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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媒:中國需重估“以經促政”的周邊外交

週四 2013年08月08日, 1:31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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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8月07日 14:57 PM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高程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在赴泰國出席中國-東盟高層論壇,並對馬來西亞、老撾和越南進行正式訪問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剛剛結束了風塵僕僕的東南亞之行。王毅出任外長正值中國與周邊國家政治關系陷入低谷之時,其履新後多次訪問東盟國家,也正是意在通過增信釋疑來“解凍”。與此同時,在經濟上被中國趕超、業已喪失東亞“經濟引擎”地位的日本,近期在中國周邊異常活躍地展開外交活動,正風風火火地推進與東盟國家之間的關系。這一對比似乎印證瞭如下現實:中國在周邊“以經促政”的戰略效果正在明顯下降。

近十幾年來,中國在周邊拓展影響力主打的是經濟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採取“以經促政”的戰略,在東亞地區公共經濟領域持續投入成本。這一戰略主要表現方式是,運用自身經濟實力及與周邊國家日趨緊密的經濟關系,努力推動和構建東亞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並在經濟危機或蕭條時期為周邊國家提供開放的市場,以抵禦區域外匯率波動的沖擊,同時加大對周邊國家的經濟援助力度。“以經促政”的戰略思路一度取得了良好成效,它不但明顯改善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關系,而且一度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重要推動力。

中國於2009年超過美國成為日本、韓國、澳新等亞太主要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夥伴或出口市場。然而,與經濟關系緊密度不斷提高形成鮮明對比的“反常”現象是,近年來中國通過經濟手段換取良好周邊政治環境的效果越來越不理想,出現經濟高投入與政治低收益的不對稱局面。

從雙邊關系層次看,在擱置爭議多年的島嶼和相關海域,周邊部分聲索國(聲明索取某地區領土主權的國家)接二連三進行挑釁,試圖改變現狀。其中日本、菲律賓和越南,都是從中國身上獲得不少經濟紅利的國家,但經濟讓利似乎無法緩解他們與中國的政治對立關系,其中日本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尤為密切。除了和中國具有海上領土爭端的聲索國之外,其他多數東亞國家和中國的雙邊政治關系熱度也在下降,對中國經濟崛起的疑慮多於期待。今年6月底在中國召開的“世界和平論壇”,聚集世界各大洲的政治名流,卻唯獨不見東南亞國家身影。

在多邊層次上,中國倡議的東亞合作開始陷入逆境。近年來,中國在東亞地區推進多邊合作的進程明顯遭受阻礙,多年努力構建的東亞合作機制逐漸流於形式,這也表明,中國越來越難以通過合作互利共贏來緩解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或敵意。無論在經濟還是安全領域,學者們紛紛開始對中國倡議的東亞合作前景持悲觀態度。從當前情況看,正在談判或醞釀中的中日韓自貿區和RCEP區域經濟合作一時都難以取得實質進展。

中國在周邊“以經促政”戰略效果的下降,主要是中美鄰戰略互動的結果。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中國近年來在周邊遭遇的困難主要集中在東面,而在美國影響力較弱的中亞和南亞地區,相關國家對於中國崛起的反應較為溫和。美國的亞太戰略改變了中美鄰三方的策略互動關系,它對於中國在周邊“以經促政”戰略的影響主要通過以下途徑。

第一,周邊國家利用中美兩國的相互制約關系,採取“對沖”策略,在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護和中國經濟增長創造的紅利中兩面漁利。它們一方面爭取從中國實力上升的過程中獲取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又試圖利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平衡中國在地區政治領域的影響力。周邊國家的“對沖”策略實際上壓縮了中國“以經促政”的政策空間和功效。

第二,中美之間實力對比發生變化,加上美國對華戰略從接觸逐漸轉向遏制,東亞地區的安全威脅也隨之增加。在美國力量的影響下,朝鮮半島問題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海上爭端都被視為地區安全隱患。這些因素都導致東亞成員對於安全的需求不斷加強。安全上的依賴關系與經濟領域相比,在性質和程度上都更為牢固。因此,周邊國家對美國安全依賴關系的加深勢必降低中國“以經促政”的戰略效力。

第三,面對中國的強勁崛起,周邊國家對於中國“以經促政”的手段開始醞釀應對之策,這將影響中國未來“以經促政”政策效力的發揮。它們積極爭取與美歐簽署自貿區協議,試圖通過貿易轉移的方式減輕對中國市場的不對稱依賴,壓縮中國未來經濟施壓手段獲取政治收益的空間。

最後,在多邊層次上,中美鄰上述互動,使地區合作議題漸漸成為服務於大國權力競爭和小國從中漁利的戰略工具。美國力推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對於中國主推的東亞合作具有明顯的消解作用。在中日兩國權力競爭和釣魚島爭端長期化的背景下,中日韓合作的談判更多是為了降低政治對抗性而保留的經濟談判渠道,同時也是日本在TPP談判中向美國施壓的籌碼。在大國競爭膠著的局勢下,東盟國家試圖通過推動RCEP(東盟主導的10+6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重新獲得東亞合作的駕駛員地位。

但是不是就可以下結論說中國在周邊“以經促政”的戰略徹底過時了呢?答案並不盡然。中國目前需要的是有層次的經濟外交,要區分與周邊國家政治趨冷是源於難以逆轉的長期結構性矛盾,還是中短期可以調整和改進的情緒性問題。對於那些不希望美國分化東亞合作框架,或更看重中國經濟增長帶給地區的福利,對待中國崛起態度相對溫和的周邊國家,“以經促政”戰略仍具有空間。

目前中國要做的是,轉變“粗放型”的經濟外交模式,重點規範企業在周邊的行為、樹立良好的商業道德形象,讓周邊國家的企業和民眾從中國發展中分享到更多切實利益,降低中國崛起帶給周邊中立國家的“生理”不適感。對於那些與中國存在領土等傳統安全領域矛盾、且心理上能夠依仗美國安全保護向中國發難的國家,中國通過經濟讓利改善雙邊政治關系的空間很小。

針對不同類型的國家和利益訴求,中國則應採取不同的政治、經濟戰略組合靈活應對。而推行差異化經濟外交的原則應是,對中國的友好程度應與該國從中國獲得的利益大小相一致,損害中國利益的大小應與雙邊政治和經濟關系的疏離程度相一致。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高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當代亞太》期刊編輯部主任。本文編輯霍默靜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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