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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等人當年對南京大屠殺的忽視其實不是偶然的

週二 2012年03月13日, 11:55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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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孔祥新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華戰爭初期日本軍隊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縱火、搶劫等戰爭罪行與反人類罪行。日軍暴行的高潮從1937年12月13日攻佔南京開始持續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開始好轉。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的有關判決和調查,在大屠殺中有20萬以上乃至30萬以上中國平民和戰俘被日軍殺害,約2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燒燬。

在中國,自1947年南京軍事法庭審判以來,普遍認為約有30萬人在大屠殺中遇難。在日本,日本政府承認「發生過殺害非戰鬥人員和掠奪等行為」,但對遇難人數則曖昧不清。日本學界對遇難人數的估計有20萬人、4萬人、2萬人等幾種,也有認為南京大屠殺不存在的「否認派」。「否認派」得到部分日本政商勢力的支持,在中國引起強烈反感,這使得南京大屠殺成為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歷史問題之一。

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1973年7月發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日本現代史出版會),批判鈴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觀。1967年寫成《近代戰史之謎》(人物往來社,後半部分為《南京事件》),1972年4月出版單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來社),1972年11月出版日中戰爭史資料《南京事件》(河出書房新社),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對教科書文字進行修改,他又立即於同年12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殺》進行駁斥。

1984年,教文社出版了松井石根的親信秘書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殺」之虛構》。

繼日本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公開否認發生過南京大屠殺事件之後,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出面贊同河村隆之的說法,公然否認存在過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幾經周折找到了昨日作為市長助手參加會見的榎本先生。榎本先生在接受我們電話採訪時證實,南京市劉志偉書記在與名古屋市長河村舉行會談時,當河村市長對『南京大屠殺』一事作出否定性發言後,他沒有進行反駁,而是很圓滑地轉移了話題」。

接著網路出現各種質疑聲音:「剛聽網民說,大屠殺紀念館70年代前是紀念被國民黨殺害30萬人而設的,後改為日本,連數字都懶得改。日本中立人士都認為數字水分太大,他們統計的最多是10出頭。我們拿不出準確的數字和證據,居然湊整數讓死人為政治服務。」

再接著有稱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開始爆料了:在1949年以後,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抹煞國民政府的抗日戰爭,忘記南京大屠殺,成了下意識的政策主流。「如果講述『南京大屠殺』,必然要提到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和付出的巨大犧牲,這顯然與『大陸官方領導抗日戰爭,國民黨逃跑避戰』的神話是相矛盾的,因此不得不刪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歷史。1979年後大陸官方開始承認國民黨軍隊積極抗戰,這才使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重新出世。」

爆料者稱:1949年共產黨佔領南京後,在雨花台修建了雨花台烈士陵園,在烈士陵園的紀念碑上寫著:國民黨政府在雨花台曾經屠殺了30萬革命烈士。毛澤東親自為紀念碑提詞:「死難烈士萬歲」。但在毛澤東時代並沒有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殺紀念碑」。南京大屠殺曾一度被抹煞的事實說明,為了在歷史上圓滿一個神話或謊言,就往往不得不另外再追加編造10個新的謊言。製造神話的結果使中國的歷史書中謊言遍地。現在中國的歷史書雖然有較大的改進,但近代史的部分仍然摻假很多。

很多網民表示,以前只知道學術界對30萬這個數字一直存爭議,「南京當時是大國首都,卻統計不出死亡人數還靠取整,讓學術界都蒙羞,沒想到,連這30萬都是70年代才突然蹦出來的。」署名為劍中作者的文章指,1945年11月7日,國民政府即成立了「首都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1946年2月17日,《大公報》發表了該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南京大屠殺案首期調查工作結束慘死同胞約30萬》,對東京及南京審判的判決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1949年之後,大陸官方對南京大屠殺不聞不問,相關研究一片空白,直到1985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介紹南京慘案的專著。

文章指出,相形之下,大陸官方由於合法性資源的稀缺,只能矇蔽歷史上的悲劇、慘劇,恢復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更多的也是出於鞏固政權的需要。「血腥的土改、鎮反、武鬥、餓死四千萬同胞的大饑荒……,哪一個的重要性低於南京大屠殺?中共對歷史悲劇的選擇性記憶,是希望通過對集體記憶的塑造,遺忘那些血跡斑斑的歷史。」

今天回過頭來看,不但毛澤東選集中沒有提到南京大屠殺,從1937年10月底到1938年5月中旬這一段是空白,就連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當時公開和內部言論中,也很難找到從民族大義的角度慎重地提到這次悲慘事件,控訴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的內容。相反,對國共摩擦造成國民黨消滅新四軍軍部的皖南事件和其他所謂慘案……,哪怕只死了幾個人,例如平江慘案,確山慘案等等,倒是大張旗鼓地宣傳。

有關這些史實人們可以查一下毛澤東選集就知道了。毛澤東時代並沒有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殺紀念碑」,1979年以前大陸的中學歷史課本中,也並沒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述。比如1958年版的「中學歷史教師手冊」的「中外歷史大事年表」中,關於1937年只有:「日軍侵佔上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這樣簡單的記述,完全沒有提到南京大屠殺。而該書在1927年的大事中,倒有蔣介石屠殺大量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記載。1975年版的《新編中國史》中的「歷史年表」中,關於1937年也只有:「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南京防禦失敗」的記載,完全沒有南京大屠殺的蹤影。1979年版的全日制中學歷史課本中,南京大屠殺才首次登場,直到1985年中國政府才開始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日本人對此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要刪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難道是因為毛澤東特別地親日?的確毛澤東本人親口對日本人講過「要感謝日本的侵略」之類的話。不過,毛澤東時代刪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倒不是因為毛澤東特別的親日,而是因為毛澤東要丑化蔣介石,要編造一個國民黨不抗日,只有共產黨抗日的謊言。在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書中,把國民黨軍隊描述成一見日軍就逃跑的形像,聲稱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擊了80%以上的日偽軍,抗日戰爭的主戰場是在共產黨戰場,抗日戰爭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勝利的。如果向學生們講述「南京大屠殺」,必然要提到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和付出的巨大犧牲,這顯然與「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國民黨逃跑避戰」的神話是相矛盾的,因此不得不刪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歷史。

當時毛澤東把日本看成是他對抗蘇聯的盟友,為了這個戰略目的,日本的侵華罪行成了小菜一碟。文革時流行過的小道消息說周恩來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因田中提起他當年參加過侵華戰爭,曾在中國蘇北連云港服役,愛喝當地的白酒,就要人用連云港的酒瓶和商標裝上茅台酒送給田中,後者不勝感激。日本一些右翼份子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說在大陸官方當年出版的抗戰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敘述中,很少有和南京大屠殺有關的內容和詳細介紹。

毛澤東等人當年對南京大屠殺的忽視其實不是偶然的,其深層原因在於無論是南京保衛戰、還是南京大屠殺都和大陸官方無關。那是國民黨的事,死的是國民黨的士兵,被害的是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南京居民。不過,要是毛澤東等人有這樣的想法還算好,因為這表示他們畢竟還知道南京大屠殺。更可怕的是他們確實不知道南京大屠殺,日本軍隊無論在中國幹了什麼,只要和共產黨無關,就進入不了他們的政治視野。南京大屠這段歷史真正被大陸人認知是在1980年代之後,而毛澤東時期,大陸官方跟日本正在邦交「蜜月」,之後或低調或高調紀念南京大屠殺,全看政權需要。

事實上,南京大屠殺雖然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段慘痛的記憶,但相關的紀念活動卻總是難以擺脫隨中日關係好壞而起伏的政治控制的特色。2010年,中日因釣魚島附近發生撞船事件而關係惡化,民間反日情緒一度高漲,各地陸續發生規模不等的抗日集會活動,但9.18、7.7事變紀念日以及幾個月後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卻十分低調平靜地渡過。而2011年的紀念活動,恰逢日本野田正彥政府剛剛坐穩交椅、安排訪華日程之際,野田原定12日至13日的訪問行程幾天前臨時在中方要求下延遲,據日本媒體報導,中方提出的所謂內政理由其實就是一系列的南京大屠殺紀念活動。無法確定2011年的紀念活動之隆重的理由,但這些活動無疑對即將到訪的日本首相形成某種輿論壓力。

1941年6月22日德國進攻蘇聯,蘇德戰爭爆發,蘇聯無暇經營中共事務。毛澤東利用這個時機,打擊中共內部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樹立毛澤東思想,建立毛澤東一元領導。

毛澤東在1942年2月中共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宣佈展開整風,黨校校長鄧發加以響應,但其方針與毛澤東所期望有所不同,於是毛澤東親自接任校長,並由彭真主持校內推展整風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劉少奇、康生三人組成總學習委員會用以領導黨員和軍隊人員學習。由康生選拔各機關學校及軍隊中負責整風的幹部,來督促各單位首長主持整風。

各機關的成員組成學習小組,來學習中央指定的二十二個文件,包括官方文件和個人著作講話,其中以毛澤東的著作佔六篇最多,而雖然也有許多國外作者如列寧、史達林的著作,但在實行上被列為居次。

剛開始實行整風時,大家的互相批評的積極性不如想像中好,因此上級鼓勵大家積極對黨作批評,強調「言者無罪」,並運用牆報的方式提出批評,但後來王實味等人的影響下,許多人開始進一步發展成黨員批判中央高層,許多文藝人士發表延安黑暗面相關的文章,這引起高層的反彈,認為他們的作法是「冷潮熱諷,暗箭傷人」,毛澤東以王實味為目標,開始指責王實味的作法,並引起其他人對他的批評,先要求他自我批評回改未得回應之後,加以大力打擊,最後將他打為托派,以至於被秘密槍決。

隨著對王實味的鬥爭的同時,毛澤東又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是必須「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而服務的,進一步加強了對文藝工作的控制。

1942年秋以後,毛澤東開始針對高級幹部來作整風,1943年3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重組了權力核心,取消書記處總書記設置,改為主席,由毛澤東擔任。到此毛澤東才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領導的位置。此前名義上的領導是總書記張聞天。接著1943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指示要檢討1928年以來的中共黨史,尤其針對國際派的相關人物,在群眾壓力下終於使首領王明檢討認錯,其後國際派相關的周恩來、陳毅、彭德懷等也被迫認錯。

在這些主要曾參與或同情國際派的領導人認錯檢討後,毛澤東思想和一元化領導逐漸在黨中確立,毛澤東也將王、周、陳、彭等再度納入權力中表示既往不咎。

整風的結果和影響

毛澤東在黨內獨尊地位的確立。

為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奠定了理論基礎。

中共文藝政策-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目標確立。

整風中自我認錯和互相批評的方式成為後來反右運動及文革時鬥爭的原型。

導致眾多持反對或不同意見者被槍決,使更多人屈從於謊言暴力,發表違心的觀點。

國共內戰(又稱國共戰爭)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為爭奪中國正統政權而爆發的長期內戰。整個戰爭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發生於1927年至1937年間的第一次國共內戰,第二部分則是1945年起爆發至1949年大致結束的第二次國共內戰。由於雙方並未正式宣佈停戰,所以內戰在理論上至今尚未結束。

國共內戰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共兩黨的政治主張分歧。在民主化尚未建設成功的中國,任何一個政黨都無法使用選票來使得自己的政治主張上升為國家意識。加之在這段歷史中,國共雙方都發展出自己的軍事力量。當政治矛盾激化時,內戰就產生了。

國民黨的政治主張經興中會到20世紀20年代的發展,在北伐戰爭時期就已經形成。那是:由孫文所提出的新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主的指導思想,力圖於民族,民權,民生等領域上,通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逐步達到中國之統一民主富強。其終極目標為建立一個以西方民主社會為模板的、軍隊國家化、政治實現民主的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從1921年建黨以來也經歷了長期巨大的變化。其最初的主導思想是通過暴力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經歷了數次失敗後,參考列寧史達林的蘇聯模式,結合中國國情逐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毛澤東思想。

張作錦《國共內戰軍民究竟死亡多少?.》聯合報. 2008-03-06: (E3版). “可是依照近年新編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戰史資料》的統計,第一野戰軍殲敵64.8萬人,二野330萬人,三野247萬人,四野323萬人,軍委直屬華北軍區也有101萬的「成績」,合計是1065.8萬。

除了共方,國軍「殲敵」是多少?總有幾百萬吧?如果平民死亡人數未被低估,就算300萬,三項加攏起來,任何一個心神正常的中國人,能忍心接受這個數字嗎?

根據引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說,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萬-700萬人死於飢餓,嬰兒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壽命則不足35歲。

從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40年內,中國約有150000000人死於內亂外患。

中國現代史上40年內,中國人為搶天下奪政權自相殘殺導致的惡果:

1、 直接導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2、 使上億中國人死於非命。

3、 「暴力奪權」而非「選票政權」浸入國人骨髓,使民主法治的當代文明遠離中國大陸。

4、 至今中國權貴精英不思對中國40年的現代史懺悔反省。

……

抗戰初期,針對國民黨提出的「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愛國禦敵」主張,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提出:「現在談愛國,那是愛誰的國?蔣介石的國吧?」「少數人的國,他們少數人去愛吧。」「一個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政府,有什麼臉面代表這個國家?愛這樣的國家,就是對中國的背叛。」

崔衛平《君子無戲言》:不能說人們故意想要撒謊,許多謊言乃是迫不得已。這方面的教訓太多了。從延安開始,王實味才說了那麼幾句真話,就遭到槍斃。這一路走過來,經歷了「引蛇出洞」的反右,經歷了「畝產萬斤」的大躍進,經歷了人人「洗心革面」的文革等等,這片大地上所製造的語言泡沫,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奇觀之一。

教材中的謊話:

課文《草帽計》:紅軍長征期間,賀龍用計謀,不費一槍一彈,使敵人自相殘殺的故事。1934年,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賀龍帶領一支紅軍隊伍,由湘西向貴州進發,蔣介石的……派飛機在天上跟蹤轟炸、掃射。那時,正是炎夏,地上的草木都被曬得枯焦了;指戰員們雖然人人頭上戴了一頂草帽,仍然熱得汗流浹背。」

查閱歷史資料得知,1934年的「炎夏」,賀龍和夏曦領導的紅三軍還沒有開始長征,而是在湘黔川交界地區游擊戰。紅軍長征始於1934年10月10 日,此時的賀龍,並不在江西中央蘇區。當 「長征」、「飛機」、「從湘西向貴州」,這些條件都可以滿足了,不過這裡是11月了,並非「炎夏」。沒了炎夏,草帽計怎麼可能實現呢?

以中國現代史上的暴力文化和謊言,訴求維穩和諧民主法治的當代文明,豈不背道而馳,南轅北轍?!

2012-3-13於帳廬庵書齋

(《可怕的中國歷史》共有三個姊妹篇,分別是《可怕的中國古代史》、《可怕的中國現代史》和《可怕的中國大陸當代史》)

(依據網上資料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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