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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抗倭怪現象:十個倭寇九個是“中國孽畜”

週一 2011年02月21日, 11:10 下午【點此取得本文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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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曆史】南方出版社出版的《五十三個暴走族引發的戰爭》中,作者王浩認為明代抗倭之怪象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 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 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余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 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 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 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采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采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于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幹顆,從賊若幹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唿:“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當時一個昆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幾個。 ”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于貪酷,困于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泄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唯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複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 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采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余人的倭寇中,有個善蔔 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采令采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余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資源 : http://history.dwnews.com/big5/news/2011-02-18/57405547.html

PS : 仇日的支那五毛糞青,屠殺自己種族的倭寇正是您們的祖宗耶。就連南京大屠殺也有2/3的支那偽軍。

2011-02-18 00:17:41
來源:http://taiwanheart.ning.com/group/heart17/forum/topics/ming-dai-kang-wei-guai-xian

以下文章取自中國人民網網站:

海禁之禍:明朝倭寇大多數是中國人假扮

2011年02月21日13:28 人民網王浩

[ 導讀 ]明朝時期倭寇屢次侵擾中國沿海地區,但是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

海禁之禍:明朝倭寇大多數是中國人假扮
原載《五十三個暴走族引發的戰爭》,王浩/著,南方出版社/出版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干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 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徵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万,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飢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伙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 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藉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拼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餘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挽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志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斗,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杰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后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复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采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万,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 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 ,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么忍飢挨餓,要么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杰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像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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