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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置的平庸比邪惡更可怕◎李中志

週五 2013年08月30日, 11:17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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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優則仕」是儒家許諾給讀書人的希望,讀書人為此折腰者,不知幾凡,但要像江宜樺入朝為相沒幾個月就做到天怒人怨,連自己的學生都以公開信譴責的,恐怕是史無前例。但江院長顯然無動於衷,還對主張「civil disobedience」的學生說文解字起來,認為「civil」有「文明」、「遵守法律」的意涵。官逼民反者不知慎藉恐懼,還要如此野蠻硬拗,以詞害意,難怪當年國共內戰「civil war」不夠「文明」、不夠「遵守法律」。和大詩人余光中把「bumbler」解成「大智若愚」有異曲同工之趣,不同的是,詩人拍拍馬屁,大家一笑置之;這次行政院長與內政部長一搭一唱,李鴻源揚言「依法究辦」,大有秋後算帳的恐嚇。野蠻將至,公民小心!


圖說:江宜樺做菜。(圖片來源:YU CHIH-WEI的Flickr相簿,創用CC授權)

江宜樺被稱為「小馬英九」不是偶然,他的崛起是有脈絡的。原本一介學者,雖是著作等身,但非開宗立派之輩,學術上並無突出的成就,也未聞其對公共議題的意見,遑論參與公共事務。只是他在政治學領域裡,剛好研究鄂蘭對極權主義批判的政治思想,符合我國民主化的思潮。此外,在國內紛擾的認同問題上,謹小慎微,不敢選邊,以擦邊球的方式提出「公民民族主義」,主張以憲政主義來解決統獨問題,雖不是什麼新的政治思想,但顯得相當政治正確,可用來互補馬總統一路反民主與「化獨促統」的既定印象,既能強化馬總統的包裝工程,也符合馬氏用人哲學。

儘管如此,外界在江宜樺換跑道之初還是有很大的期待,但失望之餘很快就認定他背叛自己過去的信念,很自然地把他歸類為「龍應台主義」,也就是說,當官後有了老百姓所沒有的「全方位」視野,腦袋就要跟著屁股一起換掉。這樣的批評似乎已成為主流,但如果我們更仔細檢視江宜樺過去的思想,我們發現江宜樺其實是相當一致的。

根據江宜樺自己的描述,少年時固然立志成為自由主義者,但不是來自思想上的解放,而是慘綠少年對家教嚴苛的反抗,才望文生義,對自由主義產生浪漫想像。思想成熟後成為「擺脫不了儒家思想」的知識分子,貫穿其所著《自由民主的理路》的中心思想,完全承傳國民黨在冷戰下對自由民主的詮釋,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主義,與自由主義格格不入。

在巨變的時代中,一個溫吞的犬儒,本來就很容易被誤認為理想主義者,而他也樂於利用這個美麗的誤會。但江宜樺畢竟被推上了第一線,每一個政策都是一次檢驗,再無模糊的空間。做為一個曾經研究鄂蘭的學者,江宜樺自然難逃大眾用鄂蘭的理論來批判,但挖苦諷刺者多,真正以鄂蘭理論企圖在平庸與邪惡之間替江宜樺找到位置者少。這當然要歸咎於江宜樺就任行政院長以來的強悍作風,短短六個月所激起的民怨之大,彷彿非用邪惡不足以描述江宜樺的本質。

但江宜樺終究是位如儒生,而儒家從來不是邪惡的思想,卻是平庸的製造者。儒家始終倡議以私德來救濟失敗的公共政策,依此政治哲學,在國家財政崩潰、貧富差距惡化之際,江宜樺提倡「安貧樂道、富而好禮」來消解民怨。儒家的形式主義也體現在「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上,不憐憫無辜的牲羊,只愛表面的古禮,演變成只講強拆大埔的形式合法,卻不顧被實質犧牲的拆遷戶,遑論去探討惡法本身的道德危機。同樣的邏輯,無視在核災威脅下的人民,也不問公投法本身所製造的民主危機,執意要用形式上的公投解決病入膏肓的核四。

再往大處看,如果江院長只是馬總統身邊平庸的「小艾克曼」(Little Eichmanns),那馬英九是邪惡的來源嗎?反馬者早就認定馬是邪惡的偽君子,但筆者仍有所保留。也許馬江的能力尚不足以論述一套邪惡的理論,他們只是十足的平庸之輩,但這不是要卸去他們的責任,也不代表由他們領導是一個較安全的選擇。想反的,錯置的平庸比邪惡更可怕,因為邪惡者必須頭腦清楚地保持著目的理性,我們尚有空間與之對話,辯論價值;但平庸者只剩工具理性,完全服膺在預設的價值裡,毫無反省的空間,甚至自我毀滅也在所不惜,這正是鄂蘭認為邪惡可以藉平庸無限孳生的所在。

不是嗎?當我們放心地把政權交給平庸的馬總統之後,這個國家卻經歷了比「邪惡」的蔣李扁政權,更錯亂,更危險,更痛苦,更不可理喻的年代。在一個預設的歷史使命驅使 下,馬總統也不過是個絕對服從的「小艾克曼」罷了。邪惡者可以說服,平庸者只認一條路,再多的辯論、國是會議都只是浪費時間,只能藉由外力抵制平庸者的危害。

當然,如果讀者堅持馬英九江宜樺為邪惡之人,筆者也能理解,畢竟鄂蘭對「小艾克曼」的描述至今仍充滿爭議。目前普遍的看法是,鄂蘭「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是一個極具創見的政治哲學,歷史上的確充滿人為的浩劫是出於平庸,不是出於邪惡,但鄂蘭舉「小艾克曼」卻是個錯誤的例子。鄂蘭並不了解艾克曼,艾克曼完全知道他在做什麼,是個有意識、十足的邪惡之徒。也許筆者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但可以確定的是,不管是平庸還是邪惡,馬英九江宜樺都不該繼續待在那個位子,公民們恐怕就只剩罷免一途了。

參考文章:《蘋果日報》 焦點評論:把江宜樺拉向邪惡的力量

焦點評論:把江宜樺拉向邪惡的力量 (李中志)
2013年07月27日 蘋果日報

各界對行政院長江宜樺的學者身分有種莫名奇妙的期待,但也很快就落空,加上一連串的政策與國家暴力的使用,失望更進一步轉成憤怒。連自己的學生都甘冒大不韙,以公開信指責老師的墮落,而且一呼百諾,一天之內就有超過160名台大為主的畢業生以真名連署。對學而優則仕的學者而言,情何以堪?

許多批判的人故意用以前江教授鑽研的鄂蘭理論來攻擊江院長,其中最常引用的是鄂蘭獨到的概念─Banality of Evil。在馬總統之下的江院長,此形容堪稱得當。但若細讀批判邏輯與把Banality of Evil錯誤地翻譯成「平庸的邪惡」,那麼批評者對此概念的理解恐怕有待商榷。謹以此短文與先進切磋,願國人對鄂蘭此一重要的概念,有更精確的掌握。

撇開道德執行公務

首先,光就純粹的英文翻譯而言,在「A of B」的用法中,A 是主體,而「of B 」用來形容A;中文則用「B的」先行於A前,形成如「愚蠢的人」的標準用法。例如,feather of birds顯然是指「鳥的羽毛」,不是「羽毛的鳥」。再如money of love應翻成「愛的錢」(例如,愛心捐款)。因此,Banality of Evil應翻成「邪惡的平庸」。

就思想而言,何以鄂蘭不以「平庸的邪惡」作為她挑戰法西斯的概念?當初鄂蘭是以《紐約客》雜誌記者的身分前往耶路撒冷,撰寫引渡自阿根廷的艾克曼與審判過程。艾克曼為納粹禁衛軍一級將領,負責希特勒滅絕猶太人的最終方案,掌控史上最先進的人類屠宰工廠,雙手沾滿600萬猶太人的血。艾克曼被處以絞刑的下場並不意外,但鄂蘭的觀點不在提醒世人去防範艾克曼巨大的邪惡;相反的,在鄂蘭筆下,艾克曼只是一個平庸的公務員,智能不高,忠實且努力地執行命令,以求個人的晉升,而在執行公務的過程中,道德的判斷不佔一席之地。

選擇平庸被當宿主

鄂蘭本身是逃離納粹的猶太人,她對艾克曼個人的同情,立刻引來猶太團體的撻伐,60年後依然爭議不斷,但鄂蘭理論的精髓正由她的標題「邪惡的平庸」顯現出來。艾克曼的平庸正如多數的你我,問題在於,當邪惡的力量讓道德產生衝突時,我們要繼續平庸地遵循來自邪惡的命令,還是反抗?弔詭的是,邪惡的命令常是以合法的方式出現,而抗命反而是違法的,也可預見以卵擊石抗命的後果,但這就是自由人向靈魂負責的抉擇。艾克曼選擇平庸,那麼邪惡便以他作為宿主,他的命運從此再也與納粹不可切割了。
行文至此,如果我們仍同意以鄂蘭的「邪惡的平庸」來批判江宜樺,那麼我們必須承認江宜樺的本質是平庸的,不是邪惡的;但把他拉向邪惡的力量在哪裡?我想國人都很清楚了。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電腦科學教授

李中志 Aug 30, 2013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電腦科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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