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淮安,身背兒童在磚廠勞作的婦女

文/方駿

美籍華人律師章家敦,是最早在經濟上系統提出「中國崩潰論」的論者之一。在 2001年,也就是中國剛加入 WTO之際,他就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潰》(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書,大膽預言「入世」將會導致中共在 10年內倒台。

整整十年過後,這一預言已無成真的可能,章家敦卻又在《外交政策》上發表文章《中國即將崩潰:2012版》,再次鼓吹中國的經濟即將崩潰,或陷入如同日本一樣的長期衰退,進而斷定中共「肯定會」在 2012年倒台。

時間進入 2013年,章的 2012版預言如同世界末日一樣沒有實現。但是章仍然堅持自己的見解。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舉行的 2013中國發展論壇上,他再次表示,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隱憂重重,而改革停滯和人口紅利的終結,將成為中國經濟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經歷了近 35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正在迎來轉點」。

章的主要依據是,雖然官方數據顯示 2012年中國 GDP增長了 7.85%,但是 2012年中國的發電量增長僅為4.5%,由於歷史上中國發電量增長往往都會高於 GDP增速(後者為前者的 85%左右),因此 2012年中國GDP的實際增速也許只有 3.8%。不同意章的判斷的人則認為,發電量增長和 GDP增長的不一致是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

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真偽」的類似爭論並不是第一次發生。早在十多年前,匹茲堡大學教授托馬斯·羅斯基就認為,1998年的中國在能源消耗量下降 13.8%的同時,卻保持高速增長,說明中國的經濟數據存在系統性的無產。雖然羅斯基並不認同「中國威脅論」,但正是以他的質疑為基礎,出現了一波「中國崩潰論」。

這一波中國崩潰論經歷了幾年的爭論之後趨於消沉,此後隨着金融風暴、歐債危機席捲歐美,而中國經濟卻繼續保持高速增長,「風景這邊獨好」,不僅中國崩潰論不再有人提起,甚至愈來愈多的西方學者開始認可「中國模式」。羅斯基本人就在 2010年參與編寫了《偉大的經濟轉型》一書。又比如,世界知名智庫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著名經濟學家阿文德 ·薩勃拉曼尼亞(ArvindSubramanian)在其 2011年出版的著作《大預測——未來 20年中國怎麼樣,美國又如何?》中預測:中國不僅將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還將在2030年取代美國,主導全球。

但是進入2012、2013年,不僅章家敦這樣的預言者繼續鼓吹中國經濟即將崩潰,連一些保守謹慎的國內外學者也開始擔心危機的可能。在國內,著名學者吳敬璉去年 9月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在國外,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警告,中國可能出現「阿拉伯之春」那樣的「廉價革命」。那麼,在這一兩年間,發生了什麼跡象,讓愈來愈多的人看到危機的可能性呢?

中國模式的危機

進入 2013年,讓許多中國城市居民印象最深刻的是灰濛濛的天氣。1月下旬,中國中東部大面積陷入長期的霧霾、灰霾當中,最高峰時影響面積超過 140萬平方公里,波及 8億人。《福布斯》雜誌的文章稱:霧霾宣判了「中國模式」的死刑。

所謂的「中國模式」到底是什麼,甚至是否存在,一直眾說紛紜,沒有一個公認的答案。單就經濟方面而言,在其擁躉看來,中國模式的要素包括政府主導、務實主義、漸進改革、對外開放等等。而福布斯雜誌這裏所說的中國模式,意味着「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環境破壞獲得飛速經濟增長。

其實,同在 2013年 1月,還有另外兩件有着深遠意義的事情。一是國家統計局在沉默 10年後首次公布了最新的基尼系數。根據其公布的數據,2012年中國基尼系數0.474,雖然比最高峰的 2007年有所下降,但仍然遠遠高於 1997年的0.3706,也高於 0.45的警戒線。同樣是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 15至 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下降,其絕對數量減少了 345萬人。

雖然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遠低於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估計的 0.6以上,但仍然高於 0.4的警戒線,這顯示所謂「共同富裕」、「先富帶動後富」並沒有實現,貧富懸殊持續存在。事實上,除了 1980年代城鄉差距曾有短期的縮小之外,1990年代以後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城鄉內部的收入差距都持續擴大。這正體現了著名學者秦暉對「中國模式的概括」:「低自由、低福利」,或「低人權優勢」。貧富懸殊不僅造成嚴重的社會矛盾,而且——伴隨這高房價、高通脹——也制約了社會底層消費的增長使得「擴大內需」的目標無法達到。

而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則顯示了人口紅利的消逝不可避免。雖然統計局發言人辯稱勞動力人數還可能上升,但長期看勞動力下降已是趨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學家米塔利 ·達斯和帕帕 ·恩迪亞在上週五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農民工大軍在 2010年就已經達到了頂峰(見附圖),整體的勞動力供應將在 2020至 2025年之間達到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過剩走向短缺的轉折點),到 2030年,中國的勞動力供應缺口可能達到 1.4億之多。

豐富的熟練而低廉的勞動力,是中國勞動力密集型出口產業迅速增長的基礎。所以,勞動力的下降,不僅將帶來「如何養老」的難題,也將阻礙經濟的增長。正如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李成指出的,人口紅利,外部環境,以及制度創新,是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要素。在全球經濟環境不利,人口紅利又逐漸消逝的前提下,制度創新又停滯不前,中國經濟的前景實在堪憂。

不僅人口的「紅利」在消逝,資本在中國的邊際收益率同樣在下降。根據伍曉鷹的研究,從 1999年起,中國的 K/Y值(資本存量/GDP,即資本回報率 MPK的倒數)開始超過其他新興國家,到了 2009年增至4.6。不但大大超過了「低收入組」國家的平均值 2.6,而且超過了「高收入組」K/Y值最高的日本(3.7)。

人口紅利消逝,資本收益下降,環境資源耗竭,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從哪裏來。金融海嘯以來,中國經濟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印鈔。截至 2012年末,中國的廣義貨幣 (M2)餘額達到人民幣 97.42萬億元,居世界第一。僅在 2012年中國新增 M2就達到 12.2億元人民幣,佔到全球新增 M2的46.75。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印鈔機。2012年中國 M2與 GDP之比已經達到 1.88,再創歷史新高。在這種情況下,不僅通貨膨脹風險繼續增加,「滯脹」的可能也在增加,更可能引爆已經千瘡百孔的金融體系。

增長是一把雙刃劍

即使對許多普通的中國人而言,「保八」也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彙。幾乎每一年,人們都會焦慮地預測中國是否能保住 8%的增長率。固然,在這個不景氣的時代,促進經濟發展是每個國家、每個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但是對於中國當局而言,其意義卻遠遠超出於此。

政治學的主流理論認為,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主要有幾種來源:意識形態、魅力領袖(克里斯瑪,Chrisma)、傳統、程序,以及績效。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來自於「革命」、「建設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毛澤東的個人魅力。鄧小平看到了毛澤東狂熱夢想的荒誕不羈,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一個革命黨變成了發展黨,從此不僅克里斯瑪 (Chrisma)型的領袖魅力不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名存實亡,經濟發展成了中共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正如一首當代紅歌唱的那樣:「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富」是這個時代的主題,也是這個政權賴以維繫的關鍵。在民主國家,經濟再差,也只是換政黨的問題;而對一個只有績效合法性的政權,經濟差不僅是換人、換黨,更是「顛覆」整個建制。

但是,正如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一書中指出,依賴經濟績效作為合法性的威權政體面臨着一種兩難:一方面,一旦經濟發展發生挫折,就會引致民眾的不滿;另一方面,經濟的持續增長會帶來中產階級壯大和教育水平提高,而後兩者又是民主價值觀傳播的沃土。

根據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國大陸2012購買力平价的人均 GDP為 9142美元,這個水平大致相當於 1992年的韓國和 1990年的台灣。在那兩個時間點,韓國和台灣已經基本完成或者開啟了民主化轉型,隨着經濟發展壯大起來的中產階級,正是民主化運動的主力。不過在中國大陸,政府主導的增長產生的並非一個龐大而獨立的中產階級,更多的是依附於黨國體制的偽中產階級。他們即使在某種程度上認同自由、法治,但對民主卻有所忌憚。

雖然經濟增長是否會在中國帶來中產階級和民主轉型還存在很大爭議,但是「經濟危機會導致政治危機」似乎已成為一個最大的共識。中共領導人深知這一點,所以他們無論如何必須保持年均 8%的經濟增長。但是,中國民眾要求的已經不僅是「雞的屁」(GDP)數字的增長,他們還要求增長轉變為實實在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收入分配的合理和社會保障的健全,要求「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的公平正義。而這些,都不是竭澤而漁式的增長所能提供的。恰恰相反,現在的增長方式只會帶來愈來愈多的問題。資源開採帶來的是屢屢發生的礦難,環境的惡化,大建高鐵帶來的不僅有動車事故,還有沿線的拆遷……

所以,中國領導人現在面臨這樣的困境: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也未必能得到民眾的足夠支持;但如果不保持強勁的增長,就會徹底失去維繫威權統治的理由;而要維持增長,卻愈來愈困難,而且帶來愈來愈大的副作用。或者說,經濟的邊際增長率愈來愈低,增長對合法性的邊際效益也愈來愈低,而增長的邊際政治成本卻愈來愈高。當這兩個邊際效益下降和一個邊際成本上升達到臨界點的時候,中國當局就在道義上已經死亡了,其破產只是時間和機緣的問題。

04/03/2013 12:03:23 由 陽光時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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