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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彥成:為什麼彭秀春需要選擇?◎天下雜誌

週日 2013年08月25日, 3:34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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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近日臉書流傳一篇「都市計畫專業工作者」所寫的文章〈看大埔農地案有感〉,對土徵條例及區段徵收立法設計的好處言之甚詳,成為許多將大埔抗爭相關議題視為「理盲濫情」的人的新寶典,我原以為這篇文章會帶來思考上很大的挑戰,特別拜讀了一下,才知道其實是根本沒搞清楚問題核心,卻用一種利益計算的形式理性,獲取了許多「理明」者的青睞。

雖然是如此,該文作者如何錯誤理解從大埔事件衍生出的土地問題,還是很值得一提。該篇文章前半段主要在闡述,大埔抗爭所稱「為農民發聲」,其實忽略了農民在區段徵收體制下的利得,因為透過區段徵收設計的實際執行,許多農民可以從農地轉建地的變換中獲利。

透過這個事實,作者論述「區段徵收能兼具政府、地主、社會取得較公平的方式」,並且進入事件評論,指出大埔四戶或說張藥房,其實可以獲得很合理、甚至是很優渥的補償方案,是因為彭秀春等堅持不參加辦理,才落得好像區段徵收的條件非常差,所以這實在是彭秀春及抗爭者對縣府錯誤的指控。

文章後半段闡述一般民眾對區段徵收的誤解,以此支持上半段的論述,即區段徵收的立法設計提供了地主很好的選擇權和資本利得。對於把大埔四戶當成釘子戶的人而言,這實在是一個很誘人的見解。

我想稍微回應這個看起來非常有說服力的切入點。必須被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再完善的利得計算都沒有辦法完整地回答大埔抗爭者的問題?因為這種用獲利程度來簡化土地正義的論述,本來就只是擦邊球。

關於這一點,我想該文作者其實是清楚的,只是作者有意無意地迴避了更本質性的爭議;作者說「大埔案應不應該推動,這有許多角度與面向可討論,但如前所強調,本文純粹從農民的權益著眼,不渉及國土政策、農地政策、產業經濟及個別農民對其農地的特別感情等。」

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訴他,是的,大埔案「就是」涉及國土政策、涉及農地政策、涉及產業經濟和涉及土地情感,「就不是」單純的徵收補償問題。

作者其實很清楚這些癥結點:「當人民的財產權被政府強制剝奪了,其公益性與必要性當然可以被檢驗」,「只是,一個補償優厚的區段徵收案,也獲得絕大數地主的支持,縱使政府作為是有可爭議的地方,但是,真的需要鋪天蓋地的造勢抗議嗎?」

我也可以明確地說,是的,公益性和必要性就是徵收問題的核心,不是可以被檢驗,是無論如何都該被優先實踐。而達成這些要件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參與機制。

在大埔案裡,沒有「先不論公益性與必要性」這種前提的論述空間。「撇開公益性、必要性不說,區段徵收的條件其實是很優渥的」,這種命題方式,和「撇開洪仲丘和其他冤案案主都死了不說,軍中的人權環境其實是還可以接受的」,不是一樣的荒謬嗎?這種「珍奶不加奶」的分析模式,完全錯估了讓民眾為大埔走上街頭的核心價值,當然也無法回答「真的需要抗爭嗎」這樣的問題。

再者,彭秀春等人早就表明了,這裡沒有利益補償的問題,對彭秀春來講,最重要的核心從來都是尊重、協商、參與和承諾,直到818當晚,秀春姊上台發言,她說她只有一個心願:「把我的房子,原地重建」,聽了不禁讓人鼻酸。

該文作者非常理性地說,「因為他放棄了以上的權利,所以他的補償費讓人覺得偏低不合理」,於是有網友順著這個論述質問,沒有選擇領抵價地來獲利,是四戶自己的決定,「他們又不是平白無故被搶走土地,幹嘛把政府說得像流氓一樣?」

這完全掉入了問題設定的陷阱中。

讓我們這樣想。關於自由的論述,起源非常早,也非常多元,其中古希臘羅馬的斯多噶學派,甚至提出過「奴隸制也是自由的」。奴隸擁有自由,因為無論主人要他做甚麼,他都可以選擇做或不做,他可以選擇服從,或者受罰。

這種論述其實就是「反釘子戶論」的核心,他們分享了同一個盲點:為什麼一定要選擇?為什麼沒有其他的選擇?奴隸之所以為奴隸,正是因為在奴隸主的權力施展下,奴隸喪失了「不選擇的自由」。

為什麼彭秀春一定要選擇?在「服從劉政鴻、領取優渥補償、拆屋獻地」和「不申請補償、天賜良機房屋被拆、抗爭到底、被抹黑、當成暴民釘子戶」之間,彭秀春為什麼必須選擇?那是她的家,如果因為國家的發展,我們必須要求彭秀春選擇,那麼提供這個選擇的正當性的,不就是「公益性和必要性」嗎?這些要件今天在哪裡?

指出「彭秀春能夠得到補償、所以不應該抗爭」的縣府,不就是透過權力來逼迫選擇的奴隸主嗎?把公民當成奴隸的縣政府,難道不就是流氓嗎?另外,討論至此我們好像都差點忘了,承諾原屋原地保留的,不也是政府嗎?

其實彭秀春早就選好了!她選擇照原樣安居在她的6坪大的自宅中,你憑甚麼劃除她的選項?

我們很容易認同利得的分配計算是一種理性分析,可是這種系統化的工具理性只能回應在特定前提下的問題,這個特定前提在大埔案中,竟然是「為了開發,就是要徵收」。

當民間團體試圖回歸一種實質的理性,去探討「究竟為什麼要徵收(如果你堅持用語的話,區段徵收)」的時候,卻被指為不瞭解利得計算和制度設計,才走向抗爭;因此一種本質性的探討被斥為理盲、濫情,一種自我馴化的思考形式卻被尊為理性。

我並無意詆毀區段徵收立法設計的巧妙,這在補償方案上是不是一部先進的法律,我缺乏經驗和研究,難以評論,但是我要說的是,就算補償機制再好,也無法回答大埔的土地計畫「是否正當」。

「正義何在?」如果這才是818民眾上街尋找的答案,那麼回歸該文作者的問題,「真的需要鋪天蓋地的造勢抗議嗎?」

我的回應將會是,你說呢?

(作者為政大學生,九月將入學台北藝術大學藝跨所)

2013/08/24
作者: 汪彥成
天下雜誌 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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