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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時台灣人為何一再鬧「獨立」?◎管仁健

週六 2007年01月13日, 10:54 上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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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網友詢問我關於兩岸未來的問題,很抱歉,一來我無興趣、也無立場討論統獨問題,二來貓壇設在大陸,尺度也越縮越緊,連許多史料也不便公佈,確實很難討論。

但我在貓壇觀察與留帖多年,發現兩岸三黨的網友有一共同特色,就是要將歷史當做自己的遮羞布兼傳聲筒。這應該是中小學的教科書「愛」的教育所影響。那些字面上看來是要孩子們愛國愛民的內容,背後隱藏的卻都是一個「恨」字。愛國就是要恨鄰國,愛民就是要恨人民中不屬於我們的那一群。

不過,台灣一來因國、民兩黨勢如水火,互揭瘡疤,很多史料被對方的學者「惡意」公佈。二來台灣新聞已有一定程度自由,海外有些史料也無法禁止(尤其在網路上,但關心的人不多也是真的)。最後則是因有宗教自由,基督教的這種「反省」精神,配合強勢的美式文化行銷,漸漸融入一部份人的思想中。

但大陸在這方面,坦白說我是比較憂心的。堅持統一與堅持民主的憤青憤老們,其實心裡都還是相信「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所以用仇恨區分敵我,用仇恨代替說理,用仇恨相互取暖,用仇恨壯大聲勢。口喊革命者無膽,高呼民主者無量;愛國愛民的「愛」裡,都只是遮掩心中那見不得光的「恨」。

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現實的兩岸關係修補,其實應該從認識19世紀之前的兩岸關係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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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談到歷史上的「台灣問題」,就非理性的搬出「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做藉口,拒絕接受正確的資訊。但這句話根本不通,「自古」究竟是從何時開始?

我們能不能以同樣理由,收回秦朝被置為象郡的越南峴港?收回漢武帝時置為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的南北韓?收回在東漢時稱為交州的越南北寧省?收回在元朝時屬於嶺北行省的外蒙,還有中亞、阿拉伯、俄羅斯,甚至波蘭,匈牙利等地?真要回到歷史,這些要「收回」的土地都排在台灣前面。

其實中國晚至宋朝,才有記錄顯示中國人知道有台灣這塊土地,趙汝適《諸蕃志》:「琉球國(指台灣)。無他奇貨,尤好剽掠,故商賈不通。」到了明朝,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琉球國居東海。」「漢魏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防求異俗,始至其國,言語不通。」「唐宋時未嘗入貢。元遣使招諭之,不從。」「《祖訓》中載有大琉球、小琉球之別。小琉球不通往來,未嘗入貢,則今之奉敕封為中山王者,乃大琉球也。」

由此可見,不論台灣是小琉球還是大琉球,到16世紀下半葉時,台灣與中國還是「商賈不通」與「未嘗入貢」。咬定「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者,根據的是這兩處資料:一是根據《三國志》〈吳書〉的記載:「 (黃龍) 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得夷洲數千人還。」另一個則是《隋書》〈東夷列傳〉「擄其 (琉求國) 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夷洲是不是台灣,至今尚無直接證據,琉求國指的確實是台灣。但東吳與隋朝都只是派兵來台灣擄人回去,又沒有在此設官治理,台灣怎麼成為其治下的領土呢?日本侵略台灣與韓國時,也抓了不少當地人去日本,這兩個地方是不是日本「領土」?況且隋朝時的結局還是「自爾遂絕」 (從此以後便斷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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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對台灣的認識很晚,宋代製成的《華夷圖》,也只有海南島,還沒有台灣。歷史上地圖中出現台灣,是葡萄牙人的航海圖。在《明史》〈外國列傳〉中,出現有「雞籠山」條,其中這樣記載:「雞籠山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邇。地多深山大澤,聚落星散。無君長,有十五社,社多者千人,少或五六百人。無徭賦,以子女多者為雄,聽其號令。雖居海中,酷畏海,不善操舟,老死不與鄰國往來。」這個雞籠山,指的就是台灣。與朝鮮、安南、日本、琉球、呂宋等,同被列在〈外國列傳〉中。

早在 1603年沈有容出兵台南剿倭寇時,隨軍的陳第就說,台灣非中國的版圖,因倭寇盤踞以騷擾褔建,所以才出兵。同時的陳學伊甚至說:「假令不有沈將軍今日之巨功,吾泉人猶未知有所謂東番(台灣) 也。」既然都不知道有東番 (台灣) 的存在,台灣當然就不可能是其管轄下的領土,誠如清朝乾隆初褔建巡撫陳大受所說的,台灣到了明朝時「不過為日本、荷蘭停泊互市之地」,並未受中國政權管轄。

1593年長崎的商人保羅˙原田喜右衛門,向豐臣秀吉提議遠征呂宋島,於是豐臣秀吉遣使去「高山國」,要求他向日本朝貢臣服。可是台灣當時全島有幾百個部落,互不隸屬,根本沒有一個「國王」,當然也無法呈遞國書。(這情形琉球「中山國」不同)

但在這一年,山田長政赴暹羅(泰國)途中,曾在台灣停留。另外泉州商人納屋助左衛門,在台灣獲得暴利,回日本時向豐臣秀吉獻上珍品《三才圖會》。後來納屋助左衛門得罪了豐臣秀吉,搭「櫻丸號」出奔琉球,1569年時也在台灣淡水登陸過。1612年他逃去暹羅時,還進台灣內部探險,留下文字紀錄。

1608年有台灣阿美族人到日本,德川家康在駿河接見他們,留下《馬家國人與現在》的文書紀錄。1609年,德川家康派有馬晴信去台灣調查。有馬晴信登陸台灣後,發現這裡根本沒有「國王」,於是無功而返,但也留下台灣的島上紀錄。1615年,長崎代官村山等安得到不知台灣哪一部族酋長的「高山國貿易狀」,就邀集村民準備長期駐守台灣,但因沒有軍事支援,上岸不久又撤退了。

1624年,台灣南部被荷蘭佔據;1626年,台灣北部被西班牙佔據。1643年,荷蘭的波恩上尉要去東台灣掏金,帶路的就是日本的哈欣頓˙九左衛門。根據荷蘭人的紀錄,當時台灣的淡水、安平、打狗(高雄)等港口,都有日本人的市集。日本人在台灣歷史其實比中國人還久。當然,也可能是因中國當時的移民都是文盲,無法紀錄。(日本佔領台灣後調查,男人文盲佔九成以上,女性更幾乎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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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歷史來看,清朝時會不斷出現「獨立」(民變)事件。先要從清朝打敗鄭氏的「東寧王國」後,台灣如何首次歸入「祖國」懷抱說起。

17世紀初,西方勢力東漸,荷蘭人曾於1602年及1623年兩度佔領已隸屬明帝國的澎湖,第一次經沈有容交涉,荷蘭退出澎湖;第二度佔領時,明帝國當局再度要求荷蘭撤離澎湖,荷蘭則一邊提出通商要求,一邊派兵襲擊廈門沿海。

明帝國官方在與荷蘭代表交涉當中,曾建議荷蘭不妨到台灣去,並表示會派遣商船前往台灣大員 (今台南安平) 貿易。荷蘭遂於 1623年10月派員先到「大員」觀察,並進行要塞工事,但仍未退出澎湖,明政府只好以武力解決,雙方經過 8 個多月交戰,最後議和,在和約中達成三項協定:
一、荷蘭退出澎湖。
二、荷人退出澎湖後去佔領台灣,明政府沒有異議。
三、准許荷蘭人今後在明帝國通商,明帝國商船也可以往台灣及爪哇與荷蘭人交易。這就是荷蘭人在 1624 年進入台灣,建立台灣史上的第一個統治政權的背景。

1662 年鄭成功在廈門提出攻取台灣之議,部將們反對,因為那是海外之地,不是反清復明的目的地,經過鄭成功力排眾議,決意攻台,行前表文告說:「本藩矢志恢復,切念中興,恐孤島之難居,故冒波濤,欲辟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為貪戀海外,苟延安樂。」從文告中可知台灣當時只是「海外」的「不服之區」。

鄭成功的兒子鄭經退守台灣後,建立東甯王國,自稱「東甯建國,別立乾坤」,外國文書稱他是「 The king of Tyawan (Taiwan) 」,這個東寧政權,是台灣史上漢人建立的第一個獨立政權,也不屬於中國 (清國) 管轄。1679年清朝政府向鄭經提出最後的和談條件時,其中說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台灣本非中國版籍。」

鄭氏政權到了第三代鄭克塽時投降清國。跟隨鄭經來台的明朝貴族甯靖王朱術桂自殺,留下這樣的絕命詩:「艱辛避海外,總為數莖發。於今事已畢,祖宗應容納。」可見流亡到台灣 20 年的明朝遺冑,到死之前還把台灣看成「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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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甯王國在 1683年8月降清,可是清帝國卻等了8個月之後,才決定將台灣納入其版圖。原來清廷內部還在考慮要不要台灣這個島嶼,而有台灣棄留之爭。廷議裡主張「棄台論」者說:

一、「台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響 (向) 化,肆行騷擾,濱海居民迄無甯日,故興師進剿。即台灣未順,亦不足為治道之缺。」

二、「 海賊 (指鄭氏) 乃疥癬之疾,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三、「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之廣,裸體文身,不足共守。日費天府金錢而無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矣。」

幸而征台大將施琅力爭,朝廷才將台灣收入版圖;但仍視作海外異域,與內地不同。例如康熙二十二年頒布之『台灣編查流寓則例』,有所謂渡三台禁:

一、「欲渡來台者,先給原籍地方照單,經分巡台廈兵備道稽察,依台灣海防同知審驗批准,潛渡者嚴辦。」

二、「渡台者不准攜帶家眷;業經渡台者,亦不得招致。」

三、「粵地屢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禁其民來台。」

然而這種禁令如林則徐禁煙一般,進出管制再嚴,只要有人吸食,不過使價錢高些,官吏貪污更多些罷了。台灣西部之沃野,使貧困的東南沿海民眾,不惜冒生死、歷重洋,潛渡來台墾荒。但一、三兩禁效果不彰,第二禁則較易執行,因為婦女偷渡不便。

朝廷深恐如明鄭家臣陳永華所言:「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三十年後與中國相甲乙。」結果此一禁令,以致島上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漢人在台者,男多女少;以致移民多無家室之累,行事顧慮自然較少。社會中陽剛氣重,亡命之徒,極易走險。台灣境內自此有一類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賈、不負載道路、嫖賭摸竊、械鬥樹旗,單身遊食四方、隨處結黨,且衫褲不全、赤腳終生者,俗稱「羅漢腳」者。

當然,「羅漢腳」這種稱呼極不妥;以前鄭成功以海上起兵,所部將帥,謁見他時甲冑僅蔽身首,下體皆赤足;有靴履見者,必遭斥罵。因為海外多淤泥陷沙,赤足得免黏滯,往來便捷。滿清八旗勁旅於內地戰無不勝,然與鄭成功交鋒,靴履行泥淖中,不陷即滑,所以屢戰屢敗,拿鄭氏無法。(荷蘭有一幅「國姓爺佔領台灣圖」,可見鄭成功與部將上身戎裝,下身赤足。)

赤足為台人習性,故以羅漢腳稱呼遊民,正是良莠不分;一如清朝視台民皆為海盜奸民,憤青視台人皆主張獨立一般。然不容諱言,遊民確為民變主因;而此類烏合之眾,裂裳為旗、揭竿為梃,紀律蕩然,以劫掠為能事,也成了民變失敗之主因。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難怪當時文人藍鼎元感嘆:「台民之喜亂,如蛾之撲火;死者在前,投者不已。」

今天兩岸的情況,也越來越像藍鼎胤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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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來談談清朝時台灣的「民變」(起義或獨立),以及清朝時用「義民」憑亂的史實。

大清入關之初,治國平亂全賴官軍;然承平百年,久訓不戰,師老兵疲,軍紀廢弛。八旗腐敗的連小孩也嚇不住,綠營也是外強中乾。後來內地對抗太平天國,全靠地方上的鄉勇團練。台灣地處海外,平時不宜派駐重兵,以免割據坐大;然海外戰時運兵載糧又不易,因此更加倚賴所謂的「義民」。朱一貴、林爽文等「亂首」,最後也都是被義民截獲送官。

台地漢人祖籍多是漳泉,素來尚武,結盟盛行。加上富家巨室出資支助,大量遊民充斥民間,以致原在閩粵盛行的分類械鬥,不僅在台出現得更頻繁,而且殺戮也更慘烈。械鬥與民變往往互為因果,為械鬥準備之武器戰力,日益壯大後;故常始於械鬥,終於叛變。

清朝治台採分化政策,於閩粵間、漳泉間暗加挑撥、使其互鬥。閩人朱一貴反,以粵籍義民平亂;漳人林爽文反,以泉籍義民守鹿港。械鬥因官方推波助瀾而越演越烈,平日與官方關係較好之一方為義民,反之則為匪徒。義民狐假虎威、公報私仇、肆意殺戮、放火搶劫,其無惡不作,名為義民,實比賊甚。清朝官軍鎮壓騷亂,往往以異籍者為義兵,尤粵民為甚。

粵人來台較晚,闢地多在山間瘠壤,人口亦占少數,械鬥中自然不敵閩人之富狡橫暴;故須借助官軍,以收遠交近攻之效。如道光十二年張丙聚眾抗官,閩人起義口號竟是『滅粵』;故粵人之為義民,多係自保之策,亦是情有可原。至於泉人之為義民,乃至土豪劣紳之流者;以義首為名,行劫掠之實者,自不得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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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談清朝時朝廷對台灣「一國兩制」,以及滿州人的政治智慧。

台灣是明鄭故地,為壓制亂民,需給武官重權厚兵;但又恐其割據一方,尾大不掉,故以文官的道台來監視牽制。然制度設計職權重疊,以致政出多門,百姓無所適從;文武失和,只想看對方出笑話。

武官人多權大,士兵軍紀不佳,擾民生事;燒莊屠村,文員全不敢過問。反觀文員橫征暴歛,雖早有民變跡象;武官又以為地方政務廢弛,與其無干,坐視不管。

文武相互監控,只要對方向朝廷無異心,百姓死活不在監控範圍內。難怪台灣軍紀吏治兩差,抗官民變事件不斷。道光年間分巡台灣兵備道徐宗幹說:感嘆:「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閩中吏治之壞,至台而極。」

但台灣入清兩百餘年,絕無軍變,更何況官變;歷次民變也能以義民出力平定,滿人治國確實另有一套。中國自古改朝換代,不外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四者;清朝不曾出現這些。若非英美各國干涉,孫文革命成功絕無可能。也該說是滿州人的政治智慧確實比我們漢人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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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段結尾時非常難過,因為歷史只怕將要重演。

台地漢人多漳泉流民,其習尚武。康熙雍正二朝,有武進士六人,武舉人六十六人;而文舉人僅十五,文進士全無;且文舉人又都只是嘉惠台人之保障名額,可見台灣文風之不盛。又武科所試不外刀石馬步弓箭,僅是些匹夫之勇;戰術戰略、行軍布陣、糧械補給,全然不知;故雖尚武,卻難當大任。

歷次民變,盡皆烏合之眾。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萬人以上僅朱一貴、林爽文二次,無異飛蛾撲火。民變時缺乏領導、互不相屬、全無隊伍、各自混砍;進攻則蜂擁而上,見財如鳥獸散去。馬上得天下尚且不能,更何況馬上治天下。

這些揭竿而起的農民,既無攻城野戰訓練,又無周全的糧械準備,更沒有脈通全台的組織,也沒有攻守進退的完整策略;光憑血氣之勇,還有些神佛護體的異端邪說,簡直把造反當兒戲。擺脫內地統治,當時台灣人民何嘗不希望;但倉促行事,徒添百姓痛苦而已。

清朝時的台灣人何其有幸,能暫時擺脫內地貧困的生活,少受些傳統封建的桎梏;但清朝時的台灣人又何其不幸,永遠只能做北京的邊陲,成為內地官員眼中之奸民海盜。

對北京的統治,台灣人無論是喜歡、還是討厭;是願當順民,還是計畫革命,都要充分明白對岸之真實狀況。但當時的台灣人不懂這些,現在的台灣人,包括領導者又何嘗懂得這些。

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回答說:「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台灣對中國,中國對美國,美國對世界其他各國,都應想想兩千年前孟子的「交鄰國之道」。「不小看自己,也不輕估對方」,這才是學歷史的客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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