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9 am - Friday 07 August 2020

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 by 李毓中

週二 2012年10月30日, 11:09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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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七世紀的西班牙人稱台灣島為「艾爾摩莎(Hermosa)」島,同樣是「美麗的(hermosa)」意思,但是葡萄牙人發音為「福爾摩莎(Formosa)」,而西班牙人發音為「艾爾摩莎」。

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的歷史對台灣史而言,一直給人們有如拼圖裡的缺角的印象,雖然不足以影響觀察整個台灣史的容貌,但是少了一塊的拼圖,怎麼看就是不完整。事實上,西班牙人在台灣的歷史研究,過去幾年在相關機構支持與多位研究者努力下,已獲得顯著的研究成果,拼圖上的缺角可說勉強補上。但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在通識化的解讀與成果的傳遞上仍然不足,一般人對於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歷史的瞭解,仍然模糊懵懂。

有鑑於此,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先生規畫此次「艾爾摩莎(Hermosa):大航海時代的台灣與西班牙」特展,希望能將現有的研究成果與國、內外博物館相關文物相結合,透過深入淺出的展覽方式,讓國人認識這段歷史。基於此,特撰此文淺談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島的拓展過程。

尋找東方

談到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島上的拓展歷史,其源頭自然得從一個充滿冒險傳奇與無限商機的大航海時代談起。

當西方的人們對東方充滿無限憧憬,決定由海路找尋傳說中的境地時,一個不凡的時代自此開始孕育。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葡萄牙人首先從事沿著非洲海岸線南下的海洋事業,而他們的鄰居西班牙人則受限於與葡萄牙人所簽訂的條約,無法航行在人們已知的非洲海域,交換條件就是葡萄牙國王放棄繼承西班牙王位的權利。但是東方的財富實在是太吸引人了,西班牙王室始終無法忘懷能將食物施以魔法般美味的香料,而傳說中的中國更是令人嚮往。於是,一個來自葡萄牙的義大利人哥倫布,提出了一個不違反西班牙與葡萄牙之間條約,而且能夠更快速到達東亞的計畫,於是這個向西方航往古人稱為「幽冥碧海」的航海計畫,終於獲得西班牙王室的贊助與支持。只是偉大的航海家低估了地球的圓周,陰錯陽差地來到今日的美洲大陸邊緣,東方,依舊離西班牙人很遠。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陸上冒險、征服與尋找通往東方的陸路二十餘年後,他們終於理解到有一片海洋擋在前往東方的路上,正當西班牙人感到沮喪時,另一個外國人的出現再次為西班牙帶來了希望。麥哲倫,一個未獲得葡萄牙王室重用,卻有著豐富的東亞地理知識與意志堅韌的葡萄牙冒險家,獲得了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的委以重任,1519年8月率領著五艘船艦與兩百多名船組員離開了塞維亞(Sevilla),向西航行尋找傳說中的香料群島。在歷經船員叛變、麥哲倫海峽的凶險及超乎想像寬闊的太平洋所引起的飢荒與疾病後,千辛萬苦來到菲律賓宿霧島的麥哲倫,卻捲入當地原住民的爭戰而命喪宿霧附近的小島馬克坦(Mact觃),而原來叛變的塞巴斯提安·艾卡諾(Sebasti觃n Elcano)最後卻率領了剩餘的船員,經印度洋與好望角返回西班牙完成首次環繞地球的航行,享盡全西班牙人的歡呼與船上滿載香料的財富,留下了麥哲倫的遺孀獨自在暗」裡哭泣。

西班牙人來到東亞,為西、葡兩國的海外事業帶來新的衝突,雖然如同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一般,雙方在幾經交涉後簽訂條約規範出彼此的勢力範圍,但是已經嚐到東方珍寶美味的西班牙王室,仍舊希望將勢力拓展至東亞,於是便偷偷派出船隊前往東亞探勘,為西班牙在東亞的領土尋找一切可能性。

1565年黎牙實比(L仵pez de Legazpi)的遠征隊終於順利找到一條自東亞返回美洲大陸的航線,來自西屬墨西哥的援助陸續運抵菲律賓,西班牙人在東亞的殖民拓展生涯自此展開。從此每一年西班牙的加雷翁(Gale仵n)船由菲律賓群島北上,藉由黑潮經台灣、琉球群島及日本周邊海域返回墨西哥,而台灣也在西班牙人往返太平洋兩岸之間逐漸地與西班牙世界建立關係。

就在西班牙人自宿霧展開在東亞殖民拓展,並於1571年在馬尼拉設立據點順利與中國建立直接貿易關係的同時,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名下屬地之一的低地國,即今日的荷蘭與比利時等地,卻因為菲力普二世對信奉新教的荷蘭人民施以武力鎮壓與強徵重稅,終於導致荷蘭人全面反抗,進而爆發荷蘭史上所稱的「八十年獨立戰爭」。武力鎮壓並未讓荷蘭人屈服,反而讓荷蘭人在與西班牙人的戰鬥中更加茁壯,即使當1580年菲力普二世兼領葡萄牙國王,不讓荷蘭人再由里斯本港口自葡萄牙商人手中取得東方的香料時,荷蘭人也從未因此妥協,並且出乎意料地勇敢決定自行出航前往東亞,荷蘭人就這樣展開香料與絲綢的冒險事業,同時也將荷蘭與西班牙在歐洲的戰爭帶到東亞與世界各地。

荷蘭人來到東亞之後,積極尋找可以獲得東亞商品的據點,憑著勇氣與武力先後順利在安汶、萬丹、雅加達及日本平戶等地設立商館,甚至在1621年由當時的總督庫恩(Jan Pietersz Coen)將雅加達定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的總部,改名為「巴達維亞」。順境中唯一讓荷蘭人感到挫折的,就是他們始終無法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荷蘭人曾多次前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宜,但是始終都遭到明朝政府的拒絕;另一方面,荷蘭人也攻打西班牙人的馬尼拉及葡萄牙人的澳門,希望能接收西、葡兩國既有的貿易網絡,發展與中國的貿易,但最後都未能如願以償。1622年攻打葡萄牙澳門再次遭受嚴重挫敗的荷蘭人,在轉而占領澎湖群島,卻遭到明朝大軍逼退至台灣大員後,反而為荷蘭人在東亞的拓展開啟了新的契機。

荷蘭人在今日台南的大員港等待中國帆船到來的同時,也派出船隊到福建商船前往馬尼拉貿易的必經航線上攔劫。這些海上強盜的行為不但讓荷蘭人獲得了許多珍貴的中國商品,更重要的是嚴重打擊仰賴中國貿易的馬尼拉經濟,西班牙人只能在馬尼拉港裡為遲遲不來的中國貿易船焦急,十六世紀末占領台灣對抗日本人的計畫再次被人們提起,只是這次要對抗的是歐洲世仇荷蘭人。當時的菲律賓新代理總督費南度‧德‧西爾瓦(Fernando de Silva)與一位曾經因風災滯留台灣並提議占領台灣的巴特羅美部分馬地涅斯(Fr. Bartolom伢Martinez)神父密切討論後,在艾爾摩莎島設立據點對抗荷蘭人的遠征軍便悄悄的完成編制,為了極度保密起見,這次行動甚至佯裝成是一支準備敉平北呂宋原住民叛變的軍隊出發,但真正的目標,卻是艾爾摩莎島。

西班牙人在基隆及周邊地區

這支由安東尼歐·德·瓦德斯(Antonio Carre觡ode Vald伢s)軍曹長擔任統帥的艦隊,由兩艘單甲板划槳帆船以及數艘中式帆船組成,載有三隊的士兵共約200人,另外再加上馬地涅斯神父等共四位道明會神父。為了避免節外生枝,艦隊選擇台灣島東側的航線,以避免與大員港的荷蘭人正面衝突。經過數天的航行後,艦隊來到基隆港,立即便被它良好海灣及天然屏障的地形所吸引,整個基隆港灣相當寬廣可以容納許多船隻,和平島上的小山又可替入港停泊的船隻擋去強風,再加上和平島與台灣本島之間為八尺門水道隔開,成為阻隔陸地攻擊的天然護城河,最重要的是基隆離中國大陸及日本都相當近,有助於西班牙神父前往中國及日本傳教。

5月16日這天在西班牙史上也許是個不起眼的日子,但在台灣史上卻是歷史發展的另一個轉折點。西班牙遠征軍在安東尼歐·德·瓦德斯軍曹長的率領下,在和平島上以天主教彌撒儀式舉行了正式的占領儀式,西班牙人在岸邊豎立起十字架以及西班牙國王旗幟,安東尼歐‧德‧瓦德斯握著代表台灣土地所有權的樹枝、土壤與物品,宣告遠征軍任務及使命,並以西班牙國王菲力普四世之名宣佈占領此地,從此北台灣的基隆便成為西班牙國王名下的領土,成為當時領土遍及歐洲、美洲、亞洲及非洲的西班牙帝國的一部分。

基隆和平島上防禦工事的構築在西班牙人舉行占領和平島儀式的同時,島上防禦工事的構築也同步在和平島上基隆港灣的岸邊與山頂展開。西班牙人將基隆港命名為「聖地西瑪‧特立尼達(Santisima Trinidad,意為至聖三位一體)」港,並將構建中的主要塞命名為「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意為聖救世主)」城,這個原先僅用於指稱主要塞的「聖‧薩爾瓦多」城,後來成為西班牙人對基隆殖民據點的統稱。

整個防禦工事受限於人力、物力的不足與主政者的決策更迭,因此構建過程相當緩慢,在占領初期即展開構工的僅有聖‧薩爾瓦多主堡,以及後來別名「瞭望」堡的「聖‧米樣」堡。根據1631年6月間逃離西班牙基隆據點的菲律賓原住民抵達荷蘭人台南據點告知的情報,得知雞籠的主堡有四個稜堡,城牆周圍是用石頭堆造並敷上石灰,城牆的高度近5公尺(三半),上面架有14門大砲,分別置放在四個稜堡上,面向海灣的地方放了兩門,面向陸地最大的稜堡有四門,第三個有三門,第四個則有兩門,平時約留有100個西班牙人和25到30個菲律賓原住民駐守。

由此可知西班牙人在基隆的防禦工事,是以聖‧薩爾瓦多主堡為重心,這座主堡的結構是由一個正方形的主結構,然後在正方形主結構四角外加稜堡構成,正方形的主結構裡的空地形成一個小廣場,用來搭建兵營或火器庫房,甚至於醫院等。根據1632年來台視察的迪亞哥‧阿度阿爾特(Diego Aduarte)主教的報告,當時興建要塞的工作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且因山上的要塞是以木材建構,島上氣候的潮濕導致木材容易腐朽而常常需要修繕,所以他提議雇用中國人以石材改建要塞。而1634年荷蘭人的情報獲知,西班牙人的主堡還在持續修建中,僅有面向和平島內的兩個稜堡已修建完成,靠海的兩個石造稜堡仍在整建中,每天約有70到80人負責這項工程。從這些史料看來,極有可能至1632年和平島上的要塞仍只有最初占領時所興建的兩座要塞,或只有這兩座是完工的。

到了1636年,根據剛卸任的福島長官阿隆索‧賈西亞‧羅美羅(Alonso Garc a Romero)的報告,可看出整個聖‧薩爾瓦多城完整的防禦架構及施工大致完成。西班牙人對艾爾摩莎島上主要據點聖‧薩爾瓦多城的防禦構想如下: 「聖‧薩爾瓦多」主堡建在臨基隆港灣的入口處,監控所有進出基隆灣的船隻;名為「聖‧路易司」的圓形崗樓,則建在和平島臨台灣本島的岸邊,中間有狹長水道八尺門相隔,防禦可能來自台灣本島的攻擊; 「聖‧米樣」蛋形堡建在島上東側面海的山上負責瞭望事務,因此又被稱之為「瞭望」堡;最後一個則是蓋在和平島中央山上制高點的「聖‧安東」,又稱之為「撤守」堡,即面對敵人來襲時最後可負隅頑抗的據點。這四個防禦工事形成菱形交互鞏護,聖‧薩爾瓦多主堡及聖‧安東堡成直線,相距約600步,兩側的聖‧米樣堡與聖‧路易司堡各自距離聖‧薩爾瓦多主堡約500步。

除了主堡聖‧薩爾瓦多可能是因為工程浩大的關係,一直到西班牙殖民末期仍未完成石造工程外,被稱為「聖‧安東」的撤守堡與名為「聖‧路易司」的圓堡,應該是在1632年至1636年之間以石材完成。出人意表的是,1637年西班牙駐軍便接獲菲律賓總督塞巴斯提安‧巫它度‧德‧科奎拉(Sebasti觃n Hurtadode Corcuera)的命令,要求基隆駐軍放棄除聖‧薩爾瓦多主堡外的其他三個要塞,甚至要他們破壞淡水要塞自該地撤軍。這名帶著西班牙國王期許「將荷蘭人逐出台灣」的總督,抵達馬尼拉未久便開始因個人權利慾望作祟以及與道明會之間的權力鬥爭,開始忘卻國王的期許而進行自台灣撤軍的計畫。

事實上,一直到1638年4月,整個聖‧薩爾瓦多主堡防禦工事的構工過程仍在不斷持續地進行,從西班牙駐軍的會計帳目中,可以看到付款給修建防禦工程的華人的報酬。因此,聖‧薩爾瓦多主堡的防禦工事,除了西班牙工程師的規畫、西班牙士兵的參與,及菲律賓原住民的搬運建材外,事實上華人也曾參與防禦工事的建造。甚至華人還參與建材原料提供的工作,燒製石灰出售西班牙人作為築城之用,相當程度
降低西班牙人的構工成本。因此,在荷蘭人殖民基隆時期,還能找到華人為興建基隆西班牙人要塞在海邊燒石灰的地點。

除了在八尺門邊用來防禦基隆港處和平島與台灣本島之間狹長水道入口的圓堡,是傳教士向當時基隆長官帕羅密諾(Palomino)不斷地勸說下,才未依菲律賓總督的命令拆除外,其他位於山上的兩個要塞都慘遭拆除的命運。雖然在1641年荷人來犯後,西班牙守軍將蓋在和平島中央山上的制高點上的「聖‧安東」又名「撤退」堡的要塞予以重建,但倉促間完成的聖‧安東要塞防禦能力相當薄弱,因此1642年在荷軍的砲火猛攻下,很快地保護要塞的護牆便被轟倒而落入荷蘭人的手裡。失去制高點屏障的聖‧薩爾瓦多主堡,不久便舉白旗向荷蘭人投降。

基隆、北海岸地區的拓展

在西班牙所統治的基隆地區,最先成為西班牙國王臣民的是Quimaurri人,有些Quimaurri人本來住在和平島上,後來則遷徙到基隆港灣內今日的大沙灣一帶,據西班牙人的史料記載有四到五個村落散布在附近海岸邊。另外則是與Quimaurri人屬於同一族群的Taparri人,他們住在和平島對岸基隆港灣北岸地區,約有四到五個村落,還有二到三個居住點,散布在北海岸至淡水的沿途海岸線上。

或許是因為西班牙人在占領初期將Quimaurri原住民的屋舍焚毀,造成他們約西班牙銀幣4000匹索的損失,但事後西班牙人卻僅賠償約400到600匹索,而與當地被通稱為Taparri的原住民結怨。這些原住民挾怨殺害了一些西班牙人、菲律賓的卡加揚原住民,甚至於到基隆港進行貿易的中國生理(sangley)人也無法倖免於難,西班牙人也因此數次燒毀Taparri人的屋舍,甚至傷害一些Taparri人進行小規模的報復。但總體而言,西班牙人與住在基隆港灣一帶的Taparri或Quimaurri人在表面上仍能維持融洽的局面,但是對於北海岸的Taparri人就不是如此。北海岸的Taparri人曾數次掠奪往來海岸線上或因風難擱淺的船隻,甚至有約20餘個西班牙人慘遭殺害,因此西班牙人不但燒毀他們的屋舍,甚至還有將北海岸Taparri住民遷移至基隆港灣與其他Taparri合併的打算,只是最後可能因西班牙人有限的人力與物力而沒有付諸實施。

昔日的聖地牙哥,今日的貢寮

今日的台北縣貢寮鄉,在西班牙人殖民時期稱為「聖地牙哥(Santiago)」,當地的原住民則稱為Caquiuancian。雖然西班牙人在抵達基隆前曾在今日的貢寮一帶稍事停留並且予以命名,但他們在鞏固基隆據點行有餘力後,便開始向北往淡水及台北盆地拓展與探勘,並未將注意力投注在貢寮。因此在1632年哈新扥‧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的報告中,雖然提到三貂社的住民是西班牙人的朋友,但對於此地卻只以一句「聚落數一」來描述。

貢寮一帶原住民希望西班牙神父前去傳教的希望,直到1635年西班牙人遠征宜蘭時才得以實現。當年奇洛斯‧德‧馬德列‧德‧迪歐斯(Teodoro Quir仵sde la Madre de Dios)神父曾在沒有士兵隨行下前去傳教,五天內就完成141名原住民的受洗,甚至當時
可能在貢寮建了一座教堂,教區則命名為聖特‧道明哥(Santo Domingo),因此推測貢寮在此時已經正式納入西班牙人版圖。值得一提的是,三貂社的居民與西班牙人關係相當好,一直到西班牙人被逐出台灣為止,從未傳出雙方有過任何爭執與衝突。

西班牙人在淡水及大台北地區

西班牙人很早就注意到淡水港與中國貿易的重要性,而1597年6月27日艾爾南度‧德‧羅斯‧里歐斯‧克羅聶爾(Hernando de los R os Coronel)所繪的《菲律賓群島、福爾摩莎島與部分中國海岸地圖》,也很清楚標明淡水港與基隆港的相對位置。

1626年西班牙人在基隆和平島上設立據點,在構築工事情況趨於穩定後,可能便開始展開蒐集淡水地區資訊的工作,但初期西班牙人並未採取探勘或軍事行動。1627年底由於天候不佳與其他因素,導致來自馬尼拉的補給船遲遲未抵達基隆,苦於糧食不足的西班牙駐軍,在獲知淡水地區盛產稻米後,殖民地長官便命安東尼歐‧德‧維拉(Don Antonio de Vera)率領20名西班牙人員到淡水,希望能締結盟約與友誼並運回糧米。安東尼歐‧德‧維拉一行人抵達後,剛開始曾受到淡水原住民首領的盛宴款待,但是後來卻遭到淡水原住民的埋伏襲擊,西班牙人雖以火繩槍反擊,但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安東尼歐‧德‧維拉與另外七名西班牙人仍在這場埋伏衝突中喪命,其他人則在火器掩護下逃到原先停泊在河邊的小船,才得以倖免於難。

當歷劫歸來的西班牙人返回基隆向殖民地長官報告虎口餘生經過的同時,來自馬尼拉的補給船終於入港,頓時讓基隆的西班牙人感到精神大振,決定對淡水原住民展開報復行動。遠征軍是由100名步兵搭乘一艘單甲板划槳帆船與四艘大型中式帆舨船所組成。當西班牙遠征軍進入淡水河口後,原住民立刻倉皇地逃走,遠征軍則進入原住民的穀倉大肆搬運稻米運往基隆,據1644年荷蘭人探訪北部原住民所得情報的史料來看,內容大致與西班牙人史料相符,但是其中提到西班牙人在報復行動中,曾擒獲數名重要的原住民首領,並將其中幾個處以死刑,其他則被罰帶鎖鏈服勞役。經過這次西班牙人的武力征討,淡水原住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此他們為之前背信的行為向西班牙人道歉並提出和平共處的請求,此時正覬覦淡水豐沛稻米產量的西班牙人,趁機答應淡水原住民求和的提議,約在1628年初起開始在淡水設置要塞,從此淡水成為西班牙人在台灣的一處據點。

據西班牙人的記載,靠近淡水駐軍附近地區住有稱為Senar的原住民,這個聚落是由八到九個小村落所組成,他們很有可能就是當初邀約西班牙人後來又突襲西班牙人的原住民。因此哈新扥部分艾斯奇維神父的報告裡提到他們原先是居住在西班牙人所占領的地方,但是因西班牙人的到來,被迫放棄而遷往內地散居。為了便於管理,西班牙人曾經試圖將這些散居的小村落合併遷移到一處距西班牙據點不遠的山上居住,據說那裡氣候涼爽適合人居住,且有許多樹林可以防範冬天的寒冷與強風,並有許多桃子及柳橙等果樹。只是這樣的美意似乎Senar原住民並不領情,計畫因此也沒有達成。

與淡水西班牙人交好的原住民聚落是Pantao,受限於文獻史料的隱晦不明,僅能推測這個部落應該是1627年殺死安東尼歐‧德‧維拉與另外七名西班牙人的部落,他們與Senar長期交惡,居住在淡水河對岸,後來又與Senar聯合偷襲西班牙人。據西班牙史料的記載,沿著西班牙淡水駐地的海岸線往荷蘭人的大員據點走,最先遇到的就是Pantao原住民的聚落地,所以Pantao的居住地極有可能就是在今日的八里一帶,這個部落一位首領自稱是很久以前因船難到來的西班牙人所生的孩子。在西班牙殖民淡水期間,Pantao原住民與西班牙人保持良好的關係,而且部落中多位首領在孩童時便受洗,並且經常要求神父前往傳道,只是沒料到這樣的交好竟然為日後埋下殺機。原來Senar原住民見西班牙神父與世仇Pantao原住民關係良好,因
而心生暗殺神父的歹念,法蘭西斯克‧德‧聖特‧道明哥(Francisco de Santo Domingo)神父便成為原住民部落間衝突下的祭品。

淡水河流域與台北盆地的探勘活動

由於在淡水的西班牙駐軍初期僅約50人,因此這些人手只足夠擔任平時的駐守工作,有時可能自附近原住民口中探知流域內原住民的概況,但是並沒有餘力真正深入淡水河流域進入台北盆地進行探勘活動。直到1632年才由當時西班牙駐台灣長官殖民地長官胡安‧德‧阿卡拉索(Juan de Alcarazo)率領一支由80多人組成的遠征隊深入淡水河流域進行探勘。這支探勘隊伍在進入淡水河後不久,便見到了匯入淡水河被稱為Quimaz仵n的基隆河,西班牙人沿基隆河上溯不久,在一條基隆河支流處的河口見到稱之為Quipatao的原住民村落,這個有八到九個原住民村落所在地的河口,推測應是今日的磺溪與基隆河匯流處。西班牙人再沿著基隆河深入台北盆地,來到一處稱為Lichoco的原住民居住區,這些可能位於今日內湖一帶的Lichoco原住民,為了要避免因大雨突發的河水暴漲,所以並不是住在基隆河邊,而是選擇在山區居住,全部的屋舍約兩、三百間。再往上走,西班牙人遇到有36個大石頭散布的淺灘,大型的船隻無法再溯河而上,他們只好靠著原住民的小艋舺(banqquilla),再由原住民上岸拖引,終於找到一條由內陸水路與步行方式聯繫基隆與淡水的道路。

在淡水河另一條支流的探勘,西班牙人來到被稱為武勞灣Pulauan的原住民居住地,據考證為今日的板橋一帶。西班牙人的報告裡提到Pulauan散布在二到三個大的居住區,但是由於他們居住的處所都是在河岸邊,因此一旦遇到河水暴漲,往往屋舍及田地就會慘遭水患侵襲,甚至這些原住民還會向西班牙神父展示屋舍木柱上以刀子劃過的洪水高度刻痕。

綜觀西班牙人在淡水河流域的活動,事實上僅是個別的探勘行動以及尋找較循金山、野柳北海岸線聯繫基隆與淡水的更佳陸路,並沒有企圖拓展勢力,也因此並未發生軍事衝突,整個探勘過程堪稱平靜。至於西班牙人藉由基隆河往來於淡水與基隆之間時,與居住在台北盆地內原住民的互動,則因西班牙史料的闕如無法得知。

淡水要塞的興建與毀城撤兵

這座聳立在今日的淡水河口小山上的要塞現今人們稱為紅毛城,最早則由西班牙人命名為「聖特‧道明哥」,這座要塞倚山面海,可以眺望整個淡水河口及控制淡水河的進出,實為建構防禦工事的好地方。可能是缺乏石材的關係,西班牙人在殖民淡水初期,淡水的防禦工事是將大木樁深植入土中,然後將木樁並聯繞成一個大圓,木樁底部則鋪上土石,除了藉以加強木樁的防禦力外,還有多門火砲架在上面以擊退來敵。據荷蘭人得自逃離西班牙據點的菲律賓原住民情報,這座拱土的木製圓堡是在1629年荷蘭人在淡水海域出現後才建造完成。

在木樁所圍成的大圓內,則是西班牙駐軍的宿舍、貨倉及火藥庫,這些屋舍也是以木材所搭建,屋頂則鋪上茅草,所以駐軍與神父都非常煩惱,擔心萬一發生火災將不可收拾。由於當地並無其他合適建材,一些因為山洪暴發而自上游漂流到下游的巨木,便成了西班牙人駐軍整建要塞與房舍的最佳建材。此外,因為淡水潮濕的氣候與風災,往往造成木材容易腐壞與損毀,於是駐軍常常得進行要塞整建的工作,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勞役。雖然1632年西班牙人便在淡水河的一處支流找到了石材的來源,但是一直到木製要塞遭原住民縱火付之一炬後,西班牙人才開始將原有的要塞改建成石材的堡壘。

1637年在法蘭西斯克‧艾南得斯(Francisco Hernandez)擔任淡水長官時,他開始以石材等更堅固的建材來重建淡水要塞,可惜的是當要塞興建完成西班牙駐軍即將進駐時,便接獲菲律賓總督毀城撤軍的命令。菲律賓總督要求法蘭西斯克‧艾南得斯不但要焚毀淡水要塞撤軍,還命令他對淡水原住民進行「火」及「血」的報復行動,除了婦女與15歲以下的小孩,其他皆不得倖免,若有違令將會遭到懲處。幸好這位長官僅焚毀了淡水要塞撤往基隆,並未執行殘暴的菲律賓總督的屠殺令,淡水的原住民因此逃過一場浩劫。

西班牙人在宜蘭及東台灣

由於西班牙船隻屢在台灣東海岸遭遇風難,而船上人員往往遭到東岸原住民洗劫與屠殺,所以西班牙人曾派出遠征隊進行報復,但面對強悍的噶瑪蘭原住民,兵力不足的西班牙人征討行動一直沒有成果,直到1635年傳染病流行,西班牙人的軍事行動才有進展,傳教士也開始進入傳教與替原住民受洗。

西班牙人殖民末期,因為面對荷蘭人的軍事威脅而曾經在宜蘭一帶設立據點,並以今日的蘇澳灣做為戰備港。至於花蓮一帶,雖然西班牙人對花蓮一帶的原住民概況略有所聞,但是西班牙遠征軍除了立霧溪口附近的聚落曾經抵達探勘外,對花東一帶原住民的資訊,應是來自於其他原住民的口耳相傳,而非真正深入其境尋訪所得。至於蘭嶼,雖目前所知的西班牙人報告中並未提及相關活動事蹟,但是從荷蘭人的史料中,我們仍可略見西班牙人的蹤影。

宜蘭的收入版圖

從《1626年Pedro de Vera(佩德羅‧德‧維拉)所繪的福爾摩莎島、中國部分地區及馬尼拉島圖》看來,西班牙人對宜蘭地區海岸認知很早,至少在占領雞籠做為殖民根據地前,今日的宜蘭灣就已有西班牙文名稱「聖塔‧卡塔莉娜海灣(Santa Catalina)」。據1632年哈新扥‧艾斯奇維神父所寫的報告,我們可以從當時西班牙人的資訊中得知,西班牙人以噶瑪蘭(Cabaran)一名詞泛指宜蘭及花東一帶等地區。西班牙人很早就瞭解宜蘭地區的重要性,並基於以下理由而構思征討計畫,第一是宜蘭地區擁有豐富的農漁業資源;第二是由於宜蘭地區的戰略地位,原因是黑潮自台灣的東海岸一帶開始轉流向東北,因此如果西班牙船隻想要抵達北台灣的殖民據點,必須沿著台灣東海岸航行,否則便會被黑潮帶往太平洋的北岸而到美洲。西班牙人極度擔心荷蘭人先在宜蘭設立據點,追捕沿著台灣東海岸航行的西班牙船隻,所以希望先下手為強提前占領;第三則是要阻止宜蘭一帶的原住民前往淡水河流域進行獵人頭行為。

這些想法一直僅止於紙上談兵,1632年4月間一艘屬於西班牙王室載有西班牙人、華人及日本人共約50人的舢舨,因為偏離航道的原因而誤入宜蘭原住民
的港口,船上所有的人都慘遭噶瑪蘭原住民殺害。這個事件終於惹惱了在基隆和平島的西班牙人,並因而組成一支遠征軍前往宜蘭地區進行征討。遠征軍抵達宜蘭後便開始進行報復,除了放火燒毀了七個小村落外,還殺死了大約10到12名當地原住民,但是由於原住民人數太多,且迅速逃往山區躲藏,因此西班牙人在兵源與補給不足的情況下,只對噶瑪蘭人略施懲處後,便收兵返回基隆的聖‧薩爾瓦多城。由於西班牙人的征討行動並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與噶瑪蘭人的降服,因此噶瑪蘭人變得更加狂妄,甚至還挑釁的嘲笑其他地區的原住民害怕西班牙人。

對此,當時西班牙在台灣的長官胡安‧德‧阿卡拉索曾在同一年的8月還計畫籌組另一次遠征軍以對噶瑪蘭人進行另一次懲處,但在當時缺乏合適的船隻情況下,第二次的征討最後是否曾經進行,由於史料不足所以無從得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後來在1635年當時台灣長官阿隆索‧賈西亞‧羅美羅曾派出一支由200名毛瑟槍手及400名弓箭手所組成的遠征軍,再次前往宜蘭地區進行征討行動,與噶瑪蘭原住民為世仇的淡水原住民可能也參與了這一次的行動。此次西班牙人的遠征軍行動,總算將西班牙的勢力範圍自台灣北部拓展至東部。

或許由於此時原住民部落正爆發傳染病天花的大流行,許多年輕力壯的原住民因而死去,剩下來無力抵抗的噶瑪蘭人只好落荒逃往山區,所以傳教士們便趁噶瑪蘭人飽受病魔之苦,失去昔日勇猛與暴戾氣息之際前往傳教。因此,當1642年西班牙人在基隆的根據地失守後,還有西班牙神父曾經想逃到宜蘭一帶的山區繼續傳教,甚至於還有神父以噶瑪蘭語編寫了語彙及天主教教義書,先後在1645年及1692年於馬尼拉出版。

戰備港蘇澳

西班牙人很早便注意到蘇澳港的戰略地理位置與優越的港口條件,但直到1635年征討強悍的噶瑪蘭人獲得具體成果,與荷蘭人的逐日向北進逼,西班牙人因而有了危機意識,在其殖民統治末期,蘇澳港逐漸受到西班牙人的重視,而將它提升至戰備港的地位。

原住民稱之為Catinunum的蘇澳,在許多西班牙神父的報告裡都提到它的優越地理條件。胡安‧德‧洛斯‧安赫列斯(Juan de los 魥ngeles)神父認為被西班牙人稱之為聖‧羅倫索(San Lorenzo)的蘇澳港是台灣島上最好的港口,因此他對蘇澳港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他描述蘇澳港是一個海灣,在入口處右方有一座小山丘環繞,因此可以為船隻擋風,而港灣深峻船隻幾乎可直接靠岸,甚至認為船上的人員無需用小船接駁,便可以直接從船上登岸。

蘇澳港對於殖民統治末期的西班牙人而言,主要是做為臨時的避難港。從西班牙最後一任台灣長官岡薩羅‧ 波地憂(Gonzalo Portillo)的信中,我們可得知按例每年5月份由馬尼拉出發前往基隆的西班牙補給船隻,會在這裡稍作停留等待西班牙守軍的平安信號,如果看到西班牙在宜蘭的據點燃放煙火,即表示基隆的西班牙要塞遭到荷蘭人的圍攻,那麼這艘船便無需再前往基隆,而是直接轉往蘇澳港將救援物資卸下。

事實上,由於來自馬尼拉的補給船常因風難而漂流在宜蘭海岸線上,因此西班牙人除了將蘇澳港做為戰備港外,還會在宜蘭海邊的據點配有雙桅帆船及哨兵,除了進行偵哨與防禦外,必要時還會對遭船難漂至宜蘭海域的西班牙船隻,進行救援的工作。因此,如果突發遭遇敵人的狀況,補給船也可以開往蘇澳躲藏,待危機解除後再由宜蘭西班牙據點的哨船護航前往基隆。港灣條件優良的蘇澳港,即使是後來的荷蘭人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花東縱谷的探勘

西班牙人雖然並未將勢力拓展至花蓮一帶,但是傳言花蓮一帶蘊藏黃金,因此西班牙人一直努力收集花蓮原住民的資訊,這些資訊可能是北部Quimaurri人所提供。如今這些當初為取得黃金或貴金屬收集的資訊,今日成為瞭解花蓮一帶原住民歷史的寶貴素材。

從這些花蓮四處有金礦、銀礦的西班牙人報告,不難了解當時西班牙人收集情報時的心態。根據1632年哈新扥‧艾斯奇維神父所寫的報告,我們可以看到一長串約40個原住民聚落的名稱,這些台灣東部原住民聚落的名稱,已有一部分獲得證實,例如Turoboan 為位於立霧溪一帶的哆囉滿社、Patibur可能為今日花蓮壽豐鄉壽社的阿美族舊社、Chiulien為水蓮尾阿美族舊社、Saquiraya為歸化社、Tabaron為大巴塱社、Chicasuan為七腳川等,另外還有一些地名雖然尚未獲得更肯定的佐證,但相信未來在荷蘭文史料的幫助下,應可替哈新扥‧艾斯奇維報告中的聚落找到今日的所在。

在眾多名單中,有兩個聚落西班牙人可能曾經到訪過,第一就是以產金聞名的哆囉滿(Turoboan),第二是搶奪西班牙船隻並掠殺船上人員的Patibur。由於哆囉滿社位於立霧溪河口,因此原住民常常在河中淘取自合歡山與奇萊山山上沖刷下來的沙金,甚至水晶礦產,然後與Taparri人交換所需物品。而一向將探查金礦視為殖民統治主要目的之一的西班牙殖民政府,也一直覬覦哆囉滿的金礦,於是1632年當時的西班牙台灣長官胡安‧德‧阿卡拉索便趁著征討噶瑪蘭的機會,就近到訪哆囉滿,並曾親眼目睹黃金。西班牙人甚至得到一個傳聞,描述附近有一座山在太陽下閃閃發光,亮到甚至人們無法直視,西班牙人猜測可能有水晶礦或是銀礦。或許是這個傳聞,導致哈新扥‧艾斯奇維神父的報告裡將許多原住民聚落寫上藏有金礦與銀礦,而事實上如我們今日所知,台灣蘊藏豐富的金礦但是卻不產銀。

位於今日壽豐一帶的原住民聚落Patibur,在1627年至1628年之間與附近的原住民一同掠奪一艘來自馬尼拉運送西班牙援助物資的舢舨,從船上取走兩門銅製的大砲、十把毛瑟槍,以及錢財,並殺害了船上的十個西班牙男人,可能是其他原住民婦女的請求,而留下剩下一個西班牙男人及船上五名婦女的活口,但其中一名婦女因眼見西班牙人慘遭屠殺,害怕自己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而自盡。虎口餘生的西班牙人請求當地一名婦女前往基隆告知西班牙人他們的遭遇,還提到Patibur原住民喝西班牙受害者的血,以及吃下軀體與頭顱的事。因此1632年當西班牙遠征軍來到立霧溪河口後,便對Patibur人進行報復,只是Patibur人很快撤往山區躲藏,西班牙人無功而返。

蘭嶼:西班牙史料遺忘的島嶼

從1626年的福爾摩莎島、中國部分地區及馬尼拉島圖,在有關台灣島及其周遭地理環境的描繪中就可輕易地辨識出蘭嶼、小蘭嶼與綠島,甚至台灣東岸的幾條河流也都可見其輪廓。按常理推斷,自1565年起西班牙人利用黑潮自菲律賓群島北上航往北太平洋後再南下返回墨西哥,而位居航線附近的蘭嶼,應或多或少與西班牙人產生互動,但是我們從現有已發掘的西班牙史料中,卻始終找不到西班牙人殖民台灣時期與蘭嶼居民往來的史料,幸而荷蘭人每到一地便四處訪查西班牙人的行蹤,我們藉此得以一窺這段時期西班牙人與蘭嶼人的互動。

根據荷蘭的史料記載,1643年2月間荷蘭人曾前往被稱之為Bottol島的蘭嶼(又稱紅頭嶼)探勘,報告中除了提到今日稱為「拼板舟」的奇怪獨木舟外,還提及在原住民的村社屋角見到用竹子做成的十字架,因此猜想西班牙人可能到過蘭嶼。而1644年2月由荷蘭人的蘭嶼遠征行動,在報告中提到初臨蘭嶼時的景象:當地的原住民一邊揮動著「白布」一邊向荷蘭人走來,在荷蘭人與蘭嶼原住民談話時,他們見到蘭嶼的原住民擁有很多的銀,甚至西班牙的銀幣,原住民並且用銀來裝飾帽子與武器的手把。從這些敘述中,更可確認西班牙人曾在蘭嶼佇留的推測,然而西班牙人究竟是出於自由意願前往蘭嶼取水補給並稍事停留,或是因船難而被迫漂流至蘭嶼,則不得而知。

結語

一直以來這段西班牙人踏進台灣土地的歷史,並沒有受到太多的矚目,相較於荷蘭人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而言,這短暫16年的時光,在今日甚至見不到西班牙人所留下的遺跡,而這也是多數人對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的歷史所知不多、難以記憶的主因。但事實上,近年來在曹永和、鮑曉鷗、翁佳音、陳宗仁、方真真等多位國內學者的努力下,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的歷史輪廓越來越清晰,隨著新史料陸續發現,我們對這段歷史開始產生不同的看法,台灣與西班牙人的關係,原來並不能僅限於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1626~1642)16年的時光,而是往前溯及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賓宿霧設立據點,向後推展至1898年美西戰爭後西班牙放棄菲律賓主權,共計333年的時間。

在這333年的歷史長河裡,西班牙人始終隔著巴

士海峽與台灣相望,以近鄰的身分得知台灣的發展概況,並藉著往返太平洋之際,因海洋所帶來的任何可能性與台灣產生交流。明鄭時期,西班牙傳教士曾再度來台尋找宣揚天主教的可能性,而馬尼拉方面也與明鄭保持在危機中尋找商機的政經關係;另據一名1771年抵達東台灣海岸的匈牙利軍官貝尼奧斯基(Maurice Augnst Benyowsky)描述,他曾在東台灣遇到一名犯下殺人罪亡命東台灣七、八年的菲律賓西班牙人;更甚者,莫過於1778年抵達菲律賓擔任總督的荷西‧巴斯克(Jos伢Basco),他為了證明菲律賓擁有發展潛力,而以臨近的台灣島為例來激勵他的同胞,巴斯克認為台灣土地小於呂宋島,且缺乏豐饒物產,卻憑藉每年出口商品到中國大陸,產生六百萬匹索產值的生活富裕,這段比喻可說是以台灣發展經驗做為借鏡的首例。

回首從前,過往的333年裡廣義來看西班牙始終距離台灣不遠,沒有離去。如今,西班牙人在艾爾摩莎的歷史,如同一座跨越時空的長橋,為台灣與西班牙,甚至於西班牙語世界的墨西哥、阿根廷,以及台灣擁有最多邦交的中南美洲國家架起一座文化的虹橋。西班牙語世界以多采多姿的文學、藝術、音樂、舞蹈、電影等豐富文化資產與台灣聯繫在一起,而此次「艾爾摩莎:大航海時代的台灣與西班牙」特展,便是台灣與西語世界文化交流的具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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