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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1949:去留中國成了知識分子的艱難選擇

週六 2012年10月13日, 10:20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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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作者來自中國知名作家王貴成,如有偏頗之處,還請大家指正!


胡適

1949年,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注定是短暫而漫長的一年,在這改朝換代的易轍之時,他們正面臨人生十字路口的一個重要抉擇:是留在中國,還是東渡台灣?何去何從的問題困擾著當時不少知識分子。

當時,國共兩黨都在大力爭取知識分子的支持,國民黨在敗離大陸前實行了一個「搶救大陸學人」的計劃,一部分知識分子去了台灣。這些離開的知識分子,有的是堅持「反共」立場,不理解人民革命,有的是從思想文化立場上不認同新政權。在血雨腥風的政治氣氛中,已預感到將是新時代的棄兒,只能無奈地背井離鄉。出於故土難離的鄉土情懷,出於對國民黨統治的徹底絕望,更是出於對光明的渴盼,大多數知識分子選擇了留下,等待迎接新的社會。最終的走和留從此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分水嶺,他們的艱難選擇不但成了新中國初建時一道搶眼的風景線,而且成了中國歷史長河中的思想孤島。面對他們的抉擇,以及由此而改變的個人命運,我們這些後人不禁感慨萬千。

還是先看看他們當年的選擇吧。

留下來的人當中,不能不提梁漱溟。在大局未定時,梁漱溟對時局的看法就很有獨到之處,他在《敬告中國共產黨》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再懇切地說兩句要審慎的話:第一我要說,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認有在一年內外統一全中國之可能。但到那時卻既沒有『聯合』,也沒有『民主』。雖然中共在主觀亦許無意於不要聯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實結果則必致如此。武力與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統一之下,不會有民主的。第二我更進一層說,不要聯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統一穩定下去,如像布爾什維克之在蘇聯那樣,我並不不歡迎——我歡迎。不過我擔保不會穩定,即統一必不久。」有這種認識高度的梁漱溟卻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中國,可能他自恃和「毛主席相交已久,要從五四時代楊懷中家說起,那更稱得上是老朋友了」,何況他曾兩訪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唇槍舌劍地爭論過。

  在廣州的熊十力也沒有走,他自認為是無黨無派的讀書人,所以並不在乎是誰的天下。他的想法是,當年王夫之鑽進山洞都能為往聖繼絕學,難道他在共產黨的天下就不能?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來,陪他一起繼往開來。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終究和老師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揚鑣。

走了的人中胡適是一個典型,這可是民國時代大名震宇宙的一個社會賢達。當年共產黨方面做了大量爭取胡適的工作,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明確宣佈: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擔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的反應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句:「他們要我嗎?」還有一個版本是這樣的,毛澤東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不管怎樣,胡適是鐵了心要走,臨走時贈給北大同仁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胡適的眼光就是這樣的老辣獨到,可他的小兒子胡思杜不想走,表示留在親戚家,一生服膺自由的胡適同意了。沒想到從此成了永訣,後來胡思杜死於反右運動中,年僅36歲。

有意思的是錢穆,他本來不在國民黨的「搶救」之列,卻執意要走。在他的眼裡,即將上演的政權更迭大戲不僅有「亡國」的問題,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為馬列主義是西方理論,與他信仰的民族文化衝突頗多,他不可能轉變立場「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師呂思勉時,老師勸錢穆留下來教書,錢穆坦言,若留下來雖無刀鑊之刑,但須革新洗面重新做人,這與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管窺和主張有所不同,所以他是萬萬做不到的。

讓人感喟的是,走了的和留下的,個人命運竟然從此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尤其是留下來的,就是做夢恐怕也想不到自己的命運竟會變成那樣。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在文章中毛澤東雖然對留下的大小知識分子歡迎之至,但原則上必須對他們進行徹底地改造。緊接著中共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進行思想改造工作。於是一場如火如荼的知識分子改造進入高潮。那些留下來的大大小小知識分子都以改造對象的身份公開發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們不但紛紛表示膺服馬列主義,而且對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做出的成就進行全面地否定,極盡自我糟蹋之能事。

此後幾十年內,知識界萬馬齊喑,一片烏煙瘴氣,學術研究被扣上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的帽子,學術研究活動一直處於「失語」狀態。而這些知識分子自然不能倖免被拋棄、被批判、被侮辱的命運。有的人或許能僥倖逃過「反右」一劫,但幾乎無人逃過「文革」,等待他們的是「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斗、遊街……

梁漱溟還想特立獨行,可惜在1953年政協全委會擴大會議上,對毛澤東的批評公開「頂撞」時,就被徹底批倒了。在「文革」中照樣慘遭紅衛兵的批鬥,無奈最後存有一絲幻想,上書毛澤東,可憐巴巴地寫道:「主席此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廣大群眾振起向上精神,鄙視資產階級,恥笑修正主義,實為吾人渡入無產階級的共產社會之必要。漱溟於此何能無所認識。當紅衛兵之來臨,我以擁護此一大運動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毆傷,而我幸為挨打,此可告慰於主席者。今後或該斗,或該批,方在靜候中,當一切聽從群眾,不煩主席重注……倘得文稿發還,准許寫作,則有生之年皆領導黨之所賜,故披瀝心肝,冒昧以陳,敬唯主席裁之!」

熊十力雖然在中共高層盛邀下頗為風光的北上了,但在「文革」中,風燭殘年的老人家只能常著一件長衫,獨自一人跌跌撞撞地雙淚長流,口中唸唸有詞,「中國文化亡了!」目盲腳臏的陳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掃地出門後淚盡泣血而逝。吳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現行反革命,受盡迫害至死……

  那些曾被「搶救」的知識分子大多都順利轉移到台灣,有的去了香港、美國、東南亞等地,有的晚年才輾轉去了台灣。儘管在台灣那麼多年的「戡亂」時期,這些知識分子也沒少受迫害和壓制,胡適曾屢遭受圍攻;《自由中國》慘遭查封,雷震被投進監獄;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陳鼓應們的「越軌」行為被一次次打擊……若與大陸的比起來,波及面小不說,手法也太小兒科了。

  幸運的是,這些遠走的知識分子懷著花果飄零的精神,始終保持著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幾十年如一日沉潛於學問,或整理國故,或闡發宏論,繼承傳統,發揚學術,卓有建樹。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義校風帶到台灣大學,把其辦成台灣最高學府與學術中心;錢穆「千斤擔子兩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創辦了新亞書院;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師兄弟為民族文脈傳承續寫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他們在孤島上保住了中華學術的一脈傳承,帶出一批批衣缽傳人,使得台灣學界幾乎獨佔西方學界與中國交流的唯一通道與資源。等到大陸「撥亂返正」,改革開放睜眼看世界時,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灣學人。林毓生、余英時、杜維明等成為大陸學人與西方學術界尤其是漢學界最初交往的橋樑,而且是一座難以繞過的橋樑。

當年懷著無限希望留下者,卻受盡了人世的坎坷磨難,不少還因此含恨而逝;懷著漂泊孤寂被迫離開者,卻能捍衛自己的人生宗旨,造化竟然如此捉弄中國的知識分子!

面對前輩知識分子在1949年的艱難抉擇,我們這些後人除了空發幾聲唏噓與嘆息外,還能說什麼呢?!

參考資料:

1、《1949:中國知識分子的抉擇》,作者:周為筠(《資料卡片雜誌》2009年第2期)

2、《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傅國湧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3、《走上政壇的文化大師》(木易 蘇學恕編著),改革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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