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廖信忠

週四 2013年08月22日, 11:30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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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信忠很年輕，台灣人，不過他竟然用中國人自稱，且覺得兩岸終將統一，不過我從他言論中看來，他也算是有台灣意識的一員，只不過目前人在中國工作，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很多支持台灣獨立的台商在中國都是如此。畢竟那是個賺錢的地方，終究不是自己的家鄉！不過以上只是猜測！
針對他的文章，我做了一些修正：
1.外省人這稱呼，應該改為中國移民，本省人應該改為台灣人，這樣會更貼切。
2.1945-1949逃難到台灣的中國人，在1956年中華民國據台後第一次人口統計，非本土籍人口約93萬人，加上未設籍軍人27萬人，共約121萬人，約佔當時台灣人口937萬人中的13%。(維基百科)，並非如作者說的150萬人。
3.很多到第二代；第三代都還是不認同台灣，例如國民黨那些高官與軍官子女，除了蔣友柏敢跳出來認同台灣，批評國民黨那些高官外，其他很大部分都還是以高級外省人自居，我們統稱滯台支那人！(不認同台灣，就不要怪台灣人羞辱！)
其他一些戰後時期歷史，有少部分都是受國民黨思想洗腦後的言論，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就好，不過不能怪作者，因為那是國民黨編制的洗腦教育課本。
整體上，可以推薦大家看一下，了解戰後時期台灣的那些日子！

廖信忠為《我們台灣這些年》的作者，1977年出生於退出聯合國後風雨飄搖的台灣；廖信忠和他的書
廖信忠和他的書：
1984年，李登輝當選“ 副總統 ”，廖信忠上小學；1989年，蔣經國逝世的第二年秋天，廖信忠升入國中；1993年，新國民黨聯線人士組建“新黨”，廖信忠進入淡江高中讀書；1998年，馬英九和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廖信忠參加成功嶺大專集訓；2008年，台灣大選馬英九獲勝，而陳水扁隨後鋃鐺入獄，廖信忠也在上海開啟了自己全新的一段人生。

2013-01-29 07:06:07

《讀庫》1206期裡的那篇文章是一年多前寫的，後來，我又改寫了幾回，很長。基本上這是一篇以台灣本省人的角度下來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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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國又發生一次大遷徙，有來自大陸各省將近150萬的人口，他們隨著國民黨的腳步，從東北關外、黃河兩岸、長江南北、滇桂邊陲、蘇浙兩廣，在饑饉恐怖或槍林彈雨中，來到東南沿海的台灣(註)，這個對許多人來說從來沒聽說過的小海島。

在當年的台灣社會中，就突然出現了很多“外省人”。台灣人都知道自從脫離日本統治之後，台灣就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有別於台灣本省這些開台幾百年來陸續移入的閩南、客家等漢人族群，還有原本就居住在台灣的少數民族，這些1949年大批湧入台灣的族群，就是“外省人”。與其說“外省人”，不如說是“陌生人”，這些陌生來自他們與本省人講不一樣的語言，想不一樣的事情，做不一樣的工作等方面。但有一點倒是一致，就是在這幾十年台灣由窮變富的發展過程當中，大家都在想辦法努力生存下去。

這幾十年來的台灣社會，很大一部分就是本省人與外省人的衝突、融合、互相理解、一起努力的過程。

國民黨在內戰失利後，一路用“共軍”追趕不及的神速轉進了台灣，很多人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小島，也有人覺得台灣根本就是個蠻荒之地。可是不管他們爽不爽，願不願意，已經沒地方去了，只好暫時待在台灣。

人跟人之間總是因為陌生而產生誤解，一不小心又變成衝突。外省人從1945年台灣光復後就陸續來到台灣，很多事情都是因為誤解而產生的。比如說，台灣才剛結束51年的日本殖民統治，雖然當時也是高高興興地歡迎祖國的接收，一心覺得終於可以當個中國人揚眉吐氣，可畢竟這51年養成的很多社會風氣、生活習慣不是那麼容易一下就改掉的。這些國民“政府”接收大員，還有些外省人，由於自己的歷史生活經驗常常就會有些心態，覺得台灣人怎麼看都像皇民，老子好不容易打了8年仗，把鬼子趕跑，結果來到台灣又見到一堆“二鬼子”，這怎麼受得了。在心態上常常一開始就有偏差，再加上有些外省人的心態就是覺得台灣需要被教化，需要被管，就會產生老大心態，看不起台灣本省人。

台灣本省人對這些陸續移入台灣的外省人也有些意見。台灣光復以後，接收台灣的“國軍”開始來到台灣，在很多書中都提到，在碼頭歡迎“國軍”的台灣民眾無法相信他們眼前看到的，一群挑著鍋碗瓢盆，踩著草鞋，穿得破爛隨便，毫無行進次序的“國軍”，跟丐幫大遊行沒什麼兩樣，有別於旁邊儀表堂堂、精神抖擻的受降日軍。不知道是誰打勝仗誰打敗仗，歡迎的民眾看了當場呆掉，於是有人替“國軍”找藉口啦，“那麼差的條件還能打贏日本人，更應該敬佩啦！”可是再多的藉口，也掩蓋不了接踵而來一次又一次的失落。

日本殖民台灣時期，一直想把台灣打造成樣板殖民地，至少在比較大一點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都做得還不錯，偏偏很多來到台灣的兵和接收人員，素質不一，鬧出很多笑話，比如說不知道香蕉要剝皮吃，一起吃下去還嫌難吃。有些兵看到水龍頭流出水，以為只要買個水龍頭往牆上一裝就有水流出來……這些舉動，也成為當時台灣人茶餘飯後的嘲笑話題。

還有些兵痞，一副佔領者的姿態，惡行惡狀，報紙上越來越多這些人的負面新聞。而接收官員呢？國民黨在大陸時就已經很腐敗了，派來接收的人常常也只是想趁機撈一筆，公務就這樣慢慢地荒廢了。社會運作方面，螺絲慢慢松掉，這當然不是傑克搞的，本來在從日本投降到“國府”來台接收這段空窗期，台灣本省人自己尚且能維持社會運作，結果這些無法、無知、無能的“三無”人員一來，社會開始失序，感受最深的台灣本地居民自然都看在眼裡。台灣民間有一句俗諺叫做“狗去豬來”，就是講日本人戰敗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台灣人覺得日本人是狗，但狗起碼忠心，還會看門，而國民黨政府是豬，豬隻會吃。族群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大，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心結大抵從這個時候就已經產生。

幾千年中國歷史，亂世中人口流動不是新鮮事，很多時候也比1949年這一次規模更大，但對於這個台灣小島來說，本來只有600萬人，一下子又湧進了150萬人，突然增加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改變了台灣的歷史和社會結構，當然，還有那些亂世裡不足以掛齒的個人命運。

在這些離鄉背井的人裡面，主要是國民政府公職人員、軍人和他們的家眷，最多的是單身的軍人。大部分的單身軍人是基層士官兵，有人打仗，大半輩子覺得部隊轉移是家常便飯。有人比較敏感，知道在亂離之世，一到台灣就命運未卜。還有一種人，就是被國民黨拉來的壯丁。和平的時候做再大的事日子還是那樣過，亂世之中就算是最瑣碎的決定都能影響命運發展，不對！那時候連自己做決定的機會都沒有。很多人逃難，沒的吃，沒的穿，有人拿東西給他們吃，又給衣服穿，要他們在一些名冊上畫押簽字，說是為了領饅頭，這樣就糊里糊塗地成了軍人。有些人在耕田，國民黨的部隊一經過，就順手帶了幾個走，連回家告別的機會都沒有。還有些人，洞房花燭夜到了一半，抓壯丁的隊伍衝了進來，當場軟屌，在新娘的哭哭啼啼聲中變成了兵。“國軍”被“共軍”打得不成樣，要在上海、廣州重新整編，就抓了些難民來當人頭充數……太多人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拉進部隊並來到台灣，那是一個出去打醬油都會改變命運的時代。

眷村：沒有血緣的家人

150萬外省人來到台灣，日子總要過下去，可是沒帶什麼錢，又沒地方住，國民政府帶他們來，總不能不管吧！這就不得不提到，在台灣社會當代發展中一個很重要的聚落形態——眷村。

一開始，來台的外省人只能住在學校空地、寺廟、日本人遺留下來的地方，或部隊附近空置閒地上隨便搭上棚子，就地解決住的問題。當年在老蔣熱血的感召下，“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大家都以為很快就能回到大陸去了，所以眷村基本上是一種臨時過渡的居住形態，有些眷村家庭甚至會每天把用過的衣服和棉被折好裝箱一次，以備隨時“反攻”。上頭都這樣想的，下面也就充滿期望，可想而知這些眷舍通常建得也不太好，直到後來，發現似乎“反攻大陸”好像沒什麼希望（當然不能明著講出來），才統一安排興建好一點的紅磚屋瓦，一些基礎建設才慢慢做出來。眷村的形態有千百種，外省軍公教人員都有自己的宿舍區，現在指的眷村還是以軍人眷村為主，在全台灣的部隊附近幾乎都有眷村，但在本省人的眼中，外省人的群居地通通都叫眷村。

我曾經在一次訪談裡談到眷村，結果那個不認真的記者可能沒聽清楚給寫成“圈村”就發了出去，不過這讀起來的效果還真意外。眷村，還真的就是一個有別於本省人聚落的外省“圈子”，又為了避免與台灣同胞接觸與省籍衝突，於是就把村子圍起來，形成都市裡的小部落。眷村對台灣本省人來說真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好像是另一個世界一樣。我以前解釋眷村，總是把它解釋成類似大陸“部隊大院”的概念，後來隨著了解的不斷深入，發現這樣類比有點像，又不太像。大院是一種居住福利，而眷村里的“外省人”來自五湖四海，各省人士皆有，是無奈之下的組合。在眷村里有澡堂、食堂、拖兒所、小賣鋪、電影院、廣播站等生活所需設施，甚至會有防空洞。而眷村又分好幾種，儘管眷村組成人員大部分都是中下層軍官和技術士官，但也有一些條件比較好的“將軍村”。眷村的等級差別很大，等級高的像美國郊區的小區，低的簡直就是貧民窟。此外，眷村也常按照軍種或兵種的不同來區分，這也反映在眷村的命名上，比如說常有什麼陸光一村、陸光二村，這一看就知道是陸軍的眷村，而“大鵬”或“凌雲”是空軍的眷村。

關於各軍種不同的眷村類型，眷村出身的女作家朱天心，在她的文章《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裡有個貼切有趣又無奈的形容：

空軍村的媽媽們最洋派，懂得化妝，傳說都會跳舞，都會說些英文。陸軍村的媽媽最保守老實，不知跟待遇最差是否有關。海軍村的打牌風最盛，也最多精神病媽媽，可能是丈夫們長年不在家的關係。憲兵村的媽媽幾乎全是本省籍，而且都很年輕，甚至還沒小孩，去他們村子玩的小孩會因聽不懂閩南語而莫名所以的認生不再去。

最奇怪的大概是情報村，情報村的爸爸們也是長年不在家，有些甚至村民們一輩子也沒見過。他們好多是廣東人，大人小孩日常生活總是言必稱戴先生長戴先生短，彷彿戴笠仍健在，且仍是他們的大家長。

在所有軍種的眷村里，空軍眷村算是條件最好的，這也跟空軍的氣氛有關。台灣俗話說：“空軍少爺兵。”由於空軍是不直接面對敵人，而且幾乎是個人交戰，所以與陸軍相比，特點是貪污較少，人員素質較高，風氣比其他軍種自由，政治偵防較鬆（飛行員的政戰系統與小蔣的不相干）。而且待遇和福利一直很好，派係也單純，不過空軍眷村常常沒幾天就會有人家裡突然接到噩耗，常常有家庭在辦喪事。相比之下，海軍居其次，至於陸軍，那真的除了“亂”已無法形容，搞派系搞到看在“黨國”的分上都不拉兄弟一把，到了台灣繼續搞。

所以空軍不只是營區裡的福利好，眷村也是。空軍眷村還有自己的小學，在師資與設備方面都好於一般台灣本省人讀的學校，所以空軍眷村子弟，在學歷與未來的發展上，確實是優於其他軍種或雜居型的眷村子弟，更優於一般台灣老百姓。直到後來被徵收為一般國小或代用國中之後，這種界限才逐漸淡化。

而跟大陸的“大院”比較不一樣的是，大院裡面一到過年期間就冷冷清清，大家都回鄉過年去了，等到年假回來，大夥又興沖沖地聊著家鄉見聞。但是在眷村里，有一個特殊現象，極少有年紀大的長輩，都是青壯年軍人，因為大家都是大陸過來的，都是離開老家到異鄉，在台灣本省也沒有親友，過年沒地方去，只好遠親不如近鄰，把來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鄰居當親友，一同在眷村里過年。這時，來自各地的大媽阿姨，都拿出代表他們家鄉口味的拿手好菜，如東北的餃子，西北的泡饃，雲南的米線，江浙一帶的小籠包、湯包、生煎等，大家一起圍爐共享，氣氛總之就是很友愛。來到台灣產生了語言和文化差異，加上眷村封閉起來，又小又擠，大家都窮，所以普遍來說，眷村人的感情都不錯，沒有長輩，沒有家族，所以在這塊土地上就變成了沒有血緣的一家人。我有個小學同學是眷村里的，他就完全沒有清明節掃墓的概念，因為外省人在台灣也沒墓可掃。一位眷村朋友提到，逢年過節，他父母都會邀單身的軍中同袍到家裡過節，這過節每次都有一定的程序，好像SOP（標準作業程序）一樣。剛見面一定是興奮地寒暄，接著開始喝酒，酒過三巡，大夥逐漸悶了下來，不再講話，繼之而起的是暗泣抹淚，一位開了頭，然後大夥就放聲地哭爹喊娘……

眷村飲食，有你吃過的牛肉麵和永和豆漿

在台灣，大家一提到山東，第一個想到的不是泰山、青島等標誌，就好像條件反射一樣，腦中浮出的第一個東西就是大饅頭，彷彿包子和饅頭已經成為山東的符號。包子、饅頭、燒餅、油條這些台灣人原本沒在吃的東西，就是因為外省人的移入才開始出現在台灣社會。現在台​​灣社會上有所謂“眷村口味”、“眷村菜”，常常都把它當做懷舊料理來操作。眷村菜其實也不是多高明精緻的菜，它是指那個年代眷村里的居民，這些老兵在思鄉情緒之下，利用台灣本地的食材湊合著，想辦法做出家鄉口味的食物。

當年軍人津貼不一定能養活一個家庭，為了家計，許多眷村的婦女只好走出眷村，早上賣些豆漿、油條和燒餅，黃昏時兜售自己親手做的饅頭和花卷或各省口味的小吃，漸漸地，這些眷村口味也為一般台灣本省民眾接受，因為這些眷村口味用的是台灣本地食材，常常沒辦法做得像家鄉那麼正宗，再加上大江南北的口味相互交流，左鄰右舍互相學習，串門子串出一堆新菜來，就好像混在一起做撒尿牛丸一樣，結果反而變成一種有新特色的口味，豐富了台灣本地菜的種類。

比如台灣南部高雄的岡山，最有名的特產是辣豆瓣醬。原來岡山也是“國軍”空軍官校所在地，空軍大部分都是四川人，旁邊眷村居住著1949年國民黨從成都帶走的最後一批空軍官兵，他們試著用台灣食材做出四川口味的辣豆瓣醬，沒想到久而久之也做出名堂，打出名號，成為岡山當地的特產。

台灣本省人飲食習慣也受到這些外省人很大的影響，比如台灣本省人過去是不吃牛肉的，因為在早期台灣農業社會裡，牛算是“工作夥伴”，一頭牛在農家裡從出生到終老就跟自己家人一樣，為了感念牛的辛勞與付出，在早期台灣是不吃牛肉的。這種風俗成為一種家訓，直到現在仍有部分人在遵守。

所以，現在台灣很有名的小吃“川味紅燒牛肉麵”，其實也是這些外省人到台灣後湊合著做出的料理，辣豆瓣加上紅燒湯頭，再放大塊的紅燒牛肉，在台灣本省人原本不吃牛、不吃麵的情況下，幾十年後反而變成人盡皆知的台灣小吃。很多台灣人後來跑到四川去尋找最正宗的川味紅燒牛肉麵，結果當然找不到，因為它是在台灣被發明的吃法。現在大陸很多“加州李先生”，就是台灣人過個洋水後回大陸開的，不過跟台灣口味落差真的蠻大的。

還有在大陸打出高知名度的“永和豆漿”也是一樣，與台北市一橋之隔的永和，一向是許多外省籍人士或退伍老兵選擇定居之所。約在1950年代，一群大陸北方人士搬來永和，為了謀生便賣起了豆漿，每天凌晨兩三點鐘開始辛勤工作，磨豆漿、煮豆漿。一開始，台灣本省人不太能接受豆漿這種東西，就跟現在外地人到北京都覺得豆汁味道噁心一樣，所以經營慘淡。直到後來幾年，台灣的棒球小將屢屢在大賽拿到佳績，棒球隊到外面參加比賽可是大事，這也掀起一股熬夜看轉播的熱潮。因為時差關係，每回比賽結束後幾乎都已半夜或清晨，肚子也開始餓了，當時只有永和的豆漿店開得最早，也是唯一有早餐賣的店，大夥兒索性相約一起去吃早餐，豆漿也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後來這種熬夜看棒球，清晨喝豆漿好像變成一種儀式，橋對面的台北市人也跑過來喝，慢慢地豆漿也傳遍台灣，成為台灣日常生活中的食物。

除了眷村里的小食口味，當年國民黨大員也從各省帶來一流廚師，這些廚師退休後自己跑去開店，所以川、湘、淮揚菜在台灣都有一定的市場。我到上海工作後，周圍的朋友覺得我怎麼吃得慣上海菜那麼甜還有赤油醬汁，就是因為我家樓下就有一家上海老頭開的上海菜餐館，從小吃到大。很多大陸的菜系在台灣又進一步互相融合，發展出新做法，比如在歐美中餐館必有的名菜左宗棠雞(General Tso’s Chicken)，就是發明者彭長貴當初融合了湘菜及淮揚菜做法而做出的新菜色。他後來到美國開餐廳，這道菜大受歡迎而流傳開來，倒是彭先生再過幾年又回到故鄉長沙開餐廳，當地人反而吃不慣，餐廳最後只好結束營業。

眷村區隔開了本省人跟外省人，很大程度阻斷了兩者直接交流的機會，很多台灣本省的小朋友從小就被父母警告，沒事不要走到眷村里面。眷村里的小孩也很團結對外，因為他們也總覺得台灣小孩都要欺負他們。對於大陸的看法，外省人跟本省人也有很大歧義。對於本省人來說，根本就很少人知道大陸是什麼樣子，僅從政府的宣傳中得到一個有關大陸的模糊概念，一點都不實際。對於外省人來說，大陸就是他們的家鄉，他們時常懷念著，就算對於在台灣出生的下一代，也不斷向他們描述家鄉的美好，什麼“唉……台灣的梨哪有老家的梨那麼大……”、“台灣的區區小溪哪有黃河長江那麼壯闊”、“台灣這個貧瘠小島……什麼都沒大陸好……”這些說法自然也在外省人的下一代中產生影響。

常常會看到，大陸這邊對台灣人喊話總喜歡引用余光中的《鄉愁》：“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試圖引起台灣同胞共鳴，可這也僅僅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而已，那種鄉愁只有那些1949年之後到台灣的人以及他們第二代、第三代可能有，大部分台灣本省人讀了，並沒什麼感覺，對大陸還是感到疏離且陌生。

《寶島一村》的烏托邦

幾十年來，眷村形成了一種有別於外面社會的封閉小社會系統，對外封閉，對內包容性卻極強。在眷村里，各省奇人異士云集，相濡以沫，沒事也只能回憶過去瞎扯。就像眷村菜匯集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一樣，我的小學同學罵起街來也是大江南北的腔調都有：啥馬的爸子、赤佬、落塊麻麻、肏他媽、×你娘（台灣話）……許多從小在這里長大的外省第二代，就在那種聽遍大江南北故事，嚐遍各地美食，感受各種不同地域家庭文化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也因此在眷村里產生了一批在文藝領域創造性極強的作家、藝術家或明星，眷村素材提供給他們大量創作的沃土，在他們的作品裡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內容：眷村小孩拉幫結黨、與本省小孩打群架、各省小吃美食、原鄉與客居的現實內容。這些除了能讓眷村外的民眾慢慢了解眷村外，也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眷村社會留下一段又一段悲歡離合的記錄。

可想而知，眷村因為組成人員與時代因素，對政治的立場也是相當旗幟鮮明、堅定不移。當時眷村人念念不忘“反攻大陸”，他們無時無刻不隨著蔣介石他老人家的心願而澎湃著，一心想“蔣總統”有一天一定會帶他們回家。他們算得上是國民黨最忠實的擁護者，幾乎家​​家門口都插著一面青天白日旗，天天早晚升旗降旗外加廣播站大喇叭播放“蔣總統”語錄，牆上也刷著如“反共抗俄”、 “蔣總統萬歲”之類的標語。過去國民黨的黨組深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眷村自然也不例外，有所謂的“黃復興黨部”，每次一到選舉，黨部來一通電話，眷村人就會按照指示投票給國民黨所支持的特定候選人，所以一直以來也戲稱眷村是“鐵票部隊”。

去年王偉忠與賴聲川合作的舞台劇《寶島一村》在台灣引起一陣旋風後，繼續搬到大陸上演，也引起許多大陸朋友對眷村的好奇心。很多大陸朋友看了後總覺得眷村生活很和樂美好，還產生了嚮往的感覺，這種意外反應倒是讓居住過眷村的台灣外省人嚇了一跳，呃，真的有那麼好嗎，很多眷村出身的才不信不同省份間的村民會像劇中相處得那麼好。一來，照王偉忠自己生活在空軍眷村的經驗，本來就會好過其他眷村一些；再者，藝術雖然來自生活，為了健康向上的戲劇效果，許多負面的地方也不見了，所以也有人笑說像《寶島一村》、《光陰的故事》裡的眷村，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眷村，過於美好，卻從來不曾存在過。

現在很多人就只記得眷村人情味濃，看到劇裡都是積極向上的，但人在極艱苦的環境下，展現的不是通常被頌揚的人性光輝，反而是人性的扭曲。眷村作為一個小社會，自然也是這樣，很多人性的陰暗面也就此產生，比如說因為早期大部分眷村的生活空間狹小，採光不良，房子大都擠在一起，暗暗的濕濕的，你寫功課時，隔牆在推炮都聽得一清二楚，為了搭違章建築或爭公用廚房使用時間，有人寫黑函告鄰居“通匪”。誰家有些小錢重新裝修得好一點，三姑六婆就傳說他們家女兒出去“賣”了。要再不然就是眷村子弟因為父母管不了，不學好加入幫派械鬥（儘管在後來的很多作品裡，這都被美化成眷村小孩的年少輕狂叛逆不羈）。有些外省軍人娶了本省女人住在眷村里會被排擠，生下的小孩常被罵雜種繼續排擠。還有，也常常發生單身老兵猥褻村里小女孩的事情……當然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江湖，這樣的事在哪裡都可能發生，真實的眷村，遠不如劇裡那樣夢幻。

還有一個最大的誤會，以為1949年來到台灣的外省人，都住在眷村里。事實上在來台的150萬外省人裡，有機會住進眷村的人僅僅只佔了六分之一，大多數人還是自己想辦法求生存，住在眷村只能代表外省人中某些群體的生活方式，並不等於整個外省群體。

在來台的外省人裡，大部分是軍公教人員，還有一些有辦法的商人，這一小部分商人就不用說了，到哪裡都會有辦法活下去，像蔡康永父親就屬這類人，到台灣後仍然過著海派的上流社會生活。高級官僚或軍官，也不用擔心，繼續吃香喝辣，自然有人替他們想辦法。對公教人員，機關單位和學校也會準備宿舍，部隊眷村也吸納了部分來台人員。

榮民：從部隊到工程隊

外省人中還有一個特殊的人群——大陳人。浙南大陳島在1949年後是國民黨軍隊在舟山群島的重點基地，到了1955年，國民黨決定從這裡撤退，島民們害怕“共軍”佔領後會把他們視為“國特”，將近兩萬島民像逃難似地隨國民黨一道撤離。來台灣後，國民黨宣傳大陳人“不願接受“共匪”統治，願至復興基地投入“反共大業”，稱為“大陳義胞”。由於大陳人原本就是以漁業為主，所以到台灣後，他們的聚落雖分散在全台各地，但都在漁村旁邊繼續捕魚，大陳人可說是在以軍公教為主的外省人中的一個異類。

大陳人對於國民黨和“蔣公”忠誠無比，所以，現在台灣唯一一個拜蔣介石的廟，就是在高雄的大陳村里。至於那些單身來台的基層士官兵，他們算是外省人裡最可憐的一群。一開始，他們還能住在部隊裡，可是退伍後問題慢慢浮現，他們離鄉背井，既沒有錢又沒有一技之長，在台灣又沒有親人，到了社會上該怎麼辦呢？

當過兵的人都知道，在當兵的時候一心想著退伍，等到真的要退伍了，又覺得前途渺茫，不知道該怎麼辦。1950年代開始，單身的外省老兵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情況還更嚴重。當年台灣當局實施“精兵政策”，讓老弱殘兵從軍中退下來，所以退了一大批人，這些阿兵哥要退伍了，只發給你一些錢和幾件衣服就把你踢出去，唉……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都想留在家鄉，需要你的時候就用虛幻的民族大義當做號召，不需要你的時候，也不管以前是誰把你帶到台灣來的，現在回不回得了大陸，踢出去放牛吃草，自生自滅。

1950年代初在台灣的“國軍”，除了南部孫立人的新軍及近千名軍官堪為精銳戰力外，絕大多數的部隊裡，軍心與軍紀已經嚴重渙散。而各部隊員額浮報不實，什麼冒名頂替、私下換職、兵械流失、兵籍番號混亂等情形尤為嚴重，影響所及，台灣社會各地充斥散兵游勇、軍隊駐地的周圍也不時發生軍隊和鄉民衝突的事件。據統計，20世紀50年代每年取締散兵游勇的數量平均在三千至一萬名，頗為驚人，而實際數字恐怕更甚於此。

那幾年散兵游勇問題已經夠嚴重的了，退伍軍人一來又雪上加霜。台灣社會上突然出現了很多外省流民，沒了錢就乞討，有錢就整天酗酒鬧事，派出所人滿為患，成一大社會問題。好一點的自己想辦法搞些小攤，賣些燒餅油條、包子饅頭或家鄉小吃，要不然就去當保安或拉三輪車（幾十年後與時俱進，他們改開出租車），或者，有些人也以收破銅爛鐵為生，沒有工作技能的這群外省退伍軍人，只能做這些最低下的基層工作。退伍軍人美其名曰“榮民”，其實在那種狀況下，一點榮譽都沒有。

但也不是所有退伍軍人都只能在基層混，當年有很多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青年軍戰士，因從軍中斷學業，打完抗戰打內戰，待來台青年軍解散後，知道機會來之不易而努力繼續學業，其中不乏有人成為知名學者。如果是軍官，那情況會好一點，退伍後仍然可以住在眷村，還幫你轉業，可能在公職裡給你安排一個位置。如果教育程度還行，就丟去教書。有一陣子台灣的中小學出現了一批講課講了什麼學生都聽不懂的老師，學校不想收都不行，如果不幸教到英語，學生就慘了，連“鬧太套”都聽不懂。

另一方面，國民黨仍企圖“反攻大陸”，所以繼續強迫有過戰爭經歷的精壯年輕士兵留下，不管你當初在大陸是志願或被迫從軍，通通都被晉升為士官，服務年限也相應延長，士兵須年滿40歲，士官要滿50歲，士官長則要滿58歲才能退役。有些人就這樣繼續服到最大年限。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台灣軍教片裡，在一片年輕的兵當中，總有這麼一個角色：操著外省口音，穿著軍服卻每天在營區無所事事，可能偶爾會去光顧一下福利社小賣部，從兵到營區司令都要敬個三分的老士官長。這個角色除了常用來對比老兵跟新兵的觀念，製造笑點外，也常承載了製造悲情感人橋段的責任。幾十年來台灣男生去當兵，在部隊裡一定都遇過這種人，他們要不是性格特散漫、不管事，要不就是特變態扭曲，而電影在某些方面也呈現了這一點。這種角色廣為人知，以至於過去在台灣一提到“士官長”，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這群一直在部隊裡的外省老士官。

放任這一大批沒有工作技能的退伍軍人在社會上也不是辦法，如果還在當兵的人看到退伍後這種處境，也會在心理上受到影響。所以，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有個計劃，將這些退伍或者想退伍的外省阿兵哥，組成工程隊，進行各項重大工程的建設。這個政策在當時看來真是亞克西，算是兼顧了對榮民的照顧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人力需求。

這些榮民的代表作就是台灣的中部橫貫公路。台灣西部多平原丘陵，東部多山地，整個島中央有險峻的中央山脈。過去東部被稱為“後山”，建設遠遠落後於西部，就是因為交通不便，如果要從西部到東部，都要往北或往南繞一大圈，相當不方便，故有修橫貫公路的計劃。當然在那個時候，一開始是基於軍事理由來修這條路的，可是後來這條路給東部以及山區帶來的經濟意義更大。

這條路從平地、丘陵，一直到高山，再到東部的激流峽谷，大多屬崇山峻嶺、懸崖峭壁等地質敏感區。在高山開路過程當中常常還要面對地震或颱風等天災，加上脆弱地質，讓這項東西橫貫公路的工程，成為難度極高的工事。由於無法使用大型機械開拓挖掘，大部分工程全是由人力一鍬一鏟、一斧一鑿完成的。整條公路最鬼斧神工的一段就是東部花蓮的太魯閣峽谷，在堅硬的大理石當中，僅用簡單的爆破和鐵鍬挖，在懸崖陡壁中開鑿出來一段段驚險的掛壁公路。這些人工開鑿的痕跡，到現在都還能看到，走在路上，抬頭往上看是聳入雲端的奇岩峭壁，往下看是深狹的湍急溪谷，讓人一陣暈眩。

這麼一條路，也是用141條人命換來的，他們沒死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卻死在這個島上崇山峻嶺的亂飛石塊中。現在太魯閣還有一個長春祠，是專門紀念這些開路先驅的，中橫公路太魯閣段，現在也變成台灣最知名的觀光景點之一，到台灣必遊。

那時候，蔣經國負責退役官兵就業的工作，所以也是一天到晚往這些條件極差的山區工地跑。現在有許多照片都是他走在山中小路，或者乘著流籠過河的驚險照片。他親自跑到建設的第一線關心那些榮民，了解他們的需要，所以到現在，很多當初參與建設的老榮民都很懷念蔣經國，就是因為當初在許多官員裡，只有蔣經國真正關心過他們。

過了適婚年齡的“老芋仔”

中橫工路完成以後，許多榮民就在公路沿線落腳住下，拿著存下的血汗錢，幾個人合作找地屯墾，種些經濟作物，像中橫公路的梨山上就有很多這些老榮民開的農場，種出的水果可都是高價品種。後來這些退伍軍人陸續參與許多重大工程建設，也是人盡其用，比如說會爆破的就繼續去搞爆破，會潛水的就去搞港口沉箱，工兵就去開挖土機等。這些重大工程每完成一項，附近就會有一批外省單身漢住下形成聚落，在台灣各山巔、海濱都看得見他們的身影。

都說這些單身老兵是外省人中最可憐的一群人。在20世紀50年代初，國民黨制定了《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與《軍人戶口查記辦法》，只有年滿28歲的軍官或技術士官才可以結婚，低階的士兵不能結婚，也不能領取身份證，沒有戶籍。之前提到，許多人被強迫繼續服役，士兵滿40歲、士官滿50歲、士官長58歲方可退役，那也就是說，到退伍前都不能結婚啦！青春歲月就葬送在那“反攻大陸”的美夢上。

這樣強迫也不是辦法，所以政府又替他們編織了另一個美夢，發給他們“戰士授田憑證”，告訴他們，等待他日“反攻”成功，看你服役幾年，每服役幾年，就在你家鄉多給你多少畝地，以後大家回去都是地主啦！有些人就因為這個美夢一直待在部隊裡。

中學的時候，地理課本教到人口金字塔這個單元，我發現在20世紀60年代，台灣人口有一次反常的暴增。對於這次增長的解釋，下面只有一行小字，大概是說本年現役軍人納入戶籍。在那為考試而讀書的年紀，我根本不了解也沒必要了解這行字代表的意義。等到十幾年後，聽多了外省老兵的故事，才了解那短短一行字裡，充滿了多少外省老兵的悲哀，再悲哀的歷史到最後都能一筆帶過。

1959年，“政府”終於將不人性的婚姻政策放寬，讓大多數單身老兵都能結婚，軍人也可以擁有身份證了。但此時那些低階士官兵都已差不多40歲了。

台灣有句話叫“芋仔番薯”。以前台灣人戲稱外省人“芋仔”，這也蠻形象，芋頭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哪裡就長在哪裡。相對而言，因為番薯是最便宜、生命力又強的台灣本土作物，以前台灣窮，大家都只能吃番薯配飯，再加上台灣的形狀就像一個番薯，台灣本省人喜歡自稱“番薯” 。“芋仔番薯”在老一輩人心裡，代表的是文化的不同以及隔絕。但這幾年台灣高唱族群融合，不分本省外省，就連有代表性的“芋仔番薯”都趕潮流，被混在一起做各種料理或冰棍，因口味特殊而意外大賣，頗因應時代潮流。

在台灣，都喜歡叫那些外省老兵為“老芋仔”。這些“老芋仔”給人的印象，好像他們都喜歡娶年輕老婆，常常被拿來當笑柄說老牛吃嫩草。其實如果可以在適婚年齡就娶妻生子誰不願意，偏偏就是這個荒謬的時代，造就了荒謬的人生。許多老兵慢慢覺得“反攻大陸”不太可能，也就死心在台灣結婚，或者再婚。

如果是軍官的話，那條件還行，認識一些台灣本省女孩，戀愛結婚，婚後還能住到眷村里。在以前本省外省對立比較嚴重的時代，這樣的婚姻也常常在女方家裡引發家庭革命，因為一般本省父母無法接受女兒嫁給這些來路不明的外省人，加上對外省人的印像不好，搞到最後雙雙私奔結婚，斷絕家庭關係的都有。其實到了後來的眷村里，也可以看到許多本省媽媽，生下來的小孩還真的是正宗的“芋仔番薯”。

那些單身老兵處境又完全不同。這些“老芋仔”一來年紀大，二來又沒錢，要怎麼結婚呢？早期能結婚的，大概都只有伙房兵，就是補給、經理、運輸等有油水的兵科，那沒錢的呢？根本沒有人願意嫁給他們。跟國民政府來台的那批外省婦女，多是隨夫同行的，未婚的也不會嫁給這些老兵，再加上被國民黨控管，這些未婚的外省老兵，又老又窮當然也不帥，這些台灣女人為什麼要嫁給他們？想要娶妻只好各憑本事，事實上，這由老兵娶了什麼樣的台灣女人就可以得到答案。尤其是在東部偏遠地區的，只能娶一些有特殊情況的台灣女人。

說是娶，其實是買，李敖的回憶錄裡有一段外省老兵娶妻的描寫：

有的老兵拼命想成家，蓄意買個殘障女人、高年寡婦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買到了，那是靠他們多年累積的儲蓄和不可思議的財源。有一次一位老兵攤出他的積蓄——一綑綑鈔票在數，數完一綑，朝床上一丟，說：“這綑可買條大腿。”又數一綑，又一丟，說：“這綑可買只胳膊。”有朝一日，整個的老婆，就在這樣分解結合中湊成了，在他數錢的時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圍觀的老兵們面露羨慕之色，那種對比的神情，令人心寒，但單從那一畫面上看卻是喜劇鏡頭……

有一部電影叫《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就是在講外省老兵娶原住民姑娘的故事。這部拍攝於1984年，充滿台灣新電影風格的片子，從寫實的角度描述當年的老兵問題：老莫買了原住民少女玉梅為妻，老莫知道這樁婚事得來不易，特別珍惜玉梅，想融入玉梅的生活，雖然他只是收入微薄的清潔隊員，但還是花大筆錢買了收音機和玉梅最愛聽的流行歌曲錄音帶。故事就圍繞老莫如何親近玉梅的生活以及嘗試各種“做人”偏方。因為玉梅還年輕，自然不會喜歡老莫這樣的老頭，這時又有一個瓦斯工人與玉梅產生曖昧關係，老莫自知不該耽誤玉梅，也有意放手，之後經過一陣曲折離奇，玉梅終於發現老莫淳朴善良而情歸老莫……這部電影以喜劇收場，但老兵娶妻的真實生活遠比電影慘烈。

這些嫁給老兵的台灣女人有一部分是智能或肢體障礙者，有一部分是精神病人，有一部分是原住民婦女，有一部分是家庭貧困想靠女兒“改善家境”的人……像高金素梅，她的父親就是外省老兵，母親是原住民。

各位可能不知道，眷村始終是台灣重度智障與重度精神疾病人口最多的小區，在台灣各地的精神科門診（尤其是東部地區或榮民總醫院），常常可以看到一幅景象：八十幾歲的榮民父親，帶著他智障或精神疾病的妻子，來探視剛剛發病住院的子女，那是個你一看就忘不了的震撼場面。

“我想跟我娘抱抱”激發了開放大陸探親

在眷村里，幾個老兵合買一個智障女“共妻”的事時有發生。還有家裡裝四個鐵籠，把妻子與三個已經發病的兒女各關一個，留一個正常，還在讀小學的女生負責煮飯照顧。還發生過妻子因沒錢養育兒女偷偷去賣淫，被抓後，“憲兵”堅持行文外島她丈夫服役的單位，害得那個老兵在同僚面前很沒面子，持槍自殺，這婦人接到消息後在家裡毒死了四個兒女再上吊……

眷村永遠沒有劇裡描寫得那麼美好，尤其是這些外省老兵組成的違章眷村。本來就是弱勢族群和邊緣人的老兵，娶了一樣是弱勢族群的老婆，產生更弱勢的下一代。

小學二三年級時，有個同學叫傻蛋，他之所以被叫傻蛋，不僅因為功課差，反應遲鈍，還有一種奇怪的味​​道。大家都不想接近他，但都會欺負他，他​​就算被欺負也總是笑，他是老兵的兒子。

幾年後在路上看到他，他的老父親騎不動那輛滿載破銅爛鐵和廢報紙的三輪車，傻蛋和他的傻媽在後面幫忙推，推得氣喘吁籲、滿頭大汗，三人都漲紅了臉。那時候我稍微了解了一些自以為是的人情事故，想要避開他，怕他自卑，沒想到他先看到我，對我露出那個熟悉而又帶幾分爽快的傻笑，繼續推車而去。那是個不懂社會價值觀，完全不解他人眼光的真誠笑容。唉……那個笑容讓我羞愧，現在每每想起這件事，也許當初我根本不是怕他心理受到傷害，只是怕旁人的目光而已。

當然還有些老兵，窮得沒法結婚，所以老兵群體中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一個已婚老兵如果生了好幾個男丁，沒結婚的老兵就會跑去跟已婚的同鄉商量，希望過繼一個兒子給他當做養子。台灣的民法裡規定，養父可以斷絕養子與原生家庭的聯繫，可是大多數作為養父的外省老兵都不會，很多這樣的老兵第二代就有了一個生父和一個養父。

有些連養子都沒有的老兵更坎坷，很多自謀生活，又是單身，很容易被“金光黨”盯上。一陣酒色財氣之後，退休金與積蓄都被拐跑，只剩下孤零零一個人。如果平時與老鄉處得不錯，生活上還不成問題，如果人緣不好……有一陣子，常聽到老兵自殺的新聞，大家都麻木了。

就這樣一過30年，1980年開始，兩岸局勢逐漸和解，當時蔣經國仍然堅持“三不”，即不通郵、不通航、不通商。越來越老的第一代外省人，慢慢也按捺不住內心澎湃洶湧的想家情緒，無奈法規仍然不准赴大陸。“立法院”裡也開始有“立法委員”提議開放大陸探親，每次都被以“反攻大陸未成，何以談探親”之類的官腔駁回。話雖如此，其實有辦法的人老早就經第三地轉信，比如說請人到香港時，順便把信丟到郵筒裡，或是大信封裡裝著小信封請人轉信，有些人也從第三地溜進大陸探親，反正到大陸又不會留記錄，這樣的人台灣當局是抓不過來的。

外省人的返鄉問題開始浮上檯面，以前台灣本省人總覺得這些外省人自己愛跟國民黨來台灣，好像“外省人”=“國民黨”，對於這些外省人自然沒有好感，也不會去關心他們。1980年，台灣發生“李師科案”，是台灣史上第一件持槍搶銀行案。而這個“江洋大盜”李師科，只是再普通不過的退伍外省老兵嘛！怎麼會去幹這種驚天動地的事呢？

經過輿論與社會上的深入探討，大家漸漸地知道，以前這些外省人被視為國民黨的忠誠部隊，其實也不一定是真的那麼忠誠，尤其是外省老兵們，很多人都是被迫來台的，背後藏著時代的無奈與有家歸不得的心酸。這下，又直接挑戰了國民黨以前宣傳的那些內容，社會一般百姓對老兵問題的關注程度也越來越高。

讓民眾很驚訝的是，這些外省人不是都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嗎？怎麼今天也膽敢開始學黨外人士上街頭了？為了爭取返鄉，這些已經上了年紀的外省人，也與社運人士、黨外人士結合，成立了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開始在相關部門前要求返鄉的權利。

1987年的母親節，這些已經慢慢上了年紀的外省人不顧還沒解除戒嚴的狀況，豁出去了，以“母親節遙祝母親”的名義舉辦一場抗議活動，他們穿著寫上“想家”、“媽媽我好想你”的衣服，手持各種標語“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幃”，有別於當年沖沖沖，衝個不停的抗議，這場活動充滿了悲情，當天的主題曲是《母親你在何方》：

雁陣兒飛來飛去白雲裡經過那萬里可曾看仔細

雁兒呀我想問你我的母親可有消息

秋風那吹得楓葉亂飄蕩噓寒呀問暖缺少那親娘

母親呀我要問您天涯茫茫您在何方

明知那黃泉難歸我們仍在痴心等待

我的母親呀等著您等著您等您入夢來

兒時的情景似夢般依稀母愛的溫暖永遠難忘記

母親呀我真想您恨不能夠時光倒移

唱著唱著，一群六七十歲的老先生像孩子般地痛哭起來，儘管過了二十幾年，那些畫面看起來仍然揪心不已。

前不久在廣播中聽到一個老兵的故事：1949年前後，國軍在內戰中失利，逐漸撤退來台灣。有一位母親，在碼頭邊依依不捨地為她只有十七八歲，正在當兵的兒子送行，眼見就要別離，心情甚為難過的母親趨前想要抱抱兒子。可是，畢竟是年輕小伙子，心裡想那麼大了，還要讓他在眾多弟兄面前被媽媽抱，實在沒面子，所以就有意無意避開媽媽的擁抱，反正上頭說“很快就回來了”，他就轉頭登上軍艦到了台灣。

60年後，在台灣的一間榮民之家每月的慶生會中，大家圍著幾位老壽星一起唱生日快樂歌。接著，主持人請每位壽星說出各自的心願，當年在碼頭跟母親分手的小伙子也在壽星之中，只是當年與母親一別，後來未曾再見面，現在他已是白髮蒼蒼的“老芋仔”了。

當輪到他說心願時，他痛哭流涕哽咽地說：“我想跟我娘抱抱！”

台灣民眾都從電視上看到他們眼裡流出的淚水，回鄉探親，這是人性最基本的渴求，任何人都不應該用“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這只有統治者聽得懂的藉口來阻止，社會輿論要求開放大陸探親的聲音越來越大。在各黨各派的民意代表、許多海內外學者名人以及各階層人士響應和聲援下，“國府”當局終於宣布從12月起開放一般民眾到大陸探親。

“政府”終於頂不住這個壓力，宣布這年底開放赴大陸探親。為避免兩岸官方直接接觸，所以委託非官方的紅十字會代為辦理探親申請與轉信，當年11月2日開始登記，本來是早上9點才開始，沒想到凌晨開始，紅十字會的門前就已經人山人海。來自大陸各省，操著各地方言的外省老人爭先恐後跑到櫃檯辦理，有些坐著輪椅的老人也由兒女推來，用發抖的手蓋了印，他們都想要在開放的第一時間回到家鄉。

台灣有名的相聲《那一夜，我們說相聲》裡面有一個段子，就在說這些老兵“第一次’離家’就是’回家’”，言畢，台下哄堂大笑，笑完方知這其實是多沉重嚴肅的一件事。

年紀輕輕的就離家，多數在台灣落地生根，有的妻兒成群、有的一輩子孑然一身，有的貧病交迫，有的飛黃騰達。不論這幾十年來的人生如何，他們現在都老了，只是寫信已經滿足不了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他們都想回家。可是離家將近40年，不知道故鄉的老父母是否安在，甚至不曾見過離家時還在腹中的兒女，媳婦改嫁了沒……這些問題無形中都成為壓力。儘管故鄉幾十年來總是在夢中出現，想回家的心願越來越強烈，可是等到真正能夠回家，又懵了，他們突然發現對故鄉一無所知。當年那第一批去大陸探親的人，當走過羅湖橋的那一刻，一定都很茫然，不知道下一步會怎麼樣，尤其是那些老兵，看到五星紅旗，還有紅星，心中一定起了陣疙瘩，沒人教他們怎麼辦，畢竟大陸已經很陌生，要踏出那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氣，不如這樣說好了，回鄉的渴望給他們更多走向未知的勇氣。

是“本地人”，也是“台灣人”

我在《我們台灣這些年1》裡提過一個故事，小時候在我家樓下，每到黃昏都有個騎著摩托車賣包子和饅頭的山東老頭。台灣社會上還真的有不少這樣的人，他們都騎著摩托車或腳踏車，後面載個大箱子，裝著各種包子饅頭，箱子會用棉被包起來保溫。這老山東在宣布開放探親時，顯得越來越浮躁，恨不得每天能多賺個百十來塊，附近鄰居也很體諒他，都向他買包子吃。這個故事的後半段是，當年他為了表示效忠“黨國”，跟許多老兵一樣，在手臂上刺了“反共抗俄”等標語，老了後，手臂的皮膚如風乾的橘皮一樣粗糙，當年刺上墨蹟的字樣也褪為淡藍色，不再那麼清晰。他急著想回去探親，可是心裡又總是非常擔心，手臂上有這些字，一回去會不會因有政治問題被抓走，畢竟他年輕時跟共產黨打了好久的仗，對共產黨的認識就是幾十年前接受的那個樣子。他當然沒錢去做激光除痕手術，可是歸鄉心切，最後他用了一個很極端的方法：直接拿強酸往手臂上一倒……後來，再也沒有看見他出來賣包子饅頭，只聽說他的手也廢了，這下連謀生的能力都沒了。

少小離家老大回，面對多年不見的父母、妻子、兄弟、兒女，無不淚流滿面，有的甚至因激動而休克……那年年底的記者取材簡直俯拾皆是，老兵的故事充滿了各個媒體的版面。

當時，我正在讀小學四年級，印象最深刻的一張照片是一個女人坐在那裡哭，下面的文字解釋了為什麼那個女人在那邊哭：原來是當年國民黨從舟山抓走了四五千人，這位舟山老兵年輕時結婚不久即被抓到台灣，他離家多年返鄉，發現當年的媳婦已經改嫁，兒孫滿堂。老兵雖然心裡失落，但也不敢多作打擾，只好黯然返台。那張照片中，上了年紀的女人就是他元配，低頭啜泣的畫面讓我難以忘懷。

過了一陣子，另一個老兵返鄉的故事更讓我忘不了。一個老兵，離開家的時候才結婚不到三個月，臨走前他跟太太說，三年後回不來就改嫁吧！沒想到一去當兵就好幾十年回不來，他妻子後來被逼著改嫁，於是就按當地習俗收繼婚，改嫁給鰥居的大伯。後來開放大陸探親了，老兵也聯絡家裡說要回去看看，他改嫁的妻子自覺對不起他，就在他回家的前夕跳河自殺。老兵回到台灣後再也不提家鄉的事，只是常常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後來因為健康問題入院，在住院期間就上吊自殺了。

這些上了年紀的外省人返鄉，總是要帶好多東西，在機場總是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返鄉探親者：穿著西裝，身上背滿了背包，左肩右肩又各再側背一個，都是要拿來送給親人的禮物，所謂“三大件五小件”都是當時常送的禮品。當年那些被抓壯丁的兵裡面，真的有人就是當初出來打醬油就被抓壯丁，後來回鄉時也真帶了一瓶醬油回去。他們回鄉後不管是認親、敘舊、哭墓、修墳、造橋鋪路、濟貧興學，就算回來台灣後，也不斷往大陸寄錢，都是想要努力把過去的遺憾和虧欠彌補回來。

很多大陸朋友告訴我，就在那幾年，大家都開始有種“台灣人很有錢”的印象，就是因為那些返鄉外省人出手大方。也許真的是這樣吧！如果在台灣已經成家立業的那還好，可事實上，更多的單身老兵真的都沒什麼錢，他們做的是社會上最基層的工作，領著微薄的薪水，如果身體不好無法工作的話，自己生活都有些困難了。可是當他們返鄉時，還要想辦法營造出自己在台灣過得很好，衣錦榮歸的樣子。台灣本地民眾當然知道這些老兵的真實處境，也頗同情，另一方面，台灣人又看到這些大陸親屬在不斷向這些老兵要錢，老兵也來者不拒，想辦法努力多掙點錢寄回去，為了寄錢回老家而苦了自己或在台灣的家人。從此，“大陸人死要錢”也慢慢成為一種固定印象。

很多人帶著全家一起回鄉，除了發​​現物是人非，返鄉之旅變成掃墓之旅外，還出現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很多在台灣娶的老婆，不過是一趟返鄉探親之旅，就發現自己居然從“元配”變成“二奶”，基於親情，又不好說什麼，只好隱忍在心裡，但也成為日後爆發家庭戰爭的導火線。還有在台灣生的兒子，一到大陸，發現自己居然已經是“爺”字輩了，得意洋洋。也有些比較不識相的孩子，從小就听老爸說故鄉多好多好，結果真的回鄉一看，啊！怎麼那麼破，此言一出，也讓老爸很沒面子，反而增加許多失落的情緒。

最讓這些外省人心裡不能接受的是，他們居然從“本地人”，變成“台灣人”。我有個朋友的爸爸是個湖南人，以前他回去探親，別人問他“您是從台灣來的吧？”他都熱情地回答：“不是，我是本地人。”他心裡理所當然地覺得自己是本地人。結果有一次，他東西被偷了，跑到派出所報案，警察問他是哪里人，他還是答本地人，於是警察就不太理他，情急之下就說是台灣來的，於是警察嘀咕了一句：“台灣人就台灣人嘛，還本地人。”馬上積極幫他辦理。從此，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說自己是台灣人。在台灣，本省民眾叫他們“外省人”，回到故鄉，鄉親又叫他們“台灣人”，他們到底是哪里人，變得好像沒有根一樣。

在這一點上，外省人跟本省人想的就會差很多，台灣對本省人而言，本來就是家。對第一代外省人而言，台灣只不過是過路的地方，遲早有一天要回去，但最終發現居然無法回去，心裡又無法對台灣這塊土地產生認同的話就很痛苦了，而外省的第二代，經過父輩的耳濡目染，自然對大陸也會有種嚮往，不過這種嚮往在他們真正到過大陸之前都還是很虛幻的，以前張雨生有首歌《心底的中國》正是描寫這種情懷：

我沒有走過父親走過的長路

他的臉上是幾分滄桑幾分血淚

我沒有看過父親看過的國度

他的鄉愁是浩蕩之江滾滾之水

我只能偷偷瞄著父親的眼眸

感覺他眼光最深沉處的浮雲蒼狗喔　

我沒有留下父親留下的瘡疤

他的傷痕是不敢思憶不堪回首

我沒有經歷父親經歷的掙​​扎

他的割捨是午夜夢迴茫然失落

我只有悄悄等著父親的動容

感覺他神色最恍惚間的愛恨交錯

什麼叫中國我曾經沒有把握

如今我才知道她在我胸口跳動

什麼叫中國我現在真有把握

是父親畢生的守候我與生俱來的光榮　

澎湖案不翻案，因為國家要“顏面”

在台灣，外省人普遍支持國民黨泛藍陣營，這從歷史上可以找到原因，外省人大多數是軍公教人員，他們由於早期對日抗戰以及國共內戰中的歷史經驗，自然對國民黨有高度認同。但我也認識很多外省老頭子，講到國民黨蔣介石就咬牙切齒，恨之入骨，覺得蔣家改變了他的人生命運。以前在榮民總醫院當志工時，我還認識一個老兵，他自稱最早是解放軍華東野戰軍一員，後來被俘，就改編為“國軍”來台，他每次一講國民黨就爆氣，總覺得國民黨不如共產黨，丟掉大陸理所當然。

事實上在較早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外省人遭的禍可不比本省人少，現在大部分台灣人都只記得“二二八”事件，卻少有人記得可以稱為白色恐怖時期第一大案的“澎湖案”。

1949年，國共內戰已到了最後的階段。山東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帶了一萬多名山東流亡學生，一邊躲避戰火南下，一邊讀書，顛沛流離地來到了廣州。當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以為李振清也是山東籍，會對老鄉好一些。所以兩方就約定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接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則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就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灣當家做主的陳誠都批准了這種安排。

後來張校長帶著約8000名中學生來到澎湖，沒想到一上澎湖，才知羊入虎口。李振清在內戰中潰敗，好不容易來到台灣後，靠關係又混了個澎防部司令，但是個沒太多兵可用的空頭司令，仕途隨時可能不保，一見突然有了那麼多人，怎麼可能放手，因此他強迫所有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通通編去當兵，一有不從，當場槍斃。

校長張敏之見狀，向李振清當面抗爭。正所謂“老鄉老鄉，背後一槍”，李振清反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讀書人怎麼可能玩得過向來兵不厭詐的兵油子，李在學生面前喊道：“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想要挑撥學生跟校長的關係。

後來張校長挺身抗爭，用盡各種關係，到處陳情，希望能讓這些學生好好讀書，維護他們的受教權，畢竟家長把學生託付給校長是要受教育的。沒想到校長的這些抗爭被羅織罪名，成為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竟以莫須有的“匪諜”入罪，用酷刑逼迫學生指證他，最後張校長和一百多名師生被槍決。至於那些被迫充軍的學生，當兵後在部隊裡受盡凌虐，女學生也有好多人被官兵強暴，還有更多不詳姓名的學生被投入海中溺斃。這麼令人髮指的事件，當時只在報紙報導中留下短短的一個聳人標題：“你們逃不掉的！昨續槍決’匪諜’七名。”

幾年後，有個勇敢的山東籍“國大代表”將有關這件事的資料交給蔣介石。據說，蔣介石看了龍顏大怒，下令查辦，沒想到陳誠只講了一句“要為國家留點顏面”，就把蔣介石的口堵住了。

這“為國家留點顏面”一留​​就是幾十年，愛國主義果然是流氓最後的堡壘。總之，這幾年八千流亡學生事件終於重新浮上檯面之後，許多人覺得，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就是靠這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是“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山東流亡學生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如果現在遇到住在澎湖的外省人，又是山東籍，那很有可能就是當年那批流亡學生的後代。

不管認同還是憎恨國民黨，這些外省人，一到選舉，嘴巴上說不，身體還是挺​​誠實的，票還是會投給國民黨。與其說他們高度認同國民黨，不如說這些外省人支持的是大陸，國民黨與蔣總統是他們回到家鄉的唯一希望，所以也只好支持了。這種意識形態及觀念傳給下一代，很自然地就成為一種早期政治教育，很難再改掉。有一年電視節目訪問孫立人當年的情婦。孫立人來到台灣後被指控“陰謀叛亂”而被軟禁，她的情婦也在孫立人案中被牽連。在這個訪談當中，她講了很多八卦，但當她講完時，帶著很誠懇且略帶歉意的表情說：“希望講這些不會影響國民黨年底的選情。”

前不久台灣有個關於老榮民的新聞。在台灣的榮民之家裡，有許多已經失智的老榮民，失智導致他們的各項功能退化，很多長者都有憂鬱情緒，甚至合併憂鬱症、焦慮症等精神疾患。常為瑣事爭執，甚至隨地尿尿，三更半夜不睡覺，到處逛等問題。不了解的人以為他們是故意惡搞，其實是患者已無法認知現代廁所的樣子，憋急了只好亂尿，這讓榮民之家的工作人員很困擾。

後來，榮民總醫院精神科醫師用“懷舊治療”解決了這些問題。將失智專區的廁所門面改成像以前部隊裡的兩式木製推門，他們又想了一個辦法，在失智老榮民原本習慣亂小便的走道、洗手台等處豎立“國旗”，張貼“尊重國旗”的標語後，別說，這招還真管用，真的就沒有人敢犯了。

至於為瑣事爭執、不睡覺的毛病，醫生門在交誼廳擺上了“先總統蔣公”的照片，藉此提醒失智老榮民，為了表示對“蔣總統”的尊敬，不可在此鼓譟或吵架。晚上就寢時間到了，就播放軍中晚點名歌曲，他們聽了果然都乖乖上床睡覺。這個方法才用了一個月，躁動與憂鬱情緒都有改善。

“相對剝奪感”與“彼此適應”

當年大陸來到台灣的移民當中，包括國民政府的中央各級官僚、立法委員、國大代表、高階軍官及文化教育界的精英，等於說整個政府的上層，通通被移植到台灣，台灣的政局被這些由大陸來台的各省人士所控制。除了政治層面外，在文化方面，為了突顯自己才是中國的正統政權，大力推行中華傳統文化，並且有意打壓台灣本土文化。所以在以前的台灣，外省人在政治權力及文化領域中，佔據著優勢地位。

在政治和文化領域上佔優勢，外省人當然會有點傲氣。在過去外省人自己看來，他們大多有同樣的工作（軍公教職）；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效忠國民黨及蔣介石；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從打軍閥、對日抗戰，一直到國共內戰的記憶；也有遠離家園，四周都是台灣人，一切為反攻大陸做準備的經驗。而本省人對於“祖國”的失望，對於那些外省官僚的反感，也延伸到這些突然湧進台灣的人身上。外省人來台灣之後，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和本省人的社會差異，還有似有若無​​的敵意，自然心裡會發展出一種跟本省人不一樣的區分感。

大小S口中常說的“台客”這個詞就是當年眷村年輕人稱台灣本省人的詞眼，最早叫“土台客”。以前有些眷村里的年輕人總覺得高人一等，看台灣本省人又土又俗氣。那種心態就和大城市裡的人看農村來的非主流小青年那種心態差不多，有強烈輕視和鄙夷的態度。那時候本省人叫外省人“外省豬”，叫原住民“番”，這些都帶有明顯的貶義。可是“台客”在今天居然變成一個打鬧嘲笑人的流行語，始料未及。

如果要做官，外省人比本省人的升遷速度會快很多，佔的行政資源也優於本省人，可是在政治或文化上佔優勢，並不代表在經濟上也佔優勢，在經濟上大部分還是由佔盡地利的本省人掌握。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那段時間，工商業特別發達，外省人如果不會閩南語，很難到一般公司裡上班，所以大多數還是集中在賺不了錢，又餓不死的軍公教職裡，賺大筆鈔票的機會好像跟外省人沒有直接關係。這就讓外省人心理上不是太舒服，就好像你在網游裡打遍天下無敵手，練到滿級，又是個大富翁，後面有一堆女的追著你喊“老公”，可是現實生活中只是一個買不起房子，交不起女朋友的阿宅，在網上的膨脹，到了現實中就破滅了，恨得牙癢癢的，自然會對現實產生不滿，心理學上有個專有名詞叫“相對剝奪感”。所以在那段有錢人人賺的時代，外省人就開始在經濟上產生“相對剝奪感”。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為了應付內外壓力，國民黨不得不開放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也就是以前由各省選出，一起來台灣，永不改選，直到“反攻大陸”後才改選的立法委員，終於增加幾個名額，以安撫本省人在政治參與方面的要求，所以國民黨也盡量提名本省黨員參選。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之後，也開始培養本省籍青年才俊進入國民黨及“政府”體制當中，​​當時稱這種做法是“吹台青（取當紅歌星崔台菁的諧音）”，這下讓很多在台灣成長，非權貴二代，有意參政的外省第二代覺得升官道路受阻，他們覺得，這些本來就該被管的台灣本省人甚麼時候爬上來啦？本來只在經濟上有“相對剝奪感”，現在就連政治上都有“相對剝奪感”。

在台灣政治越來越開放的環境下，本省人也越來越多地進入政壇的核心，本省人會覺得理所當然，因為總覺得台灣一直都不是台灣人自己管，只能讓這些少數“外來者”管，現在只不過是慢慢正常化而已，但是從外省人的角度來說，這也讓他們危機感越來越加深，所以，20世紀90年代初，國民黨內部的“主流派（本省人居多）”與“非主流派（外省人居多）”鬥爭，還有接下來新黨的成立都跟這種心態有關。

如同前面說到的，過去外省人對台灣本地人常有一種高高在上的俯視心態，認為台灣人就是該被管，管就算了，又是一副過客心態，不太積極建設台灣，你說，這讓人服嗎？其實台灣人心裡也知道，外省人不是混蛋就是可憐蛋。混蛋者如丟掉大陸那群人，來台灣後還是死性不改，作威作福，又看不起台灣人。可憐者如那些單身外省老兵，回不了家只能茍活在台灣做些最低下的工作。正因為歷史製造的悲劇，讓過去台灣本​​省人對“外省人”三個字就是有成見。

直到現在，外省人在台灣已經到第三代、第四代，一般社會上不會特別去講誰是外省人誰是本省人，就是在台灣出生嘛，不就都是台灣人嗎？其實外​​省第二代算是比較尷尬的一群，在自我身份認同上更徬徨，想想，如果從小就在眷村或都是外省人的環境之下長大，有一天不管是求學或工作，在台灣社會裡生活一定會有不適應，雖然心裡不一定那麼情願，也慢慢學著融入台灣本省人的社會，你可以說是一種“不得不”，不過這就是生活嘛。現在台​​灣喜歡說“族群融合”，要說不適應，還不如說本省人和外省人都在“彼此適應”。

老榮民的淒涼晚年

過去外省人居住的眷村，也隨著時代進步，標誌色彩越來越淡。過去眷村都在部隊或相關單位附近，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許多眷村四周慢慢被高樓大廈所包圍，老舊的眷村反而給人一種城中村的感覺，再加上外省第二代、第三代慢慢走出村子，進入台灣主流社會，村子裡慢慢只剩下些來台灣後一直沒結婚，年紀老邁的老兵，眷村難免給人一種淒涼殘破的感覺。還有約二十年前，許多家庭經濟條件也改善了，開始搬出村子空出房子，許多本省人也住進村子裡，讓原來的文化特殊性淡薄許多，眷村不再像以前那麼神秘，這個老舊區域在光鮮亮麗的大都市中反而像個“都市之瘤”般尷尬地存在著。

儘管這些區域已老舊雜亂不堪，然而這幾年台灣都市的更新在不斷進行，本來是公有地的眷村自然是再開發的對象。大多數眷村在不久後都將消失，那樣的生活方式也將消亡，可是眷村已經成為台灣好幾代人的集體回憶，是一個特殊的文化地景，因此在目前快速的都市發展之下，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去保護這樣的聚落。比如說，處於台北市最精華地段的信義計劃區101大廈旁邊的四四南村，這原本是當初在青島的四十四兵工廠的員工及眷戶們居住的區域，前幾年正為了這個地方是否要重建，炒得熱火朝天，後來轉念一想，很多回憶是錢賺得再多，以後都找不回來的，就決定留在這裡。

現在台​​灣許多縣、市，都有意保留一些特定眷村，用眷村文化園區的名義，以博物館的方式展出，原建物並未變動，連圍牆也都還保留著。畢竟這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成立這些園區，就是希望不管是過去的眷村子弟，或從來不曾有機會進入眷村的一般民眾，都能感受一下曾經的眷村故事，回味眷村生活的點點滴滴。

就跟眷村是一個過渡性的產物一樣，從外省第二代起，眷村文化就開始改變，在第二代長大以後，眷村就老化了。到了第三代時，其實眷村文化已經算是結束，它只是一個名詞，跟外界社會也不再有隔離和文化差異。來台外省人在台灣落地生根，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慢慢地誰也分不出是外省或本省，對台灣人來說，這已經不是多大的問題。

幾年前，台灣的政客很喜歡炒作省籍議題，也獲得不少人支持，畢竟本省人總覺得被外省人管得太久，好不容易有個出口氣的機會。自己人挺自己人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只是這種心態被炒作就變成一種不尊重，也因此對外省族群有些不太禮貌的言行，只是後來，百姓也很快地發現，隨著政客起舞，會造成族群撕裂，要付出的社會成本太高，畢竟在一起生活那麼久了，大家沒事也不會去分本省外省，所以後來，本省外省的族群議題，從票房靈丹一下變成票房毒藥，政客們也學乖了，不太敢再拿族群問題炒作。

在台灣，立場偏綠的《自由時報》一向賣得挺好，可是在眷村或傳統外省人居住地附近的便利商店，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就是《自由時報》賣得極差，反倒是偏藍的《聯合報》跟《中國時報》賣得好。自從一點立場都沒有，重口味又偏八卦的《蘋果日報》發行後，不管本省外省，政治立場如何，大家都跑去買。

關於台灣的外省人，現在最值得關注的還是那些一直單身的老兵，如果住進了榮民之家還好，可是還有一大批人選擇自己獨居，那簡直就是晚景淒涼。

曾經看過幾部獨居老兵的紀錄片，他們住在簡陋的房子裡，其實這一帶的違章建築裡都住著單身老兵，臥室裡放著一張破床、一個衣櫥和一張桌子，空餘的地方僅容一人站立。中間是一個過道，放著一張飯桌，既是吃飯的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牆上還有一張蔣總統像，房頂距離地面也就2米，顯得很壓抑，整間房大概也不足30平米。有一個老兵很老了，又獨居，所以他在牆上貼了一張遺書，每隔一段時間他就要改一次遺書，這樣如果突然去世還能向發現的人交待一些事。獨居老兵去世了，可能都還沒人知道，以前還發生過老兵去世了，養的幾隻狗沒東西吃，把他的遺體啃得都見骨頭的事。

另一部紀錄片，是說一個單身老兵死了，後事就由同為單身老兵的同袍辦理。蒼老的同袍一個人抱著他的遺像來到火化場，撿了骨，再一個人帶到便宜的納骨塔，在納骨塔前他喃喃自語不知道說了什麼。最後他說，幫辦後事的人越來越少，他是最後一個，很茫然地，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

台灣解除戒嚴後，老榮民開始流行到大陸娶妻，娶的幾乎都是二婚或上了年紀的，其實就是想找一個伴而已。這些大陸娶來的妻子大部分都能盡到照顧的責任，可還是常常發生老榮民全部的積蓄都被騙光的新聞，儘管這種事時有所聞，但這些老人還是前仆後繼地去大陸娶老婆。

有些單身老兵也住進榮民之家，在這裡終老。比如東部花蓮玉裡的榮民之家，有台灣尚存的一個當年的“八百壯士”，參加過四行倉庫保衛戰的老兵住在這裡。前不久，有個來自山東的旅行團，到太魯閣參觀後導遊在車上放了一部開闢中橫公路的記錄片，這些遊客看了後大受感動，臨時改變行程到花蓮榮民之家拜訪。一些山東籍的老兵看到家鄉來了人，聽到鄉音，雖然以前素不相識，也忍不住激動，兩眼淚汪汪。

當年，許多小朋友，甚至是電視節目，都喜歡學著外省口音，很形像地來上這麼一段叫賣聲，當時只覺得好玩，可是那時候誰想得到，這樣的叫賣聲背後代表著一個時代，還有一群人生活的心酸與被時代命運作弄的無奈。再過幾年，就沒有“外省老兵”、“老榮民”、“老芋仔”了，這一切都將成為歷史名詞，這些外省老兵，社會邊緣人的渺小人生也將被人遺忘。唉……難道小人物的人生在所謂“大歷史”和“歷史巨輪”的說法之下就一點價值都沒有了嗎？

註：

此段引用自姜思章老師為《鄉關何處》寫的序文首段「….超過兩百萬的大陸各省男女老幼，大部份都是在抗日戰爭中僥倖存活、剛脫離殘酷的苦難，或剛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與親人重聚（很多還未回到家門），卻又在國府一聲令下，被迫再度拋家別親，妻離子散，含憤忍悲，從東北關外、黃河兩岸、長江南北、滇桂邊陲、蘇浙兩廣，在饑饉恐怖或槍林彈雨中，輾轉來到台灣。」關於姜思章老師的採訪，請見 http://blog.sina.com.cn/s /blog_62f619d301011w5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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